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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自卫反击战内幕
(博讯2004年12月15日)

  起因: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对入侵中国边境地区的印度军队的反击作战。中国伺印度接壤的边界线(传统习惯线)共约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西段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至西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和印度喜马偕尔邦三地交界处;从这个交界处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的交界处为中段;东段西起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大体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1951年至1953年,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境东段,侵占传统习惯边界线以北、英国殖民者1914年非法所划、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此后更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侵犯。在中段和西段,印军也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和拉不底以及巴里斯等部分中国领土。 195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西藏平叛的胜利后,印度政府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东段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3.2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印度军队遂在东段朗久地区和西段空喀山口袭击中国边防人员,挑起边境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不应诉诸武力。1960年4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赴印度,为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未能得到印度政府的响应。从1962年6月起,印度军队向中国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印度政府视中国军队的忍让为软弱可欺,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军队大肆蚕食中国领土,至9月份,仅在西段中国境内就设立据点43个。9月下旬,印军对驻防西藏山南择挠桥、扯冬等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官兵47人。10月20日,印度政府命令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克节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10月10日,向东段的中国尺冬哨所攻击。印度向中印边境集结重兵,在东段,部署了1.6万余人兵力;在西段,印军部署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共5600余人,共计10多个旅共2.2万人,在空军配合下,从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国发起大规模进攻,而以东段为主要进攻方向。面对印度军队的猖狂侵略行径,中国边防部队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边界安全,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场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惯画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英国趁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中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袭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视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 4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学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划在比例页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委、迟疑不决俚,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
    
    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学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土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1987年5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在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渐江省,有着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学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然而,英国侵略者既作贼心虚,又贪婪成性,在时隔20多年后,于1938年又故态复萌,干起偷偷模模的不光彩勾当来,采取伪造证据、偷梁换柱的手法,重新出版192 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篡改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重新出版该卷,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这样,1938年印刷的标明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伪本中,出现了“麦线”秘密的非法文件。
    
    伪版本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的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炮制出来了。由此可见,“麦线”是非法的,失效的,但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在中心边境西段,1846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1 865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洪线。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衣钵,挑起边境冲突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和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它就是要继承英帝的衣钵。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好长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乘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19 51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予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它;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
    
    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习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1953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来福敌连共70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政官方地图,特非法的“秤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按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然而,印度军政人员自知“麦线”不合法而感到心虚。1955年4月6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 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 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我军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外交部边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年,在西藏所取得的平判改革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战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特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和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在1950年至1951年我军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 7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政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9人,俘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位哨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 0余架次。
    
    谈判: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崇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体潘怩加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次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如正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195 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的来信后,又于11月7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1959年11月16日的来信后,于12月17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1960年4月,周恩来新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结商谈。他提出的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昌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我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方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1962年8月至10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北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出兵: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判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还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这样,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印度立场: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见1962年7月7日印度《闪电》报。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而走险,诉诸武力。
    
    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17、18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但是,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它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还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昌险主义的道路。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遭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边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停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结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反击: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烯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10月20日至28日)
    
    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2000人。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与我作战的印度第四师号称“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训练的试点部队”。第一一四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受过山地战训练。这些部队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其作战部署是:东段,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西段,印军第一一四旅以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1 300余人分布在入侵战境的43个据点;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印度的企图是:在东段,依据正侵占所谓“麦线”以南和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西藏内地扩大侵占范围;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向我境内蚕食,逐步侵占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的主要部署是:以西藏4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以南地区,该地山峰比高1500米以上,海拔4000米左右,森林密布,气候恶劣,人烟稀少。
    
    该地区印军第七旅、炮兵第四旅2个步兵营,共6个多营6000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企图巩固已侵占之地,并继续侵占我克节朗河以北地区,实现其“以塔格拉(即拉则山)山脊为界”的梦想。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10300余人的兵力,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线的布势特点,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3至4倍于敌的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于20日拂晓开始反击。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在枪等、卡龙之间强渡冰冷刺骨的克节朗河,向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与印军展开的激战。负责摧毁塞维拉河岸卡龙据点的我二连六班班长阳廷安一往无前,前仆后继,勇猛反击,共攻克27个印军地堡,收复了卡龙据点,为驱逐入侵卡龙的印军第七旅创造了条件。战后,六班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英雄称号。负责清除克节朗河南岸扯冬据点的我三连二排,敢打敢拚,连续摧毁14个地堡,收复了扯冬据点。战后,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当天即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
    
    担任左翼助攻部民,向沙则、仲昆枪、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入侵沙则的印军在这里构筑了堑壕及百余个明暗地堡。攻占沙则可直接威胁克朗地区的印军指挥机关。于是,助改部队穿密林,攀悬崖,涉急流,迅速突入印军前沿,首先割断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指挥机关与沙则据点的联系。在沙则战斗中,九连二班班长张映鑫率领全班,连续攻克印军4个地堡,在攻击第5个地堡时,他身负重伤,向地堡投入最后1枚手榴弹,并用双腿堵住印军地堡射孔,壮烈牺牲,为后续部队歼灭印军创造了条件。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22日,中国国防部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23日,我山南地区部队歼灭棒山口之敌一部,占领棒山口。接着我军兵分5路实施追击,直取达旺。印军仑惶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一线撤逃。我边防部队又以一部渡过娘姆江曲,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一线急进。清除棒山口入侵印军的另一支反击部队,于24日占领了东新桥等地。25日,几支反击部队相继进占达旺。尔后,其中一部继续向南推进到达旺河北岸。克节朗——达旺之役遂告结束,首战告捷。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
    
    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反击作战。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于10月20日分别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拢除了呷灵公、拉木多、林卡、拉曼、阿夏比拉等印军据点,歼敌一部,进占了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班公湖地区反击作战。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西部,在喀喇昆仑山和风底斯山山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高寒缺氧、荒无人烟。印军第一一四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0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内,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内。印军第一一四旅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侵占红山头,杰特联队第五营侵占加勒万河谷。印军在侵占的据点内设置障碍,组织较严密的火力,各点均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企图凭借其据点,伺机侵占新疆整个阿克赛钦地区。
    
    我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打了歼战的有效战法,决心首先粉碎入侵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的战法,就地围歼,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为防止印军向我边防部队的薄弱地区进攻,又令空喀山口防区驻守分队在班公湖以南组织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入侵印军。
    
    红山头攻坚战斗及天文点防区作战。红山头是两段第一阶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该寺是斗拉特别奥里基地印军联系天文点地区据点的重要枢纽。印军构筑了16个地堡、5个地下室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火力强,工事坚固。20日,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一部由正面佯攻,一部从侧后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直捣入侵印军平台阵地,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回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红山战斗后,我们乘胜扩大战果,担任打援、守卡、警戒的分队相继拔除31号、12号、5号、8号、11号、17号等6个印军据点,全歼守军,收复失地。其他各点之入侵印军于当晚仓惶逃窜。至21日晚,天文点防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被肃清,给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十四营以沉重打击。
    
    加勒万河谷拔点及河尾滩防区作战。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能不便。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印军在此处构筑了工事、地堡,企图长期占领。新疆边防部队对其军情地形了如指掌。20日,我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首先利用夜暗陷蔽接近凶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近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该处战斗结束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
    
    至23日,拔除“河印27号、28号”据点,其余印军哨卡闻讯而逃。至此,河尾滩防区之印军全部肃清。
    
    班公湖岸四战四捷战斗。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入侵班公湖南北两岸建立了据点。班公湖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21日,担负空喀山口财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北岸中国一侧的西里扎普、安拉沟等地的印军进行反击;22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高地、绝拉沟、野营地拔点攻坚战斗中,我军四战四捷,战至24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入侵印军据点。
    
    转战巴里加斯。巴里加斯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为狮泉河河谷,距传统习惯线18公里,河谷宽200-300米,河谷有公路往东提通列城,两侧为高山。印军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入侵该地,建立据点6处,企图长期占领并作继续蚕食其它地区的基地。23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我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人侵印军。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之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转移中,我边防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连结行军1400里,有的分队两次徒小齐腰深的冰冷剌骨的噶尔河。工兵分队在零下20多度的冰河上架桥,保证部队开进。部队吃不上熟饭,喝不上开水,吃冰雪,啃干粮,忍饥耐寒,于26日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尔后,分兵两路:右翼由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印军侧后,继其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围歼印军于卫里加斯——卡日果之间地区。以阿支、且坎、扎西岗守卡分队配合主力作战。27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口与印军打响。机枪连班长司马义实实堤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战后,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毙、俘印军多人,占领山口。27日,阿支、且坎分队攻占约山口。同日,攻击部队对巴里加斯之印军形成合围。28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碟木绰克等地。尔后,又收复了卫里加斯、卡日果等地。卫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其最主要三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当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24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国的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和停止反击的行动,得到世界上受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敦促印度政府响应中国的建议。三项建议不仅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2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与我国再作军事较量,与我军一决雌雄。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炮兵、装甲兵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至3000人。其布势是:东段、以第四师4个旅部署在西山口——邦迪拉公路沿线;以第二理由之第十一旅部署在瓦弄地区;第五旅分布在“苏班西里”和“西安”两边区,第一九二旅布置于提斯普尔。西段,第七十旅部署在东堤及其以西地区;第一一四旅部署在楚郐勒及其以北地区;喜马拉雅第三师师部位于列城。尼赫鲁满以为这样能有把握击败我军。在印度政府大吹大擂之下,瓦弄、西口山等地印军于11月14日和16日又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三、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11月16日至21日)
    
    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强加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正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参战各部于11月1 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我军企图。17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切断了德让宗——邦迪拉公路。此时印军才发觉我军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18日晨全线撤逃,但还陷于我军合围之中。18日晨,我军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台汽车。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当日我军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来印军一部,一部溃逃,其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直属部队乘我军未截断通往打陇宗道路的空隙逃脱。19日,我军占领邦边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壮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瓦弄地区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年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我军出击。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所公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1 1月16日晨,我军发起反击。我军一部攻扎公、曲子扎公等地,打乱了印军部署。印军十一旅旅长等人见势不妙,惧我全歼,即下令全线撤退,旅长本人随四军军长考尔乘飞机仓惶逃跑,部队大部溃散。在反击战中,我军排长周天喜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当向印军第二个地堡群冲击时,周天喜不幸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周天喜“战斗英雄”称号。战士陈代富奉命执行摧毁地堡任务,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园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战后,国际部授予陈代富“战斗英雄”称号。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另一部向“东”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进占敌能。我部进驻瓦弄后,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南,到21日,我军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地区反击战。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的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 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我军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
    
    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脊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民的哨卡,威2胁阿里纵深之安全。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作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我军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攻打第一个据点的部队,一鼓作气战斗30分钟即摧毁了敌工事和地堡21个,攻克了据点;攻打第二个据的部队,冒着印军猛烈的机枪射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激战1小时,攻克了25个地堡,拔除了据点;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边部,摧毁了据点。拔除了据点后,我军在转向印军炮兵阵地的攻击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长排雷负伤的情况下,奋勇冲雷区排雷。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雷还未排完,部队无法前进,他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清除了印军廓尔喀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与此同时,反击部队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入侵印军另3个据点,其守敌于1 9日逃窜,我军于20日占领该3个据点。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军据点全部清除。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战国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1 2月1日开始,我军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 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我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侵印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飞机与架,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我军共伤亡2400余人。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撤军?:
    
    我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后为什么会后撤20多公里,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颇有微词,反毛者也利用这一点大肆攻击毛不顾民族大义。老实说我手头并没有足以解释这一令人惊讶的奇特现象的资料,以前我实际上对此也很不理解,但是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后,如下几个原因也许可以说明问题:
    
    1、给养困难。
    
    记得以前到四川上大学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从四川到西藏打工返乡的农民,他们是去给驻藏边防哨所背粮食的,1斤粮食给4块钱的运费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粮食的价格本身。而在89年,4块钱并不是小数目。据他们说他们一次背大概50斤左右的粮食,然后在高海拔地区翻山越岭,经过2~3天达到目的地后返回。由此可见,维持给养的困难程度。往前推近30年,当时的给养困难程度大概要坏很多。我曾经在青海牧区工作过4年,现在也常去牧区出差,尽管现在公路建设成绩斐然,但是假如没有公路系统,运输将非常困难,一些高山不花一天多时间是根本不用指望翻过去的,如果身上还带有物资,那就更难说了。不过,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很适合大兵团作战的,关键是高山纵横的地区,只能靠人和飞机来作战——尤其适合武装直升飞机。至于大炮坦克之类的,是很难发挥作用的。但是在印度一方,情况则要好得多,他们的军事运输至少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穿过数千公里青藏高原,尽管在高山地区他们的军队同样面临无法展开的局面,但是至少在把军事物资运送到战区方面,他们占有绝对优势。什么意思呢?即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在后勤上保证长期大规模作战。因此,假如中国不后撤,那么回过神的印度就可以通过长期的小规模侵袭战来消耗中国,中国实际上是很难确保不被迫后撤的,而这对于国家的声誉是很大的损害。而主动后撤,算是给足了印度面子,印度在法理上难以找到继续长期战争的条件,而中国则可以赢得没有霸权野心的好名声,是非常有利于团结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因此,由于给养困难导致的主动后撤使中国避免了陷入长期被动局面的境地,是非常英明的。
    
    2、美苏的压力和中国的核计划
    
    当时中国刚刚度过3年困难时期,国力空虚,而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美苏及其集团都公开站在印度一方反对中国,如果战争长期化,在美苏集团的支持下,中国很难在中印边境地区维持长期的战争,而且可能面临来自苏联的侵犯(当时苏联就重兵压境使人不得不防)。因此通过主动后撤,不仅使印度失去了继续战争的借口,而且也让苏美集团无话可说,避免了陷入被动的局面。同时,中国当时正在全力以赴研制核武器,在这一过程中美苏都在威胁要对中国“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息事宁人,有助于核计划在较小的风险下顺利完成。我们设想一下中国前推之后并不后撤,与在美苏集团支持下的印度交火,美苏集团对中国所能采取的当然是更尖锐的对立态度,此时中国的核计划受到打击的可能性就要远远大于较和平的状态。
    
    3、中国打破封锁走向世界的战略需要
    
    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西方集团的封锁,另一方面是苏联集团的敌视,同时国内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急需恢复,因此中印冲突并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争取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同时通过后撤而平息战争,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敌视,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邪恶的性质多少得到点澄清,有利于摆脱孤立的处境。实际上,中印边境冲突后不久,1964年1月,中法之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正式交往的大门。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当时仍旧陷入与印度的持久战争中,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由于战略目的的需要,不仅苏联,西方国家恐怕还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压中国为数不多的穷朋友,使中国更加孤立,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战略是极其不利的。另外当时中国正在输出革命,对于来自印尼之类的国家对中国试图控制其国家的说法而言,主动后撤之类的也算是回击。
    
    后续: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但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八十年代中后期小平同志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活动活动了……”。由于涉及到一些机密,我不能多讲,只能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军队曾计划对印度的军事行动“藏雷行动”。总参从1986初就开始为军事行动慎重而详细制订缜密的作战方案。1987年底作战方案完成,邓小平等一批军委领导看过后表示同意,紫阳同志也知情。1988年中国开始秘密的对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和部署,原计划是1989年夏季(青藏高原在夏季节容易进行运兵和后勤补给)对中印边界的印军发动闪电战,规模要大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许是天意,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意料之外。1989年夏,北京发生的一大事件拯救了印度。很多中国军队调往北京戒严,打乱了原来的对印军事行动计划的部署。1989年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制裁,中国当时与苏联的关系并未实现正常化,中国在国际上又一次面临不利局面。时间进入1990年,当中国权利机构交于江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时候,国内的各方面开始稳定,但是印军在实际控制线上的挑衅并没有停止,而且情报显示印度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展核武器,如果一旦印度有了核武装,那么对印度发动战争的顾虑将会更大。对印军事行动再次摆上了中央领导的桌面进行讨论。可惜天不遂人愿,当军事行动再次即将开始时。九十年代初东欧巨变,美国再也不需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中美关系已经远远不如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有利。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和制裁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的首要工作,权衡利弊后,对印军事行动被迫取消,也许是永远的取消,同时也造成了九万平方公里永久的遗憾。

(Modified on 2004/12/1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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