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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活辞典 司马璐还中共党史真面目
(博讯2004年12月15日)

曾慧燕

    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活辞典」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 (本名马义 ),最近完成一生的心愿,他的新着《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近日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www.mirrorbooks. com)。此书有革命有爱情,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兼而有之,集悲剧、闹剧、活剧和喜剧於一身。

     按照司马璐的「革命伴侣」戈扬的说法,此书是「记述傻子的年代与傻子的回忆」,也是「傻到家」的司马璐的「傻子事业」之一。书中记叙了司马璐早年追求共产主义、历经政治打击和理想幻灭之苦,最後成为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人生历程,并见证了国共两党政治人物党争权斗的秘史,试图「还中共党史的本来面目」。 (博讯 boxun.com)


人生如梦政治如戏

    司马璐一生富传奇性,早年陷入中共权力斗争的政治旋涡,在钢丝上与死神共舞;中年大彻大悟,在殖民地的香港另辟事业天地;晚年移民美国,与比他大叁岁的戈扬谱出感人的黄昏恋。 2002 年 9 月 13日,时年 86 岁的戈扬,与 83 岁的司马璐,在纽约同梦结连理。

    回忆录记述了司马璐一生「平凡而又传奇」的故事。他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参加革命,把共产党看作是他的家,热爱过这个党,但在中共发展日渐壮大的过程中,他静悄悄地离开了党,「这个故事是很复杂曲折传奇的」。

    当年司马璐为什麽向往及加入共产党?理由很简单。他自幼是个孤儿,而且是个被人看不起的私生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地球上就没有一个真正属於我自己的家」。他又穷又失学,自视高,想出人头地,读了一些马列理论的书和中共文件後,「当时我真的逐渐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个代表穷人利益的党,人人平等,救国救民,改造世界...... 我每读一个文件,都有飘飘然的感受」。他形容,「大概就同吸毒差不多吧」。

    司马璐少时在流浪中自修苦学,渐对时事发生兴趣,先後参加过左翼读书会与中国共产党。去了当时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奇遇不断。他总结自己一生有两个特别经历:一是他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对中共党史有着个人独特经历和长期从事资料搜集研究的权威;二是走在中共内部斗争的钢丝上,多次面临绝境,都能在鬼门关转一圈後死里逃生。

    八十年来物换星移,时代风云变幻莫测,论国共两党政治人物司马璐如数家珍。他在延安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和刘少奇等中共第一代互相对立的人物,还见过胡耀邦、秦邦宪、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林彪、康生、李维汉、陈云、李富春、王稼祥、董必武、林伯渠、潘汉年、高岗、邓小平、柯庆施及江青等。

    在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过程中,他先後接触过民主同盟的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罗隆基、张申府、梁漱溟,以及当时被称为民盟右翼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和青年党领袖李璜及左舜生等。

    1954 年他应邀访问台湾,见到蒋介石、蒋经国和陈诚等中华民国领袖,此後多次接触台湾政治人物。由於他广泛接触过国共两党的上层人物和中国各党派的知名人士,「经历复杂」,所以「有条件写出许多官方不能言、不敢言的历史真实故事」。

    司马璐执笔写回忆录时,已经 85 岁。回顾过去,他的大半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不断和死神搏斗。「我亲历过这大时代大转变的过程,绝大多数和我同一代的人都已逝去,我认为自己更有责任忠实的写出我的记录,作为历史的见证」。

    司马璐相信人的生命必须有梦,人走进这个世界就开始有梦,一个梦接一个梦,他走过来了。往事如烟,人生如梦,政治如戏。多少风流人物与他擦肩而过,论英雄豪杰各领风骚。

    他自言一生是个理想主义者,「说得确切一点,是个梦想主义者。不管有多少挫折,多少创伤,我还是继续在做梦。童年的梦,像断了线的风筝;中年的梦,像疲惫的骆驼;老年的梦,才感到精神的解脱。我要雕塑一件象徵生命宇宙的艺术品,这就是我的梦。」


背负私生子的十字架

    司马璐回忆录共分叁章。开卷第一篇,他就坦言「我是一个私生子」;第二篇是描述中共第一代人物,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王明、刘少奇、瞿秋白、张申府及沈定一;第叁篇是披露毛泽东、周恩来与刘少奇的对抗及斗争,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及陕北党争秘史等,以及司马璐本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陈独秀等人的印象和评价。司马璐对毛周两人斗争的看法是:「亲密时如胶似漆,斗争时你死我活,他们缠斗了一生,谁捂住这个盖子?」

    1919 年 7 月,司马璐在江苏省泰州海安县出生,他常说自己是「五四那年出生的孤儿」,也不讳言是个「私生子」,背负着这个十字架,对他一生影响至深。

    司马璐养父母领养他时,给他起的名字叫「马元福」,後来他自己改名「马义」(取自「马克思主义」的简写),再後来用了「司马璐」的笔名从事写作。「司马」代表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崇敬,「璐」是为了纪念掩护他离开上海的女友路培华,後来「司马璐」越叫越响亮,他的本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他的生母崔氏是海安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生父陆省斋是崔家的家庭医生,将崔家小姐诱奸成孕。在旧中国,未婚生子被认为有辱家门,崔氏年仅 17 岁,生下司马璐即吞金自尽,崔家把他送进「育婴堂」(相当於「孤儿院」)。稍後他被海安另一大户马家收养,但因为他「不是马家人」,拥有封建权威的「马氏祠堂」,从他刚被领养就宣布,他永远不能进入马家祠堂。

    他六岁时养父母双亡,马家宗族爆发「内战」,发生一幕抢夺家产的闹剧。此後,司马璐成为「乱世孤儿」,如果说,他的出生,生母崔氏为他自杀是一场悲剧,「那麽这一场马氏宗亲夺产便是一场闹剧和丑剧。我的身世中,悲剧是第一幕,闹剧和丑剧是第二幕」。

    作为一个受人歧视的私生子和父母双亡的孤儿,司马璐从小到处流浪,童年的不幸使他一辈子痛恨不合理的中国社会,「家庭的爱,社会的爱,国家的爱,都距离我很远,我一生在自生自灭中长大」。自1941 年以後,他再没有回到出生地海安,从此漂泊天涯,全世界流浪超过一甲子。

    回顾他的青少年时代,他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过去是如何活过来的」。在他艰辛曲折的一生中,道路遍布荆棘,他屡次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两年私塾和叁年小学,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为生。「奇怪的是,我这个小叫化子,不仅向人家讨钱,还要讨旧书旧报纸」,一度被人视为「小疯子」。後来,他在一间布店做学徒,在这期间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把他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

    1936 年,司马璐得遇「贵人」资助,接受一个短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教育,然後到镇江一个私立流通图书馆做管理员。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学的一点图书管理知识,再与实际经验结合,写了一篇处女作《怎样利用图书馆》,寄给全国最富声誉的天津《大公报》的「图书副刊」,不久即获刊用。当时他在图书馆的月薪是八元大洋,这篇文章的稿费高达十二大洋,他喜出望外,对写作信心大增。

    镇江是司马璐一生最早接触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与戈扬留下许多美好回忆和青春足迹的地方。直到现在,对於镇江的金山、寺庙、宝塔和甘露寺等古迹,他仍记忆犹新。

    他的知识几乎是自学得来,许多人问他是哪一所大学毕业的?他经常要费许多唇舌解释,自己没有读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没有念过。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学」和「社会大学」两个名词形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认为两个身分都适合他。


亦师亦友江上青

    在镇江图书馆工作期间,他用一个女性化的笔名「王菲」,给当地报刊写文章,并通过编辑「徐若萍」认识共产党人江上青。

    司马璐後来才知道,徐若萍是个化名,她是着名共产党人任弼时的妹妹,而江上青则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养父,所以司马璐在江泽民上台後,1994 年 5 月在《世界日报》发表致「贤世侄」江泽民的公开信,力促他放弃中共一党专政,顺应民主潮流进行政治改革。

    司马璐回忆,江上青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但「他应付国民党很有一套」,出狱後继续为共产党工作。「他长得英俊,言谈幽默,读书也多。他常对我纵论天下事,然後补上一句:『现在是瞎说的,回到老婆怀里,什麽都忘了。』」

    司马璐惋惜地说:「江上青确有几分戏弄国民党的天才,最後也为此而死。」抗战初期,江上青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领的是国民党的钱,用的是国民党的武器,暗中又和共产党军队密切配合,「结果在马上被乱枪打死」。

    江泽民当上中共总书记後,司马璐看到中共报刊介绍他的身世和父亲的背景,才知道江泽民是他年青时代亦师亦友的故人江上青的儿子。

    司马璐 1937 年 6 月「突击入党」,当时他「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对着一张纸画的镰刀斧头旗举手宣誓,完成了简单而严肃的入党仪式。「当时我的确很兴奋,我从小是孤儿没有家,现在终於有了一个『家』了,我现在是属於革命,属於党的儿女,党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啊!」後来,他才知道自己年少天真,高兴得太早了一点。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其时司马璐被共产党安排在苏北海安文化馆任职,是镇上第一个知道此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扬家中「通风报信」。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国仇家恨,他们一起搞黑板报,又邀请当地出身前清举人的绅士韩国钧的女儿韩柳闲,领导一个抗日剧团藉演出来宣传抗日。正在排演期间,司马璐奉命急赴上海,为了革命与戈扬不辞而别。此後,他「进入一个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的时代」。

    「七七事变」後,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正在华北激战。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上海登陆,抗战全面展开,当时中共的政治口号是:发动群众保卫大上海;而内部传达是:国民党政府要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10 月底,大场失守,大上海保卫战接近尾声。在撤退期间,中共给司马璐的指示是「立即准备到延安学习」。在那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年代,司马璐义无反顾到了当时的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他政治上的长征生涯。


置身「女儿国」差点送命

    1938 年 5 月,司马璐在延安出任抗日大学图书馆主任,与当时的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有过短暂的同事关系。抗大图书馆除他是男性外,其馀十多人全是「女同志」,都是受到领导特殊照顾的人,有的是高干家属,有的大腹便便,「某些领导视图书馆为休闲和保胎的地方」。

    置身「女儿国」的司马璐宛如贾宝玉,因此种下得罪领导的祸根而不自知。他与当时抗大训练部部长陈伯钧为了一个叫夏森的「漂亮女同志」,发生正面冲突。陈伯钧是江西苏区肃反 AB 团的英雄,自恃毛泽东喜欢他,常常叫图书馆的女同志「个别谈话」,司马璐曾以妨碍工作为理由加以阻止。陈伯钧反应十分粗暴,要他「端正对领导同志的态度」。

    司马璐与陈伯钧的冲突传出後,有人说:「这是叁角恋爱呀?」有人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跟陈伯钧争。而当时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对夏森也有兴趣。有次贺龙到抗大对罗瑞卿说:「介绍个女同志来玩玩嘛。」年轻气盛的司马璐不知天高地厚,说「这里不是窑子 (妓院)」。有人把这句话传给罗瑞卿,他恨得咬牙「哼」了一声。

    司马璐成了这些中共高干心目中的「假想情敌」,不久更升级到「假想政敌」,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打击他,他被迫接受中央组织部的审查,从祖宗叁代开始交代家庭出身背景。不久更失去自由,关在漆黑的窑洞里,继而被刑求。

    他说,他的冤狱是罗瑞卿一手制造的,在这场「女儿国」的灾祸中,他差一点送命。「同是这个罗瑞卿,1955 年亲自逮捕了潘汉年。同是这个罗瑞卿,在文革中由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上海将他逮捕,罗瑞卿与潘汉年的政治命运颇多相似之处,冤冤相继,请君入□,历史真有因果报乎?」

    司马璐在延安的遭遇,「有时倒霉,有时风光」。做了共产党员,身不由己,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和指挥。有的领导说他是栋梁之材,有的说他只适宜搭草棚或只配劈作废材火化。他们分别主宰了他不同的命运。

    1939 年,潘汉年安排司马璐担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该单位後来和延安《新中华报》及《每日新闻》叁个单位合并,改为「新华通讯社」,他主管通讯。

    1941 年「皖南事变」,司马璐历经种种一言难尽的政治打击。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派他到白区(当时对中共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区,一律称为「白区」)做地下工作,「接受考验」。由於他表现积极,被恢复党籍,担任朝鲜义勇队的中共代表。其後又被派往浙西,当时他一片丹心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强忍内心痛苦,不动摇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汤蹈火,全力以赴执行「党的任务」,但他的积极表现和牺牲决心,招致更多打击。

    「当时我的处境危机四伏,惊心动魄,分分秒秒在和死神共舞,目睹多少为理想奋斗不息的青年人,死於党内外的斗争中。我终於逃走了。我於 1937 年入党,1943 年退党。」

    後来他逐渐发现,他认识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逃得过被整的命运。在共产党员的政治生涯中,整人和被整是常态,团结却是不正常的。他耳闻目睹很多着名的共产党人,一生中都有几上几落的纪录,「被整时未死的,再整人时绝不手软。不管冤假错,先下手为强」。

    逃往香港後,他陆续得知他在延安时期认为最好的中共领导,如杨松、潘汉年及曾希圣等,「一个个都逃不出挨整」。尤其是潘汉年,在1955 年 4 月以种种离奇的罪名在上海被捕,折磨至死。

    司马璐看透中共本质後,心灰意懒。他与中共的关系从革命浪漫主义到怀疑,到感受压力乃至产生恐惧感再到脱逃。最後,他痛苦地放弃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不过,他对自己过去参加共产党和退出共产党的历史,无怨无悔。

    他退出中共後,继续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参加过中国民主同盟,创办《自由东方》杂志,组织「中国人民党」等,「由於当时中共对於一个自动脱党,又对中共内情了解太多者,一直穷追猛打,欲置我於死地」。1949 年中共建立政权时,他逃到香港。


在香港开创新天地

    在香港,他开创出一片天地,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共党史专家。他与一群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作家组织「中国自由作家联谊会」,成立自联通讯社,出版《展望》,创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等,先後出席过「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多次,应邀访问西德、苏联等国。

    1952 年,他在香港出版《斗争十八年》一书,记述他从 12 岁到 30岁(1931 至 1949 年)接触中国政治生活的独特经历。此书出版後成为畅销书,共销约十万馀册,并译成数国文字,他拿到一笔可观的版税和稿费,成了「小康」。

    司马璐在香港前後一共出版过约 20 种书,其中有些他本人并不大满意,视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12 册及《瞿秋白传》等。

    1958 年司马璐在香港创办《展望》杂志,至 1983 年底他移民美国时停刊,历时 26 年。其後他在纽约「再为冯妇」,主编《探索》杂志多年。他个人在思想与政治上,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开始觉悟到,解决中国问题,仍然需要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认识到,「五四」精神并没有过时,民主主义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希望看到中国繁荣进步。

    1999 年 7 月 4 日是司马璐八十大寿,当天他在曼哈坦中城一间中餐馆庆祝生日时,宣布成立旨在促进两岸叁地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华学人联谊会」,将来宾出席寿宴赠送的礼金悉数捐出作基金。六年来,该会举行过连串学术交流活动。在他身上,充分展现了「人至期颐仍不休,生命八十才开始」的精神。认识他的人,都称道他是「活历史,真传奇」。


毛泽东相信身边有鬼

    司马璐回忆录一书的价值,主要是他作为一个中共历史的见证人、党史研究者,对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王明等人的近距离观察。他对毛泽东的分析十分独到精辟。

    司马璐说:「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巨人。」「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

    回忆录谈到共产党人口口声声信仰唯物主义,实质口是心非,他们亦相信鬼神之说,甚至连毛泽东「也是怕鬼的」。

    抗战时期,司马璐从重庆到浙西,经过赣南、闽西的老苏区,住在小旅馆中。当地人告诫他,晚上不要出门,以免「见鬼」。白天他跟着当地老百姓在附近农村逛,见到一些大坟墓,有的埋了一千人,有的埋了大约 1500 人,其中最大的称作「万人坑」,他了解到居然是红军游击队将人活活埋死在内。

    大陆「解放」後,他从中共报刊看到,他当年去过的那些老苏区,都成了「哑区」,几乎所有人都是「哑子」,因为他们的家人当年都以AB 团罪名被杀,杀他们家人的共产党人後来得了天下,他们更不敢说话了,直到胡耀邦主政时代才敢开口说话。

    在司马璐的抗大同学中,有个叫雷英夫的,据说会看相算命,很多中共领导人都接见过他,「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司马璐在重庆见到他时,他说许多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是相信星象的。毛泽东後来把雷英夫派在叶剑英身边当参谋,叶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後,雷英夫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据说韩战期间他准确判断美军的登陆地点,立了大功,毛和中央军委都表扬了他。

    文革前夕,传闻雷英夫给毛泽东一份秘密报告,列出许多理由,判断刘少奇要夺毛泽东的权。据说这份报告仍保存在中共秘密档案中。不过,四人帮倒台後,雷英夫到处向人诉苦叫屈说,当年他的那份报告「是被别人逼出来的」。

    司马璐回忆录还谈到,江西肃反时,有个关於毛泽东的传说:因为毛杀人太多,常感到被死鬼纠缠。毛秘密扶乩 (推沙盘与鬼交谈 ),他的秘书古柏问毛:「你要和谁说话呀?」毛答:「我要找马克思。」古柏说:「马克思不懂中国话呀。」毛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牺牲的同志中,有很多是留德的,请他们当翻译。」

    於是,毛泽东问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沙盘上出现了「鬼、鬼、鬼」叁个字,「所以毛一生都相信他身边有鬼」。

    对司马璐讲述这段故事的人是邓文仪,邓是早期中国留俄学生,回国後成为反共复兴社十叁太保之一。留俄期间,他与中共苏联代表团成员有私人接触,其中一人跟他讲了上述传说。


傻子事业与傻子回忆

    司马璐回忆录其中一个章节,记述了他与北京前《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 (本名树佩华 )70 多年前在镇江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後来在重庆、纽约重聚的经历。

    司马璐与戈扬,同为江苏海安小同乡,儿时青梅竹马,少年时代相继投身革命洪流,先後奔赴延安。後来司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再逃往香港,1983 年移民美国;戈扬则对革命坚定不移,出生入死。

    1941 年皖南事变司马璐「突然失踪」後,与戈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生死契阔半个多世纪。五○年代初,戈扬在北京主持《新观察》杂志,虽然该刊有官方背景,但倾向民主,司马璐有似曾相识之感。其後戈扬於 1958 年 3 月被打成「右派」。同年 4 月,司马璐在香港出版《展望》杂志,创刊词声称「发扬民主精神,反对一党专政」等。

    他说:「这段故事是很神奇的。」当时他与戈扬因为参加革命都改了名字,彼此都不知道谁是谁,「但是又怎麽会巧合到配合得这麽好,似乎是她刚刚被缴械,我又拿起武器接着战斗。」更妙的是,《新观察》、《展望》的刊物名称,无论是中文和英文,解释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1989 年「六四」事件戈扬流亡海外,命运之神让两位老人在纽约重逢,司马璐惊喜地发现戈扬竟然就是 55 年前的「梦中情人」树佩华,两人相见恍如隔世。「在那个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视死如归的时代,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了」。一旦再度相见,两人真有说不完的故事。当时司马璐对戈扬的印象是,中国已经大变,同一代人也大变,「而戈扬身上依然是少女时代的纯洁、稚气、真情」。

    两人白发聚首後,到底因为离别的时间太久了,许多生活习惯观点不同,戈扬还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司马璐早就习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生活,他们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

    司马璐说:「从争吵中我发现她的善良,彼此也增进了理解。吵呀吵呀十多年,我们终於发现,我的生活少不了她,她的生活也少不了我。於是我们决定结婚。」星条旗下续前缘。

    司马璐感恩地说:「我和戈扬都是无神论者,如果要解释我们的相恋,首先应该说是《新观察》与《展望》的相恋。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神,应该称为『民主之神』,是『民主之神』引导我们相恋和结合的。」

    戈扬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傻子,一是骗子。有的人当傻子,有的人当骗子。「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司马璐过去都做了傻子,过去向我们宣传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大部分竟是骗子。」

    她说:「司马璐过去吃了很多很大的苦头,还在死着心眼往傻子的事业上钻,一生犯了傻病,傻到家了,所以写《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这部书。这可是记述傻子的年代与傻子的回忆。这本书的唯一价值是让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汲取历史教训。」

    (世界周刊 日期:2004/12/12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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