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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如何为残暴辩护? (图)
(博讯2004年12月11日)
    
    
    
    
    鲁迅和胡适不是一个境界。鲁迅是个坑,有人拿他来讲深度,讲的人多了,他就成了深渊,于是就来了帮热着血的,纷纷跑去玩蹦极。二十世纪的中国,就这样玩过头了。胡适是座山,中国要向前走,就得往上爬。
    
    ——熊培云
    
    
    
    30年代左倾以后的鲁迅先生,最叫我反感的地方,就是他不断地为苏俄和共产革命中的血腥和残暴辩护。他明明知道苏俄的肃反中大规模杀人、关人,许多人---包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然而他却告诉青年们说,象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决不对反动派实行费厄泼赖,虽然是鲁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这在早期,却是激于血的教训,出于对残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场,还不至于公开赞扬GM的残暴。那个时候,他本人对杀人和残暴---不管是“革命”的残暴还是“反革命”的残暴---都保持着极度的反感与不安。后来鲁迅先生靠拢了共产党,“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揉和到了一起,阶级论就压倒了人性论,人道色彩也愈见稀薄。于是,在1933年10月写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先生就公开鄙夷人道主义了:
    
    
    
鲁迅先生如何为残暴辩护?

      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鲁迅先生极为推崇卢那察尔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因为这部十场戏剧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义者---而且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的反动,“甚至于毒害”。
    
    这个剧本当中,在革命之前,吉诃德出于人道立场,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当革命起来之后,专制者入了牢狱,这位人道主义者又把他们当做新的被压迫者,为之奔走呼救了。吉诃德还谴责那些变成了当权者的革命者,说他们“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象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作为吉诃德的对立面,鲁迅先生最欣赏的是剧中革命者德里戈(DrigoPazz)为革命后的专制和残暴所作的辩护:
    
    “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是为了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今天的任何“专制”、“镇压”和“杀人”都是应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逼,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中更是绝不能听吉诃德之流的废话。对此种理论,鲁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最为正当的”:
    
    “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
    
    指出了此点之后,鲁迅先生结合苏俄革命之初大规模肃反的背景,指出吉诃德这样的人,虽然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然而却确实存在,象托尔斯泰派、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都是,甚至高尔基也一度犯了吉诃德式的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 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鲁迅先生叹息,象德里戈那样为专制和镇压所作的辩护,以及象他对反革命者的凶残和兽性所作的预测,在当时世界上人们未必相信,“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共产党为一党专制所作的辩护和预测却是正确的。鲁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项证据就是:
    
    “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
    
    我读到这里,心中一阵发冷:天啊!就因为反革命们一出国就痛骂高尔基,苏联肃反中那无数的迫害、流血和眼泪,就被证明是正当的了?!那种建立在“血迹上的掩饰”,就变成完全正确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后的痛骂,来证明迫害运动的正当,鲁迅先生的这种理论,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为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辩护。
    
    当年新生的苏俄,有许多文学家受到迫害,以致丧命,鲁迅先生并不是不知道。左倾之前,他就很同情横死的苏联诗人诗人叶赛宁。这位写出了许多优美田园诗的伟大诗人,革命后遭到残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身亡。然而,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先生却告诉青年人,叶赛宁之死,不是因为革命的残暴,而是因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势:
    
    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 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叶赛宁这样对革命失望的人,以后也有可能变成反动,“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
    
    熊培云谈鲁迅
    
    有位网友读后说我运笔如龙,回答精彩,但也表示“看待胡、鲁二人,实在不须是坐翘翘板:把一人顶起来,就非要压下另一个去。”首先,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对鲁迅先生本人是尊敬的。我区分胡、鲁二人,只以文化象征来谈,不涉及各自的人格。我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为了中国人集体理性的成长,不必将鲁迅这根“光棍”举得那么高,更没有必要当作旗帜。我说鲁迅是条“光棍”有两个原因:其一、鲁迅一辈子被人当作棍子用;其二鲁迅骂了一辈子人,一个也不宽恕,他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荷戟彷徨的光杆战士。
    
    有人说鲁迅是“解构主义的先锋”,这一点我不反对,拆东西的确是鲁迅的全能。但是,东西拆得太多,就难免变成失控的割草机。我的责备和许多朋友一样,鲁迅本来是为了除草,然而过于愤世嫉俗,没有一点宽容之心,结果连园子里的花也割得不剩了。鲁迅为什么能被人拿去当棍子用?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精神里有一种专制主义倾向。如果有人哭着喊着要弘扬“鲁迅精神”,用它来给自己的脊梁上夹板,我也不反对,前提是你必须把“鲁迅精神”里的专制主义因素排除出去。
    
    说到鲁迅,再谈谈我为什么反对主义至上。主义是什么?主义其实也是一条“光棍”。因为它是排他的,是经常用来殴打人的,它本质上是专制的。在广场上,我们看见一群人举着一根“光棍”当旗帜,我们会觉得不伦不类。然而,在世界各地冒着炊烟的专制主义不就是这样横行于精神领域,像根孤零零的打狗棍一样被高高地举着?
    
    我推崇胡适不是为了怀念他,而是因为他对当今中国的济世功用。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现在是一个混合体。一个集前现代、后现代、现代“三位一体” 的怪胎。当今中国如何真正实现现代化,实现文明政治、轻松生活,我认为有两个要件:一方面要保守已有的现代,另一方面需要后现代文化瓦解前现代的消极的东西,就像网络文明正在无孔不入地瓦解专制主义。众所周知,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宽容,是多元化,是胡适先生晚年倡导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在此一层面,所谓的“鲁迅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李慎之先生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的理解是,“二十世纪是流血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流汗的世纪”。前一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后一世纪是改良的世纪(我把它理解成真正的革命)。前一世纪风雨飘摇,终点回到了起点,基本上宣告失败,后一世纪需要大家的耐心,需要多一些坚定与坚守,甚至包括必要的忍辱负重。不要像庸俗短视的革命家一样,盼着在有生之年看见革命的一切成果。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海南旅行,当车子行驶在新修的宽阔路面上时,我突然有一阵感动。我在想,我做了几年报纸,也写了不少慷慨文章,之于中国的贡献,其实还不如一位民工。他们虽然被泼上了廉价的污名,不如精舍里的学者们高贵,但修出来的路都是踏踏实实,是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自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有了下面的结论:我们这代人,与其拿着主义去“争夺青年”,还不如脚踏实地,像民工一样一点一滴地建设。他们修筑的是中国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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