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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李锐:《李锐文集》
(博讯2004年12月03日)
    

     李锐喜欢写文章,其生平的每一阶段、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一本书记录下来,与其在延安、东北、湖南、水电部、中组部的工作分别对应的是:《窑洞杂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热河烟云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新湖南的诞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论水力发电和河流规划》(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1955、1982)、《苏联的水力发电建设》(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1957)、《论三峡工程》(长沙:湖南学技术出版社,1985)、《起用一代新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等等。从党史、思想史的角度看,李锐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其中尤以晚年写的《庐山会议真面目》、《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大跃进亲历记》最具价值,三书的内容多是其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一年多的亲历亲闻,既可以称为“毛泽东晚年研究”,也可说是从“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中国史研究。假如李锐不是如此地喜欢‘舞文弄墨“,许多珍贵的资料或许就会湮没难考;假如所有的秘书们都有此一爱好,历史的叙述会是多么丰富生动!

     《庐山会议真面目》的原名是《庐山会议实录》,1989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内部发行”,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此书的修订本。1999年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作为“李锐文集”卷一由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一书的主体是《毛泽东晚年悲剧细说》,此文即李1992年定稿的的一篇长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最早面世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一书中。“李锐文集”把这篇文章连同其他一些文章、讲话、发言及上述两书的部分内容一起编为《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作为卷二。

     《大跃进亲历记》(内容是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1996年3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作为“火凤凰丛书”之一出版,同年9月重印。1999年编入“李锐文集”作为卷三《大跃进亲历记》的上卷,后写的下卷是1997年完成的从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到庐山会议的部分。

    

     1 不问经济问文章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后期,李奉命到会,与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一起,向毛汇报有关三峡的不同意见。当时的气氛本来对李不利。还在1953年,毛就视察过长江,听取过林一山的详细汇报,无论是对林本人还是对三峡工程,都有了一些印象。1955年前后,三峡工程已成为水利部的热门话题。1956年毛乘兴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华美诗句。而更重要的是,南宁会议,毛大批“反冒进”,好大喜功的跃进风由这次会议向全国劲吹。

     但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在当时那样浓烈的反冒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李的意见竟获赞同,毛将三峡问题交由此时正不断检讨的周恩来负责。1958年2月下旬,周带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到三峡查勘,同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由周提交的关于三峡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认为“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否定了林一山立即上马的设想。这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三十几个“促进”文件中唯一个“促退“的文件,几十后来看,也只有这个文件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倾向于李的观点,而毛本人,正如李当时的感觉,只要言之成理,那时也还听得进一点反面意见,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等等,但李的文章写得好,是重要的一条。

     1月18日上午到达南宁,晚饭后李、林即向一个由毛主持的会议汇报,林讲了两个多小时,李只用不到半小时(优势已经向李倾斜,因为毛不喜欢长篇报告,他自己的长篇大论除外)。会后,他要李、林各写一文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林的长文已经交出、李的文章差不多完成时,胡乔木来了:

    

     他看了一下我的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文章要有三性:准确、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我又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李锐,1999C:29)

    

     李的文章有几个为毛所喜爱的特点:第一,篇幅短。林文约两万字,李文只有八千字。第二,有时代气息。李的题目是“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15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的题目则古板得很:“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吸收了胡乔木的建议,李在文章开头又加了一段:“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将如何更多更快的发展水电,使我国电力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以及三峡代程何时修建问题,汇报如下。”赶英超美此时正萦绕在毛的心头脑际,但李并不全是迎合毛的意思,他强调的“水电”,却是当时水利部并不重视、而李本人一再大声疾呼的。第三,李的文章中有古诗和历史故事,林的文章则较多数字和专业“行话”。

     于是,第三天晚上开会时:

    

     仍是毛先讲,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大加表扬;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 毛最后还指着我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

    

     毛泽东最后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你师范大学毕业,文理不通。还说:谁要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李锐,1999C:30—31)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指定李做他的兼职秘书。李似乎是占了会做文章的“好处”,但麻烦也来了,在不久后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就请李为他写一篇有关教育与文化方面大跃进的文章,由于这与李的思想有矛盾,文章没有做好,自然也就得罪了正红得发紫的“柯老”。

     毛自己文章做得好,也喜欢会做文章的人(还有一种忠心耿耿的“大老粗”),三峡论争取得这样的结果,要部分归功于毛对好文章的兴趣,至少李的文章作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但是,像三峡这样的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文章写得好与丑不应当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很容易反过来,不是李而是林的文章写得好,那么三峡是不是就得上呢?所以李后来就此写过一句诗:“但说文章好,未说经济长”。治国大业,重要的不是文章,而是“经济”。

     《史记·贾生传》:“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汉文帝一代明君,贾谊一世之才,访贤的话题不是军国大业,而是鬼神。诗人李商隐感而赋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夕,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毛不是汉文帝,文章之于他,至少有时是政治行为。1956年11月,在八大二中全会上,毛做了一次中学语文的老师:

    

     他说:“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为什么呢?他说:“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李锐,1999B:85)

    

     毛之所以要讲语法,不是教人写文章,而是因为急于跃进的毛不能容忍与此相反的“稳”字。一字之别,是两种路线之争。1953年11月,他就针对邓子恢说:“‘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邓子恢传》编写组,1996:469)

    

     2 “比打仗还厉害些?”

    

     以打仗夺取政权,这不但是毛泽东终生的自豪,也是他考量一切事情的标准。他在南宁会议上说:

    

     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李锐,1999C:79)

    

     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手下的谋士告诉,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由马上治天下。数千年后此话又一次得到证实。不到一年,1959年2月2日,毛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李锐,1999D:393)据胡乔木后说:“在召集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已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同志他们来领导。”(胡乔木,1993:169)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先‘哈哈’苦笑了两声,说:‘想不到会搞成这个样子。’”(杨立,1997:230)然后再次承认:“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薄一波,1997:1064)。

    承认自己不懂就要学习。胡乔木指出:“毛主席也进行了一些学习,比如说《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可惜这种学习没有坚持到底,还往往过于匆忙地下结论。凡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夸大,而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否认,或者贬低。”(胡乔木,1993:169)其实,有些事情确实如毛所说的没“那么复杂”,只需要常识就能够作出判断了。大炼钢铁时,中南海警卫团也架了一个小高炉。时任公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李逸民记得:“他们的所谓炼铁炉子是一个大铜香炉,可能是当年西太后那拉氏烧香用的,放上一些大铁球在煤火上烧,说已经炼出一点,兴致勃勃地要我看。天那!那是什么铁?简直是大蜂窝!”“这里离毛主席休息的地方只有二十多米远,我怕影响主席休息,要他们搬一搬。他们听了毫不在意地说:‘你这个意见不对,今天早晨毛主席还来看了,表扬了我们。主席没叫搬,我们就是不搬。”(李逸民,1986:186)没有理由认为李逸民比毛泽东更有知识,可见不需要怎样学习就可以判断如此炼铁是胡闹。

     承认自己不懂就应听取不同意见。确实有人提了意见,但彭德怀因此下台;也有人试图调整大跃进后遗症,但刘少奇等人因此成为“文革”的主要对象。批评只能是自我批评,其他人是说不得的。而且以军事方式搞政治,谁也不如我。

    

     3 马克思、秦始皇新解

    

     毛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恩原著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40年3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在说到张闻天是中共最优秀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讽刺:甚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来的是一麻袋教条。(刘英,1992:126)在延安时期,理论家通常与“教条主义”是差不多的意思。掌握政权后,毛对马恩经典也时有不以为然的态度,跃进之年就是超越马克思的一年。毛在1958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就号召要破除对马列主义的迷信。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更明确:

    

     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李锐,1999C:323)

    

     一旦“做的”的超过了,“理论”也就超过了。“马克思革命没有成功,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毛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已经为“文革”中流行的“顶峰论”作了预言。

     马克思当然不是神,后人可以也应当超过马克思,但这种超过不能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正像李说的:“《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如何去作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李锐,1999B:192)

     把战争经验固定化、迷信化,使经验成为教条,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之一。他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取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李锐,1999C:123)这本来是他本人的经验和信念,但他却追溯到马恩:

    

     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共产主义先实行的。(李锐,1999D:123)

    

    “人民公社”作为军队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就这样有了马恩的根据。可见马恩还是有用的,但这个“用”不是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印证。

     马克思没啥了不起,秦始皇也没啥大不了: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李锐,1999C:332)

    

     暴力只是“秦始皇”的含义之一。毛对秦始皇还有另一种理解,这就是陈云在北戴河会上传达的:“特别是他(指毛 ── 引按)提的,现在没有纪律,纪律像豆腐一样,这不行,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原来秦始皇就是纪律,与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李锐,1999D:125—136)纪律永远需要,因此中国人也就难以摆脱秦始皇的暴政。

     在“超过马克思”的1958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重心其实是秦始皇,目的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以暴力和恐怖实施社会改造。追溯起来,这并不是创新。斯大林在谈到肃反成绩时,也一再提到过16世纪伊凡雷帝的恐怖统治,他不只把伊凡雷帝当作他政治上模仿的人物,还把自己看作是血腥清洗的权谋的方面超过师父的学生。

    

     4 跃进

    

     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反复要求破除条条框框,以群众运动搞跃进,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都被宣传为一次次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但群众是怎样参加大跃进的?

     北戴河会议上,毛严令:“1100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李锐,1999D:102)“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 (李锐,1999D:116)明白了这里的“纪律”、“强制”就是秦始皇,谁还敢有半个“不”字?在凉风吹拂的北戴河,“执行纪律”的口子从容拉开,到了燥热艰苦的农村,实施的就是捆打和囚禁。在云南陆良县:

    

     该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陈盛年(省委监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退派”。全县于是捆绑吊打佥化,甚至于“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李锐,1999D:363)

    

    毛亲临视察、在此发出“人民公社好”的河北徐水县,是中央抓的“共产主义试点”。1958年9月1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盛赞:“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神仙们”如何走向“自由王国”呢?

    

    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1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领一班人马检查,结果有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李锐,1999D:38)

    

     4643人中有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大跃进直接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是指跃进后因粮食减产等原因所饿死的人。其实,在跃进过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绝非罕见。1958年春夏之交,云南省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发病近39万人,死亡39712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张树藩,1998)此后,在遍地饥荒的背景下,因为担心“政治上影响不好”,很多地方还不许外出讨饭,饥民只好在家等死。而焦裕禄的最大贡献,就是车站放生,允许饥民外出讨饭。

     深解毛意的康生当时有一句诗全国传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诚然美好,但人民公社却绝非金桥。把一次强迫群众、迫害群众的运动称为“群众运动”,这不是讽刺,而是一大发明。胡乔木说得明白:“在延安,毛主席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要固守农民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胡乔木,1994:6)以中国农民人数之多,意识之散漫,团结之困难,任何常规的控制方法和组织结构都不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唯一的办法,是把农民集中在一个由政治家们设计的组织中,便之相互监督、相互摩擦,克服或者隐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欲望与私利,最终不得不大公无私,无条件地接受由上而下的管理和约束。这种方法不但富有成效,组织者还可以收取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美名。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李锐,1999D:119)推论下去,由此带来的后果理论上也要由群众自己负责。事实上大跃进的后果也确实是由群众来承受的,当然毛也曾有一度不吃肉。

     《天涯》杂志1999年第5期刊有谢少波“对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企图表示质疑”一文,其中说到:“在五十年代后期,空想的毛主义采用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种政治想象的形式。那个时期,一个欢欣的梦笼罩着整个国家,每个人都被毛关于未来的描述鼓舞着:六亿人民的解放了的创造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增产出大量的粮食和钢铁,再过二十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谢少波,1999)关于毛泽东和大跃进,都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质疑全盘否定毛主义的倾向是学者的权利,但如果说六亿中的“每个人”都为当时的设想所鼓舞,显然经不起事实检验。

    

     5 动力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大会强调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不在整人,但就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陈云再次检讨,此后一度被部分剥夺权利;在毛的讲话中点了名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有包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内的省部级干部近十人。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李锐,1999D:228)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王、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他们多是批彭先锋。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撤职之后是下放农村劳动,有的就此被迫害至死;得宠者则从容地在阳光雨露下享受种种优越性。1959年,“大跃进”的深重危机已征兆明显,毛也已经开始降温,但这一年3月到4月的“上海会议”期间:

    

     上海主人招待殷勤,集中川粤扬鲁四大菜系名厨,每餐都由客人自由点菜。这种同当时社会供应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曾引起黄克诚的批评。主人还安排服装公司上门来定做衣服,两三天即交货,除了量身以外,其他都由秘书们代劳,想必是真正的物美价廉,法国俱乐部有舞厅和游泳池,跳舞的人多,游泳者少,……周末还请杂技团到舞厅来表演。(李锐,1999D:445)

    

     当那些跃进不力的官员在乡下与农民们一起忍饥挨饿的时候,法国俱乐部的舞曲正悠扬宛啭,沐恩的官员正试穿新衣。一面是九层地狱,一面是春风拂面,有多少人能动心忍性不竞相跃进?

    

     6 “赶美超英”与超苏

    

     “大跃进”的流行口号是“赶美超英”,但没有公开宣传、毛实际上多次说过的另一个赶超的对象是苏联,这个老大哥曾不把毛当回事。不但江西时期受过“莫斯科派”的气,1949年掌权后,毛专程到莫斯科拜见大哥,“但毛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主席谈谈情况,毛主席不愿意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很大。”(胡乔木,1994:88)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形象地描述他受到的委屈:

    

     在精神上有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其形象使人自觉渺小。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李锐,1999C:187)

    

     毛泽东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卫士李银桥记得,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时,中央五大书记宴请米高扬一行。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一口气就灌下大半杯,中共领导人中善饮的周恩来也不能和他比,“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大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端上来的是刚从滹沱河里捕上来的鱼,苏联翻译却又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大哥们才下筷。毛泽东记下了此事,年底访苏时,交代手下的人:“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李银桥:1991:98—99)

    大跃进的理想,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实际上也想和苏联较一回劲,继斯大林之后充任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成为世界级的领袖。这种欲望是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作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杨奎松,2001:387)被赫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有许多问题,揭发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缺乏政治谋略,苏联人有什么理由永远充当老大哥?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出现了某种优越感。”(杨奎松,2001:387)1957年11月,毛赴莫斯科开会,亲身体会到一些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东西,已越来越被苏共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弃了,他认真考虑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只是中国还不具备当大哥的能力:“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人造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毛泽东,1996B:626)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实力,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例外。所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表示苏联15年赶上美国,中国15年可以赶上英国,并立即向国内发出指示,着手大跃进的部署。他自信,如果中国经济搞上去了,在苏联变质的背景下,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八大二次会议上:

    

     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李锐,1999C:168)

    

     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毛的一个想法:

    

     要破除迷信,美国不算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李锐,1999D:127)

    

    社会主义当然要与资本主义较量,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与苏联的竞赛:你苏联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辈,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李锐,1999C:329)

    如果做一番咬文嚼字的功夫,超苏的愿望在毛泽东似乎由来已久。“据周策纵先生的研究,毛泽东那首广被引用的词《沁园春·雪》曾受了胡适早年的词《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周先生特别举出两词的结尾来进行比较:

    胡词是:‘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毛词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并列一看,两个结尾,简直就是一副对子。窃以为,毛泽东写此词时心中确有胡词在,而且很可能就是在回答胡所提出的疑问。胡适虽然咏的是俄国的二月革命,但也可理解成是后来一般所说的十月革命。则在毛看来,中国革命不正是俄国革命的‘后起’者吗?毛可以认为,胡适以前只能想的,毛泽东现在已经做到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毛的回答里还隐含了中国革命将要超过俄国革命之意。结合胡词一读,那‘俱往’的就不仅是中国历代‘明君’,恐怕也可包括苏联老大哥了。就像胡适一生都有着为中国‘再造文明’的梦想一样,集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一身的毛泽东又何尝没有一个超英赶美并超过社会主义老大哥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呢?”(罗志田,1995:378—379)是耶,非耶,可备一说。

     问题是,一个需要老师技术援助的学生凭什么能比老师快?毛的理由是,与苏联相比,中国有革命的经验,人口多,缺少的是建设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我们完全可以用两个强项弥补两个弱项,革命靠的是群众运动,经济跃进也要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可以发挥人口多的优势,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好办事。难道我两个人、三个人超不过你一个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后来居上。毛有理由自豪,他的政治艺术确实比斯大林更不用说比赫鲁晓夫高超练达,经济上不如苏联,但政治上超过你,以政治化、军事化的方式搞大跃进,灿烂的政治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两个多月后,毛就已经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承认后来不能居上:“人家过了40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十年加上八年,实际上才18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李锐,1999D:346)同月在武昌会议上又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李锐,1999D:359)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对大跃进的批评会引起毛那么大的反感和负气,而当彭德怀的信出来后,毛又是那么武断地认为是受了苏联的影响,是“里通外国”。在经济上超苏已不可能之后,毛再度显示其超人的政治艺术,“三年自然灾害”无辜死亡数千万人之后,亿万人民依然热泪盈眶地高呼“万岁”,而赫鲁晓夫连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

    

    7 共产主义

    

     毛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毫无了解的人,为什么在1958年那么顽强地相信中国就要走向共产主义了?

    北戴河会议上,毛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特殊理解: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李锐,1999D:103─104)

    

     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 ──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李锐,1999D:106)

    

     首先,不能满足于衣食温饱,吃饭之外还有点精神追求,比如帮助别人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毛不但把精神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成份,而且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害的。其次,共产主义就是供给制。实现这一条更容易,军队早就这样做了。以“帮助别人”和“供给制”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物质基础当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搞点帮助别人”确实可以把人与狗区别开来,却与共产主义无关。“共产”的含义是反私有制,私有制带来很多罪恶,但它的灭亡需以资本主义阶段创造的物质财富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私欲只会更加发达膨胀,精神、理想云云成了十足的虚伪。每一次“路线斗争”之后,都会揭露出一批私生活极其糜烂的官员。那些自称比群众多一点精神追求的人,自己却从未脱离低级趣味。

    同样,“供给制”并不完美。第一是浪费。1944年,八路军代总长滕代远、副总长杨立三提出过后勤方面的“滕杨方案”,原则是公私兼顾,批判“一切归公”、“反对私有制”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只要是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享受,对生产所得实行“二八分红”,个人得二成,八成归公,提倡节约,奖励生产,节约与生产与个人挂钩,鼓励私人储蓄。太行军区直属队的特务营一连,“以往每月烧柴用五千元,‘滕杨方案’后,每月只用二千元就够了。”(李达:1985:289)可见,在“滕扬方案”之前,特务营一连的浪费不少。

    第二,不平等,延安时代实行供给制,不但干部和战士不一样,就是干部之间也分成几个等级,穿衣吃饭都有差别。而且“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张国焘,1981:401)供给制理论上可以保证差序格局中的平等,在哪个级别就享受哪个级别的待遇。但谁来供给?谁能保证供给的过程中没有腐败?康生、江青当时就利用权力和供给制搞腐败。康生用公款买许多名贵的菊花,有的一棵就达千余元;还通过社会部有关系网用公款买洋酒。(师哲,2001:175、475)“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抗战胜利后,江青两次到重庆。第二次去重庆,不知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返销。”(师哲,1995:169—170)

    其实,即使在1958年之后,毛也并未“粗野”。49年以后,他喜欢去的地方如杭州、长沙、上海、武汉、广州,都是富贵温柔之乡,著名的西湖刘庄,更是他经常下榻之所。1962年春节过后,李新等人应吴玉章之邀到西湖游览。“当时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到处能见到‘民有菜色’,而我们这些沾边特权的人,却能优哉游哉地尽情游览。名义上按规定付帐,实际上还是高档免费。而我们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可见享受特权者要打破特权实非易事。如果说‘浮夸风’、‘共产风’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而受了欺骗,那么这些在困难期间修建起来的高级楼堂馆所,领导人亲自住在里面,能说什么也不知道?一方面三令五申反对修建楼堂馆所,一面舒舒服服地住着高级馆所,不但未受罚,反而升了官,这便是楼堂馆所以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李新:1998:102)

    1958年后,没有计算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但对人类生活的理解仍一如既往。1959年年底他还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邓力群,1998:462)这是以人生在世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来确立社会理想。基本上,在毛看来,人只要不死,只要身体不弱,就可以满足了。如此说来,跃进梦也没有什么新奇,它的目标并不高远。之所以要发动全党全民来集体跃进的,确实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太差了。名记者范长江抗战前到西北旅行,出了成都不久,沿途就不断见到尸体,所以“不死人”确实是中国人向往的理想。问题在于,就连“不死人”当年也没有做到。诚如杨宪益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8 出尔反尔

    

     毛的秘书田家英、李锐都发现“主公”有出尔反尔的习惯,这主要不是“私德”问题。毛一惯对组织化、制度化的东西反感,尽管他是这个组织长期领袖,但组织化毕竟对喜欢浪漫奇想的毛个人有所约束。49年后,党已是控制整个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其领导方式自然趋向程序化、制度化。毛的办法是在会上不作直接反对,会后周游各地,通过写信、批示、讲话等散布不满意见,先造成声势,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修改、推翻此前会议决定。

     有时,出尔反尔是因为主张有变。1939年底,毛向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建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文化生活,1940年元旦演出后,胡乔木又支持演出了《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但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上,这一切都被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错误行为。(艾克恩,1992)1942年,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是毛亲笔润色修改的,但1958年又钦定它为“大毒草”加以“再批判”。1953年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按照毛下达的以15年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指示,针对急躁冒进的现状,邓子恢一上任就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这一切都得到毛的同意。但当年11月4日,毛却批评邓“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合作社”。根据毛的指示召开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加快了合作化的步子,建社过程中充满强制命令,农民怨声载道,邓不得不在1954年夏研究、指导如何巩固合作社的问题,毛又批评他对社会主义不热心。1954年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前把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过快过猛的结果是引起农民新的不安。1955年3月,毛同意放慢速度,慢得连邓也料想不到,毛还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4月下旬,毛外出视察,沿途听到柯庆施等人的报喜声,回就后即向邓提出“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邓没有认错,毛即在1955年7月底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邓是“小脚女人”,“要用大炮轰”,并剥夺了邓及农村工作部的部分权力,10月初的七届六中全会就以批邓的“右倾保守”为主题。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表扬邓说:“农村工作部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农村工作部找谁呀,还是邓老。他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1962年7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又认为他支持包产到户是反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10月5日中央下令撤销农村工作部,理由是农村工作部“没有干过一件好事”。(《邓子恢传》编写组,1996:450—570)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本来就不想实行。1959年4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李锐,1999D:457)但彭德怀一批评就是说“反党”。这说明他并不允许任何对总路线的“观察”和“证明”。庐山会议结束前,毛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热情洋溢地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但下了庐山,彭黄张周没有一个获得过温暖和春天,不但“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而且除黄以外都在充满政治的严冬死去。张闻天曾多次写信要求见毛、要求分配工作,但毛从未搭理。(程中原,1993:683—685)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是唯心地承认过的。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是同意的。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回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仍然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王光美,2000)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着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毛也在这个会上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心认错,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不满。只是当时大势所趋,毛只好隐而不发。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就大讲阶级斗争,从此直通“文革”。毛善于为历史人物翻案,秦始皇、曹操、朱元璋这些过去不受好评的人物,都受到他的喜爱,因为他自己就善于翻案。

     有时,出尔反尔是要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1950年陶铸奉命到广西加大剿匪力度,半年后陶向毛报告:“广西剿匪45万,杀了4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杨立,1997:111)但此后不久,被陶铸赶出广西的莫文骅在京见到毛。“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说:‘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XX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人?’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了‘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莫文骅,1996:648)把可杀可不杀的人杀掉,不符合经常宣传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所以不宜在事后公开肯定。

     有时,出尔反尔有时是形势变化使然。1955年批胡风时,毛承袭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毛泽东,1996A:165)斯大林问题刚一暴露,毛赞成苏共对斯大林阶级尖锐论的批评,《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薄一波,1997:506)鉴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毛不止一次地讲,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他认为斯大林到处捉人杀人搞阶级斗争,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毛为此发动了57年的整风,要群众向党提意见;他自己准备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仅仅一个多月后,国际(波匈事件)国内(知识分子提意见)的事态一有变化,他就以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彭德怀的意见和60年代刘少奇等人的调整,更使毛相信其权威受到挑战,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同时,他一转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所以他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强化斯大林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思想。

    

     9 再次钓鱼?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的公开主张之一。基本上,毛容忍的批评不包括那些针对他本人的批评,迫不得已所作的偶尔几次的自我批评也是轻描淡扯。他不止一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李锐,1999B:72)虽然,对“罪已诏”,毛还有另一种说法:“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吴冷西,1994:44)

     然而,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毛言行不一。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他说批评不讲真话、不敢暴露自己缺点、不敢批评别人的风气。举例说:

    

     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李锐,1999C:259)

    

    

    这句话的意思是表扬周恩来,语调轻松,但“心里话”只要不符合毛的思路就是“错”的。毛不是不让人讲话,也不是不让人讲“错”话。对毛来说,“真话”之有用,在于它是错的,讲出来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

     彭德怀因为一封信而万劫不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不但要求一般性地要求大家提意见,还在“上海会议”上点名要彭“写信”批评:

    

     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检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检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李锐,1999D:468—469)

    

     周有了“反冒进”的教训,当然不会再把此话当真。彭大将军相信了,真的像海瑞那样为民请命。1959年7月23日,即毛发出批彭动员令后,周和彭有一段对话: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李锐,1999A:178)

    

    “泄气”正是批“反冒进”的主要罪名(毛在南宁会议上说:“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现在周也用上了。这正是周的过人之处,他能通过深刻的检讨而挽回毛对他的信用。但彭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未能从此前的“钓鱼”中吸取教训。

     有两个问题,第一,毛要彭学海瑞写信是不是又再“钓鱼”呢?从后果看,是这样。但毛的最大特点是在错综复杂的、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善于因势利导、捕捉战机、迅速出击,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事先谋划好的,他喜欢说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所以也不排除上海会议时,毛不是在下钓。历史确实重复了一次:毛像嘉靖皇帝一样把上书的彭下狱。但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彭的信不像海瑞那样尖锐,毛也不会像嘉靖那样认为上书者还是一个好人。说到这分上,毛其实是老实人:早告诉你海瑞上书是要下狱的嘛!──这一点,他的秘书胡乔木是洞悉到了,他知道毛其实并不想出海瑞;彭德怀的信刚一出来,李锐等都比较高兴,独有胡认为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打电话要张少讲些缺点。

     第二,毛究竟喜欢不喜欢海瑞呢?彭写信后,毛说:“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李锐,1999A:378)在毛的辞典中,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评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左派海瑞就是颂扬90%的成绩批评10%的缺点──这是海瑞吗?

     同理,毛不是完全拒绝批评,他经常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鼓励群众向党提意见。但他为批评意见设置了“六条”标准,实质是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但第一,什么是花,什么是草,以及什么意见属于可以允许的10%、什么意见是不能允许的“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区别的标准并不具有客观性,随意性极强,群众并不清楚。第二,如果提意见始终要以肯定成绩为主,那么这意见究竟是表扬还是批评,对改进工作有什么价值?

    

     10 “对王明还是寄予希望”

    

     大革命失败后,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在党内萌芽,到“文革”时更成为全党实践。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毛反左起家,却一直对左的东西情有独钟,苏区肃反、延安审干直到解放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从来没有出现右的倾向。庐山会议上,针对彭德怀的一句话,毛讲了自己的道理:

    

     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的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瞿秋白自己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李锐,1999A:351─352)

    

    这是毛战胜王明后对其所作的唯一较好的评论,目的是要证明左比右好。这当然是拿王明作话题,但又不只是话题,毛并没有因人废言,他晚年特别喜欢讲的“路线斗争”就源自王明。胡乔木指出:“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斯大林在1929年《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1938年在他主持下编辑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只用了七八次路线字样,而且用法互有不同,在该书细目和结束语中都未用路线字样。全书未用过路线错误,用过一次‘有两条路线斗争着’,但未把路线斗争当作名词用,更没有计算过路线错误的时间和路线斗争的次数。……中国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越来越神圣化、神秘化。”(胡乔木,1993:153—154)概念而外,也还有实践。1938年,毛约王首道、张启龙等谈湘赣苏区历史问题,“我们都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主席听了,微微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王首道,1987:201)若干年后,毛也一再把一些“左”行为命名为“右”或“形左实右”。

    1931年,王明等人上台后,对毛的确有抑制。但19344年后,随着王明与博古等人的分歧加深,他转变了对毛的态度,多次在莫斯科的国际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积极推动共产国际高规格地出版毛的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935年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报告,列举了13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单,毛位居第一。“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王明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高华,2000:109)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对此作了介绍。

     后来居上。毛屡屡揭发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并未从王明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实际支持了毛的领导,但毛对他们始终不放心。毛与他反对的左派们不同的是,在军事上,在困难时期,毛相对务实,少说狂言。一旦大权在握、条件好转,他的急躁、他的冒险不亚任何一个左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是极左思想的诗意表述。所以,尽管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但那主要是因为“王明路线”剥夺了他的部分权力,骨子里,他对左派比对右派更有好感。也许,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误,不左,不激进,不极端,何来革命?

    

     11 以“大跃进”为中心

    

     大跃进的狂热只维持了二个半月(从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到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其荒唐就已经暴露。党内外异议甚多,毛本人也有所觉察,但仍要一意孤行,通过打倒彭德怀而使已经疮痍遍地的中国再度雪上加霜;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才稍作让步,但在理论却坚决不允许否定“三面红旗”。一旦状况好转,又迫不及待地以给林彪信的方式(“五·七指示”)重提公社化模式,彻底打倒60年代初主持收拾公社化烂摊子的刘少奇等人。

     如此固执,不仅仅是个性和权威的问题。“大跃进”所体现的社会理想,是毛一生的追求:

     青年时代的毛曾想在岳麓山建立“新村”,但当时他只是一文不名的穷书生,其处境正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康有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也构想了合若干家庭为一新社会,包括农林牧副渔的毛式“新村”,但当时他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新村”的路。1949年他成为中国的主宰,抗美援朝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使他可以无视任何国际舆论;“三大改造”的成功使他拥有支配全部国家资源的权力;反右使他摆脱了任何监督。于是从1958年开始,毛终于“有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了: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李锐,1999B:262)

    

    薪水制、城乡区别、社会分工、甚至家庭等等都属于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的所谓供给制、平均主义、政治挂帅、军事化体制等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大跃进”的失败并未使毛死心。文革中他又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新人,每个人都同时是科学家、艺术家、劳动者、哲学家,因此要打破社会等级体制和官僚机构,干部下放农村或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农兵管理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一直到他告别人世前两年,还要再搞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学理论运动”── “黄河不到心难死。”

     毛是自我意识极为清晰的人,他坦承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其间有关系是很明确的。早在1921年,毛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如果说赶走蒋介石是夺取政权,是按照其理想改造中国的前提的话;那么文革则是这种改造中国失败后的反攻。所以,不是什么别的,而是 “三面红旗”才是毛社会理想的枢纽。也正因此,毛泽东的错误才有其严肃的一面。

    从岳麓新村到人民公社,抽象地讲,不但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而且还相当诱人。如果像“五四”时代那样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实验,也可能对社会变革发挥一些示范性意义。但1958年的狂热,决无正面意义,原因在于它和专制权力结合在一起:权力推动理想进入实践,理想赋予权力以合理性,其结果是几千万人死亡。直接教训是:理想不是幻想,任何理想必须理性;任何一种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以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为前提。

    更重要的教训可能是:治理国家不能靠理性设计。为了实现其理想蓝图,毛泽东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不但在当时就没有实现,而且在毛泽东之后仅仅几年时间,“革命人民”就迅速以致富有为荣,洗刷过一遍又一遍的国民心灵又立即向金钱膜拜:人性并没有被改变。

    

     12 右派

    

     1957年的反右大获全胜,“右派”的头面人物纷纷检讨过关:《向人民低头认罪》(章伯钧)、《我的初步交代》(罗隆基)、《思想检讨》(龙云)、《自我检讨》(陈铭枢)。但1959年,他们的胆子似乎又大起来了:

     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是唯物,实际上最唯心。

     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长。

     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就早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李锐,1999A:52─53)

    即使两年前,他们的言论也不过如此,到底是道义担当精神的再现还是借机出气发牢骚?其实并不重要。1957的反右已经把他们“搞臭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公开的或潜力在的政治活动空间,正忙着赶美超英超苏的毛泽东已无需再认真地关注他们。从1958年开始,毛警惕的目光已转向党内:1958年狠批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1959年批彭德怀,进入1960年代后酝酿反对刘少奇等等。他甚至借用右派言论进行党内斗争:“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李锐,1999C:77)

    从50年代中期批判邓子恢的右倾错误时,毛泽东就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敌人不在党外而在党内。这就是1958年他多次说的,“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在搞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上,就不同了。”这一观点直接通向“文革”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判断。所以,毛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多次痛骂这些右派言论,会议结束时还宣称要写一篇万字长文向包括右派在内的国内外敌人宣战,但他确实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发动反右斗争。而且,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1959年8月24日,毛还给刘少奇写信,提出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问题;同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摘掉包括蒲熙修、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右派分子的消息。事实上,那些知名的“右派分子”在被剥夺了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之后,生活条件仍有相当保障,章伯钧从行政3级降到7级,警卫、秘书、公务员仍然保留,只是小车由“吉姆”变成了“别克”,罗隆基从4级降到9级,工作人员没有,但原则上可以向政协机关要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可以无忧无虑的安心养老了。1966年,他们受到大规模的虐待,一些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

    

     13 “崇拜我好一点”

    

     毛从来是投自己一票的人,他多次说过“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庐山会议上也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李锐,1999A:381)“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李锐,1999C:212)其实,无论在毛与谁之间选择,他总是自己的拥护者。他需要个人崇拜,并直接制造了对自己的崇拜:

    

     一位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志,1946年在一个口号中去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字样,毛泽东当时发了大脾气,说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删掉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个因而被打成假党员、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锐,1999B:73)

    

     是不是“群众”提出的?毛一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但至少在49年后,他除了接受群众的欢呼外,并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利益。而“群众”欢呼的口号,也是他自己加上的:

    

     1950年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李锐,1999B:71)

    

    这样说来,李的下一段话就要加以分析了:

    

     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李锐,1999B:323)

    

     很多人承传统而来接受了个人崇拜的事实是一回事,但似乎不能说谁都衷心高唱《东方红》。如果不唱《东方红》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就要被逮捕法办直至处决时,谁能说唱《东方红》是衷心乐意的呢?对毛的崇拜是毛本人刻意制造并有专政的强制手段来保证的。从富田事变到延安整风,从庐山会议到“文革”,谁要是不高唱《东方红》、对毛的绝对权威有挑战,都绝没有好下场。这也是李讲的:“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从,不能不(不敢不)盲目紧跟的道路。”(李锐,1999B:4)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高唱《东方红》中人民群众自发的感情表现吗?毛的一生功过和历史地位需要认真研究,但要说“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显然需要进一步推敲。

    

    李锐简历

    1917年生于北京,祖藉湖南平江。

    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入党。此后分别在湖南、延安、东北从事青年和新闻工作;

    1945年后到东北,先后任高岗、陈云的秘书。

    1949─1952年任《新湖南报》主编、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1952年调北京,主管水电。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

    1959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职务,开除党藉,下放劳动。“文革”被被关在秦城监狱。

    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离职后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篡工作。

    

    参考文献

    

    李 锐:1999A 《庐山会议真面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B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C 《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D 《大路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

    胡乔木:1993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

    杨 立:1997 《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李逸民:1986 《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刘 英:1992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张树藩:1998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载北京:《百年潮》第6期。

    谢少波:1999 《杰弗逊的毛泽东情结》,载海口:《天涯》第5期。

    李银桥:1991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杨奎松:2001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6A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B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罗志田:1995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 达:1985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张国焘:1981 《我的回忆》第三册,北京:东方出版社。

    师 哲:1995 《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 新:1998 《回望流年一一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邓力群:1998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

    艾克恩:199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程中原:1993 《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王光美:2000 《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载《话说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莫文骅:1996 《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薄一波:1997 《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

    吴冷西:1994 《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

    王首道:1987 《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高 华:200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邓子恢传》编写组:1996 《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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