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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十五章 蒙住眼睛/方觉
(博讯200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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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章叙述了被秘密关押在一个神秘军队机构,最后直接被送往机场,在没有见到家人的情况下,直接被流放美国) (博讯 boxun.com)

    2002年11月4日,中共第16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4天。上午大约11点,我照例坐在厨房外的小餐桌前吃早饭。此时,保姆照例打开房门,准备外出买菜。就在保姆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听到了她的一声无比惊恐的尖叫。这种尖叫我只在那种描写凶杀的电影中听到过。我马上意识到秘密警察又在耍弄阴谋了。我镇定地站起身,向门口望去。餐桌所在的地方通向房门。这时事先潜伏在门外的几名身着便服的大汉,迅猛地冲进来。他们当中的两个人首先将保姆按在地上,另外一些人将我推进卧室,压倒在床上,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我感到十分可笑。4年多来,秘密警察同中共第3代领导人一样,政治上毫无进步。它们在重播1998年7月23日的拙劣画面:试图再次使用毫无必要的流氓方式对我进行震慑。

    我对卧室内的秘密警察说:“请你们出示法律手续”。他们一言不发。我又大声对卧室外的秘密警察说:“保姆没有任何关连,请你们立刻放了她”。很快,秘密警察将保姆带离了我的住所。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了她,而是将她非法关押了近1个月。

    大汉们让我坐在卧室的沙发上。为了预防我站起来,他们用床上的巨大的床罩将我拦胸绑在沙发的靠背上。这种场面与其说是从事“政治保卫”的秘密警察正在处置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不如说更像一群绑匪正在洗劫一位和平的居民。

    更多的秘密警察陆续进入我的住所。除了几个人片刻不离地坐在我的身旁,大多数人钻进其它房间,并且关上了房门。

    住所内一片沉寂。

    沙发斜对面的书橱里有一只精致的日本小座钟,典雅的时针越过了罗马数字的晚上8点。我已经在沙发上被绑架了9个小时。这时住所门口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一群新的秘密警察来到了我的卧室。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肩扛摄像机,还有两个人手持照相机,于是摄像机开始工作,照像机的闪光灯耀眼。我知道,这是为我再次失去人身自由留下“纪念照”。等“摄影活动”结束后,一位穿着深棕色短皮大衣的秘密警察庄严地宣布:方觉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对其实行拘传。所谓“拘传”是中国警察的强制措施的另一种,它比“传唤”高一级,指警方可以采用接近拘留的强硬手段扣押当事人。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繁琐的制度,共产党的刑事制度同样是繁琐的。中国的警方设计出许多国际司法界闻所未闻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以便自己在尽可能大的极权空间任意行动。“传唤”和“拘传”就是这类任意行动。

    从1998年7月起秘密警察先后4次抓捕我,4年零4个月来它们第一次在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文书上宣布我的“罪名”。但是这次的“宣布”还是不尽合法,因为它们不是在剥夺自由之前宣布,而是在我失去自由9个小时“事后宣布”。

    我依然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对庄严的深棕色短皮大衣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对我的诬陷”。几名秘密警察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我在“拘传证”上签字,我断然拒绝。他们或许事前估计,我过去多次拒绝在没有涉嫌罪名的法律文书上签字,今天可能会在有了涉嫌罪名的法律文书上签字,签字将意味着承认中共政权对我的政治指控。当然,我不会上这种浅薄的圈套。

    秘密警察准备将我带离住所。我上午起床后一直穿着睡衣和睡袍,所以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说:“请允许我穿上外出的衣服”。他的回答令人惊奇:“我们的车和房间都很暖和,你不需要穿其它衣服”。我心里明白,秘密警察希望我穿着睡衣和睡袍,因为这将使我“越狱”的可能性降低到零。即使侥幸“越狱”成功,一个身穿睡衣和睡袍的可疑分子将更容易在机场或西方使馆门前被发现并重新拘捕。

    经过我的一再坚持,秘密警察拿来了我的西装、大衣和皮鞋。当然,没有拿来领带、皮带和鞋带,因为这些东西是在监狱中自杀的理想工具。

    如果说4年前秘密警察第一次秘密抓捕我是在炎热的夏天,那么这次秘密抓捕我则是在凄清的初冬。我的被手铐铐住的双手垂在腹前,身披灰色羊绒大衣,在7、8位秘密警察的簇拥下,缓缓走向住所院子的大门。大门外是一条大约6米宽的柏油路,靠近大门的大约40米长的路段,已经被几辆警务用车阻断了交通。被警察拦住不准通行的路人,在忧郁的街灯下疑惑地眺望着眼前的场面,他们或许猜测此地抓获了潜逃已久的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一天距我上一次离开监狱仅仅三个多月!

    一位秘密警察为我拉开了一辆造型漂亮的进口轿车的车门,呈现在眼前的是黄色的洁净的真皮车座,装饰精美的车厢内部飘散着香水的芬芳。我难以理解,一个年人均国内总产值(GDP)只有800美元的国家,秘密警察为什么总是使用如此奢华的“公务用车”?

    第一个目的地仍然是警察机关,那里的第一个节目仍然是审问。我对这种老生常谈早已厌倦。我冷静地坐在椅子上,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晚间将近11点,秘密警察要求我再次上车。两名特工一左一右地坐在我的两旁,他们把我的大衣盖在我的头上,挡住我的双眼。我立即提出了抗议。我知道,这是要把我送到一个秘密场所,有关机构不愿意让我知道这个秘密场所的方位,也不愿意让我看到这个秘密场所的外观。尽管中共政权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并不热心,但是此刻被蒙住眼睛的我,倒真的有点像“恐怖主义分子”。

    轿车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终于停住了。特工们搀扶着我下车,但是并不拉去我头上的大衣,而是架着我的双臂让我摸索着前行。我再次对他们的荒唐举动提出抗议。他们还是默不作声。我在黑暗中尝试着迈上大厅的台阶,迈上曲折的楼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一个“盲人”是多么痛苦!当我被架进一个房间,并被指令坐在床上后,特工们才掀去了我的庞大的沉重的“盖头”。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中,新娘的头上通常被盖上一块红绸子,然后送进洞房。必须在进入洞房之后,才可以揭去那块红绸子,新娘将用羞涩的目光观察对她来说无比新奇的陌生房间。此刻我也观察着“洞房”,只是我的目光毫无羞涩。

    这是一个20多平方米的宾馆式的房间,整个地面都铺着厚厚的地毯,窗户上挂着多重窗帘,墙壁和屋顶装修得相当整洁。但是这个房间仅仅在正中摆放了一张宾馆常用的单人软床,床头一侧放着一个同样是宾馆常用的1/4平方米台面的小柜子。别无它物。

    这又是一个不同于宾馆的房间。在它的单人软床的前面,半圆形地站立着三名军人。他们不是警察,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他们的表情严肃而拘谨,三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这也许是他们的警卫纪律:目光不能离开警卫对象。

    我站起来,打算稍许活动一下僵直的身体。军人立即对我说:“请你坐回床上,上级指示,你不能在室内走动”。我看着这些年轻的忠实于命令的面孔,平静地将疲惫的头部轻轻靠在床头的木质挡板上。军人又立即对我说:“请你的头离开床板,上级要求,你的头不能靠着床板”。我猜想,他们的上级是极其周到的,要防止我用坚硬的头颅撞击坚硬的床板。

    我看到士兵身后的宾馆通常都有的壁柜内放着暖水瓶。我提出需要喝水。军人告诉我:你不能自己倒开水,必须由他们倒好了给我端过来。随后,一个士兵将冒着热气的开水倒在一个一次性的纸杯内。他对我说:要等开水变凉了才能端过来让你喝。

    我又表示要去卫生间。三名士兵走到我身旁,监督我从床沿上站起来。然后,一名士兵在我眼前一米处,面朝我,一步一步地向后倒退着走。另外两名士兵一左一右在我身后半米处,跟着我缓步而行。卫生间附设在房间内,也是一个典型的宾馆式的结构,里面有标准的浴盆、洗脸池、抽水马桶和一面墙宽的玻璃镜。不同的是,这个卫生间没有门。两名军人随着我进入卫生间,另一名军人在卫生间外矗立。在我使用卫生间的全部过程中,两名军人始终一丝不苟地站在我的身旁,两双眼睛从未离开过我的一举一动。看来,我的“隐私权”彻底丧失了。

     坐回小床,我体会着刚才的几个情节,心里清楚今后一段时间,我将处在“人民子弟兵”的“超级监护”之下。这种“超级监护”极其乏味。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早一点进入梦乡。于是我脱去上衣,侧身躺下,闭上双眼。

    这时传来了礼貌的敲门声。一名士兵前去开门。门框和门之间有一条金属链,所以门只能打开一道大约10厘米的缝,而门缝一旦出现,门旁墙上的警报器就发出“嘟嘟嘟”的声音。也就是说,任何人进出这个房间,都不可能躲避自动报警装置。

    门缝外的秘密警察说:“我们现在要提审他”。门缝内的军人说:“你们不能自己提审他。你们要经过我们领导的同意,由我们的领导带着你们进这个房间”。 门缝随之关上了。

    我还没有完全进入梦乡,又传来第二次敲门声。一位军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走进房间。秘密警察对我说:“现在出去谈话”。我重新穿上外衣,然后准备穿没有鞋带的皮鞋。军官命令士兵拿走了皮鞋,拿过来一双塑料拖鞋。显然,他们认为皮鞋有助于更敏捷地逃脱!

    还是一名士兵面朝我,倒退着向门口走去。其他士兵、军官和秘密警察跟在我的身后。房门已经完全打开,门外围站着一圈军人,大约有8个。他们是我的“警卫战士”的一部分。我刚刚迈出房间,两名军人就一左一右地挟住我的双臂。此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秘密场所的内部架构。它是富丽堂皇的宾馆式样。我的房间似乎是在第2层,房间外是宽阔的迴廊,一米多高的迴廊栏杆上镶嵌着花的造型。迴廊下面是大堂,迴廊上方的巨大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架巨大的枝形吊灯。迴廊里没有任何声音,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只有迴廊另一边正对着我房间的屋子敞开着门,两个秘密警察站在门外认真地注视着我这边的动静。在迴廊通向一层的楼梯上,也站着几名军人,他们或许是要防备我夺路下楼而逃。

    就这样在十几名军人的警戒下,我来到了审讯室门前。其实,这个审讯室就在我的房间的隔壁,两个房门相距不足5米。在如此短的距离内动用如此多的军人,可见中国军队确实兵员过剩,裁军存在着巨大潜力。

    我进入审讯室后,军人小心翼翼地关上审讯室的门,但是他们仍旧守候在审讯室门外。

    所谓审讯室,也是一个宾馆式的房间,只是里面撤走了床,代之以写字台。

    写字台后面照例坐着两位秘密警察。一位主审,一位记录。饶有趣味的是,负责记录的竟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她大概刚刚大学毕业,白皙而稚嫩的脸上透露出活力和羞涩。在以往的审讯中,不但主审者老奸巨猾,记录者同样老奸巨猾。因为记录人员必须依据安全机关的特殊要求,在记录稿上大做手脚。如此年轻的女孩,或许缺乏做手脚的丰富经验。中国的安全机关对细节的考虑是无比周密和独到的。目前的这种安排绝不是考虑不周,它的用意是试图缓和紧张气氛,希望我出于对年轻女性的尊重而在审讯中“有所配合”。

    主审人员故意不紧不慢地对我说:“你是懂得中国法律的,你大概知道拘传的最长时间是12个小时。在今天早上8点之前,如果你愿意同我们有一定的合作,我们可以不再采取其它强制措施;如果你继续拒绝合作,我们就不得不改换其它强制措施。你还有几个小时的选择余地”。

    这番话同4年前的威胁语调极其相似,我无法从中感受到新鲜的刺激,我只是告诉秘密警察:“如果你们要改换其它强制措施,应该在法定时间内向我宣布”。随后我就拒绝回答问题。

    审讯无法进行下去。最后,那个女孩子不无拘谨地将审讯记录递过来,轻声说:“签字吧”。我坦率地告诉她:“我不承认安全机关剥夺我人身自由的合法性,所以我不能在审讯记录上签字”。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少女的委屈。我相信在她年轻的心灵深处还保留着天真和人性。我礼貌地向她解释:我拒绝签字,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针对安全机关对我的非法强制措施,请你谅解。

    主审的秘密警察提醒我,在全国13亿人口中,以你这种方式同我们谈话的人可能没有第二个。我们审问过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算少,拒绝在审问记录上签字的也可能只有你一个。

    安全机关在中国是傲慢而神秘的,因为它们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无数的秘密。它们为我的蔑视和漫不经心感到苦恼。当然,我不会理睬这种苦恼。

    于是,审讯室的房门重新打开,十几名军人重新将我护卫到我的房间。

    我回到“洞房”后,立刻准备睡觉。单人床的上方的屋顶上有一盏耀眼的灯,卫生间内和房门内侧过道上也各有一盏耀眼的灯,在3盏灯的交相辉映下,一个正常的人实在难以入睡。尽管我过去住过的所有牢房里夜晚都是开着灯,但是那些牢房的灯光远不如这个房间的灯光明亮。更为新奇的是,我刚刚躺下,一名军人就俯向我的耳边,告知:“请你把双手放在被子外面”。我对这一过于谨慎的要求颇感困惑:难道害怕我在被子里偷偷用一只手掐断另一只手腕上的动脉?

    当我睡觉时,三名军人中的两个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枕侧,另一个站在小床的正前方,三双眼睛依然直视着我。军人们每隔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所以每隔两个小时我都会听到开门声和门旁警报器的“嘟嘟”声。值班军官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我的房间巡视一次。在这种“军事环境”中,连贯的睡眠不太可能。

    就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一位军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再次找我。我猜想,也许是早上8点钟了,因为这是“拘传”的最后期限。我没有“合作”的表示,只能听候“改换强制措施”了。

    还是在几个小时前的审讯室,安全机关向我宣布:方觉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对其实行监视居住。

    我平淡地告诉秘密警察,按照中国的法律,“监视居住”应该在当事人的住所进行,而且应当由公安机关实施。所以,我要求立刻返回住所,我不应该处于军队的看押之下。

    秘密警察答复说:你在什么地方监视居住,由谁实施监视居住,并不是我们有权决定的,这是更高的领导机关的决定,所以我们无法满足你刚才提出的要求。

    我又以调侃的口吻对秘密警察说:按照中国的法律,“监视居住”期间经有关机构批准,可以同外界进行适当的联系。我现在要求打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的记者,因为他们原来约定今天(2002年11月5日)下午对我进行电视采访,所以我需要通知他们推迟采访。另一个电话打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因为我们原来约定明天(2002年11月6日)通过电话确认会面时间,所以我需要通知他推迟见面。

    秘密警察表示:将把这两件要求向上级报告。

    当然,秘密警察的上级不会有回音。

    按照中国的法律,“监视居住”的最长时间是6个月。我完全清楚自己面临的形势: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将力图做成两笔交易。同我进行政治交易,迫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共政权采取合作态度;同美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易,如果中国政府温和地处理方觉,美国将给予什么回报?

    随着中共“16大”的临近,第3代领导人即将淡出政治舞台。不无远见的安全机关正在思索:一个同主流社会保持着广泛联系,同未来的第5代领导人有过友谊的持不同政见者,会不会在今后的某个时候成为主要的政治竞争者?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

    中共第4代领导人即将出台,需要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如果“16大”之后在处理某几个持不同政见者时表现出温和的姿态,既有助于博得国际社会对新领导人的好感,又有助于换取西方新的让步,何乐而不为?

    当然,如果西方出价太低,中国政府就将严厉处罚包括我在内的异议人士,让西方在醒悟之后再出高价。最现实的一个价码,就是规劝美国政府最好不要在2003年春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再次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

    中共政权不仅在玩弄“人权外交”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而且在玩弄“未来政治”方面也达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准。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16大”的前夕被关进中国军队的秘密监狱的两个基本原因。

    中共的政治是杰出的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存在着彻底的互不信任和充分的阴谋气氛。中共的领导层并不十分信赖自己的安全机关,因为这个机关喜欢滥用权力,相当腐败,同国外有着复杂的种种联系。中共的领导层更信赖它们的封闭而听话的军队,所以将我置于军队的直接看护之下。

    我每天只能坐在小床上,没有人同我说话,不能看报,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新闻,不能写字,不能做任何事情。多重的窗帘永远不会打开,房门紧锁,士兵们每时每刻在床前站岗。不仅室内毫无声息,室外也悄无声音。这座军队管辖的特殊监狱显然很少关押犯人,它是一个隐秘的“备用品”,专门应付“特别来宾”。

    在这种毫无人身自由、毫无隐私、毫无声响和完全无事可做的氛围中,一个神经脆弱的人,很可能精神失常。精神失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结果,因为这将有助于安全机关打开审讯的缺口,诱逼精神失常者做出政治上的妥协,或者放弃政治追求。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在军队的这种过于严密的看押下,最终精神崩溃。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神经系统还算健全,镇定地过着千篇一律的没有生命力的生活。

    秘密警察频繁地提审了我16次。他们先是让我“全面谈谈2002年7月22日离开监狱后的3个多月有哪些政治活动”,后是让我“谈谈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认识”。我淡然地告诉他们:政治问题不应该在监狱中谈,更不应该在军队的秘密监狱中谈。秘密警察不止一次地威胁要对我再次判刑。我认为这种施压手法滑稽可笑。安全机关或许希望我再次服刑,因为上一次的4年徒刑为时过短,丝毫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是否对我判刑并不取决于安全机关,而是取决于中国的高级领导层。高级领导层需要慎重地判断:判刑有利于解决这个未来的政治竞争者,还是不判刑更有利于解决?判刑有利于同西方打“人权牌”,还是不判刑更有利于打“人权牌”?把我放在军队的“宾馆”里,恰恰说明了高级领导层并不是对安全机关一切言听计从。

    我再次被捕的2002年11月4日的晚上,我的妹妹恰巧有事给我的住所打电话。我的住所有两部电话,都没有人接,甚至也没有保姆的声音。我的妹妹又同我的手机联络,同样毫无反应。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她立刻给我所熟悉的几位西方国家驻北京的记者打电话,询问我的去向。第二天正好是中国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法新社记者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问:听说持不同政见者方觉昨天失踪,外交部可否证实这一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我的妹妹又同公安机关接洽。公安机关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抓方觉。这个答复是高度艺术的:公安机关的确没有抓捕我,我也的确没有关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至于其它部门是否抓捕或关押我,无可奉告。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同中国政府交涉,希望中国政府说明我目前的真实处境。中国政府一直拖延答复。在拖延答复的这段时间里,秘密警察抓紧提审我,力图取得政治上的收获。但是,它们从我这里一无所获。大约在2002年12月9日,中国政府不得不向美国政府证实:中方认为有必要将方觉“控制”起来。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向美国政府说明,已经对我实行了“拘传”和“监视居住”。也许,中国政府认为这两项强制措施不太站得住脚,或者它们感到这两项强制措施不利于打“人权牌”。但是,“控制”一词的范围过于宽泛,含义过于模糊,使美方不得要领。中方始终拒绝告诉美方:怎样“控制”我,将我“控制”在什么地方,准备“控制”我多久。

    2002年的最后一个月,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新一轮的人权对话。我的案例成为这次人权对话的一项内容。

    2003年1月16日的下午,一位军官走进我的房间,简短地说;“请你穿好衣服”。我穿上西装后,军官命令士兵给我拿来皮鞋和大衣。我穿上皮鞋后,士兵再次将大衣盖在我的头上。我知道,这是外出的信号。我不得不再次冒充顶着“盖头”的新娘。

    两名士兵搀扶着蒙住双眼的我跨进轿车,然后一左一右地坐在我的身旁并牢牢地拉住我的胳膊。军官坐在前排。从军人们的谈话中听得出来,还有一辆车跟在我所坐的轿车后面。看来,军队对我的人身安全负全部责任,它甚至不需要安全机关押送我外出。

    外出去哪里?显然不像是送我回家,因为中共政权不大可能再次“放虎归山”。我猜想,很可能是要送我去参加一场特殊的谈判,而这场谈判不适宜在军队的秘密监狱举行。

    我的猜测大体正确。当轿车停下时,我又看到了警察机关的熟悉的建筑。

    三位军人把我送进一个房间,然后忠实地守候在门外。室内坐着两名秘密警察和我的妹妹。显然,有关机构不希望我的亲属知道我关押在哪里,所以特地将我送到此处。

    妹妹告诉我: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美国政府的建议,允许我以“治病”名义前往美国。美国大使馆希望知道我对这项安排的态度。中国政府并且表示,如果我拒绝赴美,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我长期监禁。

    我平静地听着妹妹的陈述。美中两国政府的这项安排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我从进入军队的秘密监狱的第一天起,就判断我的前途只有两个:被判重刑;或者,被迫前往美国。我并不害怕长期监禁,但是我并不想以坐牢时间的漫长作为主要的政治资本,以此博取人们传统的怜悯。中国的现代政治需要更积极的民主行动和更有力的国际支持。如果我去了美国,还有可能在促进国内主流社会和国际主流社会关心中国的民主变革上作一点实际贡献。

    我简单地请妹妹转告美国大使馆:我尊重美国政府的上述建议。

    当轿车再次停在秘密监狱的大门外时,出现了“007”式的电影场景。车内的押送者用电话请求打开大门,但是他既不通报自己的姓名,也不说明自己的身份,只是低声讲:“我是XX号,请报告领导打开大门”。

    回到秘密监狱后,我并没有因为有可能前往美国而激动得彻夜难眠,也没有因为将要远离祖国而神思不安。很明显,尽管2002年11月召开了中共“16大”,但是第4代领导人目前并不准备改变中国的人权政策,更不准备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们仍旧只是用“人权牌”同西方做交易,而且继续拒绝民主。然而,只要还存在着健康的民主活动分子,无论他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会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变革的种子。在全球化的时代,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航程,不可能中断一个真正的民主变革者的政治生命。

    中国的任何机构都没有事先通知我赴美的具体时间。这符合共产主义政治的传统:永远缺乏透明度。但是我并不着急,一如既往地在军人们的护卫下过着乏味无比的生活。

    2003年1月24日下午,我仍然同平常一样,盘着双腿坐在单人床上,倚着叠起来的被子和枕头,注视着床前的墙壁。

    一位军官领着两个秘密警察走进房间。一个秘密警察递给我一个小本子:“这是你的护照,请你穿衣服”。他们并没有说穿好衣服去哪里。但是我想,既然去法庭并不需要护照,那么今天大概是去机场。

    士兵们最后一次为我拿来了西装、大衣和皮鞋。这些来自偏远地区农村的军人,始终不明白日夜看守的这个“囚犯”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从监狱里“出国”。我并不记恨这些军人。就个人而言,他们很可能是善良的。他们的悲剧在于,不得已充当一部错误的机器上的忠实的螺丝钉。

    另一个秘密警察对我说:“今天要最后委屈你一下。上级指示,还是蒙上你的眼睛”。看来,在我就要离开祖国的时刻,“上级”仍然不希望我知道这座秘密监狱的模样和地点。

    轿车起程了。

    如果说在八十二天(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4日)的秘密监禁中军人们始终克尽职守,那么秘密警察的最后表演似乎也是克尽职守:他们的轿车一直开进了北京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一直开到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的班机舷梯旁。

    秘密警察打开了车门,示意我下车。

    严冬的停机坪一片肃杀。舷梯旁边站着几个中国的外交官员和安全官员。美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马克·兰博特(Mark Lambert) 先生也站在那里。

    我的年老的母亲和妹妹事前都向中国的安全机关提出,希望到机场向我做简短的道别。安全机关的答复是:方觉在机场不能会见任何人。

    我稳步向马克·兰博特先生走去,并且伸出手。他向我诚挚地表示了问候。

    一位中国官员轻声说:“你们可以登机了”。于是,马克·兰博特先生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缓缓踏上金属的舷梯。

    我无意中瞥见自己的皮鞋上仍然没有鞋带。

    我就这样穿着一双被中国秘密警察抽走了鞋带的皮鞋,从第5座监狱飞向了美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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