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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14)
(博讯2004年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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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博讯 boxun.com)

    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旅程中,为什么是比较落后的拉丁区(Latin,如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罗马尼亚人)而不是更有传统教养的拜占庭(Byzantium),掀开了文艺复兴运动、殖民扩张、科学发现的帷幕?还有,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版图中,为什么实验科学首先萌芽在一个偏僻的海岛:不列颠?为什么古典科学在英伦三岛结出了最初一批硕果?为什么欧洲的海外殖民地--美洲--是当代科技的汇集之处,而欧洲本土反倒相形见绌?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倾向,与其有效地卷入海上角逐的程度,对其知识系统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公元前的希腊人,公元后的北欧人,中世纪的意大利人 (威尼斯、热内亚人),近代的英国人,现代的美国人--都是当时最有活力的“海上霸主”。其民族生活的重心,系于海洋较之系于土地者为多,故其民族精神,亦呈现出海洋性的开放特征。

    相比之下,中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大海那面却无相称的文明以供反馈、交流。汹涌辽阔的太平洋,在技术力量薄弱的古代,并不是理想的商路;从中国到日本的航路,比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路,更为艰险,所以鉴真和尚多次航度日本失败,九死一生;而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却一举成功。这样一来,在东亚海域发展起各个内陆社会之间不定期的交流是可能的,但不足以提供海上文明统一而牢固的基地,即使在汉字文化圈内部也是如此。 至于中国文化圈内部海洋文明因素与内陆文明因素之间的斗争,更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说明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南朝(公元四世纪开始)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唐宋以后,这种趋势稳定下来,成为地方特点。当时的福建泉州甚至一时雄踞世界之冠,是最大、最繁盛的商业口岸。这种形势到明清执行“闭关”政策之前,经久不衰,例如明末思想家李贽,就出生于福建一个中亚移民的家庭,他反叛中国传统的活动近乎疯狂,体现了航海文明因素所哺育的商业阶级意识的成长。 但是就中国社会重心的南移进程看,却是政治势力的转移先于经济势力的延伸,而文化转移的根本动因,又是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变乱,这就不得不给南部中国带来某种逃难的气质。东南沿海地区历史上几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浪潮,都与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动乱有直接的关系:

    (一)吴越的兴起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争霸战争的副产品。

    (二)秦灭六国之举促使大批“关东人”南逃,刺激了吴楚地区的发展。

    (三)汉末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使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以更快地提高,以致到了“三足据其一” (三分天下,有其一分)的程度。

    (四)西晋灭亡和“五胡乱华”,又使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此后,东南沿海区域经济、文化力量强于黄河流域,已成迄今为止的定局。

    照理说,如此发达的海洋文明因素,有助于催化一个独立的海上文明,但实际情况,中国仍是一个内陆文明的一统天下。 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文明因素,未能得到充分发育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可归结为两点:

    (一)东南沿海地区始终没有机会较长久地摆脱来自大陆腹地的文化心理影响,经常处于来自内陆腹地的实际控制之下,其直接结果是,难以独立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海洋性文明。再加上汉字及其传统文化对新的思维方式的抑制,新文明的诞生就更渺茫了。

    (二)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只是中原内陆伦理文化的延伸,缺乏性格上真正的独立性,它在情感上是回过身去面向大陆的纵深腹地,而不是以开拓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去面对海洋。海外贸易,始终没有支配它的生活,更没有支配它的精神。它在内心深处是矛盾的,既看到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又对此怀着内陆文明的罪恶感和歉疚心情。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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