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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十三章 乌鸦与垃圾/方觉
(博讯2004年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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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21日,我结束了25天的单独禁闭和8个月的“严管队”生活,坦然地回到了普通牢房。 (博讯 boxun.com)

      还是那间二十世纪60年代建造的、16平方米、拥挤着8个犯人的陈旧的囚室。在这间囚室里,有人因为强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有人因为伤害罪被判处10年以上的监禁。在这间囚室里,每天仍旧加工着出口服装。这些服装大都是化纤质地,贴着华丽的英文商标,很多出口到美国。因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整个囚室终日飘动着化纤的细微的粉末,使每个人的呼吸系统都承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间囚室里,即使是夜晚,也有一盏灯长明不熄,因为狱警需要从牢门的玻璃上清晰地看见室内的每个人。在这间囚室里,我的双层小铁床斜对面的电子监视器还在勤奋地工作。总之,一切如昔。如果说这个世界存在着停滞,那么监狱就是停滞这个词最准确的说明。

      但是,外部世界并没有停滞。

      2001年10月,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塔利班 (Taliban) 政权和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的基地组织 (Al Qaeda) 的军事进攻。

      在这场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中国和俄罗斯以及西方都有不少人危言耸听地预测:美国将陷入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的游击战深渊。这些人绘声绘色地构思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顽强抵抗。这些人实际上是想表达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同情和对美国的厌恶。但是,所有这些预测和构思从一开始就毫无根据。恐怖主义团伙不是现代军事力量,他们并不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真心拥护,他们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美国的军事行动迅速取得了胜利。

      “9•11”之前,中共政权是塔利班政权为数极少的朋友之一。中共政权同塔利班政权长期保持着公开和秘密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联系,这在国际社会是广为人知的。中共政权衷心希望在它的西部边界有一个坚定的反西方的国家。如果阿富汗保持反西方色彩,那么整个中亚就成为了中国的可靠后方。因为其它中亚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它们既亲华又不民主。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另一个重要盟友——巴基斯坦是塔利班政权的主要支持者,那么塔利班政权对中共政权的意义就更明显了。

      塔利班政权的土崩瓦解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的狼狈逃窜,阿富汗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和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改变了中亚的战略格局。这不仅是反对恐怖主义的胜利,而且为将来结束东亚的共产主义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就在阿富汗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2001年10月,布什总统到中国的上海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晤。美国总统有没有必要在战争期间到一个共产党国家参加没有实质性内容的非正式的国际例会,可以成为国际关系学教授的案例分析。其实,布什总统派一位高级代表与会就足够了,不会有任何一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对此表示不理解。但是,布什总统亲自来了。很明显,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进一步争取中国对反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国对国际恐怖主义并没有支配性的影响,因而中国的态度并不能决定恐怖主义的走向。更重要的是,中国实际上认为,恐怖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国家的存在,有助于削弱美国和西方的力量,有助于分散美国和西方对结束共产主义的关注。因此,反对恐怖主义并不符合中共政权的战略利益。所以,中共政权不可能积极、认真地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斗争。在反对恐怖主义的进程中,美国更得体的姿态可能是冷落中共政权而不是亲近中共政权。因为冷落并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也不会妨碍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而亲近则需要给中共政权更多的胡萝卜,但是并不会促进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9•11”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宣布,推迟原定的2001年秋天布什总统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又宣布布什总统将在10月份去上海,这可能没有体现出连贯的外交政策和准确的战略判断。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还为国际关系学教授提供了另一个案例。

      2002年1月,警方突然对我宣布:停止我在2月、3月、4月的例行会见亲属。理由是:我曾经在以往会见亲属时批评中国政府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不热心。

      这是一个借口。真实的原因是:布什总统将在2002年2月访问北京。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一个顽固的、熟悉国际问题的持不同政见者,届时通过亲属对外发表令人不快的评论。

      10月份刚刚去过上海,2月份又要来北京,这对一个“战时总统”来说或许过于频繁。一个大国的元首在4个月内两次造访同一个国家,这在世界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上都不多见。2月份访问北京是否有具体的、重大的议题?似乎没有。中国政府并不想同布什总统讨论真正的重要问题,更不想同布什总统解决真正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聪明地意识到,当美国政府将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时,中国完全可以不去解决中美之间的实质性分歧。但是,中国需要布什总统来访,因为这将巩固中共政权的国内政治地位并提高中共政权的国际声望,特别是有助于增加力图更长久地把持最高权位的江泽民的个人光环。

      当然,布什总统接连到中国来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他想进一步扭转执政初期的对华冷淡,希望以此鼓励中国政府更安心地支持美国领导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但是,更合理的判断角度也许是:如果布什总统不来中国,难道中共政权敢于对反恐怖主义设置重大障碍?即使布什总统来到中国,难道中共政权真的会对反恐怖主义提供重大支持?事实说明:两者都不是。

      在布什总统访华的前五天,2002年2月16日,我吃了监狱配发的饭菜,突然产生了剧烈的呕吐和腹泻。病症前所未有地凶猛,以至于我连续三天完全不能吃任何食物,夜晚几乎无法入睡,体质走向衰竭。我向警方提出:要求饮用或注射一些生理盐水,以便补充身体内已经流失殆尽的至关重要的盐分。警方的答复令人惊奇:监狱医院没有生理盐水。我又提出:请狱方用我自己的钱购买少量的食用盐。警方的答复更为诡谲:狱警不可以为犯人购买任何东西。这时我已经接近虚脱,很多犯人暗暗担心我的健康彻底崩溃。一位老资格的囚犯悄悄告诉我:70年代他在中国的青海省服刑时,一位犯人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严重腹泻导致死亡。我想起了半年前“严管队”的犯人老梁。老梁就是因为警方拒绝给他及时治疗重病而迅速死去的。如果有一天狱方对外宣布:方觉在监狱因病死亡,这也许并不十分奇怪,因为方觉的身体一直不好,中国监狱中囚犯病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谁能担保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不会像某个刑事罪犯那样病死呢?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死亡面前更是人人平等!但是,我不想成为第二个老梁,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离开监狱后去做。从第四天开始,我强打起精神,强忍着恶心,尝试进食一点稀粥。我的“稀粥生活”整整持续了十天!

      就在布什总统抵达北京的当天,中国的秘密警察还上演了一场小小的街头剧。2002年2月21日清早,几名秘密警察来到了我妹妹的家中。这并没有使妹妹感到惊讶。因为在我入狱期间,凡有重要的西方来宾访问北京,比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访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访华,秘密警察都会早早来到妹妹家中,禁止她出门,随后便不知羞耻地坐在沙发上,成为挥之不去的“客人”。这样的情况可以持续几天,直到那些敏感的贵宾离开北京。但是今天秘密警察还有新的节目。他们对我的妹妹说:现在带你去监狱见你的哥哥。

      此前妹妹已经得到我被停止三个月会见亲属的通知。狡诈的秘密警察在布什访华的当天提出带她去见我,这使她半信半疑。

      秘密警察的车子载着妹妹来到70公里外的北京市良乡监狱的大铁门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下车,佯称去同监狱“协商”如何才能见我。我的妹妹像“人质”一样留在车上。秘密警察同监狱的“协商”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傍晚。最后,他们告知妹妹:监狱不同意你去见方觉。于是车子又将妹妹载回到70公里外的家中。看来,这幕拙劣的街头剧的意义,不是去会见某个持不同政见者,而是确保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某个持不同政见者的亲属不要留在北京城中!

      当然,我不会因为布什总统访华就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我知道,尽管布什政府的对华人权政策大体上沿用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人权政策,但是布什政府整个对外政策的目标却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自由、人权、民主。我相信,随着若干年后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正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同样会体现在对华政策上。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在布什总统访华的时候,提醒中共的领导层不要盲目高兴、一意孤行地压制民主。2002年2月21日早晨喝过稀粥后,我给主管警察和监狱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写了一封抗议信,告诫中共领导层不要试图利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机会和美国总统的访华,继续恶化中国的人权状况并继续拖延中国的政治改革。我请狱方转递抗议信。如果说在阴暗的监狱中还有一点令人欣慰的事情,那就是狱方从来没有拒绝接收过我的抗议信和控告书。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说是忠于职守的,因为他们的上级需要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和政治态度。

      取消了我三个月会见亲属仅仅是一个序幕。实际上,在我最后的半年刑期,中国政府已经决心不让我见到任何监狱之外的人。因为布什政府的对华人权政策正在明显地回归到克林顿政府的对华人权政策的轨道,中国政府已经不必担心美国政府对其人权记录提出尖锐的批评。

      中共政权是一个有流氓作风的政权。当它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时,通常会忘乎所以,蛮横无理。按照中国监狱主管机关的规章,停止犯人会见亲属最多三个月。所以,从形式上讲,2002年5月我可以恢复例行的每月会见一次亲属。5月的一个上午,我走进会见室,隔着玻璃墙用电话同妹妹交谈。由于我长年在牢房里被迫终日坐在没有靠背的低矮坚硬的塑料小凳上,不允许到室外活动,也见不到阳光,所以腰部、臀部,腿部的肌肉早已僵硬,隐隐作痛。所以,在以往一段时间会见亲属时,我只能站着讲话,难以端坐在会见室更为坚硬的椅子上。我曾经就此向监狱作出过解释,他们过去并没有对此提出强烈反对。囚犯会见亲属毕竟不同于好莱坞的拍摄现场,没有必要让每个演员摆好特定的姿势。但是今天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我站着和妹妹刚刚讲了几句话,电话就被切断了。警方宣布:因为我站着讲话,所以取消我的会见。警方并没有向我说明,中国监狱的哪一条规定禁止犯人站着同亲属讲话。这不过是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取消会见的流氓理由。于是我被强行带回了牢房,妹妹则被强行带离了监狱。从此之后,我的会见亲属再也没有恢复。

      在我的四年监禁中,第一年完全禁止会见亲属。在第二年到第四年的三十六个月中,按中国法律的规定我可以每月会见一次亲属。但是实际上我仅仅有过十八次会见,被取消了十八次会见。换言之,在四年的监禁时间里,我有62.5%(两年半)的会见亲属的机会被非法剥夺了。这并不表明中共政权的强大,而是表明中共政权的心虚:他们始终害怕外部世界知道我的案情的真相和我在监狱的真实处境。

      被强行从会见室送回牢房,我平静地注视着窗外监狱的庞大院落。在五月的暖风中,几只乌鸦正在啄食远处垃圾堆上残剩的食物。我感到,当前中国的共产主义有一点像乌鸦,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有一点像那个垃圾堆。中国的共产主义在国际社会集中精力反对恐怖主义时,幸运地找到了新的食物,尽管这些食物十分肮脏:它们可以继续践踏人权,它们可以继续拒绝民主,它们可以继续放纵腐败,它们可以继续炫耀武力。但是,我坚信,一旦清除了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垃圾堆,那些共产主义乌鸦就将失去赖以为生的食物。到那时,中国的根本改革就可能开始。

      尽管中共政权可以禁止我会见亲属,但是它似乎没有勇气延长我的刑期。毫无疑问,中共政权认为我的四年刑期为时太短,因为我完全没有“改造好”。按照1998年下半年安全机关审讯我时的说法,我有可能被判10年左右的徒刑。按照律师的判断,我也很可能面临重刑。但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共政权不得不对我处以轻刑。然而,在反对恐怖主义有利于中共政权的新形势下,对我这种顽固不化的政治隐患处以长刑似乎是行得通的。当然,这需要下一次抓捕和审判。

      2002年7月22日是我的刑期的最后一天。早上8点,几名警官走进了我的牢房。他们十分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每一样东西,然后拿出一张“刑满释放证明“,让我签字。这时一位警察肩扛着昂贵的进口录像机,小心地将镜头对准我,准备摄下这珍贵的场面。

      我平静地对警官们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犯罪,但是“刑满释放证明”上认定我曾经犯罪,所以我拒绝签字。

      警官们暗含威胁地说:如果我拒绝签字,将不允许我离开监狱。

      我淡然一笑,告诉他们:按照中国的法律,释放的时间不能超过刑期最后一天的午夜12点;同时,我也作好了继续留在原来的牢房的准备。

      警官们语塞。他们表示:需要请示上级。

      中午时分,警官们又来找我。他们转换成和蔼的面孔,不无关切地说:你的妹妹早晨8点之前就来到监狱的大门外接你,现在已经等了四个多小时。如果你能够在“刑满释放证明”上签字,立刻就可以离开监狱。

      我为警方的关切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我的亲属不是等了四个小时,而是等了四年。我不会为了四个小时,就放弃四年来坚持不认罪的态度。我仍然拒绝签字。

      下午,警官们再次找我。他们说:上级同意,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签字,可以不签,但是你要手持“刑满释放证明”离开监狱。看来,他们的上级是出色的电影导演,需要一个到位的镜头:方觉拿着“刑满释放证明”走出监狱。这个镜头的含义是:方觉最终还是认罪了,因为“刑满释放证明”上清楚地写着他的“罪名”。

      我对警官们的上级的建议深感滑稽。我可能永远成为不了电影明星,所以我无法接受某个政治导演的动作指导。我对警官们说:你们的上级的主要意图,是想让摄像机摄下我拿着“刑满释放证明”离开监狱的场面,但是我不准备这样做。

      这时一位警官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最后的条件:你只需要拿着“刑满释放证明”走出监狱大门。一旦出了大门,你可以随便处置“刑满释放证明”,譬如,立刻把它撕碎扔掉。他讲完之后,迅即把“刑满释放证明”给我递过来,而那位肩扛录像机的警察满怀希望地校正着镜头。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并不去接那张“刑满释放证明”。按照中国的法规,一个犯人必须凭借“刑满释放证明”,才能到公安机关重新登记户口,才可能重新找到工作。否则,你就是“黑户”,就可以随时对你重新审查。现在,警方同意我出了监狱的大门后就可以将这张宝贵的纸撕毁扔掉,这似乎是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我不能被表面上的让步诱惑。对共产主义政权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政治。它们现在需要一个我的认罪镜头作为政治象征,我不应该给它们这个机会。

      较量一直持续到傍晚六点。最终,无奈的警官们押送我走出了监狱大门。从牢房到监狱大门的数百米的沿途,那位肩扛着录像机的警察始终勤奋地摄像,可惜画面不够理想,因为我的手里并没有宝贵的“刑满释放证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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