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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9)
(博讯200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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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 Worship of Human Labor (博讯 boxun.com)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群体。在古代中国的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不恤民情而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类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天赋的优势(“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西方的海上诸文明(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 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东方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

    尽管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的技术聚合,在其内部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但主次之分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技术”和“人力”不可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追求人力”的内陆防范型社会中,尤其是农业社会,经常发生杀殉即活人牺牲的习俗。其实,杀殉与活人牺牲也是一种对人力的追逐。甚至是一种更深刻、更急切、更无孔不入的追逐。正是在重视人力的古代社会中才特别容易发生这类血腥仪式。杀殉是因为死去的统治者想把人力带到他们将去的冥界,而活人牺牲习俗的假设前提,是认为神祗也像人们一样重视人力,于是以活人牺牲来取悦于神灵。所以,杀殉也好,活人牺牲也好,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力进行的变相投资,想以这种方式换得祖先神灵和自然神祗们的欢心,让神灵来赞助献祭者们获取更多的人力。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对人力的随求改取不那么富于宗教色彩的投资方式--干脆把人力派作唯物主义的现实用途,于是,奴隶的使用开始普及。

    尊崇技术的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英国工人由于惧怕失业而一再发动捣毁机器的暴动。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他们对技术的尊崇以至畏惧,他们并不认为失业是人为的事件,也不因此归咎他人,反而认为这是由于机器造成的。这因为他们清楚知道技术的力量,并意识到这种力量不一定造福于人。过分着力于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伦理),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因为技术除了能增加人对自然的支配力,同时也不断改变人际关系,从而打乱统治集团的权力分配方式。任何新技术的普遍应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改变着人际关系的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义说,“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关系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基点,生产关系是从属于权力关系的。即使在西欧一角的法治社会,也是由于法制的权力构架的保护,才使得生产关系貌似独立。过度重视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及其生产关系),其副作用很可能会限制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因此不难发现,在伦理秩序程度深入的社会系统中,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备受桎梏。每当一种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刚刚萌芽,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它使生活丰富多样的积极方面,而是它对现存人际关系和伦理观念的潜在的不稳定影响。过于敏感地“预见”这些消极面并夸大之,然后就把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连同这些潜在的消极面一起抛弃了。

    追求人力的社会生活特点,造成了以重视(保持并全力扩大)人力为特征的“人际关系--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倾向是追求“持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与照顾面上的平衡,因此,它对可能加剧不平等状况而导致社会分裂、激化阶级矛盾的技术发展,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对力图发展这种新技术的创造性的个性,则采取压抑与分化瓦解的策略。这种态度常常并不体现为有意敌视,而是体现为漠视,任其在无声无息地自行消失。对于新技术和创造性的个性而言,奉行这种扼杀策略的“伦理社会”并不存在可见的竞争者与敌手,但却到处都是无形的阻力与障碍。因为各种势力都预感到:新技术和创造性,对于权力结构的维持既定方针,是一个持续的威胁。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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