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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 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 第十二章 跨世纪/方觉
(博讯2004年4月17日)
    方觉更多文章请看方觉专栏

     (编者按:本章讲述了作者在监狱中经历“严管队”、“禁闭室”的遭遇,并对台湾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分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幕。) (博讯 boxun.com)

 一年多前我在渤海岸边的“古拉格(Gulag)”时,牢房旁边不远处就是禁闭室。不过那时我还没有进去的荣幸,因为美国还没有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国政府以极低的代价赢得了PNTR,它没有承诺为此而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这是前所未有的。1994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克林顿政府将 中国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脱钩,允许两名政治犯“保外就医”,其中一人到了美国。1997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江泽民访美和克林顿访华,又允许一名政治犯以“保外就医”名义赴美。1998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欧盟和美国不在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再次允许一名政治犯到美国“保外就医”。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中共政权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国际意义远远超过克林顿政府前几次的让步,但是中共政权这次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人权代价”。这种荒唐现象不仅是克林顿政府的人权政策的谷底,而且是美国整个对华政策的悲哀。所以,我必须在禁闭室品尝这一荒唐结局的滋味。

    禁闭室在监狱的隐蔽的角落。那是一个独立的院子,一道独立的水泥墙将它同监狱的其它部分隔开,墙上耸立着独立的电网。从某种意义上讲,禁闭室是“狱中之狱”。 (博讯www. boxun.com)

    中国的监狱把对囚犯的处分分成4个等级:警告、记过、记大过、禁闭。禁闭是最高处分。禁闭室对囚犯来说是恐怖的象征,那里充满着凌辱、虐待、体罚和殴打。过去和我在同一间牢房的一位健壮的年轻的犯人曾经讲过:一年前他被送进禁闭室后,狱警将他绑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轮番用高压电棍电击,整整折磨了他八个小时。他曾经撩起衬衫,让我看过身上被长时间电击而留下的烧焦的皮肤。看来,有关机构认为其它处分不足以使我回心转意,有必要让我在最高处分中做出认罪的抉择。

    我所在的禁闭室是一个大约1米宽、2米长的狭小的房间,里面没有床,没有凳子,没有任何东西。小房间的外面是一道铁门,里面是一道铁栏杆门。

    狱方要求我终日坐在地上,不准倚墙,更不准躺下。这种终日静坐的功夫对练习印度的“瑜珈”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禁闭室的饮食已经接近生命的极限:一日三餐只有库存多年的玉米面制成的“窝头”,没有正式的菜,也没有汤,“窝头”的伴侣是几片发霉的盐腌的咸菜。

    12月底的北京已是严冬,但是两平方米的“迷你 (mini)”牢房里没有取暖设备,冷如冰窖。夜晚只能睡在冰凉的地上。没有正式的被子和褥子。“被子”只是一张大一点的棉絮,“褥子”则是一张小一点的棉絮。当然,不会有枕头。每天夜晚,我用自己的布鞋充当“枕头”。由于室内太冷并且饮食中的热量太少,我只得穿着棉衣和棉裤睡觉。这样睡觉的结果留下了明显的纪念:我的外衣上沾满了棉絮上细小的、白色的棉丝。

    禁闭室的墙上安装着电子监视器,它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过去住的牢房里,同样有电子监视器。铁门外摆着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每天24小时狱警轮流坐在那里值班。他们是我每天唯一能够见到的人!

    禁闭室都是单独关押。这样的单人牢房总共有7间。我刚进去的时候,其余6间都空着。

    这里一片死寂。在这种死寂的氛围中,一个人可以回顾一生中任何细节,也可以猜想未来生活的意义。

    第二天早上,一位负责警官来到禁闭室外。他和我隔着铁栏杆门相互直视。他用温和的语调开始倾吐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听说你在福建工作过。我是半个福建人。我的父亲是1949年到福建的南下干部,我的母亲是福建人。” 他停住了表演,观察我的反应。90年代前期我在福建工作时,1949年从北方到福建接管政权的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差不多都退休了。这些南下干部当初到福建时多数是单身,而后很多人娶了天真的福建姑娘。这是半个世纪前的经典故事。我礼貌地告诉这位警官:我认识一些福建的南下干部。他感到谈话似乎有了一点点进展。于是他又提起在福建度过的美好的少年时光。我知道,这场精心设计的谈话很快就要转入主题了。这位警官最后表示:希望我能够给有关部门写一份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将很快解除禁闭。临走时他强调:我最好在3天内写完检查。(boxun.com)

    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需要各式各样的崇拜对象的制度,因为有了崇拜对象,才便于统一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行动。对新世纪的盲目鼓噪也是这种原始崇拜的一部分。

    原来中共政权认为2000年是新世纪的开始,于是它们大吹大擂地庆贺了一番。后来它们发现这种庆贺为时过早。因为公元纪年不是从零年开始,而是从1年开始,所以准确地说,21世纪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于是中共政权又劳民伤财地举行了第二次新世纪庆典。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庆祝,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渲染一党专制下的虚假的“太平盛世”,为保守的第三代领导人树碑立传。在那段时间里,“跨世纪”成了中国官方使用频率最高的迷信般的词汇。

    我进入禁闭室的第二天,即2000年12月31日,正好是跨世纪的前夜。这一天监狱的气氛格外紧张。值班的警官比平时增加了许多。晚上,狱警的对讲机里不时传出监狱领导人检查值勤状况的命令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指示。

    我坐在冰冷的地上,凝视着冰冷的铁门。我想起7年前的一件事。那段时间我同一些开明的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反复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1993年底我们在“中国政治学学会”中组建了一个“中国青年政治学研究会”,集中了上百个主张政治改革的40岁以下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关心政治改革的年轻商人。我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希望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准备新一代人的思想和力量。当时一位积极参与组建“中国青年政治学研究会”的官员问我:中共的一党执政有没有可能维持到21世纪?我对他说:有可能维持到21世纪的初期,但是不可能延续到整个21世纪。

    今天,我不仅成为跨世纪的政治犯,而且成为了跨世纪的禁闭犯。但是我仍然坚定地认为:7年前我们的努力和预测都是正确的。

    3天之后,那位“南下干部”的后代又来到禁闭室门前。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不写检查?我平静地回答:我在4个监狱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检查。我从被抓捕的第一天起,就拒绝写任何检查。他失望地说:坚持这种态度,对你十分不利。

    两年半以来,中共政权为了得到我的一纸书面检查,费尽了心机。但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将我送进禁闭室,也许是它们寻求我的检查的最后一次尝试。它们不会轻易放弃最后的机会。

    在随后的十几天里,几名警官轮番找我谈话,威胁性地提出要对我长期以来拒不认罪,拒绝检讨错误“算总帐”,责令我必须写出书面检查。

    我知道,一旦我写了检查,警方将通过某种途径迅速对外公布,以便证明我已经承认错误,转变立场。这是本案的一个诱人的结局,也是结束一个反对派人士政治生涯的诱人的前景。

    但是,写检查的僵局迟迟无法打开。按照中国的《监狱法》,禁闭的最长时间是15天。15天的最后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博讯)于是警方作出了一个让步:如果我不愿意写正式的检查,是否可以写一份思想认识?

    在共产党的政治语言中,“思想认识”是一个含义宽广的范畴。它虽然不像认罪书那样令人屈辱,也不像检查那样令人难堪,但是,在“思想认识”中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做一些自我批评,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对中共政权说几句恭维话。我明确地告诉警方:对我的禁闭完全是非法的,因此我拒绝写任何书面材料,包括不写“思想认识”。

    这样的答复使警方极其恼怒。2001年1月13日,即15天禁闭期限的最后一天,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解除禁闭。于是,我向狱方提出了对超期禁闭的质疑。

    3天以后,两位警官向我宣布:经上级批准,对我延长禁闭10天。我冷静地告诉他们:第一,中国的《监狱法》没有延长禁闭的规定,所以对我延长禁闭是非法的;第二,我的禁闭3天前已经到期,事后向我宣布延长禁闭为时太晚。他们以一种流氓口吻对我说:如果你继续拒绝写检查,对你的禁闭将无限期延长。

    我认为,这种流氓口吻恰恰是外强中干的表现。因为中共政权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国内为所欲为,更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不顾及国际社会的批评。

    一天深夜我再次被冻醒。冻醒是常事,但是这次却感到格外寒冷。早晨起来后,我抬头去看高高的、狭小的禁闭室的密封的采光窗户,发现外面似乎下过大雪。不久,我从值班狱警的闲聊中得知:今天北京的最低气温是零下16度。

    由于长期的寒冷和长时间的禁止走动,我的左脚出现了冻伤,臀部也被坚硬的地面磨破。由于禁闭室禁止洗澡并禁止更换内衣,加剧了受伤部位的皮肤感染。我向狱方提出诊治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很清楚,这可能是对我的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被迫低头,那么一切政治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如果我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专制政权将对我束手无策,因为它们很难找到更有力的手段。

    我听说,曾经有一个被禁闭的囚犯,由于不堪虐待,在深夜的时候将衣物悄悄撕成细条,试图利用禁闭室内侧的铁栏杆自隘。我也听说,不止一个被禁闭的囚犯,由于极度的绝望和残酷的刑讯,变得精神失常。但是,我必须保持信心和平静。信心和平静也许是对付中共政权的流氓手段的最有效的自卫武器。

    我刚到禁闭室时,七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又陆续关进了几个犯人。但是,因为都是单独关押,彼此无法谋面。由于禁止说话,所以整个禁闭区如同无人区一样,仍然是一片死寂。

    2001年1月19日,这个监狱的副监狱长出现在禁闭室的门口。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长时间地注视着我。我猜想,他可能期待着我首先讲话。当然,最好是我能够做一个口头的认错表示,那个既可以录音又可以录像的电子监视器将忠实地记录下这个珍贵的场面。尽管我拒绝写认罪书、检查或思想认识,但是一个口头认错,也是警方的重要收获。我决心不讲任何话,继续冷淡地坐在原地。

    2001年1月20日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就任的日子。我估计我的禁闭很快就会结束,因为中国政府不敢再次延长我的禁闭时间。

    果然,2001年1月22日晚上,警方向我宣布:解除禁闭。

    据说在这个监狱的长达40年的历史上,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拒绝写检查而走出禁闭室的人。

    中国的法律往往是一种摆设,《监狱法》并不例外。中国的大部分监狱制度是监狱管理机构自行制定的,而不是《监狱法》的明文规定。“集训制度”就是典型的法外制度。

    所谓“集训”,就是将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和结束了禁闭的犯人集中在一起,实行比一般犯人更严厉的管理和更恶劣的生活待遇。集训的时间通常是3个月到8个月。“集训队”更通俗的名称是“严管队”。毫无疑问,有关机构不会让我失去宝贵的集训机会。

    我离开单独关押了25天的禁闭室后,立即被送进了集训队。

    集训队和禁闭室同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集训队的牢房大约有35平方米,里面摆放着十张上下两层的小铁床。当我走进这间牢房时,正好是第20个人。

    集训队的生活不仅比一般犯人更艰苦,而且比一般犯人更无聊。警方要求“集训犯”每天必须永远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30厘米高的塑料小凳上,无休止地反复抄写监狱管理机构的各种各样的规定,据称这样做有助于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加深对监狱制度的认识。任何时间都禁止“集训犯”说话,任何生活必需的活动都只能紧张地集体进行:例如,去卫生间必须集体前往,而且时间通常不得超过10分钟。在这里,个人似乎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部静悄悄的、共同运转的机器。从某个角度看,这正是压制个人的极权制度的缩影。

    几天之后,一位负责警官来“看望”我。他故作遗憾地说:集训队的条件比较差,如果我愿意就自己的问题写一份书面材料,有关方面可以尽快解除我的集训。我知道这是重施政治交易的伎俩。我告诉他:不仅过去对我的禁闭是非法的,现在对我的集训同样是非法的。我不会给任何方面写任何认错材料。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另外一位负责警官也不止一次地找我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规劝我用一份认错材料换取提前结束集训。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甚至不解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清楚你的集训时间是8个月?

    我完全清楚我的集训时间是8个月,但是我有耐心坚定地度过这8个月。如果说在监狱生涯中有什么收获,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强了耐心。

    按照中国监狱的规定,“集训犯”不允许会见亲属。这种规定是心虚的表现,它的主要考虑是担心“集训犯”向亲属揭露集训队的黑暗。但是,2001年2月底的一天,狱方通知我会见亲属。

    我在禁闭室时左脚的冻伤还没有完全好,走路有些困难。我一拐一拐地缓缓踏进了会见室。我的妹妹坐在里面。旁边除了两位熟悉的狱警外,还有一位身穿便服的陌生人。很明显,他来自秘密警察的特殊机关。这个特殊机关想亲眼看一看、并亲耳听一听经受了禁闭和集训的我,是否稍许有一点悔改的表现?

    妹妹告诉我,她今天之所以能来看望我,是西方国家同中国政府交涉的结果。此外,最近几天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正在北京,中国政府也需要在人权问题上作出一点“姿态”。

    我请妹妹转告外界:无论我在监狱的条件多么恶劣,无论禁闭的时间或集训的时间多长,我都不会改变政治立场。

    当然,这样的会见不会令警方有丝毫的满意。在随后的6个月里,会见又消失了。

    2001年1月就职的布什政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对中共政权相当冷淡,这同布什先生在竞选期间的对华批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布什政府很快宣布放弃克林顿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炮制的虚幻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政府对布什政府的冷淡态度感到不安,它试图从两个方面试探有没有可能改变冷却中的中美关系。

    一个方面是微笑的试探。2001年3月朱鎔基总理在他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例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和地向美国新政府表示友好。随后,主管外交的副总理钱其琛急切地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但是,微笑的试探似乎成效并不明显。

    中共政权历来主张在外交活动中要兼具软、硬两手,以硬为主。它的另一个方面的对美试探就是政治冒险。

    2001年4月1日晚上,在例行的“思想教育”活动――囚犯集体收看官方电视新闻时,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出现了:一架中国战斗机和一架美国侦察机相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国侦察机受伤,被迫降落在海南岛的一个机场。

    官方电视新闻结束后,警方立即要求囚犯就中美军用飞机相撞事件进行“讨论”。我心里十分清楚,所谓“讨论”,实际上是想听听我的看法,以便向上级汇报。正如两年前美国飞机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警方也及时组织了囚犯的“讨论”。

    我在“讨论”时明确地说:中美两国军用飞机相撞的地点不是在中国领空,而是在公海上空。美军飞机受伤后被迫降落在中国机场,并不是蓄意侵入中国领空和领土。我希望中美两国政府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稳妥处理这一事件。

    我的这种看法同中国政府的实际意图相去甚远。中国政府恰恰是要利用撞机事件,在国内鼓动新一轮的反美情绪,以此向刚刚执政的布什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施压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解决撞机问题本身,而是试图阻止布什政府采取不利于中共政权的对华政策。

    布什政府对撞机事件的处理同两年前克林顿政府对中国使馆被炸事件的处理不大相同,布什政府没有作出太多的让步,中美关系继续处于冷淡之中。中共政权的冒险性的试探也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新的台湾政策又刺激了中共。

    2001年4月24日,布什政府宣布:增加对台湾的军备销售。布什总统本人当天表示:美国将竭力全力协助台湾的防御。这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总统最明确、最强硬的表态。中国政府对布什政府新的对台政策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中国政府长期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其实,台湾问题更多地是中共政权的一张“外交牌”。当中共政权认为有必要改善中美关系以获取更多的好处时,它就有意地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当中共政权认为有必要压迫美国作出更多的其它方面的让步时,它就有意地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例如,1993年以前中共政权需要美国政府对华友好,因此中共的对台政策在一个长时间内是温和的。1993年以后中共政权试图迫使左倾的、软弱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事务中作出重大让步,于是逐渐增加对台湾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95年夏季至1996年初的三次大规模对台军事演习中达到了高峰。当克林顿政府从1997年开始对中国政府表现了充分的热情之后,中共政权就减小了对台湾的压力。

    台湾问题同中国的国计民生距离很远,同中国的国内改革距离很远,同中共领导层的权力分配距离很远,它是一个典型的“外部问题”。正因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重大的、紧迫的内部问题,所以中共政权才能够随心所欲地将台湾问题当成“牌”。

    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从长远角度看,中美关系真正的核心是:中国是建设性地加入美国领导的冷战后的新的国际秩序,还是继续同残剩的共产党国家、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从现实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譬如,人权问题,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问题,公平贸易问题,等等。台湾问题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台湾政府会宣布台湾独立,也不会有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中国政府会作出全面攻打台湾的决策。因为,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治局面既是两岸大多数人民的现实愿望,也是两岸政府的现实愿望,更是国际主流社会、特别是美国对台湾的现实态度。中共政权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基本事实,但是它狡猾地将一个没有现实紧迫性的台湾问题当成“大牌”,以此迴避中美关系真正的核心,冲淡中美关系中真正重要而敏感的问题。

    在2001年4月,中国政府为了表达对布什政府的冷淡的对华政策的不满,需要再次去打“台湾牌”。

    我在监狱的“严管队”的苛刻的环境中预感到,在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增加对台军售之后,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人权问题上搞一点“小动作”,以便强化它对美国的批评姿态。

    不出所料。中国政府2001年4月25日公开表示了对布什政府新的对台政策的不满后的第二天,狱警突然把我带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内除了两名熟悉的警官,还有两个陌生人。显然,陌生人是今天的主角。

    陌生人自称来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他们表情严肃地向我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项决定:驳回申诉,维持原判。我对这个决定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但是我心里感叹这个决定来得如此“及时”。

    根据中国的法律,法院必须在6个月内对申诉作出答复。我的申诉是2000年1月提交的,而法院的答复竟是在2001年4月26日,长达15个月之后!很明显,中国政府选择了一个它认为有利的时刻公开宣布了这个答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迟到的答复正是及时的答复。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同美国打“撞机牌”、“台湾牌”,还需要打“人权牌”。

    我对陌生人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申诉人对终审法院驳回申诉有异议,可以向终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次提出申诉。我完全不同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的决定,所以我准备向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提出无罪申诉。

    然而,中共政权不可能让我向它的最高法院提出挑战。警方先是拒绝我同律师联系,并扣押我给律师的委托书。而后又拒绝律师提出的同我见面,以便商议再次申诉的要求。总之,直到我离开监狱,我的第二次申诉始终被非法阻挠。这从一个侧面发映出中共政权对我的判决在它自己的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随着2001年夏天的到来,冷却了的中美关系在悄悄地回温。

    2001年5月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打算影响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投票。而在2000年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鉴于中国人权记录恶劣,不赞成给予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权利。2000年底,英国下院外交委员会也作出过类似的决议。几个月后美国新政府的表态,是一根对华友好的胡萝卜。

    2001年7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动给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他不仅祝贺美国国庆(7月4日),而且祝贺布什总统的生日(7月5日)。这似乎是没有先例的。

    几天之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利用一次国际会议的机会在越南举行了会谈。鲍威尔答应7月下旬访问中国。

    为什么短短半年之内,中美关系经历了由冷淡到回温的过程?

    第一个原因,美国商界的对华利益集团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共和党同大公司的关系比民主党同大公司的关系更密切。美国商界的上层强烈希望布什政府不要改变对华政策。

    第二个原因是重新浮现的对美国和俄罗斯战略竞争的担心。布什总统2001年6月宣布美国将退出1972年签署的《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作为一个前克格勃特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狡猾地表示俄罗斯有可能考虑重新启动同美国的核竞争。实际上,普京的这一表示只不过是一种无力的讹诈,它的目的是阻挠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进一步取得战略优势,而不是真的要同美国展开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俄罗斯破败的经济、衰退的军事力量、混乱的社会局面,根本没有实力同美国展开核竞争。而普京作为一个侥幸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小人物,他更关心总统宝座,而不是更关心俄罗斯的核弹头数目。但是美国政府似乎过分认真地看待了普京的无力的讹诈。狡黠的中共政权察觉出美国政府这种过份认真的态度,于是公开表态支持普京的讹诈。这就制造出一种假象:仿佛俄罗斯同中国有可能在核战略上结成联盟以抗衡美国。其实,中国在世界核俱乐部中仅仅是一个能力十分有限的配角,俄罗斯并不重视中国的核姿态。中国支持普京的讹诈的真实原因,是诱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作出让步。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似乎同样过份认真地看待了中共政权对俄罗斯核声明的虚假支持。这对美国政府升高对华温度发生了作用。事实上,半年之后美国真的退出了《反导条约》时,俄罗斯的反应轻声细气,中国则根本没有反应。

    第三个原因是,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美国政界、媒体、知识界在对华问题上的左派倾向越来越强烈。这种左派倾向逐渐在对华事务中成为主流,它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新的布什政府不得不注意旧的左派声音。

    尽管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得已有所回温,但是不可能恢复到克林顿政府的高温。因为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两个基本点同中共政权的基本利益对立:其一,布什政府决心在全世界推广自由的价值体系和民主制度;其二,布什政府决心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强有力的冷战后的新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在对华政策回温的同时,布什政府已经考虑将全球战略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2001年9月前布什政府宣称:未来对美国和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地区是东亚。这一新的战略判断和拟议中的新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冷战的结束和欧洲的逐步稳定,使得不再需要将欧洲继续视为主要的战略重点。而共产党中国的迅速崛起,北朝鲜的核野心与流氓行径,中国同台湾、中国同美国、中国同日本的潜在对峙,北朝鲜同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潜在冲突,使得东亚地区当之无愧地成为新的全球战略重点。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盛行着和平主义,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战略思维。布什政府考虑将战略重点转向东亚,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可惜,历史进程的意外事件,中断了这个正确的全球性的战略抉择。

    2001年7月12日上午,突然整个监狱响彻了凄厉的警报声。着装格外严整的狱警要求所有囚犯必须端正地坐在小凳子上,不许说话,不许张望四周,不许做任何事情。这时警戒监狱的武警士兵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手持冲锋枪,站在了每个牢房的铁门外。这是为什么?难道有人越狱?有人暴动?有人劫狱?我平静地注视着眼前这幕虚张声势的滑稽戏。我心里明白,明天,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投票决定由哪个城市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北京是申办城市之一。实际上,没有任何囚犯对北京申办奥运会表示过异议。这场小题大做的监狱演习主要是想提醒我这个政治犯:不要试图在申办奥运会最敏感的日子采取异常行动!

    第二天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的投票同样是滑稽的。仅仅在第二轮,压倒多数的奥委会委员就将手中的票投给了北京。看来,有必要在国际奥委会中组建一个中共的党支部,以便使这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诟病的机构能够更好地为中共政权服务。而年迈的迷恋权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完全有资格充当中共党支部的书记!

    我希望中国有机会举办奥运会,但不是现在举办,而是在民主变革之后举办。如果现在举办,那是对专制制度的鼓励,是对反人类主流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鼓励,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鼓励。上个世纪30年代,国际奥委会曾经决定由纳粹德国举办一届奥运会,那次“柏林奥运会”成为掀起法西斯狂热的大舞台。十分可能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成为衰败的共产主义的兴奋剂。

    申办奥运会成功引发的盲目热情似乎加剧了夏日的监狱的燥热。“严管队”位于监狱的一个不通风的阴暗角落,它的额外的高大水泥墙挡住了几乎全部的新鲜空气。被命令枯坐在牢房的小凳子上的“严管犯”,仿佛置身于空气凝滞、闷热无比的蒸笼。他们的额头终日布满汗珠,衬衫终日被汗水浸透,甚至裤腰也终日湿漉漉的。夜晚热得难以入睡,早上每个人的床单上都留下了长长的汗渍。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发生人生的悲剧,也很容易制造人生的悲剧。

    2001年8月初的一个清晨,在起床命令灌进耳际之前,我已经热醒了。我看见对面的床上坐着一个头发全白的熟悉的老人。他是我所在牢房最年长的囚犯,已经66岁。此时他面色灰白,无力地背倚着水泥墙,艰难地喘息着。我轻声问道:“老梁,你为什么不睡觉?病了吗?”他断断续续地说:“昨天夜里的感觉特别不好,头昏、胸闷、心跳加快,根本睡不着。”

    老梁的案件是中国全面腐败的一个缩影。

    1994年以前,老梁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运输销售局局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前身是中国政府的石油部,它是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和官商之一,仍然拥有正部级的地位,当时掌管着中国绝大部分的油田、气田和许多炼油厂。而老梁担任的运输销售局局长,正是这个庞大公司的关键职务。

    在中国,庞大的官办公司和炙手可热的关键职务可以很方便地成为滋生腐败的泥潭。1993年的一天,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给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相当于部长)写了一张条子,内称:我的家乡所在的县是贫困地区,请你给这个县特批一些优惠价格的石油产品,以便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各种级别的领导人的各式各样的“条子”,往往是腐败的通行证。中国的各级官员对各种“条子”有着超常的敏感,因为“条子”同更高的掌权者相连,同更大的升迁前景相连,同更多的灰色收入相连。而且,无数的秘书、领导人的亲属、钻营者围绕着“条子”蠢蠢欲动。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立刻指示副总经理(相当于副部长)解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要求。那位副总经理责成主管官员老梁操办此事。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每吨低于市场价200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向那个贫困县出售了两万吨柴油,总差价高达400万元人民币。事情办成之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秘书找到老梁,交给他10万元人民币,“表示感谢”。

    然而,这批优惠价格的柴油并没有拿去支援那个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而是被那个县的官员伙同其他人按市场价格在外地出售,获得的几百万元人民币的盈利被这些人挥霍、挪用、贿赂、贪污。由于分赃不均,爆发了内讧,有人报复性地向司法机关举报了其中的黑幕。其实,这出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贿赂和贪污的诡计。设计者的目的就是利用高层的政治影响和官办公司的价格优惠,大肆谋取灰色收入。中国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灰色收入基础上的。这只是千百个典型案例中的一个。

    1994年的一天,当老梁风光地从国外访问归来走下飞机后,他没有能够踏进他的那辆由国有公司配备的带司机的豪华进口“凌志”轿车,而是被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警车载走了。

    老梁被关进了北京的秦城监狱。这个监狱主要是关押共产党内犯了严重错误或犯了罪的高级官员。老梁是上海人,当时秦城监狱还有他的一位上海老乡,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四人帮”的一员、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位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秘书,一度也被拘捕,但是他在上层“神通广大”,不久即被释放了。老梁却没有他那么幸运。老梁以“受贿罪”被判处了10年徒刑。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安然无恙。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的遮遮掩掩的“反腐败”的一大特点:舍车马,保将帅。

    中国自90年代以来,有一种广泛存在的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59岁现象”:很多官员在60岁退休之前,拼命搞腐败。因为他们能够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时间不多了。老梁曾经苦涩地悄悄对我说:他就是59岁被抓的!

    然而,腐败不一定在59岁之后嘎然而止,甚至监狱的高墙和电网也阻挡不住腐败的滔滔洪流。腐败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规则,成为一种民族风格。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是妨碍中国进步的癌症。

    老梁被判刑后,他对中共政权来说就毫无价值了。他从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秦城监狱转入一座普通监狱――北京市监狱。这座监狱的负责人得知老梁在官场和商界还有不少“关系”可资利用,于是同老梁达成了一项交易:老梁为监狱的囚犯劳动联系生产项目,监狱则为老梁提供特殊的生活条件并尽快安排老梁“保外就医”。

    随后,老梁离开了正规的牢房,搬进了监狱内一个30多平方米的供他一个人居住的大房间。老梁也不必再吃囚犯的饮食,而是到狱警的专用餐厅就餐。这种特殊待遇在世界各国监狱或许并不多见。于是老梁努力地通过电话、信件、会见为监狱的囚犯劳动联系生产项目。

    又过了一段时间,监狱给了老梁更大的奖赏:批准他“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在中国的监狱往往是腐败的礼物。通常只有那些同警方或政府有特殊关系的犯人,才可能获准“保外就医”。这类“特殊关系”既可以是权力上的,也可以是金钱上的,或者二者兼具。那些真正身患重病而没有权力背景或金钱背景的囚犯,则很难得到“保外就医”。老梁能够为监狱增加盈利,当然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得到了“保外就医”的老梁,感恩地在全国各地频繁地活动,积极地为监狱的囚犯劳动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项目。但是,正如中国的一部古典浪漫主义小说《红楼梦》所言: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北京市监狱的现代浪漫主义的筵席终于散了。2000年上半年,有人向中国领导层揭发:北京市监狱的若干负责人和狱警,大量贪污囚犯劳动的盈利,数额在几十万元人民币以上。

    这个极其腐败的北京市监狱,就是我在第九章中描述的那个法西斯式的“全国文明监狱”。实际上,利用囚犯劳动的盈利中饱私囊的情况在中国监狱比比皆是。这是警方竭力推动囚犯劳动的重要动力。

    老梁因此被取消“保外就医”,押回监狱进行审查。为了防止他同北京市监狱的腐败警官订立攻守同盟,2000年8月他被转送到我所在的北京市良乡监狱。他先进禁闭室,而后进“严管队”。

    老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糖尿病,然而奇怪的是,在北京市良乡监狱的一年间,狱方始终不给他进行认真的检查和治疗。也许,警方认为,他不但没有了政治价值,而且没有了经济价值,所以不值得为这个无用的老头花费太多的医疗费用。也许,警方认为,这个老头知道太多的上层的腐败秘密和监狱腐败的黑幕,如果他能尽快地病死,倒是一条有效的保密途径。总之,不管警方出于何种动机,此刻的老梁已经危在旦夕:起床后,他几乎没有力气坐在小登上,他瘫软在水泥地上,大口地喘气。

    我凝视着这个瘦弱的矮小的老人。他是中共的腐败制度的牺牲品,但是他也应该享有保障生命的最低限度的人权。我劝说他立即告知狱方,要求住院治疗。他痛楚地摇摇头,无奈地回答:“我已经提过很多次这样的要求,他们不同意。” 我坚定地对他讲:无论狱方同意与否,你现在都应该再次提出要求,并且要向狱方指出,如果因为治疗不及时出现生命危险,必须由狱方承担责任。

    我知道,电子监视器前的狱警清晰地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看到了现场,我也知道,狱方安排监视我的某些囚犯会及时将我们的谈话内容向警察报告。但是今天我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将有可能拯救老梁的生命。

    几个小时后,狱方命令几个犯人,用一辆装垃圾的两个轮子的暗旧的铁皮手推车,载上老梁走向简陋的监狱医院。但是老梁再也没有回来,当天夜里,他就死去了。

    老梁曾经告诉我:他的唯一的儿子80年代从中国的清华大学毕业,现在是美国公民。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儿子,是否知道父亲案件的真相和死亡的真相。老梁还告诉过我: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在中国。我也不知道,这对双胞胎姐妹有没有勇气要求调查父亲猝死的原因。

    中国有句俗话:祸不单行。

    老梁死后仅仅几天,“严管队”附近监狱外墙的一盏警戒灯突然熄灭了。这对警备森严的监狱来说是一件“大事”:说不定囚犯中的某个身手不凡的超人能够借助灯光的消失翻过5米高的水泥墙和一米高的电网。于是狱方在白天派了工人前来检修线路。

    在夏日的骄阳下,我们看到一个工人登上了高高的梯子的顶端,试图更换警戒灯的灯泡。令人痛心的是,这盏警戒灯的线路同电网的线路直接相连,而电网每天24小时都充溢着高压电流。不远处的我们看到这位工人的身躯僵硬地抖动了一下,然后便直挺挺地从梯子的顶端落到地上,发出肉体撞击地面的沉重的声响。他触电了,并且很快地死去。目睹了这个瞬间的悲剧,我们都表情凝重,难以言语。

    这个死者不是囚犯,他是自由人。在中国的监狱,囚犯发生工伤事故或意外事故的更多。囚犯中流行的一句话是:犯人的命不值钱。

    短短的几天里在我们身边接连死去两个人,这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监狱环境的险恶,更深切地感受到“严管队”的危难。我仍旧保持着充分的冷静,因为我很清楚,中共政权力图制服我的手段已经黔驴技穷。

    但是,监狱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突变。

    北京时间2001年9月12日上午,狱警中出现了异常的气氛。牢房外除了偶尔有一名狱警巡视犯人,其他狱警都长时间地聚集在一间可以观看电视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房门紧闭,进出那里的狱警的脸上都挂着神秘而惊喜的微笑。囚犯是敏感的:大批狱警在上班时间收看电视的先例是极其罕见的,一定是有重大新闻。

    晚上7点钟,在囚犯集体收看官方新闻时,屏幕上重播了两架飞机先后撞进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飞机倒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旁边,第四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土地上。

    美国付出了死亡3000多公民的惨重代价。

    恐怖主义并不是“9•11”事件的新生儿。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恐怖主义就作出过令人震惊的表演。不过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世界舞台的主要节目是自由国家同共产主义国家的对峙,恐怖主义只是舞台的一角的杂耍。冷战结束后,西方弥漫着和平主义,恐怖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国家乘机壮大。1998年夏天,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两座使馆发生恐怖主义性质的大爆炸,死伤了几百人。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迅速发展、日益猖獗的明确信号。但是,克林顿政府并没有认真领会这个危险信号的严峻意义,更没有对恐怖主义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他仅仅对使馆爆炸的嫌疑犯――本•拉登藏身的阿富汗和有可能支持过恐怖主义的伊拉克进行了短时间的象征性的轰炸。毫无疑问,国际恐怖主义不会因为几颗巡航导弹而消声匿迹。从某种意义上讲,更为严重的“9•11”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是冷战结束10年来西方和平主义的苦果。

    我一边看着电视屏幕,一边想: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将反对恐怖主义作为首要的对外政策。

    不仅很多中国的警察为“9•11”事件感到惊喜,据我后来得知,很多中国的保守官员和有民族主义狂热的人也为“9•11”事件感到惊喜。他们认为:“9•11”袭击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迫使美国将主要的矛头指向恐怖主义,而不能集中力量同共产主义中国较量,这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天赐良机。

    我所在牢房的一个囚犯对“9•11”事件的评论也许可以作为中国官方内心看法的一个注解。这个囚犯当时差不多50岁,是共产党员,当过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后来在政府机关中成为一个低层官员。他没有忘记及时用党给他的一点权力贪污受贿,所以被判处了11年徒刑。他不是“严管犯”,而是因为得到狱方的信任,被派到“严管队”协助狱警监视“严管犯”。看来,他在监狱中仍然“为党工作”。“9•11”事件后,他先后几次在牢房里自言自语,大意是:“9•11”对美国来说是咎由自取,这表明世界上有不少勇敢的人反对美国的狂妄。这件事对中国有利,因为美国今后大概不敢对中国指手划脚了。美国在“9•11”死了一些人,这没什么了不得,美国在“海湾战争”时不是也炸死过不少伊拉克人吗?假如说“9•11”是恐怖主义,美国轰炸伊拉克也是恐怖主义。等等。这种政治性的自言自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国监狱禁止犯人私下谈论政治话题,更不允许任何犯人在“严管队”随意发表政治见解。我想,也许是警方授意这个共产党员,向我传播一点对“9•11”事件的“正确认识”。

    当然,我不会过分关注某个“特殊囚犯”的自言自语,但是我必须关心新的国际形势对中国的重大影响。

    “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将使美国推迟实施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东亚的设想。为了换取中共政权对反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美国政府将奉行温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将不会对中共政权施加太大的压力。推迟将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和减缓人权压力,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制度转型和世界的自由化。因为,只有当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以足够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与和平外交时,中国才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世界的自由化才有可能取得最重大的进展。这或许可以解释成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个代价付到多高是恰当的?这个代价什么时候结束?

    2001年是真正的跨世纪的第一年。本来,美国有能力为最终结束共产主义作出更积极的努力。现在,美国却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那些证件可疑、身上携带秘密炸弹、行踪不定的神奇人物。这是恐怖主义对世界历史的戏弄。

    然而,我坚信打击恐怖主义不会是一个无限期的过程。说到底,恐怖分子不过是一群凶狠的刑事罪犯。现代国家强大的军事手段和警察力量完全有能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抑制住恐怖主义。(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待续)

(Modified on 2004/4/17)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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