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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4)
(博讯200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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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两类“聚合”--三种结果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博讯 boxun.com)

    西方城市包括希腊城郊和欧洲各主要港口(包括海港与内河港)上兴起的著名城市,其起源的典型形态是:先出现一个军事性的要塞,然后围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城市。这种聚合形式,决定了希腊和西方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里面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谋求实利的人们。例如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华人,认为欧洲人都是粗鄙的,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欧洲人,都是粗鄙的、贪图实利的冒险家式的海盗商人。

    不论军事战略性的还是商业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追求物质力量。而作为物质的力量,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有效地获取,因此,知识就是力量。

    独居远东内陆的古代中国文明,却是另一番景观: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行业组织,构不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政治上也软散无力。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主要城郭,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战略重镇或商业经济中心,而是据于某块肥沃农耕地带的中心。它不是扼守军事战略的咽喉,或商业经济的动脉;而是盘踞、“寄生”在农业区域的心脏。这是中国封建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基本差异。因此中国农民政治家常认为“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 ,用看待畜力的眼光去看待“人力资源”。筑长城、做宫殿、修陵墓、挖运河,皆此类也。

    从亚洲各国早期城市起源的情况看,城市是强大的“礼仪中心”。在礼仪中心城邦里,巫师、祭司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或与王权抗衡如巴比伦; 或与王权合一如中国。礼仪中心,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凝聚点,又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宇宙模式和道德秩序。

    如在两河流域,一度盛行模仿星座形态而规划建造城市的风尚,就是这种礼仪功能和宇宙观念的表现。在古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刚采取了预测风水、轴向对称以及正方向等表现形式,直到明清时代的皇宫建筑都始终顽强保持着这些特征。这表明,“象征性”是内陆纵深地带里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它构成另一类型的聚合形式。

    在这一类型内,中国文化属于注重人伦关系的伦理政治,而巴比伦文化则属注重神人关系的神权政治。在巴比伦历史上,王权和僧侣教权的斗争绵延不绝,僧侣们甚至欢迎那些愿意承认他们宗教权威的外来征服者,从而促使本地王权覆灭,最后导致国家的分裂与文明的衰亡。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的,王权与教权,从来都是合一不分的。王即“天子”亦即天的代表与化身。

    同为亚洲,但中国与巴比伦的文化形态不同,也与亡国之后的犹太人只以教权控制社会不同。中国古代教权的日趋松驰且合并于政权,尤其在帝国的皇帝成为任意解释教义的元首,与欧洲中世纪由教皇来主控政局的发展,可谓两个极端。

    先秦中国即王国时代的封建诸侯大多居于都市中心,欧洲尤其是日耳曼中部的封建诸侯大多盘踞在偏僻的山野,这种区别可能基于地形差异的偶然因素,但却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崇尚黩武的,偶而出现了军事色彩较浓的强权政治中心,如秦朝、隋朝、元朝等,不仅大都兴起于边疆各民族杂居地带,且都寿命不长。总之,“德化”和“文治”在中国传统上受到了较之“征服”和“武功”更大的重视。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政治伦理。在古代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而不恤民情,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可能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人的信念: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的天赋,所谓“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欧洲的海上诸文明如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亚洲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中国比巴比伦、希伯莱更为注重人伦道德和社会治理;后两者则信赖神人之间的“立约”可以决定一切。《旧约.箴言》明确宣布“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1:7;以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9:10]),类似的宗教知识在古代中国则十分罕见,且不占主流地位,从而,在非雅利安的亚洲类型的聚合形式中,中国与中东构成不同的两个种属。

    古代文明中心城市的这“两种聚合”作用,对神话的影响深刻而微妙。中国文明注重政治伦理和希腊文明的注重科学哲理,即是这两种聚合作用分别催化的模式。

    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上的技术聚合,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两种基本倾向彼此依存,尽管有主次之分。

    科学哲理,往往产生于客观性,它不具有伦理教化那种使“人定胜天”的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的魔力。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古代中国社会更充分,对现代主流文化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统一秩序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下降,新的哲理之光始终不脱伦理政治的框架。“祖宗的成法” 和“先王的典范”,束缚了民族的想象和创新,但对保存业已凋零的文明,却有裨益,所以中国得以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最长的连贯政治传统的社会。不同的文明模式及其精神动向,对不同民族及其命运,对不同文明及其历史,发挥的主导作用各各不同,但是作为不可重复的文化类型,具有类似生物物种和社会语种那样的资源价值。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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