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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法西斯(Fascism)《龙会转型吗?—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方觉
(博讯200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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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章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分析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比较详细揭露了监狱强迫在押犯人超长时间劳动和极其艰苦的奴役现象,犯人在监狱里丝毫没有做人的尊严。) (博讯 boxun.com)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个有重要涵义的发现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国家至上、领袖崇拜、一党专制和暴力镇压。

    法西斯集中营和共产党监狱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之处:都存在着刻意的凌辱、虐待、折磨和迫害。

    1999年7月28日上午,当囚车把我从北京市看守所转送到另一个监狱的大门前时,我注意到门侧挂着两块牌子。一块上面写着:北京市监狱;另一块上面刻着:全国文明监狱。

    仅仅几分钟后,我就看到了文明招牌后面的野蛮。

    我一踏进囚犯登记室,就听到了声嘶力竭的“报告”、“到”、“是”的呼嚎声。室内每个警察都手持长长的电棍,凶狠地威逼每个新来的犯人高声重复那三个单调的词,直到警察认为满意为止。这些警察扬言,在这所监狱里,犯人不准讲话。有事要说必须先高声呼喊“报告”,听到警察点名必须高声答“到”,听完警察的指令必须高声回应“是”。什么叫高声?据说必须尽其所能呼喊。一个老年囚犯可能由于身体不好,呼喊的音量不如年轻囚犯高亢,一个狱警走过去粗暴地踢了他一脚,责令他到外面的烈日下罚站,呼喊五十遍“报告”、“到”、“是”。显然,这里正在培育对极权的恐惧和对暴虐的驯服。

    走进牢房,照例有一位“犯人领导”。这个享有一点特权的犯人郑重地告诉我:在这个监狱里,必须绝对服从狱警的一切命令。每个犯人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的某个固定位置,低头不语,不能张望周围,更不能站立。我认为这类规定荒谬绝伦,有必要立即向狱方提出异议。于是我要求会见这里的负责警官。 (博-讯 boxun)

    片刻之后,一位负责警官同我进行了谈话。我明确表示:这里的许多规定十分不合理,无法接受。同时我向他通报:我准备向法院提出无罪申诉。

    根据中国的法律,在终审判决之后,如果犯人对判决有异议,可以向终审法院提出第一次申诉。在申诉期间,有关刑罚继续执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说上诉成功的几率可能不到百分之一,那么申诉成功的几率就更低。我之所以愿意提出毫无指望的申诉,并不是幻想中共政权会良心发现,而只是想再次公开表明立场:反对中国政府对民主分子的政治迫害和司法迫害。

    谈话结束后,恰好是监狱的午饭时间。令人惊异的是,牢房里每两个犯人只有一个塑料碗和一把塑料勺,也就是说,当一个犯人用勺子吃菜时,另一个犯人只能耐心等待。监狱的卫生条件本来已经很差,这种“两人一碗一勺”的奇特状况加剧了疾病交叉感染的可能。午饭之后我请“犯人领导”转告狱警:我愿意用自己的钱为每个犯人配备一个碗和一把勺。这位颇富经验的犯人劝导我:他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从来都是“两人一碗一勺”,我的好意不会被狱方接受。

    紧接着午饭就是监狱劳动。牢房同时也是车间。劳动的内容是为一家著名的中国的计算机公司加工塑料袋。犯人们用刷子将化学胶水涂在未封口的塑料袋底部,使其粘合。这些化学胶水含有大量的苯和其它有毒物质,散发出刺鼻的异味,时间稍长就令人感到头晕、恶心。没有手套,没有口罩,没有通风设备,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设施。囚犯们甚至没有凳子,他们盘腿坐在水泥地上,一只接一只迅速地粘贴着塑料袋。每隔一、两个小时,狱警便来牢房检查劳动进度,呵斥犯人们加紧工作。7月的北京热浪滚滚,拥挤的牢房热如蒸笼。每个犯人的劳动定额是惊人的。尽管他们汗流浃背、从未休息,但是到晚饭时,还没有一个人完成了定额。 (peacehall.com)

    牢房不仅是车间,也是餐室。晚饭的馒头是剩的、冰凉的,而且接近于变质。为了节省时间,不允许犯人洗手。他们只得用沾满有毒胶水的灰黑的手,拿起剩馒头狼吞虎咽。

    晚饭的时间长度同午饭相似,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分钟。随后,又开始了紧张的劳动节奏。

    差不多到了晚上10点钟,狱警前来核查当天最终的劳动成果。还有一部分犯人未能完成劳动定额。这些可怜的“落后者”被集中到一个大房间,一面接受狱警的训斥和辱骂,一面接受狱警的体罚和殴打。最普遍的殴打方式是用电棍长时间地电击。从80年代的末期起,中国的警察广泛配置了电棍,于是殴打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从前的殴打往往是用皮带、木棒、绳索,现在通常用更省事、更有威力的高压电棍。据说看押我们的一位狱警,几年前曾将两根电棍连接起来电击一个犯人,造成对方下身瘫痪。实际上,在中国的监狱,电棍导致犯人受伤或残废的情形并不罕见。

    那些勉强完成了劳动定额的精疲力尽的“幸运者”,则被命令排着队到一间公用水房洗脸。当他们走进肮脏的水房,才发现这个监狱严重缺水。龙头流出的自来水直径大约只有几毫米,而且断断续续,有时甚至变成缓慢的一滴、一滴。只有10个左右生锈的笼头,但是挤在水房里的犯人却有几十个。每个笼头前都围着几个望眼欲穿的犯人。按规定,洗脸的时间只有5分钟。犯人们只能用双手接捧微量的水,在布满汗渍的脸上草草地抹抹,然后匆忙地排队离开水房。 (博/讯)

    睡觉的场面更为可悲。我所在的牢房大约有25平方米,沿着墙摆放了7张双层床,可以睡14个人。但是牢房内的犯人却有24个,其余的10人只能睡在地上。狱警特意指令我睡在地上。也许,有关方面推测,睡在地上有助于我转变政治立场。由于室内的大部分面积已被7张双层床占据,所以睡在地上的每个犯人只能分配到大约50厘米宽的狭长位置。我们几乎无法平躺,只好侧身而眠。由于不允许洗澡,每个犯人的身上都散发出浓重的汗臭,汗臭又同空气中残留的化学胶水的气味混合,令人窒息。

    正当我们在污浊、拥挤中半睡半醒时,突然,听到了厉声的起床的命令。我们的牢房在3楼,此时铁窗外一片灰黑。遥远的天际,刚刚有一丝晨曦。从经验判断,这时大约只是北京夏季清晨的4点左右。

    囚犯们硬撑起疲惫不堪的躯体,立刻开始了新一天的劳动。

    在饥饿中紧张劳动了3个小时,才吃到了监狱的简陋的早餐。早饭后接着就是上午的劳动。

    这里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6个小时。这是为什么?

    囚犯的劳动时间漫长、劳动定额巨大,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讲,中国的监狱一向把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作为惩罚犯人的主要手段。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里,强制劳动是迫使犯人洗心革面的必由之路。

    从经济上讲,中国的犯人劳动没有工资、没有劳动保护、没有时间限制,因而可能是全世界最廉价、最顺从的劳动力。政府可以从犯人的劳动产品中征税,狱警可以从监狱产品的盈利中提取奖金,同监狱订有生产合同的厂商可以获得最低的成本支出。囚犯劳动具有难以抵御的经济诱惑!

    在这所“全国文明监狱”里,我们既不允许看报纸,也不允许看电视新闻,几乎与外界隔绝。

    几天以后,一位负责警官约我谈话。在他的摆放着沙发的办公室里,空调静悄悄地吐着冷气。我很快就听懂了这位警官讲话的主题:希望我不要向法院提出无罪申诉。他循循善诱地启发我:按照中国的法律,最大的减刑幅度可以是原判刑期的一半。如果我愿意同政府有所配合,譬如不提出申诉,今后可以考虑把我的4年刑期减去两年。他特意提醒我:你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如果减刑两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自由了。他见我沉默不语,补充道:其实,你完全清楚,申诉不可能成功。与其进行无法成功的申诉,不如争取有实际意义的减刑。

    当然,我更清楚的是:有关方面主要关心的不是我的减刑与否,而是我的认罪与否。我一直拒绝认罪让它们十分苦恼。如果我同意放弃申诉,那就意味着承认有罪判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政治收获。它们可以用这个收获去堵国际社会的嘴。

    我明确地答复这位负责警官:我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能不能得到减刑,而是继续表达对有罪判决的否定。所以,我坚持依法提出申诉。

    他遗憾地摇摇头,又从另一个角度规劝:你可能体会到了,监狱的生存条件是艰难的。如果不申诉就可以早一些离开这种环境,何必非要申诉呢?

    这句话的“潜台词”已经十分清楚:我们有意把你置于极其恶劣的境地,就是为了促使你尽快回心转意。我对这种老调重谈的“潜台词”继续拒绝。

    我在北京市看守所的一年中,始终被禁止同亲属见面。宣布终审判决后,按照中国的监狱法,我有权每个月会见一次亲属。

    1999年8月的一天,我被通知参加第一次亲属会见。

    会见室的长条桌前矗立着直达屋顶的高大玻璃墙,犯人和亲属只能隔着玻璃墙相互观望,谈话必须通过电话进行,而电话可以被狱方随时监听。

    我的身后站着一位监督谈话的狱警。玻璃墙的那一边,坐着我的妹妹。尽管处在严密的监视中,我的妹妹仍然向我转告了国际社会的关心和朋友们的问候。她告诉我,西方国家仍然在为营救我而努力。这种关心和问候彷佛是烈日烤晒下的沙漠中的绿洲。

    我请她转告先前为我做无罪辩护的两位律师:我愿意继续聘请他们协助我做无罪申诉。

    然而,当这两位律师同北京市监狱联系,要求会见我以便商议申诉事宜时,监狱无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所“全国文明监狱”恶劣的生活、繁重的劳动、苛刻的管理和高压的气氛,使所有犯人心存怨恨,但是他们敢怒不敢言。我感到,有必要同这里的法西斯倾向正面交锋。

    1999年9月上旬的一天,我要求会见监狱的负责人。

    狱方不清楚我的会见意图。他们安排那些“犯人领导”旁敲侧击地打听我的想法。在中国的监狱,每间牢房都有一名狱方指定的“犯人领导”,通常称为“班长”。这个犯人在享有一点特权的同时,必须忠实履行狱方交办的任务:监督本牢房的其他囚犯,组织囚犯的“政治学习”和生产活动,等等。不仅我所在的牢房的“犯人领导”向我打探会见的意图,其它牢房的“犯人领导”也来向我打探会见的意图。

    狱方可能猜测到,我对这所监狱的状况十分不满,也许会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狱方通知我:正在安排会见时间。

    3天后的一个灰黑的清晨,门对门并列着两排牢房的楼道里突然气氛紧张。狱警高声通知我和一批犯人“收拾东西”。

    在监狱的特殊用语中,“收拾东西”是“转换监狱”的同义词。监狱也许是全世界保密工作最完备的场所,从来不通知犯人将转向何方。

    我的左手同另一名囚犯的右手被同一副手铐锁住。“两人一铐”或许更有助于防止逃脱。我们在黎明的灰幕中排队下楼。院子里的空气比污秽的牢房清新一些。大型囚车上站着全副武装的武警,他们的手中警惕地握着冲锋枪。

    虽然监狱里没有日历,但是我仍旧凭记忆判断着每天的日期。这一天正好是1999年9月9日。这一天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点特殊的意义。23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去世了。当时有人猜测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毛去世之后的什么时候将寿终正寝?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在继续吞噬像我这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进步太慢了。

    在北京市监狱的灰濛濛的院子里,我不仅想起了已故的毛泽东,而且想起了90年代获得奥斯卡奖的著名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我感到,眼前的这座带有法西斯气味的“全国文明监狱”同六十年前的纳粹集中营有一点类似。遗憾的是,辛德勒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而共产主义的黑暗监狱还是活生生的现实。

    但是,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不是无所畏惧的。它们害怕自由,害怕民主,害怕正义。北京市监狱最终不敢同我会谈,恰恰是一种胆怯。(未完待续)(博讯协助整理并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Modified on 2004/2/2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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