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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七章 雪崩与孤岛/方觉
(博讯2004年1月29日)
    (博讯编者按:本章叙述了80年代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政治变化,涉及胡耀邦下台、六四等重大事件。特别是谈到了个别人在六四后冒充六四的“黑手”,招摇撞骗的行为。)

     同中国的迟缓的改革形成对比,1985年春天苏联的改革突然出现了亮色。 (博讯 boxun.com)

    注重效率和纪律、但是并不想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安德罗波夫先生,由于患严重的肾病,仅仅担任了14个月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就在1984年2月去世了。可悲的是,接替69岁的安德罗波夫的,竟然是一位超过70岁的保守的党务工作者—契尔年科。他是已故的勃列日涅夫的亲密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他的上台再次说明,封闭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存在着顽固抗拒改革的政治倾向。人们担心契尔年科总书记将重新开始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值得庆幸的是,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并不比安德罗波夫强,他执政的时间甚至比安德罗波夫还要短—只有13个月。这时,54岁的戈尔巴乔夫走到了主席台的中心。

    从1982年12月到1985年3月的短短27个月,苏联有3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这标志着共产主义政治制度无可奈何地老化并且僵化。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喜剧:一个共产党大国是否能够产生政治上的变化,往往需要等待某种生物学上的变化,即首先取决于某个统治者活着还是死去。这种喜剧在苏联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结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喜剧依然继续。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立即展示了改革的意向,并迅速更新了苏联的最高领导层。西方对此及时给予了肯定,但是中共领导层对此却保持低调。

    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联发动的第一次改革。将近30年之后,中共领导层仍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能具有的欧洲色彩或西方化倾向存有隐忧。因为中国的改革既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主流之外进行,又是在世界文明主流之外进行。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的局限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狭隘原则,注定了中国的改革不可能达到较高的国际水平和历史水平。

    1985年春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上海的领导层进行了更换。这一更换无意中为4年后中国的政治大倒退提供了一粒种子。

    原来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都是中共实际的第2号领导人、保守的政治局常务委员陈云的支持者。他们在拖延而不是促进上海的改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赵紫阳总理成功地将他所信任的一位改革派官员—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芮杏文确定为新的上海市委书记。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注重政治派系的权力平衡。保守派并不想让赵紫阳的改革人物全面执掌上海的领导权,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于是保守派决定由一位八面玲珑的机会主义者担任上海市市长,这个人就是此前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

    在共产主义的地方政治制度中,党的书记是第一号人物,市长只是第二号人物,是党的副书记。因此,芮杏文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可以说是改革派的一个胜利。

    1985年5月在芮杏文即将赴上海就任前夕,我同他会面。

    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部长办公室里,我向芮杏文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改革需要争取在类似上海这样的主要都市取得突破,从而提高全国的改革的总体水平;不应该将改革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农村或相对次要的城市,这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芮杏文接近于一个实干家,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对全局性的改革问题并不明瞭。他告诉我:几年前他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全国的重点工程和投资。这次去上海工作,他想在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和发展上海的主导产业方面多下些功夫。80年代中共的改革人物,大体就是芮杏文这样的水平。两年之后,这个水平不高的改革者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接替了他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这一偶然的接替成为江泽民跻身最高领导层的重要垫脚石。由此可见传统的共产党政治的荒唐。

    在另一个天地,戈尔巴乔夫的更有深度和远见的改革却快速前进。他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将中心放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提出了两个基本口号:公开性(glasnost)和民主化。公开性促进了新闻自由和信息流动自由,民主化促进了民主选举和多党竞争。这两个基本口号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制度转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特点是极权的政治制度决定其他一切制度。所以,实质性的改革必须从政治改革开始。通过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相形之下,中国的改革长期停留在狭小的经济改革领域。虽然经济改革持续了1/4世纪,但是中国的极权的政治制度基本未变。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也缺乏深度:中共至今仍然反对私有化,仍然不愿意全面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不仅如此,因为没有政治改革提供的民主的权力制衡和广泛的公众监督,中国有限的经济改革伴生出无限的贪污腐败和道德败坏。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迴避、拒绝、反对政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后患无穷的。

    到了1986年,中国改革的3位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已经82岁,胡耀邦已经71岁,最年轻的赵紫阳也已经67岁。就文化背景而言,他们3个人都仅仅受过不完整的中等教育。很明显,一群年迈的领导人很难创造出一个年青的改革的中国,一群缺少文化的领导人也很难创造出一个文明的改革的中国。胡耀邦是一个私心较少的政治家,他力主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尽快年轻化。在他的积极推荐下,中共领导层1986年夏天达成了一项初步共识:现年56岁的胡启立将在明年(1987)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担任总书记。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胡启立是北京大学的一名低年级的学生。他积极地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极左的学生运动。1949年后,这种有文化的、年轻的共产主义大学生得到了重用。胡启立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最欣赏的下属。1978年以后胡耀邦成为党的领导人,他更有力地提携胡启立。但是,一个从大学时代起就崇尚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一个大半生从事空洞的共青团工作的人,一个不是民主选举而是指定的“接班人”,能够坚定、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吗?

    大约从1986年11月起,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的大学生,再次掀起了抗议游行的浪潮。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有两类: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要求改善大学的管理。一段时间以来,一小部分共产党内的开明知识分子,也发表了一些赞扬自由和民主的言论或文章。但是,无论是学生的抗议游行,还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自由化观点,都是温和而克制的,并没有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构成真正的强烈的冲击。然而,共产党的领导层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展开权力斗争。

    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是邓小平坚持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大多数中共元老并不赞成胡耀邦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一部分党内的重要改革者,如赵紫阳总理,对胡耀邦的工作风格也有保留。胡耀邦不赞成对学生运动采用警察手段,也不赞成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压制。但是,胡耀邦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绝不是支持学生抗议或支持知识分子的自由化。这个1930年就离开了中学,投身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15岁的狂热少年,并不是一个民主分子。尽管如此,中共领导层内的各个保守派别,依然借口胡耀邦“未能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动摇他的领导地位。

    但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动力,却来自当初提拔他的邓小平。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到1986年,胡耀邦对邓小平来说没有多少政治价值了: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局面已经打开,邓小平在中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稳固。胡耀邦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而且这个“多余的人”的某些急躁的改革主张和急切的更新中共领导层的愿望,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代领导人似乎构成了潜在的麻烦。于是,邓小平冷酷地决心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换党的总书记。

    按照中共的党章,党的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产生,只有中央委员会全会才有权撤换党的总书记。但是,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2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大规模地更新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期待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的同情胡耀邦的成员去撤换胡耀邦将是困难的。于是邓小平和其它反对胡耀邦的政治派别,公开违反自己的党章,在1987年1月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逼迫胡耀邦辞职。

    迫使胡耀邦下台的上层压力的后面,还隐藏着军方的阴影。这一点长期以来不为外界注意。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擅长运用军方压力的政治家。他深知军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政治作用。在逼迫胡耀邦辞职的前夕,邓小平指派他身边的人分头找了10位左右的军方领导人,向他们预告了邓小平准备撤换党的总书记的意图,希望这些军队领导人同他“保持一致”。这些军方领导人都表示支持这位军委主席。于是邓小平放心大胆地拉下了胡耀邦政治生涯的帷幕。

    那个被胡耀邦推荐为自己的继任者的胡启立,竟然在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领导层的会议上做了检查。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通常是缺乏政治原则和政治气节的,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不惜代价。然而,尽管胡启立做了检查,他的总书记候选人的资格还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胡耀邦的下台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准备全面停止中国的改革,他主要是想让中国的改革更符合他的意愿和他的政治利益。所以,邓小平提名的新的总书记仍然是一位改革者。

    赵紫阳成为党的总书记后,在1987年秋季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条肤浅措施。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最早的倡议者,还是邓小平。邓小平在1986年春天,匪夷所思地提出中国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在他的“政治体制改革”菜单中,没有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更没有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他只是要在保留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就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健全行政管理机构做一些调整。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一个狭小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是为了给中国的政治改革预先划定一个框框,用他的话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换言之,邓小平提出他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真正的、有可能对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提出挑战的政治改革。

    当我最初听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法时,很不以为然。我认为这个说法仍然在迴避民主化这个主题。

    1986年的春天,赵紫阳兼任主任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希望请一位研究人员参加一份内部报告的起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安排我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参加那份内部报告的起草。这个报告准备提交给1986年夏天中共领导层的北戴河会议做参考文件,内容是对当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能的对策。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认为,由于不久前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这份内部报告除了讨论经济改革问题,还要涉及政府的机构改革问题。但是我一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心绝不是政府机构改革。在启动民主进程之前,中国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不会明显提高,政府机构也不可能充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我更感兴趣的是,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形成推动民主改革的现实力量?

    这时我的两位朋友正在成为年轻的上升中的改革明星。

    一位朋友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些意识形态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活动。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北京,我们进行过多次交谈,我鼓励他在上海的改革尝试。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不久,中共领导层内的保守派免去了他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职务。

    另一位朋友当时担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的一种新设置,它是在若干指定的城市划出特别的区域,集中安排外商投资企业,并在这种特别的区域实行优惠的经济政策。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这种特别区域中最大的一个,这位朋友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上做了有趣的探索。1986年12月我专程去了他领导的开发区。但是两年半之后,他由于不满意中共对“6•4”事件的处理,辞去了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这两位年轻的朋友在政治上的迅速夭折,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强大的排斥新生力量和民主倾向的守旧势力。

    尽管邓小平在1986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狭窄说法,赵紫阳在1987年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粗浅措施,但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实际政治状况却在退化。

    在1987年秋季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为自己继续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象征性地安排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的第一副主席。在1988年春季的中国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84岁的邓小平又安排81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这就组成了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只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看来中央军委主席既要领导执政党,又要领导国家。与此同时,保守、无能的技术官僚李鹏也在1988年春季正式成为中国的总理。这样一幅政治图画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讽刺。

    毫无疑问,中共的肤浅的、限制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满足中国人民的民主愿望。当时没有多少人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感兴趣。从198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再次独立地谈论民主和自由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收入不公平感到不满。

    1988年10月我参加一个经济改革讨论会,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了与会人员。当时他穿了一件深米色的漂亮的西装上衣和一双棕色的时髦的软底皮鞋,略带卷曲的头发染成褐色。他一向乐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这种“现代风采”,包括有意热衷高尔夫(golf)。可惜,这种展示缺少改革者的真正的深度。

    1988年我在中国的一份刊物《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提出中国应该借鉴苏联的政治改革经验。

    但是,中共领导层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有越来越大的异议,因为这个改革正在迅猛地超越中国改革的政治局限和意识形态教条。

    1989年初,我听到一个消息:邓小平表示,应该批判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底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我感到邓小平的这个念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将阻止中国发生深刻的、接近人类共同文明的改革。

    我的这个担忧不幸实现了。

    1989年4月15日,两年前失去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突然病故。实际上,胡耀邦失去职务后就没有了任何政治活动,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政治意见。但是他的死可以为其他支持改革的人提供一个表达政治意愿的契机。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要求中共领导层更隆重地纪念胡耀邦,并撤销两年前对胡耀邦的错误评价。当局傲慢地不理睬学生的要求。于是学生们开始上街游行并举行罢课。北京和外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北大学生表示支持。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正在形成。

    这时邓小平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硬立场。1989年4月24日,他专横地将学生运动定义为“动乱”,并凶狠地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人的鲜血去换取中国的稳定。第二天,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发表了一篇严厉指责学生运动的社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邓小平的强硬和《人民日报》社论的荒谬感到惊讶:学生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大学生被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同样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几天之后,北京大学的二百多名学生集体绝食,抗议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指责,要求同政府对话。

    虽然开始时大多数公众对北大学生的绝食行动是否必要存有疑义,但是他们还是对学生运动表现出同情。然而政府继续拒绝同学生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从这时起,中国的政治形势陷入了真正的僵局:学生达不到自己的政治要求就不会停止绝食;政府不会为了中止学生的绝食而答应学生的政治要求。

    但是,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绝食的时间越长,就面临着越大的生命危险。于是许许多多的外地大学生来到北京声援绝食的大学生,北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甚至一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纷纷举行游行声援大学生。这样,一场学生运动演变成公众抗议。

    当这场学生运动刚刚爆发时,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安排我参加起草给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分析报告。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当时的组长是总书记赵紫阳,其成员包括了领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主要官员,它是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主要机构。这份报告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持,其它起草者除了我以外,都是职业经济学家。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但是,参加起草的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受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启发,认为应该在报告中讨论一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所以他们邀请我参与。当我们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对北京的主要街道—长安街的会议室里讨论报告的起草工作时,窗外不止一次地传来学生游行的口号声。我们深感必须加快中国改革的步伐。

    但是顽固的中共政权仍旧拒绝让步,政治形势的僵局越陷越深。一位朋友同中共的最高领导层有密切关系,这时他找到我,商议怎样给最高领导层递交一份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的建议。他请我起草一份建议。第二天,我将建议的草稿交给他。这份草稿主要提出三点:1. 政府方面应当同大学生进行正式对话;2. 政府方面应该允许大学生保留独立的学生组织;3. 全面展开政治改革。但是这位朋友表示,我的这些建议同中共领导层对当前的政治危机的主导意见距离太大,他不能将这样的建议递交主要领导人。

    大约从1989年5月18日开始,吉林大学在长春举办一个反腐败问题的国际研讨会。这类研讨会在中国可能是第一次。这也是一个巧合。因为当时无论是学生运动还是公众抗议,一个重要靶子就是反腐败。既反对经济腐败,也反对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的突出表现,就是一部分高级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政治权力,不公平地谋取经济利益;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就是另一部分高级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政治影响,不公平地获得重要的官职。政治学研究所安排我去参加这个研讨会。我知道很多城市的大学生都在游行或罢课。我想多了解一些外地的学生运动的真实情况,所以没有直接前往长春,而是先来到了东北的主要城市—沈阳。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长春,我都明显地感受到,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僵化是反感的,对腐败的蔓延是反感的,对邓小平的专横同样是反感的。这说明中国进一步的改革还有更宽阔的社会基础。

    1989年5月19日,当我还在吉林大学参加反腐败的国际研讨会时,中国政府宣布:对北京的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这在世界戒严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发生暴力性的骚乱。戒严的实际必要等于零。

    然而,戒严对邓小平来说具有个人的紧迫的政治必要。因为学生运动和公众抗议的主要政治矛头,都是指向他的老人政治和独裁政治。如果他不能压服抗议的浪潮,他就必须向相对年轻和相对开明的领导人交出他的最高权力。邓小平像一切共产主义的独裁者那样,是最高权力的迷恋狂。为了捍卫个人的最高权力,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邓小平是戒严的倡议者。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赵紫阳始终反对采取戒严措施。宣布戒严以后,赵紫阳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并且强迫他从公共生活中消失。

    但是,从1989年5月19日宣布戒严到1989年6月3日的16天时间里,仍然存在着其它的政治可能。这段时间从全国调集的军队,大多数仍旧停留在北京郊区和北京附近,并没有大规模地进驻北京市区,也没有对抗议者采取强制措施。戒严在这段时间更多地还是一种威慑手段,中共的最高领导层还在观察抗议者的反应。

    这时抗议者有机会、也应该作出更符合民主政治规范的、理性的新选择。因为宣布戒严已经使中共政权的国内威信和国际形象扫地无余,而学生绝食已经超过3个星期,它的政治鼓动作用充分发挥了,全国性的公众抗议局面已经形成。此时抗议者完全有政治力量提出同政府对话的新条件:在政府承诺不对和平的抗议者进行政治迫害和司法迫害的前提下,学生可以停止绝食,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可以撤离广场,然后抗议者的代表同政府进行政治对话。

    在政治对话中,中共政权不会轻易接受抗议者的改革要求。但是,只要出现了政治对话的形式,抗议者的各种组织就可以争取长期存在,抗议者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可以争取公开地继续生存。在反复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中,中国将有可能形成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政治局面:一方面是执政的共产党,另一方面是要求民主改革的独立组织和公众力量。这种多元化的政治局面,才是中国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起点。

    令人遗憾的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们并没有作出新的选择,而是延续着旧的活动方式。这种旧的方式既没有向公众说明抗议活动要实现什么样的改革目标,也没有向公众展示抗议活动正在取得哪些积极成效。所以,虽然绝大多数公众不赞成政府的戒严,但是他们对抗议活动的前景越来越感到迷茫。事实上,从1989年5月的最后几天起,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人群就逐渐减少,公众对抗议活动的关注也逐渐减弱。抗议活动明显地走向低潮。

    为什么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长达半个月的关键的时间里不愿意作出新的更恰当的选择?

    少数学生活跃分子认为,如果停止绝食或撤离天安门广场,将损害他们的政治形象。这是一种幼稚的自私的政治心理。民主政治的对话和谈判并不是投降。应该学会创造对话或谈判的条件。民主活动需要出以公心。

    个别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提出,需要用抗议者的鲜血去唤醒更多的民众。这是一种过激主义态度。民主政治需要尽可能避免人民的流血、牺牲,这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分子必须保持的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规范。民主分子不是疯狂的列宁或阴险的毛泽东,需要利用人民的鲜血去实现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目标。如果迫不得已必须流血,那么民主分子应该勇于自我奉献,而不是仅仅让人民去奉献鲜血和生命。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旦独裁者打开杀戒,不会出现更多的民众奋起改变共产主义制度。

    一部分抗议的组织者猜测,中共政权在国内人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下,很可能不敢向抗议者开枪。所以他们坚持旧的抗议方式。这是一种机会主义做法。中国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之前,中共政权始终都有可能对人民的民主要求采用暴力镇压。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中共政权的暴力倾向抱有过分善良的猜想。旧的抗议方式拖延的时间越长,中共政权借机施加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部分抗议的积极分子,把主要政治注意力放在恢复赵紫阳的政治权力、迫使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下台。这是一种过分注重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忽视民主改革目标的传统立场。赵紫阳虽然不赞成压制学生运动,虽然反对戒严,但他并不是一个民主人物。抗议运动的主要政治目标,应该是争取保存民间的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不应该是千方百计地保卫一个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这部分活跃分子从抗议浪潮的一开始就有一个不符合政治实际的判断:认为只要坚持抗议,赵紫阳就会在政治上获胜。事实上,赵紫阳在中共领导层内一直是少数派;实行戒严后,他在中共领导层内成为孤立者,不再可能发挥政治作用。当然,这部分活跃分子不仅仅是钟爱赵紫阳。他们强烈地认为,如果保住了赵紫阳的政治权力,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个人政治利益。

    当我和朋友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上述4种情况,我判断这次的抗议运动将会失败。这将不是一次普通的失败。这次失败将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使中国进入一个漫长的政治保守时代。

    随后,历史的悲剧开场了。在1989年6月3日晚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实施戒严的中国军队在明确的命令下向和平的人民开枪,至少造成了几百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这不仅震惊了北京,而且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1989年6月4日之前,抗议运动已经走向低潮,北京的公共生活正常进行,抗议者既没有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也没有提出更有号召力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抗议活动并不对中共政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么这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下令开枪?

    开枪的指令是荒诞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历史上的独裁者往往在关键的问题上作出荒诞的毫无意义的决定,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出于个人的好恶或者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而为所欲为。共产主义极权为那个85岁的、疾病缠身的独裁者提供了开枪的制度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政权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想像的西方的“和平演变”。大部分改革停顿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极其浅薄,也被警惕地完全搁置了。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雪崩却在其它地方迅猛出现。

    1989年中国的“6•4”之后差不多20天,波兰的反对派—团结工会就在自由的议会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从而合法地组织了共产党国家的第一个非共产党内阁。那时的波兰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是一位职业的共产党军人,但是他并没有为了阻止反对派组阁而去发动坦克。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都发生了真正的民主变革。这种民主变革通常都有两条平行线:一条是执政的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认同民主化,另一条则是民间的反对派掀起民主浪潮。这种民主变革的剧情十分相似:新闻开放、多党竞争、自由选举。这种民主变革的结局往往是“两步舞”:先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短时间地执掌一个过渡性的政权,然后是反对派在民主选举中取胜从而建立民主政权。东欧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向世界展示了共产主义国家改革的主流方向。

    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同志”在1989年的圣诞节被处决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后,中共中央向它的全体党员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胆战心惊地对整个东欧的民主变革进行了声讨。

    1990年初,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实行多党制并废除苏联宪法有关共产党政治垄断地位的条款,中共中央又迫不及待地向它的全体党员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气急败坏地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有根本性意义的改革进行了谴责。

    我当时阅读过这两份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透过那些极左的、虚张声势的言辞,我体会到了中共领导层极度的政治恐慌。他们显然害怕被共产主义世界的雪崩掩埋,十分担心中国人民学习共产主义“兄弟国家”,也掀起民主变革的浪潮。同时,我在这些文件里也体会到了中共领导层露骨的威胁。他们不加掩饰地重申,将用一切手段阻止中国发生类似东欧或苏联的政治变化。这两份“紧急通知”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同共产主义国家改革的主流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保持着不同的方向。

    在个别中国人中存在一种奇怪的说法:认为1989年中国的“6•4运动”直接鼓舞并促进了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变革,甚至是共产主义国家民主潮流的“先声”。这是夜郎自大、井底之蛙。

    中国的“6•4运动”同东欧、苏联的民主变革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1989年6月之后东欧和苏联成功的民主变革,它的直接渊源来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发动了新一轮改革,它的更远的渊源来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发动的第一轮改革、1956年的匈牙利民主革命、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代和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1985年以后苏联、东欧的改革比中国的改革深刻得多,也深远得多。中国在“6•4”时期,共产党内没有产生强大的改革力量,共产党外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无论是党内的改革者还是党外的抗议者,都没有提出过政治纲领。抗议者们更没有在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基本环节上,譬如推进新闻自由、建立稳固的独立政治组织、要求自由选举、寻求政治参与等等,进行富于成效的努力,而是把主要精力长时间地放在次要问题的争执和维持抗议的旧的方式上。东欧和苏联的比较成熟的民主变革不大可能、也不大需要从中国的十分不成熟的抗议活动中汲取乳汁。

    相反,如果1989年5月19日戒严之后中国的抗议者们能够作出新的选择,以停止学生绝食和撤离天安门广场为条件同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对话,中国的抗议者们就将很快等来东欧和苏联迅猛的民主变革。这个民主变革将给中国的抗议运动提供重要的国际背景,使得国际社会在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变革的同时,加大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声援。这种宝贵的国际声援将使中共政权更难对民主运动采用血腥手段。同时,中国的民主运动也可以更好地借鉴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变革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有可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有可能摆脱孤立状态,加入共产主义国家改革的主流。这将大大增加中国民主化成功的希望。

    当然,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仅应该借鉴东欧-苏联的民主变革经验,还应该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经验。可惜“6•4”时期的抗议者们很少有人注意西方的民主模式。

    历史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定会失败,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运动”也不会成功。

    在某些人中还有另外一种天方夜谈:据说在“6•4运动”的背后有几只持不同政见者的“黑手”。

    “6•4运动”的主体成员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自发地、独立地举行抗议,他们之间只有松散的、非正式的联系,没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对抗议的大学生们发生过重要的政治影响。

    声援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工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其松散的程度甚至超过大学生,他们是自发地、独立地参加抗议,同样没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的行动发生过重要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在“6•4”时期,中国并不存在重要的、有政治能量的持不同政见者。当天安门的流血事件成为全世界一致的批评对象后,几个中国人突然自称“黑手”,目的是想将“6•4运动”的花环从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的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在国内和国外捞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政治资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镇压了“6•4运动”的中共政权并不承认这场运动的背后有持不同政见者的“黑手”,尽管有人十分愿意冒充“黑手”。

    毫无疑问,整个“6•4运动”既没有公开的政治领袖,也不存在秘密的“黑手领袖”,它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和公众抗议。

    1990年的6月4日是“天安门事件”一周年,这一天的晚上我特地返回母校—北京大学,想亲眼看看“6•4运动”的发源地,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气氛。

    那天正好是周末。校园里十分宁静。一个学生餐厅作为临时舞厅,正在播放施特劳斯的华尔兹,热情洋溢的男女学生们随意地起舞。似乎没有公开的政治迹象。但是,当我走出学校的大门时,另一幅画面映入眼帘:一辆草绿色的大型敞蓬军用吉普车沿着北大校墙外的不宽的柏油路缓缓地巡逻,车上坐着两排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表情严肃的士兵,而吉普车的驾驶室顶上竟然架设着一挺重型机枪。这样的画面通常是在发生兵变的某个非洲国家的街头可以见到。我在这幅画面中并没有看到中共政权的强大,而是看到了它的虚弱。这个胆怯的政权可能需要用机枪远距离地防范正在翩然起舞的男女学生。

    这时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已经超过了苏联。从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局限性明显地表现出来。戈尔巴乔夫本质上是一个改革的共产党人向社会民主党人转变,但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目标是想让苏联逐步成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欧洲国家。于是他的那些主张更彻底的改革的同事陆续离开了他,而苏联民间的大多数民主分子则强烈希望苏联的变革应该超越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模式。当时我希望苏联也能实现东欧式的民主转型,成为一个非共产党国家,这将对世界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这段时间我和一些支持改革的朋友反复讨论,如何为促进中共的体制内的改革作出最后的努力,以便为未来的中国的民主转型提供某种条件。

    1991年6月,我再次来到上海,同汪道涵做了交谈。

    汪道涵是1989年“6•4”事件之后被邓小平指定为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的最亲密的政治朋友。在差不多30年的漫长的时间里,他是江泽民的上级,为使江泽民从一个低层官员成为高级官员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是江泽民1985年担任上海市市长的前任。当我同他见面的时候,他仍然是上海市政府顾问。他不但继续参与上海市的某些重要决策,而且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提供咨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许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对共产党人来说可能并不完全例外。当我同汪道涵在电话中确认见面的时间、地点时,他半开玩笑地告诉我:我住的这家宾馆在1949年之前是上海的一所著名的高级妓院。他并且准确地说出了这家妓院的颇为浪漫的名字。放下电话后,我特地走到这座宾馆的大厅,仔细地环顾了宾馆的房屋结构,确信汪道涵的记忆没有差错。

    当然,当我同他在上海市委的宽敞的办公场所会面的时候,并没有深入讨论那家宾馆玫瑰色的过去。我向这位聪明的老共产党员说:1989年“6•4”事件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了。但是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民主问题、法治问题、反腐败问题都无法有效地解决。现在很多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希望中国能够恢复政治体制改革。

    汪道涵认真地倾听着我的话,然后问道: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会引起政治波动和社会不稳定?

    我回答他: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可能担心政治改革会造成不稳定,这是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可以争取采用稳健的、平和的方式。相反,如果长期搁置政治改革,积累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些矛盾一旦爆发,很可能造成真正的、剧烈的政治不稳定。

    汪道涵听出了我这番话的含意,坐在沙发上沉思。

    我又说:希望他向中共新的最高领导人建议,尽快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我同汪道涵谈话之后不久,他就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的会长,成为江泽民处理台湾问题的首席顾问。直到今天,他仍然担任着这个职务。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仍然没有开始。

    到1991年夏天,中共政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逆流已经沉到谷底,难以为继了。这时我决定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做实际的改革工作。当时我是政治学所一个研究室的负责人。一些同事挽留我,但是我婉谢了。

    那时的福州市委书记是一位开明的年轻人,他领导那个地区的改革和开放不无成效。他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一个重要省份的省委书记,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共领导层的新一代的改革人物。1991年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北京来到福州,担任市政府机关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福建在台湾的对面。这里是1978年以后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之一,市场经济比较活跃,外商投资企业比较多,意识形态教条比较少。

    我动身去福州之前,内心深处有一个明确的准备:如果中共在今后3年内继续拒绝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那将表明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制度不会走向民主转型,那么我将坚定不移地离开这个制度,重新成为政治反对派。事实上,当我1994年12月主动辞去福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公职时,正好在福州工作了3年。看来,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1991年11月28日我抵达福州后,不到一个月,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了。

    1991年12月25日晚上7点,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这时戈尔巴乔夫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他平静地向全世界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从现在起不复存在。随后,那面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无力地从克里姆林宫高高的桅杆上落下。绝大多数苏联人并没有为此而哭泣,因为他们庆幸身边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消失。世界人民更没有为此而伤感,因为他们庆幸最大的共产主义帝国的崩溃。

    7年之前,即使是想像力最丰富的预言家,也不可能预言7年之后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将从世界地图上抹去。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巨大作用和进步意义。如果苏联采取中国的极其迟缓、极其不彻底的改革模式,再有几个7年,共产主义苏联仍旧会雄踞欧亚大陆。

    我注视着电视屏幕上苏联国旗的下坠,知道共产主义的主体部分坍塌了,冷战结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从这一天起,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世界民主海洋中的共产主义孤岛。当然,还有几个共产主义小伙伴,比如北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但是这几个小伙伴份量太轻,充其量只是世界民主海洋中的几块暗淡无光的共产主义礁石。

    我在思索:作为共产主义孤岛的中国,面对这个新时代,它更可能坚持专制,而不是更可能走向转型。(未完待续)(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Modified on 2004/1/2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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