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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六章 哪条大道通罗马
(博讯2004年1月15日)
     (博讯编者按:本章作者回顾了从高中时代起到大学毕业 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心理历程。作者叙述了自高中时代的所见所闻,以及关于中国当时困境的思索,特别记述了国 际形势的变化,80年代中国“改革”的不足,以及早期中国民主运动的情况。)

作者:方觉

    我同共产党制度并没有个人恩怨或个人不平,为什么在中国寻求民主变革?这需要探索河流的源头。 (博讯 boxun.com)

    1974年我19岁,刚刚从北京的一所高中毕业。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荒唐的后期。大学仍然停止通过正规考试录取学生。高中毕业生通常要去工厂做工或者去农村劳动。北京一直是共产党的政治中心,我和一些相对纯洁的年轻人对共产党无休止的、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早已厌倦。我们既不向往在北京的一所工厂当一名领工资的按部就班的工人,也不向往在毗邻北京市区的某个村庄半心半意地参加农业劳动,我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双手为改善中国边远的贫困地区做一点贡献。于是十几所中学的几十名高中毕业生主动提出,希望去中国西部的落后农村。

    经过北京市的领导层批准,我们来到了陕西省的北部。这里是著名的黄土高原,植被稀少,干旱严重,大量的水土流失使得中国的黄河的含沙量可能在世界名列前茅。这里也是共产党的著名根据地,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就是从这里的窑洞走进了北京的紫禁城。它的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延安。

    但是,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却被这里的现状深深地触动:

    

1、 尽管那时共产党夺取政权已经长达1/4世纪,但是陕北地区的贫困程度甚至超过了1949年之前。我们见到很多农民需要自己用木制的手摇机械纺线、织布并缝制简陋的衣衫,彷佛18世纪的英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们见到大多数农民每年从“人民公社”分得的粮食远不足以填饱肚皮,而当时“绿色革命”正在离中国不远的东亚和南亚颇有成效地解决着人们的饥饿问题。我们见到农民们每天平均要从事12小时的集体劳动,而他们每年只能分配到一次货币收入,对一个完整的农村劳动力来说,扣除实物收入后的年终的货币收入通常只有50元到100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仅仅相当于20至40美元。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公有制下的绝对贫困。 (博讯)

    2、 尽管共产党标榜自己在道德上的纯洁性,但是在70年代后期,腐败已经暴露出来。很多官员利用公款享乐,有的甚至贪污,更多的官员则利用权力为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谋取好处,最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特殊渠道为亲属或朋友寻求比较体面和收入比较高的工作。这是明显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3、 共产党政权对农民十分专横。他们不但继续压迫早已俯首贴耳的“地主”和“富农”以及他们的无辜的后代,而且粗暴地对待其他农民。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农业生产,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乡村治安,一律依赖政权的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任何稍微表示了不满的农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或打击。大多数农民对共产党政权并没有真正的认同感。

    这种现状实际上表明了共产主义制度在农村的失败。

    我在高中时代,开始成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怀疑者的一员,那时我很乐于同成年的具有批评头脑的知识分子和受到整肃的官员接触。现在,亲身体验了农村的贫困与不公,使我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

    1975年,第一次复出的邓小平,利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病重的时机,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偏差,发展生产并整顿纪律。这些举措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我看到了邓小平的纠偏政策的某些积极效果,但是我不相信仅仅依靠共产党内的一、两个开明领导人,能够纠正共产主义的普遍性的、历史性的、制度性的错误。

    可悲的是,即使是邓小平十分有限的纠偏,也引起了极端主义的毛泽东的不满。从1976年开始,邓小平再次被赶下政治舞台,极左政策再次成为共产党的主旋律。这种倒退引起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反感,也引起了更多的中国人的反感。1976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悼念已故亲人的节日(清明节)。一些人以悼念死去不久的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温和地表达了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反感。5个月后就要死去的毛泽东表现出了行将就木的暴君的最后的疯狂,他用“工人民兵”的几万支木棒镇压了这个“4•5运动”。当时我的感受是:赞成“4•5运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批评,但是不赞成“4•5运动”抬高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共产主义错误的重要制造者,他绝不是正义和崇高的象征。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期待“好皇帝”。等不来“好皇帝”,就去期待“清官”。但是,“好皇帝”和“清官”都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的荒谬。 (博讯首发 boxun.com)

    1976年9月9日的傍晚,初秋的黄土高原已经凉爽。我从5公里以外的田野背着大约50公斤的玉米秸走回居住的村庄。这些玉米秸是为了给耕地的牛做饲料。临近村口的时候,我听到了有线广播的喇叭中传出沉重的哀乐声。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控制并及时下达共产党政权的各种命令,中国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政府统一安装的有线广播。但是那天的哀乐不同寻常,格外地长并且格外地郁闷。我联想到一段时间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已经病危的消息。“难道他死了?”我走进村庄后,猜想得到了证实。我感到某种轻松,因为另一个时代有可能在中国出现。

    初秋的陕北有时阴雨连绵。一旦下雨,黄土地就泥泞不堪,人们不便离开居住的窑洞。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另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坐在窑洞的土台上问我:“你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会有变化吗?”我说:“可能会像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搞一点改革那样,中国也会搞一点改革。”他又问:“你认为华国锋会长期掌权吗?”我回答道:“华国锋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在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没有很多支持者,在人民中也没有威望。”这个比我大一岁的朋友现居日本,他仍然像27年前那样关心着中国的前途。

    两年后的秋天,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为了共产党改革的受益者。但是我不满足于做一个既得利益者,我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走进现代化。这就是我参与和组织学生运动的初衷。

    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在开始时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支是以1978-1979年北京的“民主墙”为代表的“街头民主”,另一支是以1980年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校园民主”。两个分支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力量。

    “民主墙”的参与者主要是少量向往民主的底层青年。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断了12年,这些底层青年无法获得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好的专业背景,因而他们难于对知识分子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共产党的政治俱乐部是一个封闭的官僚系统,这些底层青年无法参与共产党的体制内的改革。因此,“民主墙”更多地带有底层反对派的色彩。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背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日后成为了知识分子,因而他们对知识界拥有某种天然的影响。学生运动的一部分支持者和同情者,后来进入了政权体系,这就使共产党内增加了潜在的改革者。 (博讯 peacehall.com)

    1979年秋天以后,在共产党政权的镇压下,“民主墙”运动告一段落。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虽然“民主墙”是某种道义的象征,但是它并没有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发生重要作用,也没有对后来的社会进程发生重要作用。

    在80年代,学生运动却不断发展。

    继1980年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浪潮后,1985年秋天,北京大学再次爆发了学生运动。年轻的大学生们并不想沉默地等待体制内改革的苹果自动地落到地上,他们提出了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并且鲜明地喊出了“反对腐败政府”。

    1986年底到1987年初,中国更多的大学爆发了学生抗议。

    1989年4月以后,中国的大学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潮。

    80年代的这4次学生运动为中国的民主变革创造了一些“种子”。但是,人们还在等待“种子发芽”。

    民主政治是多元化的政治。在中国寻求民主变革的道路绝不是仅有两条。

    1981年初第一次学生运动平息后,我和朋友们开始认真思索并商讨在中国推进民主变革的现实途径。

    我们的目光不仅投射到中国的舞台,而且关注着世界的舞台。

    1981年的世界正是冷战对峙的最严峻的时期。苏联在70年代真正成为了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的漫长的保守主义统治,难以使人们想像共产主义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现实前景。1981年执政的美国的里根总统,严厉地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他坚定地主张加强对苏联的战略遏制。但是,战略遏制只能减缓或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向世界其它地方的扩张,却不能消除共产主义本身。同时,由于苏联对整个西方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威胁,西方必须将它视为主要的对手,因而西方并不十分重视中国的共产主义改革,也没有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总之,1981年前后的那个时期,中国的改革与民主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都不令人鼓舞。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缺少恰当的国际因素,改革与民主无法取得长足进展。

    1978年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权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我们对他的评价从一开始就不高。他没有任何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更多地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倡导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十分狭隘:使衰败的共产主义制度摆脱经济困难;为自己长期把持最高权力提供政策依据。比邓小平年轻一些的正在上升的两颗政治明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赞赏。胡耀邦是一个清廉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但是他没有深刻的改革思想和可行的改革方案。赵紫阳则是一个机敏的共产党员,他的能力更多地表现在具体的经济改革上,而不是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冻上。在现存的共产主义制度内,我们看不到优秀的改革领导人,也看不到强大的改革力量。因此,我们对当时的体制内改革并不十分看好。

    但是,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共产党体制外形成可观的民主力量的可能性也很小。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政权严酷地压制一切民主分子,而且因为中国还不存在产生强大的独立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现实土壤。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共产党领导的某个机构或某个企业工作,即使是农民,也处于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很难设想在这张极权主义的罗网中会产生一支民主大军。

    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民主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希望一部分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政权体系,一方面参加体制内的改革,另一方面积蓄政治影响,当他们在政权体系内获得较大的权力时,争取在共产主义制度内实施重大变革。同时我们希望另一部分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够在中国的知识界推动新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倾向,能够参与并促进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变革准备必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将是共产党体制内的改革派和共产党体制外的民主派从不同角度推进的结果。无论是就体制内的改革活动而言,还是就体制外的民主活动而言,两者都需要形成新的政治力量,而不能主要依赖现有的政治力量。

    1982年的1月和7月,4年前恢复正规的大学制度后入学的两批学生先后毕业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插曲。

    1982年春天,中国的公安机关向中共领导层呈送了一份秘密报告,指称:那些在大学时代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和批评共产主义的人,并没有真正转变错误立场,他们相互间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建议,当这类异议学生毕业时,将他们送到底层以便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控制。公安机关所说的异议学生包括我。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负责人,并没有对这份秘密报告表示具体意见,而是将它转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位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并不是一个改革人物,但是他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不主张对异议学生采取整肃措施,所以他并不想附和公安机关的专横建议。但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任命和管理高级官员的机构,并不具体负责大学生的毕业分配,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赞同胡耀邦的改革倾向的。因此,中共中央组织部仅仅对这份秘密报告表示了笼统的意见:按正常方式处理那些异议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由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态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并没有如公安机关所期待的那样被送往“底层”。当然,中共政权的开明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它并不希望我们这些异议大学生继续产生政治影响,因此我们的职业去向都是闲散的机构。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全部由政府分配工作。1982年夏天,我走进了水利电力部的管理干部学院。

    所谓“管理干部学院”,并不招收大学生,它的主要职责是对水利电力部系统的中级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进行在职培训。因为我在北京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我在这所管理干部学院的工作是为那些中级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讲授经济学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中的“用处”。

    从1982年开始,中共大规模地进行官员更新。在此之前,中共官员的老化和僵化已经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40年代、30年代甚至20年代参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人,仍然占据着大部分的高级职位和相当一部分中级职位。他们的平均教育背景只有小学水平,绝大多数官员对现代化一无所知,对改革不感兴趣。中共迅速地用50年代和60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去替换那些上了年纪的革命者,这些“新官僚”后来成为中共的“第三代”的主体。我们从一开始就对“第三代”评价很低。因为他们从年轻时起就盲目地忠诚于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中国共产党或苏联培养的红色工程师,既缺乏思想创新,也缺乏政治创新,只是从技术角度和生产角度去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很多人甚至不懂经济学的ABC。如果说那些年迈的老一代官员是过时的革命者,那么这些相对年轻的新一代官员充其量只是平庸的“技术官僚”。技术官僚绝不可能推动共产主义制度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1982年底的世界发生了1件出乎意料的事。苏联的“第三代”的领袖勃列日涅夫11月7日参加了莫斯科红场纪念“十月革命”65周年的阅兵式而不慎感冒,诱发出更严重的疾病于1个月后死去。克格勃前主席安德罗波夫成为苏联新的最高领导人。西方在猜测安德罗波夫先生能不能像26年前的赫鲁晓夫先生那样,启动苏联的改革。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罗波夫先生更感兴趣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加强工作纪律。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死,毕竟促使人们再次考虑,作为共产主义的领头羊的苏联的改革可能。

    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我多次对朋友们讲过: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不是经济建设,而是建立民主制度;中国改革的中心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改革。因为共产主义极权制度首先不是建立在经济权力上,而是首先建立在政治权力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没有民主化,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革。

    我认为自己应该去研究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筹建政治学研究所。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随即在中国取消了政治学研究,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是共产党的专利品,其他人无须涉足,也没有必要研究。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后,一些知识分子酝酿恢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我感到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似乎比继续培训共产党的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多一点意义。有人为此去同筹建政治学研究所的领导小组洽商。可惜这个领导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谨慎地认为,吸收我这个前异议大学生做他们的新的同事在政治上不明智。于是有人又去同这个领导小组的上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洽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两位主要负责人。一位是党组书记,70岁的老共产党人。另一位是院长,赵紫阳总理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智囊。他们两人都是中共中央委员。按政治惯例,党组书记的权力要大于院长。这两位高级官员比较开明,都同意我进入政治学研究所。当我在1983年夏天正式到政治学研究所上班前夕,那位党组书记特地约我到他的办公室会面。

    谈话是平静的。这位中共中央委员并没有询问我在大学时代的“错误”以及我是否愿意“悔改”,而是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正在苏联进修。另一位正在苏联进修的中共官员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报告的启发,在一个讨论会上提出毛泽东像斯大林那样,也搞个人崇拜。那位官员很快就被调回中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并失去了职务。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组书记画龙点睛地对我说:那个同志1956年的看法并没有错,但是他说的太早了。历史上的很多重大问题,不宜过早地提出来,要等待历史条件的成熟。我这个28岁的年轻人完全理解了面前的70岁的老共产党员的用意。他是在委婉地提示我:不宜过早地提出中国的民主化一类重大问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官员都像这位党组书记那样开明。1983年秋天,主管意识形态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在其他保守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下,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思想整肃。所谓“精神污染”,主要是指传播西方的民主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由保守派控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我的“政治表现和思想动向”,并表示应该对我“加强教育和管理”。于是我所在的政治学研究所有点紧张。原来我计划1983年10月去四川省考察。赵紫阳在1980年担任总理之前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在那里做了中国的最初的改革尝试。1983年四川仍然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区域。我准备去那里了解改革的实际进程,有人还要介绍我去会见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但是政治学所的一位负责人找到我,温和地希望我推迟行期,而且今后即使去四川也应该有一位同事“陪同”,因为全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正在“关心”我的情况。这件事使我再次领会到,中共的保守派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前异议大学生。

    当然,我不会因为保守分子的“关注”而裹足不前。一个月后,我仍然坚持去了四川。这是中国西部的一个不发达的大省,当时已经有将近1亿人口。在四川的一个半月中,我深切地感到,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以某些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政治闭塞的传统地区作为“突破口”,因为这种地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不了带动作用。中国的改革需要选择上海、北京这样的主要都市作为主导力量,在比较高的起点上使中国比较快地接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层实际上认为大都市是保持他们的政权稳定和制度稳定的支柱,也是他们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担心如果率先在大城市进行改革,很可能会引起政治震动和经济波动,因此他们宁肯长时间地在农村和某些不那么重要的城市进行缓慢的、不充分的改革尝试。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同我会面的四川省委的领导人也似乎不对本省的改革抱太大的雄心。

    我决定去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看一看。

    上海是共产主义制度失败的缩影。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前沿。共产党摧毁了这里的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摧毁了这里的文明的现代生活,迫使它仅仅成为向极权主义制度贡献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和货栈。35年后(1984年),这里最好的房子还是35年前的建筑,人们最好的回忆还是35年前的满足。

    1984年夏天我在上海的时候,接触了在当地工作的一些重要的比较年轻的官员,其中包括曾庆红。曾庆红现在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的实际政治权力仅次于胡锦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中国真正的第二号人物。1984年曾庆红只有45岁,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黄海石油公司的党委书记,相当于副局长。他强烈地希望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那时正在积极争取成为上海市委组织部的负责人。很快他就如愿以偿。从此他在共产党的官僚制度的阶梯上一帆风顺地上升。曾庆红没有鲜明的思想,也没有坚定的原则,他的主要目标是不断争取更重要的政治职务。这是80年代以来典型的共产党新官员的政治心态。

    当返回北京的列车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从陈旧的上海火车站开出后,我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因为这个庞大的城市似乎没有现代化的明显迹象,也没有改革的势头。

    同上海的沉闷、停滞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差,80年代中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港口大连市出现了某种活跃。我同当时的大连市市长熟悉。1985年1月,我来到了那里。

    冬天的大连是寒冷的,由于临海,空气也是湿润的。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后,这个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控制。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后,这个城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又被苏联控制。所以,大连是中国东北最具有外国情调的两座城市之一(另一座是哈尔滨)。这里的姑娘身材硕长、健美,据说是中国模特的重要摇篮。

    我在大连广泛地访问了党的机关、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我感到这里的改革还仅仅停留在表层: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施加一些物质刺激措施;将经济增长的主要期望放在引进外资上。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只有在宏观范围内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的经济改革才可能成功,经济发展才可能健康。地方范围内的小改革不可能触动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主要经济政策。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基本经济制度和主要经济政策入手,而是满足于长时间地在某些局部问题和局部地区进行“试点”,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共领导层不敢、也不愿意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

    大连市的市长出生于1930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是一个实干家。在共产党的“第三代”中,不仅有一大批平庸的工程师,还有一大批文化不高的实干家。这些实干家往往没有思想深度和政治见解,他们只是凭借工作经验和官场习俗对待改革问题,最终无法超越共产党的传统模式。

    1983年12月我离开四川后,不仅考察过上海和大连这样的主要城市,而且考察了江苏。因为我想对一个典型的东部的先进省份和一个典型的西部的落后省份进行比较。

    江苏省的先进主要体现在它的南部。我从它的省会南京开始,依次去了富庶的常州、无锡、苏州。

    南京在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但是到了1984年,人们已经很难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大国的首都。中共政权并不想让这个城市辉煌,因为这可能引起人们对国民党时代的联想。因而这个城市在共产主义的阳光下始终都是平淡的。

    我在这座平淡的城市里会见了另一位实干家—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委书记。他的办公室座落在前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一所绿树成荫的大院子里。他头脑清晰、口齿清楚地对我讲述着具体的经济改革问题,但是对于改革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毫无察觉。这位实干家后来相继担任河南省长、河北省长和河北省委书记。在90年代中共的腐败浪潮中,他也像很多“第三代”那样如鱼得水。他的一位秘书似乎走得更远,最后因为巨额受贿被执行死刑。

    常州、无锡、苏州是通常所说的“江南”,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温馨的词汇。在那里的街头,衣饰淡雅、容貌妩媚、话语温柔的少女比比皆是。这些地方好像从来没有爆发过革命,因为一个温馨的社会可能不需要革命。

    在1984年,常州、无锡、苏州的经济繁荣主要是依靠乡村企业的支撑。所谓乡村企业,是指由乡政府或村行政机构主办的中、小型企业,它既不是正规的国有企业,也不是真正的私人企业,而是“集体企业”。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并想笼络农民的中共政权盲目鼓励乡村企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一政策是极其短视的,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乡村企业的产权模糊、技术落后、管理混乱、污染严重、腐败普遍;乡村企业的工人缺少最基本的劳工权利和劳动保护。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的一项典型的机会主义政策:他们不想对无效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也不想对乡村发展投资,寄希望于利用乡村企业的自发增长缓解国民经济困难和农村贫困。这项政策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方向。

    虽然美丽的江南令人留连,但是我清醒地知道,一个过份依赖乡村企业的地区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火车头。

    当我这个不满30岁的前异议大学生结束了四川、上海、江苏、大连的漫游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中共的体制内改革极其肤浅。这种肤浅不仅体现在害怕触及更重要的政治改革,而且体现在害怕建立市场经济和害怕发展私人企业。

    按照这种迟缓的小修小补,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现代化?什么时候才能民主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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