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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 —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五章 失败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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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1月01日)
    (博讯编者按:本章讲述了秘密警察在监狱里和方觉谈条件的细节,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对异议人士谈条件的方式。作者披露了许多著名异议人士曾在狱中达成条件而获得优待,这些异议人士不以为耻,反而在外夸耀在狱中的优待。作者本人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如何面对诱惑而坚持自己的立场?请读者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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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觉

    
    1998年7月23日之后的那个夏天,中国的安全机关在审讯我的时候,曾经困惑不解地问道:“十几年前你做过反对派,为什么现在又做反对派?”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了官职,或者有了财富,就不应该寻求民主,也不需要寻求民主。这正是当代中国的普遍的悲剧。
    
    到1998年的时候,那些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在大学读书的我的同时代人,有的在政界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高级官员,更多的人正在官僚制度的阶梯上奋力攀登;有的在商界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更多的人正在追求着私人汽车、舒适的住房和夜总会的浪漫。他们知道,如果倾向于民主改革和制度转型,将很快失去自己现有的以及未来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为共产党政权不会容忍任何官员或商人成为民主分子。所以,他们主要是从保护和发展个人利益出发,选择了支持陈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对他们来说,支持共产主义主要不是由于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荒谬,而是由于不愿意舍弃共产主义带给他们的现实利益。
    
    因此,安全机关从当代中国的庸俗的腐败的社会规则判断,认为可以同我这个前官员和前商人进行某种政治交易。
    
    被秘密关押了4天之后,安全机关终于同意提供纸和笔,允许我给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一封信。1998年7月27日,还是那间熟悉的审讯室,在两名警官面对面的监视下,我当场给江泽民写了一封抗议信。我在这封信中强调,我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合法、公开、文明地进行的,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违反中国法律,因此对我的非法关押必须解除。我不想请安全机关转交这封信,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承认安全机关对我的秘密关押是合法的。我想请一位亲戚帮助我转交这封信。这位亲戚是江泽民1946年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当时他们两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和亲密朋友。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他们两人又在中国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共同工作了二十多年。1989年“6•4”之后江泽民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们两人仍然保持了亲密的友谊。我在写完给江泽民的抗议信后,当即给这位亲戚写了一封短笺,请他代为转送我给江泽民的信。但是在场的警官告诉我,他们负责将我的信转交上级机关,然而他们无权将我的信直接交给我的亲戚。
    
    1998年8月的一个晚上,闷热的空气彷佛在拥挤的牢房内停滞,绝大多数犯人不得不袒胸露背。突然,铁门打开了。全体犯人立即鸦雀无声,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狱警叫道:“方觉”。有经验的犯人知道,晚上提审通常是有重要案情。而我则对白天提审还是晚上提审早已处之泰然。我平静地走向牢门。
    
    这次提审不是在原来的审讯室,而是在一间更大的有空调和地毯的房间。室内已经坐着4个身穿便服的陌生人。在最初的几分钟,他们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着我。我面无表情地坐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这时,一个人开口了:“胡子够长的了。” 说话的人完全清楚牢房内不允许犯人持有剃须工具,他的开场白是为以后施加压力做一个委婉的铺垫。十几秒之后,另一个人接着讲道:“牢房里人多吧?也够热的吧?”说话的人确切地知道牢房里的人数和恶劣的生活,他的潜台词是:如果你想改变可恶的现状,就需要考虑我们的谈判条件。
    
    4个人继续观察我的表情,尽管我依然不动声色。终于,他们当中的负责人说话了:“我们谈谈条件,如果你能够接受我们的条件,可以立即恢复你的人身自由。” 接着,他们开出了“价码”:
    
    1、 彻底放弃在中国进行民主活动的打算;
    2、 把赞成我的政治意见和政治活动的官员的名字和情况详细地告诉安全机关。
    
    我立即表示:这些条件不能接受。他们对我的迅速拒绝有点吃惊。或许他们原先估计我将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踌躇犹豫。那位负责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焦躁,点燃了一支昂贵的“中华”牌香烟,站起来,在宽大的地毯上缓缓地来回踱步。他旁边的一位地位仅次于他的陌生人开始劝导我:“希望你认真考虑我们的领导提出的条件,不要轻率地回绝。这个时候对你非常重要。中国的法律规定刑事拘留可以30天,连同附加时间最长37天。你已经被关了20多天。只剩下10多天的时间供你抉择了。我们可以不正式逮捕你,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即你必须同我们有某种合作。如果你拒绝我们的条件,37天的期限到了,我们就不得不正式逮捕你。”我感到颇为荒诞,彷佛我被关押是出于自愿,他们只是“不得不”这样做。我告诉他们:我预料到他们会提出刚才那类条件。我拒绝这些条件,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他们的负责人停止了踱步,站在椅子背后,双肘支在椅背上,直视着我的面孔。他清晰地表述道:“我们希望你认清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不能搞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会损害党的领导,会破坏政治稳定。”中共政权在某些公开的场合下虚假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民主诚意。这次秘密警察真实地表达了反民主的立场。我回答说:我不赞成你刚才的观点。
    
    于是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沉默。那位“第二负责人”最后无奈地表示:“我们等待你回牢房后重新考虑我们的条件。一旦你有了新的想法,可以随时请这里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我们随时愿意来这里同你再次谈话。”
    
    当我离开这个有空调的凉爽的房间被送回闷热的牢房后,感到彷佛刚刚进行了一场商业谈判。中共政权在政治道德上完全堕落了。他们不但用暴力手段压制民主改革,而且试图同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卑劣的政治交易。这时已是深夜,大多数犯人早已入睡了。那位“囚犯领导”悄悄地问我:“今天晚上谈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没有结果。当然,我知道“商业谈判”远没有结束。
    
    我被关押的这个地方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市看守所。它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在中国,监狱主要分为三类:一类叫“看守所”,一类叫“监狱”,另一类叫“劳教所”。看守所关押尚未判刑的犯人,监狱关押正式判刑的犯人,劳教所关押变相判刑(劳动教养)的犯人。中国的看守所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拘留中心”。中国的看守所有权将一个未被法院判刑的人关押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看守所通常有着比中国的监狱更严格的管理和更恶劣的生活条件。因此,以国际司法标准衡量,中国的看守所应该归入监狱的范畴。
    
    北京市看守所关押北京地区所有等待判刑的严重刑事罪犯。北京地区一切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的犯人,只能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北京地区的所有死刑犯,都必须在北京市看守所处决。每个星期这个看守所至少要枪毙一批犯人,通常是十几人。有的星期枪毙得更多。夏天执行枪决往往是在凌晨,因为中国的刑场设置在露天,行刑队怕热。冬天执行枪决则往往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因为行刑队怕冷。所以,对北京地区众多的刑事犯罪分子来说,北京市看守所(它更响亮的名字是“7处”)是一个死亡的符号。
    
    中共政权将我关押在这种地方,明显的目的是要制造同我过去的社会环境的强烈反差,从而对我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寄希望于我在压力面前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种“政治技巧”。
    
    和我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的20多位犯人,绝大多数是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和毒贩子。他们对我这个唯一的政治犯抱有某种好奇。在90年代末期,很多刑事犯相当年轻,有一点文化,对国家的事情和国际的事情略知一二,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完全死灭,因此他们对我被无端关押或多或少存有一点同情。随着37天的最长刑事拘留期限的临近,他们当中不止一个人私下对我说:你不会被逮捕,“上面”会放了你。
    
    差不多在第34天,牢房的铁门又打开了,狱警再次叫道:“方觉。” 这时身旁的几个犯人半开玩笑地低声说:“老方,这次大概要让你回家了。” 我淡然地一笑,同样低声地说:“不可能。”
    
    还是上次的4位秘密警察。这次的开场白是:“尽管你不愿意主动与我们联系,但是我们对你仍然要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今天主动再次找你谈话,希望知道你的想法是否有所转变。”我平静地告诉他们:你们上次提出的条件完全不可接受,我的这个看法没有改变。于是出现了长时间的沉寂。他们的负责人沉缓地讲到:“你的态度很固执。我们同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打过交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像你这样固执。”显然,他是在向我展示榜样。我早就知道某些持不同政见者在监狱中的难以令人尊敬的表现。“第二负责人”补充道:“现在对你很关键。如果你继续拒绝我们的条件,3天之后我们就要正式逮捕你。一旦逮捕了,我们可以再关你一年。”我向他们重申:对我的关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合法手续。这位“第二负责人”以一种职业化的厚颜无耻的口吻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知道中国的法治很不健全,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出现实的选择。” 这次秘密警察真实地表达了反法治的立场。虽然中共政权虚伪地越来越大声地表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他们并不打算建立完善的法治,因为法治的不完善正是专制政权能够为所欲为的条件。这次的谈话仍然是不欢而散。“第二负责人”几乎是用同上次一样的话语做出了无奈的收场:“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条件。如果你在这最后的3天里愿意同我们合作,可以随时让这里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我们会立即同你见面。”
    
    我回到牢房继续盘腿坐在硕大的水泥台的指定位置上。靠近铁门的水泥墙上有一个淡黄色的按钮。它是一个紧急报警装置。一旦按动它,狱警值班室内的红灯就会闪亮,狱警很快就会出现在铁门之外。如果我想告诉秘密警察“已经转变”,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去揿动那个淡黄色的按钮。这个按钮离我只有几米之遥,但是我觉得它是那么陌生,我难以想像自己如何将手放在它的上面。
    
    牢房的生活无聊至极。这里不允许有任何书籍,不允许看电视新闻。狱方每天给每间囚室发一份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沉闷的《北京日报》作为“思想教育材料”。即使是这份可怜的《北京日报》,往往也成为“囚犯领导”的专用品。
    
    我沉默地坐着,只好闭目沉思。我想起那年(1998)春天的一件事。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亲属看到西方媒体对我的报道后,主动给我打来电话,劝我尽快去美国。我明白她的好意:如果不尽快出国,我可能会失去人身自由。不过我回答她:我最担心的不是能不能去美国,而是去了美国之后能不能自由地返回中国。中国政府可能希望我长期留在国外,他们会阻止我返回中国开展政治活动。所以我不应该主动地离开中国。她对我的这个答复颇感遗憾。
    
    现在我面对着一个严酷的前景:虽然我迴避了长期留在美国,中国政府却要将我长期留在监狱。
    
    最后的第37天的阳光依然灼热。当狱警在铁门外又一次叫我的名字时,那些有经验的犯人似乎觉察到我的前景不妙,因而没有人像往常那样轻声祝愿我“释放回家”。他们以沉重的表情目送我走出牢门。
    
    审讯室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官,而不是那些穿便装的秘密警察。我在椅子上坐下后,又出现了双方互相考验意志的沉寂。片刻,一位警官照本宣科地开口了:“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对你实施逮捕。” 我依旧不动声色地坐着。看来,中国政府要对我升高压力了。另一位警官用软弱无力的声音说:“ 签字吧。” 从他这种怯懦的声音中,我判断逮捕证很可能存在法律漏洞。果然,警官递过来的逮捕证上,只填写着我的姓名,涉嫌罪名的那一栏完全空着,如同37天前递给我的只有姓名、没有涉嫌罪名的刑事拘留证。又是故伎重演。显然,中共政权还没有确定可以合法关押我的公开名义。确定这个名义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难于使关注我的国际社会信服,也难于使赞同我的改革派官员信服。我平淡地告诉这两位警官:一张只有姓名、没有涉嫌罪名的逮捕证是不合法的,所以我拒绝签字。我心里明白,面前的这两位警官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前台的木偶,后台操纵者很快就会出面。
    
    这时一连串的脚步声打破了审讯室的宁静,那几位等待我同他们“主动联系”的秘密警察又主动地走进了审讯室,不过这次不是4个人,而是5个人。那两位“木偶警官”退了出去。
    
    秘密警察的“第二负责人”以一种试探性的口气问道:“你对刚才宣布逮捕有什么想法?”我平静地说:那张逮捕证不合法。他马上转换了话题:“我们希望讨论一些现实问题。”当然,他十分清楚,讨论逮捕手续是否合法对他们来说是尴尬的。他所说的“现实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交易”的同义语。接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钦佩你的才华。在我们接触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你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希望你把才华和能力用在为党和政府服务上,而不要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 5个人认真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告诉他们:我愿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但是不愿意为一个不民主的政权服务。他们的负责人强按住心中的不满,用威胁性的口吻说:“我们希望你清醒地认识你的处境。现在已经对你宣布逮捕。如果你坚持不转变立场,我们就要对你判刑。刑期不会短,譬如说10年。”他停住了话语,端详着我的面庞,试图揣摩出我听到“刑期”的内心活动。我照例面无表情。那位新来的秘密警察站起身,故作不解地问道:“你了解中国监狱的情况吗?不止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不能把牢底坐穿,你仔细想想,你能够把牢底坐穿吗?” 或许他们猜测,我是由于不清楚中国监狱的黑暗和漫长刑期的摧残,所以才固执地坚持政治立场。
    
    中国的秘密警察可以算作集体谈判的高手。他们在审讯中往往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台词巧妙,配合默契。这时又轮到“第二负责人”讲话了:“虽然今天对你宣布了逮捕,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尽最大力量挽救你。如果你能够同我们有某种合作,我们可以不对你判刑,恢复你的人身自由。”他见我毫无反应,加重语气说:“假如你一直拒绝合作,你的后半生的很多时间将在监狱中度过。监狱的条件是艰苦的,你最终能不能出得去监狱还是疑问。”这最后的一句话是暗示:我也许会在漫长的服刑道路上病死、老死或意外地“消失”。但是我认为,同秘密警察的恫吓展开讨论有失政治尊严。同时我也认为,大可不必学习夺取政权之前的共产党被捕者,面对他们的审讯者喊出几句极端主义的豪言壮语。我仍旧一言不发。一言不发就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极权主义的蔑视。
    
    敏锐的秘密警察感觉到了我的一言不发的轻蔑含义,慍怒在5张严肃的脸庞上越来越明显。他们努力克制慍怒,因为他们还想继续“商业谈判”。
    
    这时那个新来的秘密警察又一次站起身,他循循善诱地说道:“我们希望你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待你所面临的现实,而不要用名人、用伟人、用圣贤的眼光看待现实。如果你真的能用普通人的眼光分析现实,你就会同意我们的条件。”所谓“普通人的眼光”,就是提示我充分考虑监狱生活的折磨,充分考虑应该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充分考虑地位、财富和人生的短暂,总之,要充分考虑一切重要的个人利益。
    
    我镇定地再次告诉他们:我不准备接受他们的条件。
    
    5位秘密警察为审讯的毫无进展颇感恼火。“第二负责人”不无激动地说:“你不要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干预中国的人权问题。即使美国政府干预你的案件,我们也不会退让。我们绝不会把你从监狱送到国外!” 这是中共政权向我亮出它们的“国际底牌”。虽然在不久前的1997年11月和1998年4月,中国政府分别将两位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交筹码由监狱送到了美国,但是它们对我的案例并不想这样做。它们要尝试一切办法迫使我在监狱中屈服。
    
    我感到有必要最后一次向这些谈判者重申我的基本立场。
    
    他们的负责人听完了我已经重复过很多遍的不合作表示,似乎清醒了,也似乎平静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的“谈判”进行了总结:“看来,我们对你的努力失败了。”他说这句话时十分冷静。“我们同你们还会长期较量,我们同你们是政治上的对手,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在中国掌权。”这次秘密警察真实地表达了中共政权的政治焦点: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一党专制。我一向认为,中共政权反对民主变革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的思想落后,而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同民主制度相冲突。因此,他们要压制和消灭一切有潜在政治竞争力的民主分子。
    
    谈判似乎结束了。但是我猜想秘密警察还会留下伏笔,或者他们的上级还会要求他们争取一线希望,因为从逮捕到判刑可以拖延一年左右的时间,以便我在昏暗的牢房内幡然醒悟。
    
    当我站起来转身准备离去时,“第二负责人”叫住了我:“我们仍然希望你回去后能够考虑我们的条件。如果你有一点新的想法,请你及时通知我们,我们愿意来这里再次同你谈话。”我认为我已经最后表达了基本立场,不需要再同他们进行令人厌恶的谈判了。所以我没有对他们的最后的“希望”作出任何表示。但是我提出了一个真正现实的问题。
    
    我冷淡地对他们说:“37天前我已经要求警方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我已经被刑事拘留。现在我再次要求警方,执行中国法律的规定,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我已经被逮捕。”但是秘密警察们却对这个真正现实的问题不置一词。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1998年7月23日至8月28日我被刑事拘留期间,警方从没有通知我的家属。1998年8月28日我被逮捕后的一个月内,警方也没有通知我的家属。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家属多次到公安机关交涉,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我的真实境况。公安机关一概谎称“不知道“。其实,我的家属以及我的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都猜测到,我已被秘密关押。我的家属为了揭开公安机关“不知道”的谎言,要求公安机关将我作为“失踪公民”加以寻找,譬如,交通事故中有没有无人认领的受难者,或者医院的停尸房中有没有身份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尴尬地拒绝查找。直到1998年9月28日,公安机关才给我的母亲发出一张书面通知,声称我已被逮捕。秘密关押了两个月零6天后才被迫通知家属,既是对这一关押的“合法性”的讽刺,也表明了中共政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十分心虚。
    
    我在落日的余晖下被押回牢房的途中,这场“商业谈判”的尾声上演了。押送我的两名穿制服的警官突然和蔼地同我“闲聊”。“今天谈得怎么样?”过去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同秘密警察的谈话情况,主动发问显然经过授意。“他们提出的条件我无法接受。”我简单地回答。“你可以灵活一点嘛。不管是什么条件,先答应下来,争取恢复自由。出去以后怎么履行条件,还可以再和他们商量。”这是在诱惑我进入圈套。他们的第一步目标是引诱我承诺政治条件,第二步目标就是迫使我履行政治条件。我告诉他们:“我在政治上是成熟的,我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去承诺不能接受的条件。” 一位警官故作感慨地说:“自由是最宝贵的。在牢房里有什么意思?只要能出去,采取一点变通的办法未尝不可。” 我平淡地说:“如果中国政府一定要我留在牢房,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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