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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 —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三章 走进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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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12月04日)
   作者:方觉

安全机关的这两辆豪华的进口轿车在一处僻静的街道旁缓缓地停下了。我的前座的那个负责人下了车,用移动电话讲着什么。显然,他是在向上级报告目前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片刻,他返回车上,附在司机耳旁低语了一句,于是车子重新开动。这回是我所坐的车走在了前面。

    不久车窗外面飘落起夏日的阵雨,雨点越来越大,雨声也越来越大。不幸的是,司机对上级指示的目的地不甚熟悉,他一再减慢车速,低声向身旁的负责人询问行车的方向、路线。那位负责人看来也不太熟悉目标,无法准确地回答司机的问题。我默默地观察着他们在雨中找路,断定他们的上级要把我送到另一个机构管辖的场所。我知道,这中间隐藏着阴谋。 (博讯boxun.com)

  这时我回想起美国大使馆的福特•赫特(Ford Hart)先生讲过的话。1998年2月1日他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郑重地说:美国政府关注我,愿意向我提供帮助。如果我在中国遇到任何麻烦,可以随时同美国使馆联系。然后他在名片上写下了他住所的电话。不止一位西方记者也对我讲:如果我有麻烦,请及时向他们通报。当然,中国政府不会给我留出联系和通报的时间。他们之所以秘密拘捕我,就是为了切断我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必须做好准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独立地应付严峻的局面。

  车子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目的地。我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到前面十几米处有两扇灰色的紧闭的巨大的铁门,两边是足足有5米高的水泥墙,墙上耸立着电网。一组肩挎冲锋枪的武警士兵在门外站岗。我的前座的那位负责人下车,前去同武警交涉。但是,交涉的情况并不顺利,武警不同意打开铁门让车子进入。于是那位负责人不得不用移动电话联系。他打了很长时间的移动电话,铁门才不情愿地打开了。当我坐的黑色轿车缓缓驶进大门时,我猜想走出这扇大门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进入这座大门仅仅几十米,又见到了另一座紧闭的铁门、另一堵高墙、另一条电网和另一组肩挎冲锋枪的武警士兵。我的前座的那位负责人不得不再次下车,去同新的武警哨兵交涉。交涉同样地不顺利,武警坚决不同意打开铁门让车子进入。那位负责人只得再打移动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对两个紧抓住我胳膊的特工说:“下车”。我下了车,两名特工仍旧紧紧地拉住我的双臂。这时阵雨差不多停歇了,空气中飘动着细微的水汽。两辆轿车内的特工都下了车,他们大约有8个人,其中一个仍然一丝不苟地对我录像。我平静地对身旁的特工说:“不必抓着我的胳膊了,我不会跑的”。他们两个人一言不发,但是双手一点也不放松。那位负责人又说:“进大门”。于是特工们拉着我的胳膊向铁门走去。这时我再次感到受伤的小腿十分疼痛。突然,武警哨兵挡住了我们,简短而明确地对那位负责人说:“你们只可以有两个人送他进去”。也许,颇具警惕性的武警要提防这八个来路不明的壮汉乘机“劫狱”。特工负责人不满地对武警讲:“我们用4个人送他,送到后两个人马上出来”。武警哨兵用警卫室的电话请示了他们的上级,终于接受了安全机关的提议。

  我迈动着疼痛的左腿跨进了第二座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十分寂静的庞大的院落。没有一个人。院子的中间散落着几幢两层或三层的楼房,他们的沉重的外形仿佛告诉人们里面正在从事着沉重的工作。我最后看了一眼雨后的傍晚的灰濛濛的天空。

  一楼值班室内坐着一个30多岁的女警官。她微笑着对走进来的安全机关的特工们说:“这里不太好找吧?”一个特工笑着答道:“我们在途中走错了路。” 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抬头看见对面墙上的电子挂钟:时针已经越过晚上7点。我安详地回顾着这一个小时所发生的一切。

  显然,中国政府开始对我采用流氓手段了。秘密拘捕我的特工同这位值班的女警官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前者是国家安全机关,后者是公安机关,这个警备森严的关押场所看来属于公安机关。在中国,所有监狱的外部警卫都由武警负责。武警是准军事部队,由中央军委领导,而不是由警察机关领导。警察只是在监狱内负责审讯和管理犯人。为了确保抓捕我的秘密性质,高级领导层事先既没有通知关押场所的武警,也没有通知公安机关,这才发生了不明情况的武警拒绝让安全机关的车辆进入的喜剧。现在,高级领导层要把我关押在公安机关的监狱里,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对我形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和生存压力。我猜想不久之后我将见到各式各样陌生的刑事犯。

  此时那位录像的特工打开我的公文包,认真地对里面的每一件东西录像。我问他们的负责人:“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有什么法律手续吗?”他稍许沉默了一会儿,答道:“我们是执行上级的指示。” 我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早了,我怎么解决吃晚饭的问题?他们说自己也还没有吃晚饭。我又讲,等一会儿你们完成任务后,就可以去吃工作餐了,但是我却享受不到工作餐。他们默默地笑了。

  这时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出现了。安全机关的特工同他办完了交接手续,随后我被立即带进了二楼的审讯室。

  审讯室的桌子后面并排坐着两名穿制服的警官。他们仔细地观察着坐在对面3米外的我。然后,低下头阅读手中的案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言不发,一会儿看案卷,一会儿又抬头注视我。很明显,他们对“案情”还不熟悉,需要通过手头的材料抓紧“补课”。同时,他们也想利用威严的沉默,造成我的精神紧张,以便更快地突破我的防线。终于,那个主审模样的警官讲话了:“你谈谈自己有哪些违法行为。” 我差一点被这个笼统的问题逗笑了。看来中国的警察不是向他的审讯对象宣布涉嫌的罪行,而是要求他的审讯对象自己寻找罪名。我回答道:“我首先要求知道我现在的法律状态。在警方合法地确定我的法律地位之前,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那个主审警官立即用威胁的口吻说:“你的态度很强硬。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我针锋相对地说:“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主审警官不无骄傲地讲:“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7处。我们在这里审问过各式各样的人,从部长、省长到黑社会老大,从国内的反革命到外国的间谍,应有尽有。希望你能正视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为这种愚蠢的骄傲感到悲哀。在中国的警察文化里,越是审讯过重要人物的机构,就越荣耀,而从来不问这些审讯是合法进行还是非法进行。我平静地重申:无论哪一个警察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因为警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宣布我的法律状态,所以我拒绝回答问题。

  于是出现了对抗式的沉寂。在旁边的房间里,更重要的、权力更大的人正在指挥这里的审讯。形成沉寂的僵局之后,不时有身穿便装的人进出这间审讯室。他们进来时从不敲门,进来后从不讲话,出去时从不打招呼。他们只是坐在两位审讯我的警官的身后,聚精会神地观察我的表情。每当这些神秘人物进出时,那两位警官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拘束和谦恭。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又出现了。他有意显示出自己是个审讯高手,用狡诈而阴险的目光直视着我,慢慢地说:“你现在采取对抗的姿态,要我们出示法律手续。我们希望你仔细地权衡利弊。如果我们向你出示了拘留手续,至少可以关你一个月。如果你现在愿意同我们采取合作态度,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他突然停住了话语,走到我的前面,俯视着我的双眼。我不动声色地坐着。我完全听得懂,这是讹诈。他们希望我由于害怕一个月的拘留,就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时那位主审警官开始二重奏:“我们了解你的背景。到今天之前你的一切都是比较顺利的。你上过名牌大学,做过官,做过学者,做过商人,生活一直不错。我们不想看到你在牢房里同那些刑事犯一起过艰苦的日子。但是这需要你同我们配合。” 我当即回答:我坚持要求警方出示合法手续。那个负责人按捺住内心的恼怒,简短地对主审警官说:“给他手续。”

  主审警官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刑事拘留证,递到我的面前。这张事先准备好的拘留证很奇特:上面只有我的姓名,而涉嫌罪名的那一栏却是一片空白。显然,警方准备了两套方案:先是对我进行讹诈;讹诈无效,就对我进行非法拘留。主审警官狡猾地说:“签字吧。” 我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这张拘留证不合法,因为它只有姓名,没有涉嫌罪名。警方不能在一个人没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对他实行刑事拘留,所以我拒绝签字。三位警察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主审警官继而用一种类似无赖的口气说:“你签字也好,不签字也好,我们都要对你实施拘留。但是签了字对你有好处,至少表明你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样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对你有所照顾。”我为这种庸俗的“生活照顾”感到羞耻。我再次表示拒绝签字。

  审讯又一次陷入了僵局。我的左小腿的伤痛越来越严重。我告诉对面的警官:安全机关秘密抓捕我时撞伤了我的小腿,现在需要治疗。他们彼此低声商议了一下,其中一个人离开了房间。大约半小时后,一位身材高大的穿着警服的医生手提外科的小型器械箱走进了审讯室。他卷起我的裤腿,这是我才清楚地看到左小腿正面有一个一吋多长的伤口,皮肤完全裂开,紫红色的肉向外翻着,血渍凝结成一片。这位狱医为我简单地清洗了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就默默地离去了。

  这时窗外一片漆黑,我猜想已是深夜。审讯仍然毫无进展。大部分时间我保持着沉默。必要时我则向警察声明: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违法或犯罪行为,警方对我的拘捕毫无法律依据,应该立即释放。

  在长达7个小时的审讯中,这些警官并没有提及实质性的问题,而是在兜圈子,试图使我在精神上处于下风。我感到这种审讯极其无聊。我要求他们向我提供笔和纸,我准备给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一封抗议信。他们说何时给我笔和纸,要等候上级的指示。

  终于,窗外传来了早醒的小鸟的叫声。天要亮了。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今天的态度很恶劣。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尽快转变。” 然后,他对那两位审讯的警官下达命令:“把他送进去。” 我明白,所谓“艰苦的环境”是黑暗的牢房的同义语。中国政府不准备对我实行任何优待,它要让我在折磨中屈服。

  我起身准备走,他们叫住了我。“把皮鞋、皮带、手表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 我问他们:是不是只能穿着袜子走进牢房?他们沉默了片刻,其中一个人从审讯室的某个角落里翻出一双肮脏而陈旧的布鞋。“你穿这双鞋吧。” 我一生从来没有穿过别人的鞋,这次开了一个小小的先例。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裤腰不算肥大,虽然抽去了皮带,裤子还不至于坠落。

  走出了审讯室的楼房,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两位警官押送着我,来到了第三座铁门之前。岗哨仍然是一组肩挎冲锋枪的武警士兵。警官向他们做了一番解释,他们打开大铁门下的一扇小铁门,让我们进去。我回味着这三道铁门、三堵高墙、三层电网、三组荷枪实弹的哨兵,心想就是一个中国功夫的顶级高手,也不可能从如此严密的警戒中逃逸。当然,我并不想逃逸。我更想看看炼狱的模样。

  第三道铁门的里面是一片灰白色的两层楼房。它们的造型十分特别:一律是长方型,彼此联通,墙壁全部是水泥。楼身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警戒用的照明灯,吐着阴凉的光。走进这只灰白色的怪兽的大嘴,监狱的景色扑面而来:又深又长的楼道足足有4米宽,楼道的一侧是一长排低矮的铁门,铁门上巨大的门栓挂着巨大的铁锁。楼道的另一侧则是一长排窗户,窗框上矗立着坚固的粗直的铁栏杆。楼道的一端是一扇紧闭的铁栏杆门,另一端就是警察的值班室。值班室的前面也有一扇铁栏杆门,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关闭,使整个楼道彻底成为铁笼。

  押送我的警官在同值班的警官商议,那个值班警官似乎不愿意收留我。他说:“这个人手续不完备,我们不好接受。” 押送的警官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能不能临时收下?” 值班警官又说:“这里都是重刑犯,万一他在这里出了事,谁负责?” 他们显然不希望我继续听他们的谈话,于是走开几步,把声音压得更低。经过反复的商谈,值班警官领着我们来到一个牢门前。他打开了沉重的铁门,这时我才看到里面还有一层锁着的铁栏杆门。一个犯人已经敏捷地毕恭毕敬地站到了铁栏杆门的内侧。值班警官对他低声说:“这个人先放在你们这里,任何人都不许问他的案情。” 那个犯人连声地谦卑地答道:“是,是。” 值班警官又打开了铁栏杆门。这时在楼道的警戒灯的光照下,我看到押送的警官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点人性的怜悯。我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可能还残留着一丝尚未泯灭的良知,他们或许也认为我不应该走进这样的牢房。但是,他们此刻更主要的是扮演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一个小角色,他们不愿意为了良知而放弃这个角色的利益。

  当这间牢房的两道铁门先后沉重地关闭后,我仿佛感到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细长的房间,大约3米宽、10米长。它出奇的高,高度可能有5米。室内亮着从不熄灭的昏黄的灯光。这里没有床,只是在左侧墙边有一条2米宽、10米长、40厘米高的水泥台,上面一个挨一个地挤睡着17个或18个囚犯。水泥台的前面是一条不超过一米宽的狭窄的通道,通道的地面也是水泥浇注的,地上挤睡着5个或6个囚犯。令人惊讶的是,至少1/3的囚犯腿踝部带着沉重的脚镣,当他们在睡梦中翻身时,脚镣便碰撞出金属的悲鸣。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几个囚犯不仅带着脚镣,而且带着手铐,难以想像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如何能够入睡。7月的北京正是盛夏,但是牢房里没有通风设备,囚犯门大都只穿一件内裤,他们的额头和躯干上沁满了大粒的汗珠,不时有人因为酷热而焦躁地用手抹去汗水,并且发出低沉的叹息。整个牢房内弥漫着汗臭、发霉的被褥的臭味和肮脏的衣物的气息。我看着这间30平方米、拥挤着20多个囚犯的昏暗的牢房,知道此时没有我可以小睡片刻的一席之地。于是我默默地坐在细长的通道的水泥地上,背倚着水泥墙壁。

  曙光慢慢地穿过牢房的窗户。突然,空荡的楼道里传来刺耳的电铃声。所有的囚犯几乎都是一跃而起,迅速、紧张地穿衣服并收拾被褥,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挤进狭小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设在牢房内,只有1米宽、3米长,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它的一端是一个水笼头,另一端是一个蹲式的低槽。可是低槽竟然没有冲水设施,旁边摆着一只肮脏的水桶,一切排泄物都需要用桶中的水冲走。卫生间的水笼头前拥挤着囚犯,有人漱口,有人洗脸,而低槽前另外的囚犯却在排泄。由于人多、卫生间小,每个囚犯都必须尽快结束自己的“活动”以便为后面的囚犯腾出“空间”。

  这些囚犯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背心、有衬衫、有短裤、有长裤,很多人的衣服破烂而过时,显示出主人来自贫苦的下层社会。囚犯的表情冷峻而麻木,但是透露出机敏而警惕的内心。他们已经发现牢房里来了新人,但是他们只是悄悄地观察我的神色和服饰,希望藉此判断我的“身份”和“案情”。

  楼道里传来细微的车轮声。今天凌晨领受了值班警官的“指示”的那个囚犯,威风地说了一声:“饭车来了!” 于是所有的囚犯都立即找到了自己固定的吃饭位置:一半人靠墙坐在水泥台上,另一半人蹲在水泥台下,两排人中间的半个水泥台就是“餐桌”。

  警察打开了牢房外面的铁门,却不打开牢房内侧的铁栏杆门。门外停着一辆手推车,几个送饭的犯人手忙脚乱地将食物从铁栏杆外面塞进铁栏杆内,随后外面的铁门又关上了。

  早餐并不诱人:每人一小碗玉米面的稀粥,大约400CC;每人一个玉米面的“窝头”,大约80克;每人几片肮脏的、接近霉变的咸菜。差不多从80年代起,这种食谱已经从中国的城市逐渐消失了;从90年代开始,这种食谱也已经不存在于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但是,将近半个世纪(1949-1998)以来,这种食谱一直是共产党监狱的“主餐”。

  我谦让地蹲在水泥台下,我的旁边是一个奇怪的犯人: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于他无法用手拿食物。但是他显然十分饥饿,努力地直接用嘴去撕咬“窝头”和咸菜,并用嘴去直接吮吸小碗里的玉米面粥。我看着他的令人悲哀的吃饭的场面,忍不住用手去帮助他进食。他感激地向我点头,并用湖北口音说了一声“谢谢”。我问他为什么手被铐在背后,他平淡地告诉我:因为在牢房里打架,警察对他采取了这种惩罚措施。我问他这种惩罚会持续多久?他说至少半个月。

  早饭之后,那个今天凌晨领受了值班警官的“指示”的囚犯,又威风地说了一句:“坐板”。这时我感觉到他似乎是这间牢房内所有囚犯的“领导人”。中共的制度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的官僚制度,它在任何场合下都会指定“领导人”,甚至在监狱也不例外。在每一间牢房,警察当局都会指定一个愿意同警方合作、并且有能力震慑其他犯人的囚犯充当“牢头”。当然,警方也会相应地给这些“囚犯领导”一点好处。

  所谓“坐板”是一个高深的监狱词汇。它是指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犯人不准在牢房里自由走动,必须一排排地坐在水泥台上,而且每个人的具体位置必须固定。这也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做法:一个人即使在牢房之内,他也不能坐在他想坐的地方!

  我沉默地坐在一处指定的地方,无事可做,也不允许做任何事情。在我43年的前半生中,似乎是第一次处于完全无聊的状态。这时坐在同一排的一个犯人悄声问我:“看你的表情和穿的衣服,就知道你在外面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为什么不把你放在好一点的牢房里?” 我很清楚,在中国的重要的监狱里,通常都有少量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牢房,那里可以关押“特殊犯人”。但是我故意问他:“这里有好一点的牢房吗?” “当然有,”他兴致勃勃地回答。“那种牢房每间只关4个人,早饭是牛奶和面包,中饭和晚饭都有肉。” 我笑了。其实我早就知道,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在这类“特殊牢房”里享受过优待,这里面的原因复杂而隐秘。可悲的是,某些享受过优待的政治犯出狱后,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在监狱内的“特殊待遇”。这种政治心态或许是荒唐的。因为一个自称要在中国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异议人士,不应该为自己能得到极权制度的优待而自豪。

  我更清楚的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果在监狱里明确地坚持他的政治立场,明确拒绝同专制政府合作,他不但不大可能享受到优待,而且更可能受到比其他犯人还要多的折磨。我想我也许是这种必须折磨的对象。
(待续,第四章将在12月18日刊出,请读者耐心等待。博讯)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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