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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会转型吗?—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第二章 北京之春还是北京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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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11月20日)
  (编者按:本章叙述了98年国内外形势,和对中国第三代领导层的误判,尤其很多人把朱鎔基当作改革派的错误想法。作者97年拟定的呼吁改革的文件被华盛顿邮报等世界著名媒体转载,本章含有该文件全文。最后,作者讲述了在98年被捕前参加北京大学校庆被秘密警察跟踪的一幕)
     (博讯boxun.com)

  
  作者:方觉
  

第二章 北京之春还是北京之秋

  
  仅仅在1998年7月23日中共政权以政治绑架方式秘密抓捕我之前几个月,一部分西方媒体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北京之春”的提法。据说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正在对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采取开明的立场,将会容忍某种程度的自由化。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个短命的神话,都会感到它的浅薄可笑。但是5年前公开批驳这个神话,却需要相当的勇气。
  
  1998年3月70岁的朱镕基成为了中国的新总理。这是中共政权历史上最年迈的新总理。周恩来1949年成为第一个总理时是51岁。华国锋1976年成为第二个总理时是55岁。赵紫阳1980年成为第三个总理时是61岁。李鹏1988年成为第四个总理时是60岁。70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超过了退休年龄,但是在中国却成为走上权力高峰的恰当时刻。这位年迈的总理在步入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过分久并过分高地昂着他的头,不必要地显示出由于最终获得了显赫的权位而倍感自足。同样是在这个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尽管在场的有数以百计的各国记者,但是这位总理老人却第一个主动指名邀请香港一家亲共的小电视台的年轻女记者提问,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的风格的庸俗。
  
  有的西方媒体推测朱镕基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真是幼稚的看法。朱镕基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理,关键的因素在于他同江泽民、李鹏之间达成了政治默契:朱保证支持江泽民的勃列日涅夫式的政治路线,并且不干预李鹏的极端保守倾向。朱镕基从来没有倡导过政治改革,他甚至对发展市场经济也缺乏足够的热情。当他刚刚当上第一副总理后,从1993年6月至1997年初,主持推行了超过3年半的“宏观调控”,对很多刚刚出现的市场化因素重新加强国家控制。朱在共产党的领导层内是刚愎自用的孤家寡人,没有权力基础和派别力量,因此他并不掌握主要的政治按钮。朱的总理职务大体是处理经济事务。难道这样一个年迈的共产党政权的“司库”能够举起民主化的旗帜吗?
  
  1998年春天,当美联社、美国之音、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采访我时提到朱镕基,我不止一次地明确告诉他们:朱先生不仅不想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也没有政治能力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北京之春”的虚构是在美化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共产主义大国改革史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他的第二代领导人中可能产生改革领袖,去批判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暴君。但是它的第三代领导人中可能再次产生保守领袖,去抵制第二代的改革方向。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是苏共第二代中的改革领袖,他批判了第一代的暴君斯大林。而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则是苏共第三代中的保守领袖,他中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从历史作用上看,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纠正了毛泽东的一部分错误。但是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却竭力阻挠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思想解放。为什么会形成类似的保守-改革-再保守的历史循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封闭和保守的,维持现状是它的主要趋势,改革现状仅仅是迫不得已。一旦有限的改革缓解了极权制度的当前困难,保守倾向很快就会重新占上风。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一部分西方人期待着邓的继任者会采取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更大的改革措施。其实这种期待从一开始就缺乏根据。早在邓去世前3年,第三代领导人的保守倾向就明显地暴露了。从1994年起,邓小平病入膏肓,无法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第三代领导人可以相对大胆地推行保守方针了。1994年秋天,第三代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主题是“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强化共产党的专制地位、反对党内和党外的一切不同力量的同义语。1995年,江泽民大力营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政治忠诚,强调一切人、包括高级领导人要同他这个“核心”保持一致。1996年,第三代领导人召开了另一次中央全会,主题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增强意识形态控制、反对一切不同思想的同义语。到了1997年9月的中共第15次代表大会,政治形势更糟了。当时71岁的江泽民拒绝让出任何政治权力,69岁的李鹏继续站在第二提琴手的突出位置上,作为最高领导层的7名政治局常务委员,除1人外,其余6人都超过了65岁。很明显,共产党的老人政治在中国重新出现。“15大”没有政治改革的新迹象,没有外交政策的新设想,甚至没有经济改革的新主张。有谁真的从上述历程中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1998年春季的一天,当两位美国记者到我的办公室进行采访时,我指着办公室的墙开玩笑说:“我的房间挂着两幅油画,一幅是秋天的景色,另一幅是冬天的景色,但是没有春天的景色。我认为中国的确还没有出现春天”。不久一位法国记者和一位荷兰记者共同对我采访时又提到了“北京之春”的说法。我做了一个比喻: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月没有公开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它的意图只是想在一个短时间内对西方装出温和的姿态,以便换取西方在外交上的让步。西方已经并将继续作出一些让步。比如,欧盟和美国都放弃了在今年(1998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提案。如果把中国政府为了交易而装出的温和视为“春天”,那么它至多是一种“花盆里的春天”,也就是说,它是人为制造的“春天”。但是中国需要的是普遍的、自然的、真实的春天。一个多月后那位荷兰记者再次采访我时说,他把上次的采访写成一篇稿子刊登在一家荷兰报纸上,标题就是“花盆里的春天”。我故意问他:“这篇稿子是不是用荷兰文写的?” 他说:“当然”。我说:“很遗憾,如果是这样,我将无法阅读你的杰作”。不过我向他建议:如果他准备写第二篇稿子,那么标题可以是“北京的秋天”。
  
  可悲的是,尽管我从“北京之春”的神话出世后就对它直率批驳,但是我自己差一点成了“北京之春”的重要证明。
  
  1998年1月10日,法国的主要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用一整版刊登了我起草的一份长篇文件的法文本,它的题目是: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1998年1月12日,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在同一天刊登了当时《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就那份文件对我进行的专访。1998年1月14日,台湾的主要报纸《中央日报》的台湾版和海外版也在同一天刊登了上述文件的全文。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一文件的内容。
  
  我把这份文件转录在下面。
  
  

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

   方觉
  
  

1997年11月15日

  

   中国已经走近了不实行重大转变就不可能深入推进现代化、就不可能求得不同年龄代和不同阶层人民的共识与支持、就不可能真正被文明世界接纳的世纪门槛。
  

一、 启动民主进程

  
   国内人民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最大关注焦点﹐始终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开最初的民主步伐﹐是中国成长为现代国家的关键。
  


1、各级人大代表普选
  
   中国实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已近二十年。目前的经济发展程度、教育普及水平和公民政治意识的成熟﹐具备了在县以上实行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必要条件。
  
   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各级议会的普选也已是政治生活的正常风景线。
  
   即将于一九九八年春季产生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把制定一部能够反映中国公民的普遍要求、符合世界文明标准的《选举法》﹐作为紧迫的基本议题。
  
   以自由、公正的直接选举为前导﹐将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的人民代表大会改革为真正独立行使立法权、决定政府组成权和行政监督权的现代议会﹐创造机会均等的竞争性的参与国家事务的合法途径。
  


2、新闻出版结社自由
  
   为了真实、全面、及时地反映公众呼声、国内状况、外部世界﹐需要按文明社会的通行规范﹐允许私人独立创办或参与创办报纸、刊物、出版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它传媒形式﹔遵循国际惯例﹐允许外国的报纸、刊物、图书、音像制品、广播电视节目等在中国自由发行﹐为外国媒体在中国的正常职业活动提供自由的工作条件﹐并允许外国经营者在中国创办公共传媒或参与中国传媒的投资、管理。公众多媒体通讯(国际互联网)和其它现代信息交流形式的高度自由应当得到保障。为此﹐现行的报纸、出版、印刷、音像、广播电视等方面的管理规章对私人经营和外资介入的限制与禁止应予放松﹔《新闻出版法》的制定亟需提上日程。
  
   为了以文明的方式正面回应中国业已产生并将更快发展的政治组合与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进步趋向﹐需要允许公民自由地组织维护群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非政治性的与政治性的社会团体。独立的、自主开展活动的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专业工作者协会、公益组织、宗教团体等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活跃因素。以促进民主革新为宗旨的政治社团也应该是开放性的政治体系的合法组成部份。为此﹐现行的社团管理规章关于任何社团都必须有“主管机关”的限制性规定应予放宽﹐对“有主管”和“无主管”一律平等﹔《结社法》的制定亟待进行。
  


3、政党政权体制分离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也应该现代化﹐只能通过竞争性的公职选举和议会内的党团活动﹐依据公平的法定程序和公认的政治规则﹐正当地影响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人事安排。
  
   二十年来国家公职人员素质改善﹐国家管理的专门化日趋严密﹐公众已形成要求政权具备更大更鲜明的独立性与合法性的社会认同。可以从乡、县两级实行党政体制分离入手﹐使乡人大和乡政府、县人大和县政府成为辖区内的政治中心与行政中心﹐逐步而不迟缓地将党政体制分离推向更高的政权层次乃至整个政权体系。
  
   在党政体制分离的架构中﹐需要增大地方政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区域管理的自主权﹐通过法律手段建立更合理的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
  
   以人大代表普选、传播结社自由、党政体制分离为起点﹐适时地将中国的民主进程拓展到构筑宪政基础、开展多党政治、民选行政首长、军队国家所有、司法充分独立的现代国家的的根本制度。
  
  

二、加大经济自由

  
   中国经济实现优先考虑最广泛人民利益的根本进步,有赖于确立一个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外资经济三种基本成份平等构成、充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
  


1、差别对待转向平等竞争
  
   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对一切所有制和一切企业应该一视同仁。
  
   --在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两个方面都要加快取消对国有企业公开的和隐蔽的各种补贴、扶持、优惠、保护。
  
   采取包括坚决运用停产、破产等手段在内的强有力的重组措施﹐消除国有经济中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多余部份﹐明显降低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
  
   不仅小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可以吸收个人资金和私人企业资本﹐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同样可以吸收个人资金和私人企业资本﹐并可以在适当的情形下大规模地吸收外商资本。
  
   弱化和改变不少行业存在着的妨碍通过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和独占。
  
   --在合理界定产权和公正分配股权的基础上﹐将“集体经济”转化为混合经济和私人经济。
  
   --允许私人经济大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联合化、现代化。
  
   除极个别高度稀缺的战略资源领域﹐包括银行、基础设施、对外贸易等在内的国民经济的一切行业对私人投资开放﹐并充分认可私人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贷款政策、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外汇运用、市场管理等基本方面向私人企业提供平等条件。
  
   --对外国投资尽快兑现国民待遇﹐并按国际商务惯例向外资企业提供经营环境。
  
   允许外资自由地进入银行、证券、保险、运输、通讯、贸易、建筑、娱乐、公用事业等广泛的服务领域并享受平等的经营权限。
  
   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参照国际通常水平加速降低为数众多的重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并最大限度地继续消除非关税壁垒。
  
   改变某些情况下强迫外商投资转让技术的非自愿条件﹐改变硬性规定一部份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外销比例的保护主义要求﹐改变在一些重大项目上依据政治标准或其它非经济因素选择外国合作方的不公平做法。
  
   从整体上接受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可的、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素质和增进中国消费者利益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国际原则。
  


2、国有经济成为公共经济
  
   传统国有经济缺少公众制约﹐从而有可能偏离公共利益方向并产生难以遏止的腐败。
  
   现代国有经济应该是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所有经济﹐必须在民主机制中运作。
  
   --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构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公众以国家名义行使对国有资产的投资方向、收益分配、领导人员的监管权。
  
   --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设置一定比例的公众董事和公众监事﹐以表达和实现公众对国有企业的实际关切与具体监督。
  
   --加紧取消国有企业由行政主管部门直接领导的旧体制。行政权力不再主宰国有经济。
  


3、政府调控服从市场规律
  
   为了避免出现软弱的市场经济与强硬的统制经济相互摩擦的不良局面﹐需要大幅度地、实质性地减少政府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
  
   改变运用政治影响与行政手段策划并推行经济发展的陈旧习惯和偏重按行政区划组织经济运行的分割市场联系的落后方式﹔
  
   财政性资金不能热衷于竞争性行业的开发而应更多地面向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
  
   国有银行的信贷实行独立的商业原则而不是奉命支撑低效企业或填补亏损漏洞﹔
  
   重点项目的建设采用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和运作形式而不能重新成为行政指令和“大锅饭”的传统领地﹔
  
   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便为扩大企业的资本积累和确定政府预算的适度规模创造合理的条件﹔
  
   取消增强了政府对经济运转的随意性介入并且是现代财政制度不允许存在的“预算外资金”陈规﹔
  
   削减片面限制企业和市场的政府的审批制度与专营规定﹔
  
   减消对货币供给、证券期货、物价指数等的行政性管制。
  

三、承认多元化文化

  
   多元文化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精神合力﹐也是文明人群的思维世界的根本基础。
  


1、尊重思想观念的多样性
  
   推动人类各种进步思想的输入、讨论、传授、流行﹐是不应受到钳制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并寻求社会化的表达途径﹐是不该受到排斥的公民的正当权利与自主活动。任何有生命力的理论都必须接受平等的思想竞争。灌输和压抑只会导致民间思想与官方思想、文化精英与政治当局难以沟通﹐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去对公众有感召力的精神支撑。
  


2、消除文化限制的负效应
  
   由政党、政府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按指定的思路和框定的格式开展文化活动、模糊了文化活动的自由性与人民性的基本特征。
  
   对广受欢迎的现代文化做出排他反映﹐损伤了公众的文化认同并妨碍了社会的精神平衡。重温和仿照左的时期的左的作品﹐萎缩了精神活力并迟滞了文化前进。
  
   需要以开明而开放的文化指针取代限制和封闭的文化气氛。
  

四、调整对外政策

  
   对外政策必须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对国际社会的高度需要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规则要求。
  


1、促进地区稳定
  
   以平等、公正、宽容的姿态参与维持东亚地区的繁荣稳定﹐是中国应尽的于已于人都有利的首要地区责任。
  
   --通过不谋求施加军事影响﹐主动缓解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的多国领土争端﹐避免产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不和睦和潜在冲突。
  
   --为了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因素的根源﹐中国应该采取进一步的实际措施﹐协助国际社会抑制朝鲜对韩国的军事压力﹐限制朝鲜的军工技术开发﹐扼制朝鲜的核计划。
  
   --日本早已成长为民主的法治的和平国家。不仅从经济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争取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应当是中国的亚洲外交的重心。需要与日本开展政府间的安全对话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安全协调﹐支持日本在亚洲事务和世界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
  


2、防止武器扩散
  
   放弃运用敏感武器和敏感技术扩散的方式谋取地缘政治好处和增大外交筹码﹐有助于净化中国的国际形像和拓宽中国正常的国际活动空间﹐并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
  
   中国需要就防扩散作出明确的政治规定并建立更有效的管制与检查制度﹐切实尊重并信守有关的国际协议和国际谅解。
  
   应该更严格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控制具有军民双重用途的材料、设备、技术的出口﹐不以任何“灰色”手段同敏感国家进行合作。
  


3、增加人权标准
  
   在政府与非政府层次和双边与多边框架内进行建设性的国际人权对话和实践性的国际人权合作﹐是中国按文明国家的原则在对外方针中增加人权标准的必要步骤。
  
   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在中国建立正常的工作关系﹐允许外国宗教组织同中国的宗教团体和教徒形成恰当的教务关系﹐允许国际红十字组织考察中国的监狱状况﹐是响应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呼吁的适宜举措。
  
   人权的核心是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中国在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更重要的是尽快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批准作为补充性文件的该《公约》的《任意议定书》﹐实际履行它们所包含的法律义务﹐接受相应的国际监督。
  
   人权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基本尊严。任何国家的当政者都无权对本国人民实行残暴统治或种族压迫﹐更无权对他国人民进行侵略和扩张。中国应当认同这一当代国际社会的新准则﹐拥护或参加相应的国际声援行动。
  


4、加强军备控制
  
   鉴于全部周边国家和整个世界都不存在对中国的重大安全威胁﹐并考虑到坚持和平方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国际局势的长期稳定都极为重要﹐应该将国防现代化的基点限定在“必要防御能力”方面。
  
   实际军费的快速增长需要放慢﹔大规模从国外采购先进的进攻性的重型武器需要减缓﹔国防工业的重新扩张需要节制﹔对外显示军事力量的态势需要改变。
  
   核威慑战略在当代世界已失去实际效用和道义可能。中国应当以更积极的态度参加国际核裁军。
  


5、发展中美合作
  
   在努力缩小实质性分歧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中美合作﹐是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成功和充分进入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也将十分有益于国际关系总体的和谐与安全。
  
   有必要在国内缓和个别人对美国的轻率批评﹐不鼓励将美国视为敌手的消极假想﹐扩大并加深大多数人赞同的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信息和人员交往﹔
  
   有必要在亚洲事务中尊重美国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而形成的重大影响﹐并且不支持第三方进行无益的对抗﹔
  
   有必要在保护人权、公平贸易、武器扩散等基本问题领域同美国开展积极的协商与协调并寻求相互接近的立场﹔
  
   有必要在全球舞台赞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的发达国家发挥解决局部冲突、维护世界稳定、建立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导作用﹐共同参与互惠性的国际经济交流和开放性的国际安全保障。
  
   调整对外政策是要做出根本抉择﹕中国是站在标志着时代方向和主流力量的世界自由民主行列的一边,还是站在它的对立面﹖
  

五、修正统一方针

  
   对香港、西藏、台湾的方针应当合乎三个根本目标﹕有助于增进那里人民的幸福安宁﹔有助于协进中国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
  


1、香港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是加快建立与其发达的现代经济和发达的公共意识相协调的发达的民主制度。
  
   --一切有关香港人民言论、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结社等基本权利和事关叛国、叛乱、颠覆等国家安全罪的法律与行政规章的制定、修改、解释、执行,应该朝自由、民主、宽容、信任的路向前进。
  
   --保证香港的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能够自由开展政治活动﹐并按文明社会的政治规则允许进行政治领域的国际交流。
  
   --将于一九九八年五月举行的香港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选举安排的民主程度不应后退。
  
   对应第一届立法会的产生﹐需要落实《中英联合声明》附件关于行政机关必须对立法机关负责的政治规定。
  
   --作为一个高度国际性的特殊地区﹐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和民主状况的关心应当得到尊重。
  


2、西藏
  
   --历史上的西藏对中国保持了高度自治的政治地位。
  
   一九五零年以前中国仅对西藏行使过有限的宗主权。
  
   前西藏政府已经公开申明不谋求西藏完全独立。
  
   因此﹐建立一种“充分自治”的制度可能是一条在西藏实现长期稳定、兼顾各方利益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现实途径。
  
   --鉴于达赖喇嘛曾经是西藏社会的最高领袖而且至今在藏民族中享有广泛威望﹐中央政府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前西藏政府在“充分自治”的基本范畴内进行政治对话进而展开政治谈判有利于西藏问题的实际解决。
  
   西藏制度安排的任何方案都应通过民主程序全面听取西藏人民的意见。在特别情势下﹐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民族自决原则并非完全不适用。
  
   --“充分自治”可以考虑这样一些要件﹕
   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
   西藏在立法、行政、司法、宗教、文化等方面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治权﹔
   西藏的合法的主要领导人由普遍、直接的民主选举产生。
  


3、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具备对等的国际法地位﹐有各自的地域和属民﹐任何一方都不曾在法律管辖和行政治理上实际涵盖过另一方。
  
   这是两岸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认知基准。
  
   --如果大陆与台湾开展政治谈判﹐只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平等进行。预设同两岸关系的历史真实与国际法依据不尽吻合的前提概念或先决条件﹐无异于事先关闭了谈判之门。
  
   --两岸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就大陆方面而言需要两个变换﹕
   对台湾的不违反国际法或国际惯例的对外活动保持正常姿态﹔
   对台湾社会的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采取由台湾自己依法处置的立场。
  
   --未来恰当的两岸政治关系形式的确定应该尊重大多数台湾人民以民主方式对台湾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前途做出的自愿选择和主权国家对这些自愿选择做出的自主反应。
  
   --妥善处理两岸关系的最低界限﹐是永远排除损害双方人民基本利益、恶化国际关系气氛而且实际上不会真正奏效的一切武力解决方案和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
  

结论

  
   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内追求庞大国力、对外追求势力范围的停滞性的稳定不应该是今天的样板。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某些东亚国家非民主的腐败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过时模式也不应该成为今天的典范。
  
   我们建议﹐执政党和政府及时同其它各政党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包括海内外持不同政治见解和党政系统中有不同政策要求的人们﹐就中国的民主进程与改革方向进行平等的讨论、对话、协商﹐克服尚未充分反映全部的国民意愿和多种的进步可能的形势局限。
  
   我们认为﹐彻底地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平反﹐是实现政治公正和法律公正的重要一环﹐也是回复长时间的国际期待的必要答案。
  
   我们希望﹐撤销一切针对信仰或政见而做出的刑事处分、治安处罚与行政处罚﹐不再出现类似的同尊重人权的世界潮流相去颇远的不文明事端。
  
   我们确信﹐坚定地主张并持续地推动中国产生历史性的深刻转变﹐真正代表了跨世纪的一代、跨世纪的力量和跨世纪的明天﹗


  
  
  显而易见,这份文件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香港、西藏、台湾问题上,提出了完全不同于第三代领导人保守路线的政治建议和政策建议。这份文件的实质是要求中国转型:向民主制度过渡,向自由社会过渡,向和平国家过渡。
  
  为什么要起草并公布这样一份文件呢?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权制造了流血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出现了政治上的大倒退。那时中国的主题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发展,而是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荒谬的局面至少持续了两年半--到1991年底。然而,正是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
  
  1989年6月下旬,波兰强大的反对派“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从而组织了共产党国家中的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虽然此时的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仍是共产党人,但是主要的执政权已经转移到了反对派的内阁中。这是历史巨变的序幕。在随后短短的半年中,大多数东欧国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发生了民主变革,在所有发生了民主变革的国家里,共产党都不再执政。最重要的变化终于到来了:1991年8月制造了“十月革命”的苏联共产党解散了,1991年12月制造了“冷战”的苏联解体了。
  
  中国的政治倒退和世界的巨大进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刺目的对比给中国的领导层以巨大的压力。当时领导层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继续演奏反“和平演变”和反“自由化”的主题曲,誓死捍卫一党专制;另一种意见主张重新加快经济发展,重新开始经济改革,以便更有效地巩固共产党政权。两种意见所提出的手段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防止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世界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中倒塌。江泽民、李鹏和他们的前辈陈云(政治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元老)、姚依林(政治局常务委员、第一副总理)、宋平(政治局常务委员、主管任免官员)等人持第一种意见,邓小平则持第二种意见。即使是第二种温和的改革主张和发展设想,在当时的领导层内也无法取得多数票。于是邓小平1992年初穿上夹克,到中国南部发表了“南方谈话”,运用它手中巨大的政治权力,在领导层强行贯彻他的意见。
  
  从1992年开始,中国猛烈地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且扩大市场化的因素。但是邓小平并不想发动政治改革。因为这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已经从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崩溃中吸取了主要教训:共产主义国家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可能导致共产党统治地位的动摇。江泽民、李鹏当然更不想触动政治改革的开关,因为他们更清楚,哪怕是一场不彻底的政治改革,也很可能危及他们本来不应该得到的权位。但是,比较年轻、比较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不仅关注中国是不是恢复经济改革,更关注中国是不是能够开始政治改革。1992年我正好在福建省的省会福州的市政府机关工作。在中共福州市委召开的向中级以上官员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开明的市委书记请我谈谈对“南方谈话”的想法。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不赞成“南方谈话”继续搁置中国最重要的课题:进行政治改革。
  
  “南方谈话”后,随着邓小平健康状况的迅速恶化和第三代领导人政治权力的迅速膨胀,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越来越暗淡。在那几年里,我和北京、福建、广东、辽宁、上海、天津等地的开明官员和开明知识分子多次讨论过中国的政治现状,一致认为中国正在经历长期的政治停滞和思想僵化。
  
  面对这种停滞和僵化,我可以作出常规的选择:继续做官、逐步升迁。但是这条常规道路不大可能对中国的转型发生明显的积极作用。我决心选择非常规的道路:在恰当的时候公开表达新一代要求中国转型的主张,致力于推动转型的政治活动。什么时候恰当呢?我认为应该在邓小平去世和第三代领导人的保守倾向走到了顶点之后。
  
  1994年12月我主动辞去了福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公职,和朋友们着手创办私人公司。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我的政治身份比较灵活。因为在共产党的政府机构内当官,不允许发表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更不允许从事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活动。经商的第二个目的,是为开展独立的政治活动开辟资金来源。因为我们不可能动用共产党国库的钱去推进中国的民主。
  
  恰当的时候似乎来临了。邓小平去世后举行的中共“15大”表明第三代领导人的保守路线达到了高峰。我深感有必要及时提出全面的不同意见。同时我也深知,第三代领导人绝不会接受这种不同意见。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第三代会不会考虑不同意见,而是新一代现在需要树立一个公开的政治标志。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起草了《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
  
  这份长篇文件是在1998年11月15日定稿的,中共“15大”闭幕仅仅50天。
  
  自从1978年中国出现了民主运动以来的20年间,民主分子表达意见的方式通常是从人权原则或民主理念出发进行理性化的分析。但是,我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末期,共产主义的主要支柱――苏联-东欧集团早已崩溃,人权、自由、民主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因此我们的文件可以少花一些笔墨进行理论分析,多花一些篇幅阐述中国转型所需要的基本政策。我还认为,虽然政治改革是中国转型的主要杠杆,但它不是唯一的杠杆。我们还需要全面考虑其它杠杆的作用。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因素对它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的文件用了不少篇幅讨论外交问题以及同外交密切相连的香港、西藏、台湾问题。
  
  公布这样一份文件有明显的政治风险。因为它系统地表达了不同于掌权的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目标和政策设想,似乎暗示如果持有这种目标和设想的力量一旦掌权,中国将会发生制度改变和政策改变。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是竭力压制并争取消灭一切潜在的政治竞争者,这是维持极权统治和政治垄断的基本需要。因此,文件公布后,我迟早会受到压制。压制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程度不等。比如,政治上提出警告,进行监视(窃听电话、跟踪等等),阻止参加社会活动,限制所在公司的正常经营,以及作为最后手段的拘捕或判刑。当然,为了避免风险,我还有两种选择:将起草好的文件锁进保险柜,但是这将使它失去政治作用;或者将文件仅仅在少数朋友中间流转,但是这将大大限制它的政治作用。我决定公开发表这份文件,因为现代政治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民主性,而且在于它的公开性。我们需要公开地向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表达不同于第三代领导人的声音。
  
  当然,我希望这份文件能够在中国国内的媒体发表,以便公众可以方便地得到它。然而这不仅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天也完全不可能。所以,一方面从1997年11月15日之后,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分送这份文件,另一方面,我委托人将这份文件带出国境,请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协助公布。
  
  “中国人权”的执行主席刘青是1978年中国最初的民主运动的重要成员,他也曾是一位知名的政治犯。他和“中国人权”的其它成员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他们设法将这份文件翻译成英文和法文,交给了众多的外国媒体和外国朋友。同时,他们又设法将这份文件的中文本提供给美国、台湾、香港的中文媒体和中国人。他们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成果。1998年上半年,这份文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份文件的主要意义可能在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20年,第一次出现了新一代全面说明中国转型的政治途径和政策途径的现实纲领。
  
  1998年1月28日恰好是中国的春节。这一天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知名的民主分子魏京生和刘青的联名文章,标题是:Signal From China (“来自中国的信号”),对我们的文件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1998年1月31日,中国人还在过春节的假期,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政治处的一等秘书福特•赫特 (Ford Hart,他现在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的负责人之一)给我住所打电话,表示想同我面谈。我接受了邀请。赫特先生问我在什么地方交谈对我是方便的?我表示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我的办公室。其实我完全想像得到,我和赫特之间的电话正在被中国的安全机关监听,而且我的办公室很可能也被安装了窃听装置。但是我认为,中共政权越是加强对我的监视,我的政治活动就越是应该公开地进行,这是向中共政权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将按照现代政治的规则同它正面交锋。
  
  第二天,1998年2月1日上午,赫特先生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们进行了诚恳的、内容广泛的交谈。我明确地对他讲: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领导层中完全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很多比较年轻、比较开明的官员对不久前结束的中共“15大”的保守路线和老人政治十分失望,但是在第三代领导人的严密控制下,这些开明官员在中共政权内部无法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因此,今后中国民主改革的主要力量,很可能产生在共产党制度之外。同时,我也坦率地批评说: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这个政策回避中国的政治改革,给予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过高的国际地位。我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转型的主要希望,放在支持共产党之外的民主力量。赫特先生在80年代后期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关键时候,曾经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外交官。所以,他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相当熟悉。我们的谈话从上午10点半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半。我邀请赫特先生出去吃午饭。他欣然接受。当我们走进一家餐馆时,超过了中午1:00,按中国吃午饭的时间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餐馆内空无一人。我们坐下不久,两位妙龄女子翩然到来。在众多的空位当中,她们偏偏选择了靠近我们桌子的地方。我看着她们窈窕的身影,猜想是不是中国安全部门的“燕子”尾随而至?
  
  当我起草的文件在西方广为流传之后,很多朋友开始担心我的安全。我的判断是:由于这份文件所表达的稳健转型的意见能够在中共政权内的开明官员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并且能够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肯定,所以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不便对我采取拘捕一类的极端措施,因为对稳健的改革者的严厉压制意味着向党内的开明分子和民主国家同时发出令人厌恶的信号。但是,我估计这段“自由的时间”不会太久。中共政权正在等待和寻找合适的国内时机和国际时机进行镇压。
  
  1998年5月4日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这个校庆日实际上存在着政治争议。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12月,那是满清王朝的末期。所以,1949年中共以暴力取得政权之前,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一直定于每年的12月。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做法。但是,1949年之后,中共为了进一步歪曲1919年的“5.4”运动,把“5.4”运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主流说成是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准备,于是强行将北大的校庆日改在每年的5月4日。尽管如此,北京大学在中共的统治下,仍然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某种意义上的摇篮。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竭力抓住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声望并竭力向一切领域推行他们的保守路线。他们不会忽略北大校庆100周年。这次的校庆大会格外隆重: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号称可以容纳10,000人的会场,发表主旨讲话的是江泽民本人,第三代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了纪念大会。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把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虚伪地同某个自由民主的发源地联系起来,二是向这个自由民主的发源地灌输他们的专制思想。每年的校庆日都会有许多校友返校参加庆祝活动,100周年校庆准备返校的校友更多,包括在国外的一些校友也专程返校。但是,我对自己是否要去北大参加100周年校庆颇有疑虑。因为我知道,我住所院子的唯一大门的外面终日守候着安全机关的秘密特工。如果我返回北大,他们将充当我的“尾巴”,凡是在校园内同我接触的朋友,他们都会事后进行背景调查,这将在无形中给朋友们造成麻烦。但是,如果我不返回北大,等于默认了安全机关对我的监视和限制。所以,我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我决定5月4日下午一个人去北大,事先不通知任何朋友,到北大后也尽量少和熟人打招呼。那天午饭后我走出院子大门时,首先看到两名秘密特工站在门外,他们的旁边停靠着安全机关的专用车辆。我冷静地叫了一辆出租车,朝北大所在的方向开去。透过出租车的反光镜,可以清楚地见到那辆安全机关的汽车紧跟在出租车的后面。
  
  虽然已经是下午,但是秀美的北大校园仍旧到处是面带喜悦的校友们。我戴上太阳镜,希望最好不要有熟人认出我。尽管如此,我刚走进北大校门,就听到一位老同学叫我的名字。我同他握手寒暄。在我们身后几米处,赫然站立着秘密特工,他手里拿着小型对讲机,仔细地端详着我们。无论我走到校园哪里,我的身后始终跟随着秘密警察。他们甚至有意表现出不那么“秘密”,面无表情地紧随着我,实际上是想提醒我不要发表“过激言论”或采取“突发行动”。但是,仍然有一个敏感的场面差一点发生。当我沿着通向校门的大道默默地走着,准备回家时,在路的一侧迎面走来几个谈笑风生的人,其中一位是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和我是同一时期的北大学生,我们在学生时代就有良好的关系。大学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政治友谊。他是中共领导人胡锦涛长期十分欣赏的开明人物,正准备调任河南省省长。如果此时我同他交谈,那么在安全机构关于北大100周年校庆的秘密报告中,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同一位共产党的部长级官员的友好会面就将成为一个敏感情况。当然,我不应该给安全机构提供这样一个“立功”机会。我熟视无睹地从他们身边走过,笔直地走出了校门。
  
  虽然1998年的北京并没有真正的春天,但是离中国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却出现了春天的征兆。已经做了32年总统的军人独裁者苏哈托在反对派的强烈的抗议声中,5月终于宣布辞职。中共政权是苏哈托政权的赞同者,中共政权一直不相信印度尼西亚的反对派能够成功。但是,苏哈托一夜之间下台了,这使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十分尴尬,他们再次感受到全球的民主潮流离中国越来越近。印度尼西亚的春天鼓舞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的民主分子。不止一家西方媒体就苏哈托的下台采访我。我清晰地告诉他们:尽管苏哈托是一位军人独裁者,但是他在最后一分钟还是接受了现代社会的最低标准的政治规则,即不能为了保住个人的权力而用武力镇压反对派。从这一点上讲,苏哈托比中共领导人进步,因为中共领导人至今认为用暴力镇压反对派理所当然。我希望中共领导人至少应该认同现代社会的最低标准的政治规则。
  
  但是,中共政权并不打算遵守任何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则。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后,第三代领导人得意洋洋地炫耀他们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我深感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政治改革的紧迫性。1998年4月,我写完了另一篇报告,题目是: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这份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强调中国的政权基础过于狭窄、过于老化、过于封闭,需要通过自由选举使民主分子能够进入政权体系。1998年7月1日,香港的倾向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刊物《开放》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并且加了编者按。这一天正是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一周年,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在香港参加主权移交一周年的奢华的庆典。而第二天(1998年7月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将把香港作为他过分长的访华之旅的最后一站。在这种敏感的时刻公开提出“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无异于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不足,这显然又是政治挑战。
  
  专制政权不会容忍有人一次又一次对它提出政治挑战。1998年7月3日克林顿结束了他的过分热情的访华之后,在对美外交上取得了超常的丰收的中国领导层,可以放手策划对反对派的新一轮镇压了。我们是就此暂停政治活动,还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活动?
  
  在克林顿访华之前,我多次对美国媒体表示,不赞成他提前访华。我并且告诉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希望美国总统无论在什么时候访华,都应该敦促中国领导人启动政治改革。但是克林顿先生不会这样做。他的貌似重要的访华并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果。尽管如此,从政治现实和外交现实考虑,我认为可以利用克林顿访华的某些表面文章。
  
  在克林顿同江泽民公开达成的协议中,有一项说中美两国除了进行政府层次的人权对话,还要进行非政府层次的人权对话。当然,中国政府不会真正履行这条协议,克林顿也不会继续关注这条协议。但是这条协议至少提供了一种形式上的机会:中国的反对派可以尝试建立一个非政府的人权组织,要求参加中美非政府人权对话。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民间人权组织”叫“中国人权研究会”,它实际上是一个官办组织,它的主要工作是按照中共领导层的要求,美化中国的人权状况,不顾事实地反驳民主国家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绝对不可能容许反对派成立独立的人权组织。但是反对派可以援引中美两国政府的协议,合法地提出成立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申请。这种正当的申请将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
  
  于是在1998年的7月,我同一些朋友商议,筹备成立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依法向中国的主管机关(民政部)申请注册。这些朋友中有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有律师,有知识分子,有商人,也有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希望它的人员构成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朋友提议由我担当这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第一召集人。我接受了这个提议,然而我也深知,中共政权不会听任反对派成立任何组织。中共政权最担心、也最仇视反对派的组织化。但是我们需要向合法的组织化的方向前进。对我们来说,这就是遵循现代政治规则。
  
  筹建独立人权组织的大多数重要交谈,都是在北京的知名的饭店内公开进行的。不是在饭店的小小的封闭的客房内,而是在饭店的开放的咖啡厅或酒吧。我们知道,这些咖啡厅和酒吧都装有监视器,并且谈话时我们清楚地看到安全机关的秘密特工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但是我坚持选择饭店进行商谈,因为我一向主张,中国的反对派必须习惯于公开地活动,习惯于文明地活动,习惯于合法地活动。我们是要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而不是要在中国重复布尔什维克式的密谋政治。
  
  我们预定的计划是:1998年7月25日举行有两百位中外人士参加的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会后,立即起草建立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申请,并在1998年8月递交中国民政部。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些政治活动顺利地、迅速地、安全地拓展。不同的西方媒体在对我进行不同的采访时曾经提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尖锐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没有受到公开压制?为什么你们的独立的政治活动没有受到公开阻挠?这是不是“北京之春”的某种迹象?
  
  不止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为什么你把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描绘为“北京的秋天”?我向他们解释:秋天的特征是树叶已经衰老,并且应该脱落。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早已老旧,中国的领导人也明显老化,但是这个制度和这些领导人却拒绝脱落。
  
  这些记者往往会追问:那么“北京之秋”以后是不是意味着会有“北京的冬天”?我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估计: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启动政治改革,那么很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出现政治上的冷空气甚至寒流。
  
  现在,被迫坐进安全机关的黑色轿车里,我感到某种欣慰,因为我的遭遇真正表明:北京没有春天。
  
  (待续. 第三章讲述从街头被捕后如何被送往监狱,并接受审讯,以及被关在拥挤牢房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其中颇有戏剧性,在了解监狱真实内幕的同时,还可以体会作者的真实感受,非常具可读性。本书仍在撰写中,第三章将在12月4日推出)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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