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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博讯2003年11月01日)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与苏联商定,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目的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商谈和签订中苏之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商谈,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经过反复会谈和协商,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并通过了关于废除1945年条约和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当时双方确认但未予公布的还有上述两个协定的议定书和条约的《补充协定》。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留下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方面谈判贸易协定等其他问题。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以及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关于这次外交谈判的情况,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方面才开始公布一些有关的电报、信函,并出版了几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使人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人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对中苏谈判过程进行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不久前,人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8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这里刊登的是其中有关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及双方代表谈判的部分俄国解密档案文件。[1] (博讯boxun.com)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和考证,人们可以对中苏外交关系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加真实和准确的把握,而以前对其中有些情况,人们或者不甚清楚,或者以讹传讹。这里列举一二:[2]毛泽东赴苏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签署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且在行前已经通过几种渠道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苏联领导人,对此,斯大林是完全了解的。斯大林最初希望在形式上保留1945年的条约,而不愿意签订新条约。只是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斯大林才被迫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苏联外交部准备的条约第一稿和第二稿草案明确提出:1945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这就是说,苏联方面同意在形式上签订一个新条约,但实际内容(相关的协定)不得有任何改动。

    基于斯大林曾多次讲过苏联军队可以提前撤出旅顺口和大连港,在苏方以后几稿的草案中,确定苏军将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对日和约签订后重新审议关于旅顺、大连的议定书。同时,条约的名称定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1月16日的事,此时中方尚未提出自己的草案,周恩来还在赴苏的路上。

    苏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长铁路问题上。1月19日,苏联交通部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协定草案,并做了详细的说明,其核心内容是重申保留1945年协定的有效期,扩大中长铁路的资产组成,对中长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免征各种税收。在中苏双方代表谈判的前一天,即1月22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些草案。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中方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但是,1月26日中方提出的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除旅顺撤军问题外,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主要是指:否定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原则,而是立即一揽子解决重新审议协定的问题;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尽管斯大林最初对中方的草案感到意外和愤怒,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苏方于1月28日提交的协定修改稿,除了没提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外,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

    针对苏方提出的议定书补充条款,即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中方也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经过反复谈判和争论,中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建议,而苏方同意以远东出现战争威胁作为苏军使用中长铁路的条件。这是关于条约谈判中双方最激烈的一次争论。

    在讨论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时,2月10日,苏方又提出一个关于第三国问题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

    当然,只有把中苏双方的有关档案文献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人们才能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约半个世纪前这次中苏外交谈判的整个过程和详细内容。这也是中外各国学者的共同愿望。

    (以下档案文件由张木生翻译,沈志华校对和编注)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3]、马林科夫[4]、布尔加宁[5]、维辛斯基[6]、费德林[7]等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8]同志

    在互致问候和寒喧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么说,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至于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9]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津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三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提供援助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出船。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斯大林同志: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空降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把任务告诉他们,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边境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要越过边境,还是到此为止。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策略。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通过广东省与香港的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妥善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有稽查人员和情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有。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采矿业。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铺设输油管道,然后通过管道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钢铁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站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译成俄文的著作目录。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审校完这些著作。但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稿进行加工;第二,对中文原稿进行校订。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是对您的著作进行校订还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费德林同志记录)

    

    毛泽东与罗申关于访苏安排的会谈纪要

    (1950年1月1日)

    摘自罗申[10]日记

    根据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指令,1月1日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互致新年问好和礼节性问候之后,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谈到了如下问题:

    最近几天,他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还有消息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谈到中国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同志指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全部主力部队都已经被消灭了。在四川和新疆,差不多有40万国民党军队被俘或编入人民解放军。胡宗南匪帮约3—4万人残余部队逃向西藏和南方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切断,不久将被消灭。在云南,还有3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分散在昆明西南地区,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毛泽东要求向苏联领导人转告他的健康情况,以及他在莫斯科停留的下一步计划。毛泽东说:“经过两年时间的休养,我的健康情况已经好转。最近4天,我每天睡8个小时没问题,没有吃安眠药。但外出散步时,我在冷空气中逗留不能超过一刻钟,这样我会感到头晕。鉴于这种情况,我想静养一个多星期,完全恢复正常的睡眠。”

    他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11]、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12]、贝利亚[13]、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14]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只能以普通会谈的方式进行。他不会提任何特别的问题,也不讨论工作问题。每天只会见一人,谈话不会长,他认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时间是在下午5—6点钟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讨论工作问题。

    讨论了工作问题后,他想在停留的剩余时间里向列宁墓献花圈,看一看地铁,参观集体农庄,观看歌剧,然后结束在莫斯科的停留。

    毛泽东同志强调,他不参观工厂,不接见大批客人,不发表公开讲话,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健康,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想访问苏联其他地方,但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拨涉,所以他现在不想在苏联旅行了。

    离开北京时,他曾想在苏联逗留三个月,然而最近国内的工作需要他把停留的时间减少到两个月。考虑到乘火车回北京要11天,他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6日到达北京。

    听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后,我说,我将在第二天把他的所有要求转告给苏联政府。

    我又问毛泽东同志,他是否知道苏联政府(1949年)11月提出的建议,即将几百名日本军官引渡给中国政府,以便使他们接受对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毛泽东同志说,他在离开北京时已经知道这一情况,但他们正忙于莫斯科之行的准备,中国政府未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原则上愿意接受这批罪犯,但是,考虑到最近中国人民正忙于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以及中国的司法制度还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公众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之前不能开始审判,因为这样无法造成必要的政治影响。此外,中国政府必须同时准备审判国民党战犯。

    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我估计6个月后我们可以让这些战犯离开苏联国土。我请求苏联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把这些战犯留在国内,如果可能的话,收集有关他们罪行的更多的证据。从今年下半年起,我们将引渡这批战犯,让他们接受审判。

    正式讨论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我接受了邀请。

    与毛泽东同志分手后,我继续与卡尔斯基一起等汽车。卡尔斯基告诉我,毛泽东三天以来感觉非常好,他睡眠好,没有吃药,爱开玩笑,很兴奋,很健谈。但是像以前一样,他不能长时间在户外呼吸冷空气。他仍犯头晕。毛泽东同志确实决心再休息一周,不去任何地方旅行。2月2日将有医生会诊。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

    (1950年1月6日)

    摘自维辛斯基日记

    今年1月6日,我拜访了毛泽东,简短的互致问候以后,开始了正式会谈。

    一、我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15],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五天之内,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为期一个月,他们必须写出一个关于水电站情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的必需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我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我们)倾向于这样答复,根据我们专家的计算,按苏联空军的标准测定,为此目的所用的燃料是:高辛烷汽油13,400吨,低辛烷汽油5270吨,航空汽油1315吨,P-9型燃油26吨。

    苏联政府将下达命令,从1月开始,在今年上半年向中国提供上述数量的燃料。至于中国提到的这批燃料的支付方式和条件的问题,可以在1950年的贸易谈判中解决。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要求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至于燃料的数量,他说:“我们的人本来想要的更多”,但对此必须进行严格控制。他感谢苏联政府对此进行复核,他完全同意采取这种作法。毛泽东还说,燃料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方式进行分配,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使用外援的商品时应该更加注意节约。毛泽东要求把电报文本留给他。

    三、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认为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会更有利,声明的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就苏联方面说,苏联倾向于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毛泽东说,他百分之百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安理会的这个声明的抄件可以同时递交给安理会成员国。

    四、毛泽东说,关于苏联政府给中国人民政府的有关971名日本战犯的信,他愿做如下答复:

    (1)总的说来,日本战犯无疑必须移交给中国,并接受审判。

    (2)但是,中国政府主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对国民党战犯的审判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司法程序的准备大约在1951年上半年或下半年进行。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同意暂时在苏联收押这些日本战犯,大致到1950年下半年。

    我提出,既然苏联政府受到道义的约束,即到1950年1月遣返全部日本战犯,或许更有利的是考虑同意在形式上把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而在事实上暂时把他们留在苏联国土上。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他认为是最有利的。

    五、毛泽东称,他一直不断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需要签订一个两国之间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他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回答毛泽东说,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存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利益造成损害。这是不希望,并且不能允许发生的。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当确定签约问题的方案时,这种情况必须加以考虑。

    会谈时在座的有伊·弗·柯瓦廖夫[16]、尼·特·费德林,以及师哲。

    会谈大约进行了45分钟。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记要

    (1950年1月17日)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绝密

    相互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简短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一、我对毛泽东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做了演讲,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中国、苏联和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艾奇逊就这些问题的讲话是对苏联明显的中伤并指望对舆论进行欺骗。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后,艾奇逊试图为其辩解,不耻使用欺骗手段。从下面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的谎言到了什么程度:

    “下面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将中国的北部地区从中国划分出来,并将其归入苏联。在外蒙古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在东北地区这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我相信,苏联代理人正在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发出最令人愉快的消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这片居住着中国人的广阔地区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归入苏联。”

    “我想声明,或许我会违背自己的否定教条主义的主张,但我想说,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占领中国北部四个地区这一事实,在某个世界强国同亚洲的关系方面是最重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毛泽东了解一下艾奇逊的这篇讲话,并将(据塔斯社的)讲话全文转给了他。

    毛泽东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从事这种欺骗活动的主要是以美国记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坏人,而现在就连美国的外交部长也亲自干起了这种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所谓美国人的进步。

    我回答说,鉴于艾奇逊的这一讲话,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以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同时,我指出,据塔斯社从华盛顿的报道,1月14日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所表明的与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正好相反。在此,我援引华德讲话中相应的地方,其中说:尽管苏联根据协议中自己的权利,参与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但他没有看到任何表明苏联正在对东北地区进行监督管理或者力图将其并入苏联的迹象。

    我说,我们打算以苏联外交部的声明对艾奇逊的讲话做出反应。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中国政府首先就此问题发言,然后,在我们的报刊上刊登中国人民政府的声明和华德的声明后,我们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点,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不过,他询问说,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我回答,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外交部长[17]对如此重要问题的讲话,因此,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意见,并在研究艾奇逊的讲话后,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再将其交给我们征求意见和修改,然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正在行使部长职责的外交部副部长公布这一声明。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声明中他一定揭露艾奇逊的反苏诽谤。[18]

    毛泽东还问,在我们看来,艾奇逊的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我说,美国人在其对华政策失败后,总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苏中关系方面造成误解。我还说,也不能否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占领的计划。与此同时,我指出,根据我们的观点,在中国人民政府关于艾奇逊讲话的声明中应该指明:美国国务卿的谣言是在侮辱中国,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让某个人统治或监督管理中国的某一部分。中国人民会起来揭穿艾奇逊的谎言。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建议,并立即起草声明草案。同时,他还请求将艾奇逊的讲话文稿和华德给记者的声明转给北京新华社。我答应今天晚上就办此事,并立即和维辛斯基谈妥了此事。

    随后毛泽东说,最近几天,美国人加强了其代理人的活动,以探听与中国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例如,几天以前,美联社巴黎分社社长问毛泽东,他将如何对待著明的美国远东事务专家杰塞普到北京来谈判这件事。差不多与此同时,又收到了上海发来的消息,驻上海美国领事馆通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着手采取措施,以便得到中国人民政府的同意,派代表到香港同杰塞普谈判。毛泽东说,然而,对美国人的这种试探,我们是不会理睬的。

    其次,毛泽东接着说,正如他以前对维辛斯基说的,中国人民政府要采取一些旨在把美国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的措施。毛泽东强调说,我们需要赢得时间在国内整顿,因此,我们将努力延缓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今年的1月14日,北京地方政府向前美国领事声明,他们因自己的需要打算收回外国军队的营房,这些营房是外国人过去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占领上述这些房屋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领事将失去他现在占用的房子,并迫使他离开北京。美国驻北京的领事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开始对中国当局进行威胁说,为了表示抗议,将不得不召回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的所有领事代表。毛泽东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这样,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指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首先是要保证国内状况的稳定,对此我们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二、我接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蒋廷黻应被驱除出安理会的声明,以及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同时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混乱,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敌人的队伍乱了阵角。但是,为了将在联合国中已开始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自己驻安理会的代表是适宜的。并且,理想的是这种派遣应尽可能快些进行。

    毛泽东回答说,这个问题他同维辛斯基同志谈过并完全同意这种建议,但是,毛泽东强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技术困难,即挑选候选人。唯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尽管他在这方面稍微弱了一些。关于任命章汉夫的事,在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时,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说,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周恩来尚在途中,可以同他在高频电话中谈一下。

    毛泽东高兴地同意利用高频电话与周恩来联系,并立即商议这个问题。

    三、随后我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似乎打算脱离国民党,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但是我们对这些消息是否可信没有把握,此外我们对朱世明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很难对他做出明确的结论。所以,我们想同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并要弄清楚,是否应该等待朱世明自己声明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不等到这一时刻,就要求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开除国民党的代表。

    毛泽东说,从他的观点看,通过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郑金兆来办这件事比较合适些。不久前这位秘书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19]寄来一封信,提及了他正在进行的有关上述代表团在东京的工作人员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应当对朱世明施加影响,推动他转到我们方面来,这将使我们能更平稳地解决派遣我们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的问题。

    毛泽东说,他将起草对郑金兆来信的复信,并将其寄给我们,转交东京的收信人。

    我说,这个建议可以采纳,我们可以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将毛泽东的答复转给郑金兆。

    会谈持续了1小时20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尼·特·费德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维·莫洛托夫1950年1月18日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50年1月22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满洲、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20]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入中长铁路协定。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那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贷款供应期限从5年缩短到3—4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1950年1月1日,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中从1949年7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21]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1%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满洲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满洲呢?

    周恩来:对满洲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满洲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满洲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满洲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22]、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一万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师哲(卡尔斯基)。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1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在1月31日同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对我们的草案提出了下列修改意见:

    一、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在条约序言的第二段中,以“友谊和合作”代替“友好关系和合作”。

    2、在第二条,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替“在战争期间”。

    3、在第六条,以“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代替“签字后立即生效”。

    关于第1点,我们指出了我们的措词比较合适。

    关于第2、3点我们不反对。

    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

    1、给协议书以下述措词的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2、给我们草案序言的第一段加上下述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自1945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到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新的人民政府,(与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使中国联合成统一的国家,并证明)统一了全中国,实行同苏联友好、合作政策,并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的人民政府。

    3、在第一条“无偿地移交”一句话后加上“政府”一词。

    4、序言的最后一句话以下列方式表述:“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5、第二条第一段用下列方式表述:“缔约国双方代表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应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应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一条的第二段开头这样表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施前的一段时期”。

    6、在第三条第二段,以“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隶属于中国”。在上述第2、4、5点中,周恩来建议不用括号中的词,而代之以加着重线的词。

    关于上述第1、3、4、5、6点我们表示,从我方来讲大概不会反对,但答应以后给予答复。至于第2点,我们坚持我们的措词。

    讨论的结果是周恩来表示,他将不坚持自己的措词,答应考虑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三、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1、序言以下列方式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2、把我们草案的第三点变为第一点。

    3、补充新的第二点如下:“二、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以上划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我们不反对第1和第2点中的修改。至于周恩来提出的新的第二点,我们答应以后给予答复。

    四、关于贷款的协定。

    1、协定的标题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2、在第一条的第二段中,以“鉴于中国因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而引起的财政困难”代替“由于中国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在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以下见文本。

    3、在第三条中,在“供应原料”一词后加上“工业品”,在“原料的价格”一词中加上“工业品的”。

    4、在第五条中,加上“应经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第1、2和4点中所指出的修改我们不反对。有关第3点的修改,我们答应以后答复。

    五、关于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在第2段用“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期限为14年,即从1950年至1963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代替“所有剩余的钨、锑、铅、锡在前10—12年间按照每年的易货协定规定的方式卖给苏联”。

    划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买下全部剩余的钨、锑、铅和锡,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将部分剩余的产品卖给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对此,周恩来又补充说,捷克斯洛伐克打算购买一定数量的钨(1600吨之内)。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购买全部剩余的产品,这里说的是中国将不再使用的剩余产品。

    我们答应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告知我们的最后意见。

    周恩来在提到航空协定的问题时说,提交给他的我们的草案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将其简化。周恩来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协定是否能让中国人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和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

    米高扬同志说,他还没研究我们专家的草案,所以不能就此问题表示最后的意见,并补充说,他觉得周恩来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在审议这个草案时一定会予以考虑。

    此外,周恩来还建议互换关于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和协定已失效的照会。

    附上周恩来拟定的照会草案,以及条约和协定的草案。

    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协商,由我呈上报告。

    安·维辛斯基2月1日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2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1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会晤时我们交给周恩来:

    1、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2、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3、贷款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4、互换照会草案。

    文件附上。

    米高扬同志说,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采纳了中方的修改意见。

    接着,米高扬提请周恩来注意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议定书的第一条,指出:根据中方愿望该条列为第一条,但作了如下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

    苏方的建议是这样的:经满洲里向海参崴调动苏军可以缩短一半的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一建议是非常合理和具有说服力的,无需证明,这是指在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

    在中方关于从满洲到新疆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的建议中,丝毫未提及此点。

    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长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并且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是很明显的,中方没有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必要。首先,这是因为还不清楚,新疆现在面临或者将有可能面临来自哪个方面的战争威胁,其次,众所周知,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还要再步行一千公里才到乌鲁木齐的道路远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道路漫长,而且不方便。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建议的合理性。

    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忙于运送军队到远东,我们未必会同意从东北到新疆来回运送中国军队。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做。

    我们对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周恩来本人曾确认:如果苏联将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就同意,苏联军队在事实上是可以沿中长铁路的任何线路调动的。

    现在,我们同意转交中长铁路了,结果,中国人竟然改变了主意,他们反对我们的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也不行。我还指出,列入第二条显然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

    这些意见显然使周恩来感到尴尬,他开始详细地解释第二条的含义,为自己的建议辩解,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提案或搞平衡。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在议定书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这种调动是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逻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一旦有必要,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中方提出第二条,是因为在我们的草案中规定了苏军可沿中长铁路调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如果与此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境内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在中方看来,就不能列入这样的条款。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自己的第二条,即在该条中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沿满洲至新疆的苏联铁路调动。

    此外,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打算利用这些铁路从满洲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开支和时间。

    米高扬同志再次提请注意,中长铁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距离,较之苏联境内从赤塔到海参崴要短得多。至于说到沿苏联铁路调动中国军队到西部,米高扬同志说,这并没有实际需要。中国政府也没必要从满洲运输粮食和货物,因为这样是非常昂贵的,而粮食也可以在新疆境内买到,就像现在做的一样。

    米高扬同志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23]周恩来声明,还是新修改的第一条要好一些,即规定一旦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可以沿中长铁路调动苏联军队,对此他不反对,但要向毛泽东报告。他不同意米高扬同志重新讨论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问题的建议。

    关于偿还苏联用于自1945年以来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费用的问题,周恩来建议将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议定书第二条中的“偿还苏联的费用……”一句改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苏联的费用……”。我们同意周恩来的这一修改。对贷款协定草案中其他的修改部分,周恩来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了解了新的贷款协定议定书草案的内容后,请求取消供应铅的条款,其理由是中国不能供应铅。中国目前每年对铅的需求量达20,000吨,因此中国还不得不进口铅。

    关于钨、锑、锡的供给数量,周恩来说,虽然全部提供这一数量是可能的,但中国担心在开始的两年是否能保证确切地履行这一职责。他建议在议定书中加一个补充说明,即中国在满足自身的需要后,将首先把多余的上述原料供给苏联,或说明在我们草案中所指定的最初两年的数量是有条件的。周恩来并未提出自己的条文,只是说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米高扬同志问,对议定书草案还有什么意见,周恩来回答,议定书原来的草案指明是国际市场价格,修改后的文本没有说明这一点。

    米高扬同志解释说,因为在这个议定书草案中讲的是按年度易货协定供货,自然,这些供货将按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两国之间的易货也将以这个价格为基础。所以在议定书草案中没有提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方坚持要指明价格问题,我方也不反对。

    维辛斯基同志把经苏方修改的中方的《互换照书》草案交给了周恩来。[24]

    周恩来对修改的部分表示同意。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解释说,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应规定航空运输合营公司的飞机可以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的建议是正确的。

    此报告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

    安·维辛斯基1950年2月2日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3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2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唔。周恩来声明,中方已分析了2月1日转交给他们的条约和协定草案,并对这些草案进行了研究,现通报如下:

    赞成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此没有任何修改。

    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可以接受,不作修改。中方建议,在该协定议定书第三条中,将第1点并入第2点。

    我们同意这一修改。

    周恩来又说,除了与议定书草案有关的问题,他还想谈一下沿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和物资的问题。周恩来问,尽管在文件中没有规定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向新疆调运中国军队。

    米高扬同志说,正如他上次所表明的,中国关于经苏联领土调运中国军队的权利的建议之所以被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沿我们的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

    米高扬同志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再一次表示惊讶。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说,苏联政府考虑了中方关于取消议定书中供应铅的条款的请求,决定满足这一请求。至于钨,我们同意开头两年将钨的供给量,从8000吨减少到7000吨。

    周恩来援引从本国贸易部长那里获得的详细情况声明说,中方不反对在头两年供应8000吨钨。但他们请求将锡的供应量第一个两年从7000吨减至5000吨,第二个两年减至6000吨,以后的十年保持按每年10,000吨供应。周恩来对这一请求做出的解释是,产锡的云南省刚解放不久,同时根据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锡矿开采区进行了破坏。他还补充说,如果苏联给予援助,他们就能较快地扩大开采量,到时就可以按苏联需要的数量完成供应任务。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如果中方提出具体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是可以帮助的。

    谈到供应锑的问题,周恩来说,锑的开采地区位于湖南省,但是,无论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地区都遭到了破坏。因此,要完成苏方指定的定货是很困难的。有鉴于此,中方请求在第一个两年将锑供应量降至4000吨,在第二个两年减至5000吨,在以后的十年保持每年8000吨的数字。但如果苏方能在这方面也给予相应的帮助,苏方的定货是可以完成的。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我们坚持我们的数量并准备给予帮助,只要你们说出,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米高扬同志还强调,保持这些数量将刺激中方去扩大这一中方本身也有利害关系的原料的开采量。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履行协定承担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回答说,因为中方对这种原料的开采量还不清楚,为了弄清情况,已经给北京拍了电报加以询问,至今还没得到答复。因此,中方请求等收到答复后,可以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一次。在没收到肯定答复时,不得不缩减供货数量。

    我们不反对收到答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指出,在议定书最后一段谈到偿还贷款的期限时,不写1955年,应注明为1954年,贷款协定第三条是这种更改的根据。[25]

    我们不反对。

    对于所有的文件,中方再没有提出其他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2月3日最后审定条约和协定的中、俄文两种文本。

    我们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谈起在新疆开采石油和金属的问题。他指出中方有当年张治中同苏方讨论这些协议的草案。[26]中方希望利用这些草案,在乌鲁木齐重新开始这个问题的谈判。但是,鉴于新疆代表团已到达莫斯科[27],他认为,最好是能在莫斯科开始预备讨论,然后在乌鲁木齐完成。

    周恩来补充说,按照他的意见,双方的法定资本应是均等的。合营公司的管理方式应与中长铁路一样,即轮流担任职务的原则。拟定中的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应比航空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更长。

    周恩来谈到在大连的企业的问题时指出,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生效后,中苏联合委员会应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些企业将归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米高扬同志问,指的是哪些具体的企业,周恩来对此问题答复说,首先就是船舶修配厂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属共同经营的范围之内。

    双方谈妥,周恩来所提及的问题将由中苏双方代表进行预备性讨论,我方将由葛罗米柯同志[28]参加。

    谈到贸易条约时,周恩来建议近日应结束主要文件及其主要附件的审议工作。有关贸易条约的下一步工作(具体定货数量、价格及其他),中方将责成贸易部长[29]负责,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后,他将与一组中国专家留在这里。

    我们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问,在4—5天时间里能否结束贸易协议主要文件的讨论工作。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这一点不仅取决于苏方,也取决于中方。

    周恩来又提出,是否应该把空运部队工作结算的议定书看成是航空协定的附件。对这一问题我们解释说,这个议定书应看作是单独的,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同航空协定没有任何关系。

    周恩来说,关于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有一些新的建议。因此他问,他能否会见柯瓦廖夫同志。

    双方商定,有关专家问题的讨论将通过外交部进行。

    周恩来表示,如果这样,他将就此问题专写一封信给维辛斯基同志。

    以前,毛泽东曾请求苏联政府向新疆省提供棉种和农业机具。周恩来指出,曾就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同志写过信。斯大林同志把这一请求归入第二类问题。因为在新疆3月份将开始播种,因此最好是不要迟于2月份收到上面提到的农业机具和棉种。

    米高扬同志指出,必须要有关于棉种数量和农机具清单的具体申请。

    周恩来问,可否以单独清单的形式递交这个申请单。

    米高扬做了肯定的回答。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在最近几天组织他们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博物馆等的愿望,这是考虑到代表团的回国日期预定在2月8—9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建议问清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愿望和他拟定参观的具体项目。

    我邀请周恩来共进早餐,并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芭雷舞剧《红罂粟花》。

    周恩来表示感谢,接受了共进早餐的邀请,至于芭雷舞剧,他应允以后告之。

    经同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此报告。

    安·维辛斯基1950年2月3日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12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一、周恩来告之,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

    二、周恩来说,最好是贸易协定同所有文件一起同时签字。

    我们回答,这将取决于中方。

    关于申请单,米高扬同志说,现在就来看看这些申请单。同时,在申请单上有这样一些机械和设备,比方轧钢机、蒸汽锅轮机等等,这些机械和设备中方希望在1950年得到。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就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现在专家们正在确定生产这种设备的时间和可能性,在近期内,我们就可以告之,在什么期限内可以提供什么设备。

    关于价格问题,中方显然是不熟悉情况的。根据外贸部的资料,一些价格是不符合国际市场价格的。外贸部拥有国际市场所有价格的全部资料,并可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方。如果中国代表团来得及了解这些材料,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就可以快得多地得到研究。

    周恩来回答,如果对申请单的研究要推迟,那么最好是能先签署贸易协定。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委托贸易部长和其他专家们进行审议。

    米高扬同志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提交中方进行审议。

    三、周恩来接着说,他认为航空协定草案已经达成了协议。

    四、周恩来还说,他希望确切弄清楚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的几个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解第四条的内容。该条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4千卢布的补偿金,这笔钱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

    米高扬同志和我都进一步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自然,这是通过苏联政府进行的。

    然后周恩来又说,如果规定用美元支付,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支付一大笔钱,而如果以实物结算,对中国政府来说就要容易些。

    米高扬同志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

    周恩来问,这个协议是否涉及所有各类专家(军事专家、教师和伊万诺夫专家组等)?

    我回答:根据对协议的理解,它包括各类专家。

    周恩来问,可不可以标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出差期限是2—3年。

    我们解释说,在同中国的协议草案中指明专家在中国的期限是一年,但有可以延长期限的补充条款。

    周恩来答应将把他们对这一草案的修改稿通知我们。

    五、周恩来说,中方希望准备签字的文件最好能在2月14日或者2月18日签字,因为从2月16日开始是我们中国的新年,在这个期间,中国将有三天不出版报纸。

    周恩来补充说,如果贸易合同草案准备好了,也应该在2月18日签署。

    双方商定,日期问题通过大使再进一步协商。

    六、接着,周恩来转而谈到2月14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问题。他问,他们能否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个招待会。同时,周恩来还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出席全体招待会,那么,也希望斯大林同志在全体招待会前能参观中国大使馆,周恩来说,我们恳请将这一请求转告斯大林同志。

    我们答应一定做到。

    七、周恩来请求尽快开始同新疆代表团进行谈判。

    米高扬同志回答,在这方面我们期待中国代表的主动性。

    八、周恩来说,中方请求葛罗米柯同志明天同中方代表会面。

    我们同意。

    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会谈记要。

    安·维辛斯基

    1950年2月12日

    附件: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证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本补充协定: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予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1950年2月日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注:划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0年2月12日)

    摘自罗申日记绝密

    2月12日晨4时,受葛罗米柯同志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

    一、关于会见中国新疆省代表的问题,周恩来说,中方准备2月12日19时同葛罗米柯同志会晤。中方出席的人员有: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阿济佐夫[3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新疆全权代表邓力群[31],中国外交部司长伍修权。

    二、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苏方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府的在满洲地区的资产应按下述方式来办理:

    必须起草一个两国政府间的关于苏联将资产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府的简短的协议。为了移交资产应成立一个类似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规定的那种联合委员会。

    协议中应规定一点,即中国政府将把部分资产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交由双方共同经营。无论是苏方还是中方目前都不能确定企业的具体名单。这项工作必须责成联合委员会办理,联合委员会在该项工作结束后应向双方政府报告。

    周恩来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上述协议草案应由苏联外交部起草后,于2月12日转交中国大使馆。

    三、周恩来请我向苏联外交部长报告下列事情:

    在关于不允许各外国公司和团体在满洲和新疆境内从事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四、周恩来还请求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同志转告,与他们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议的第四条,并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每月支付苏联专家2000—4000卢布,是做为补偿企业所蒙受的损失而赔偿给苏联政府的,如果规定这笔钱收取美元,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强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每个专家的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如果采用供给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我们认为,苏方会考虑这些情况的。此外,我们要求告诉我们,支付给每个专家的大体数字,这一数字包括以美元核算的金额以及按照国际市场购买相应商品的卢布价格计算的各种食品的数量。”

    五、接着周恩来请求转告,2月14日18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14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月15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2月16日中国将开始过春节(按阴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过节,在中国北方过节要持续三天,而中原和南方过节要延续一周以上。在这些日子,中国人民将忙于过节和一些拜年活动。因此他们再一次请求苏方对他们予以协助。

    罗申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

    (1950年2月13日)

    摘自维辛斯基日记绝密

    在互致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短暂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同时,周恩来补充说,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有些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

    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

    我对周恩来说,尽管他表述的意见相当明确,然而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这些文件或其他一些文件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我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周恩来。

    会谈进行了3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安·安·葛罗米柯、尼·特·费德林、王稼祥。

    安·维辛斯基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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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95’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的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近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首批300余万字的档案资料,其中收集了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大部分文献。

    [2]对于这些档案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可见沈志华、冈察洛夫合著的《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1890—1986),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4]马林科夫,格奥尔基·马克西米亚利安诺维奇(1902—198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5]布尔加宁,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95—1975),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6]维辛斯基,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1883—1954),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7]费德林,即费奥多连科,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1912—1996),时任苏联远东司第一副司长。

    [8]师哲是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卡尔斯基是他的俄文名字。

    [9]1945年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由日本1904年占领的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和千岛群岛交还苏联,旅顺港由苏联租用,大连港国际化,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经营。

    [10]罗申,尼古拉(1901—1960),时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11]什维尔尼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1888-1970),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2]伏罗希洛夫,克里门特·叶夫列莫维奇(1881—1969),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3]贝利亚,拉夫季米·巴夫洛维奇(1899—1953),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4]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95—1977),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15]即小丰满水电站。

    [16]柯瓦廖夫,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1901—1995),时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17]原文如此。

    [18]1950年1月19日,毛泽东将他起草的关于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发给刘少奇,并指示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45-248页。

    [19]杰列维扬科当时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

    [20]实际上,苏方在这次会谈前已经准备了13个有关谈判的文件草案,并经过了联共(布)中央的批准。

    [21]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已经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贷款的协定。

    [22]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1895—197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对外贸易部部长。

    [23]1945年中苏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规定其有效期为30年,这次中苏谈判时已经按中方的意见规定,苏联将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底无偿归还中长铁路。米高扬的建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把归还中长铁路的期限再延长10年。

    [24]指中苏双方承认蒙古独立和同意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

    [25]贷款协定第三条规定,中国第一期还贷于1954年12月31日前完成。

    [26]这里是指1946年11月4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向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列耶夫递交的《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省内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建议》,苏联政府对该建议迟迟未作答复,直到1949年1月24日,苏方才提出愿意就张治中的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提出了苏方的建议。1949年7月5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代表中国政府与苏方就《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但协定草案上报中央政府后,外交部对其中部分条款不满,固拖延未批。

    [27]以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是1950年1月30日到达莫斯科的。

    [28]葛罗米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1909—1989),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29]当时中国的贸易部长是叶季壮,他是随同周恩来一起到达莫斯科的。

    [30]即赛福鼎·艾则孜。

    [31]实际上,邓力群当时是新疆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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