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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
(博讯2003年11月01日)
  

    80年代末,关于苏联历史的档案开始解密,90年代初俄国一些重要档案馆已经可以对各国学者开放,不少俄国报刊杂志也在不断刊登有关的档案文献。这一情况引起各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大量收集苏联历史档案。美国、德国、英国的图书馆中都开始陈列出部分俄国档案的复印件,关于某些历史专题的档案集也陆续以俄文和英文的形式出版。毫无疑问,这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苏联历史、现代国际关系史,乃至20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博讯boxun.com)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于1994年底倡议在中国应立即开展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苏联历史档案文献的工作,并表示愿意自行筹资完成这一项目。在充分协商和多方努力的基础上,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将苏联历史档案的收集、翻译和整理列为院级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由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联合成立了《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1997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决定将该项目研究成果列入国家九五出版规划的重点选题。

  两年多来,课题组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来源已收集到八千多份俄国档案文件,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翻译、整理和编辑工作。该项目的第一批成果将于1998年下半年正式出版。这里作为前期成果发表一些专题档案文件,一则为了尽快满足有关研究人员之急需,一则也是为了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囿于人力、水平和知识范围,我们对这些档案的辨别、整理、翻译和编辑工作肯定存在许多不足和差错。对此,恳望学界同仁不吝指正并提出意见,以便我们今后不断改进工作,以不负所托,努力完成这一对历史研究有着深远意义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

  1998年1月

   

  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

  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访苏期间,中共中央代表团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在苏联各地、各部门进行参观学习。这是在中国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背景下,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的接触,其结果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对于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本组文件收集了有关这次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六件俄国档案。

  据我们所知,关于这次访问,还有一些目前尚未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如7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中共提出的各项问题的文件;7月27日斯大林与刘少奇、高岗关于中国革命评价谈话的文件;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的文件;8月13日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与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关于帮助中国组建空军问题会谈的文件等等。不过,从下列文件中仍然可以看出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中苏结成同盟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方针。

   

   (本组文件由闻一、丁明翻译,沈志华编注)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

   (1949年6月27日)

  绝密

  会议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

  参加会议人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同志;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卡尔斯基(即师哲,翻译)和伊·弗·柯瓦廖夫[1]

   

  在与代表团成员握手和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问候。

  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在此之后,斯大林转入讨论代表团提出的问题。[2]

  一、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注意到,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3亿美元贷款按照1%年的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

  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少了,应当增加。

  斯大林对此向代表团解释说,苏联向西方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西方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

  然后,斯大林笑着说,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3]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国家的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我们苏联国家中,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己的看法和制度。我们想按照我们自己的看法和制度办。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具有高度技能的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投入到积极的工作中去。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笑着说,东北政府可以把它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五、关于新疆。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总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应当让汉族住进所有的边境地区。斯大林同志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4]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六、关于舰队。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好象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七、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他并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八、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九、在回答中国同志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5]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

  十、斯大林同志同意代表团提出的这一请求,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他们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并同意过三四天,以便代表团做好准备。[6]

  十一、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

  十二、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性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参观各种游艺娱乐企业。

  中国同志请求,等他们请示毛泽东后再对此做出回答。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7月4日)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谨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一)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载至1949年5月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2.75亿[7],占全国总人口的57%,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2000个县以上城市的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9万人,[8]国民党军队包括其后方机关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有些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和机关学校。有空军7500人,海军7700人。 (1/有飞行员吗?有水兵吗?)[9]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的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肃清和保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需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面,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但由于我军的行动受到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需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有充分的估计,联共(布)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惕。但照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似乎没有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况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消灭和阻止中国革命,同时还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和损失。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励全国人民及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些进行干涉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帝国主义有可能不敢来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我们应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与此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更加困难。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二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就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10]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14个,代表142人。地区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206人,总共45个组织,510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为群众所熟悉的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适当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并决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2/各省政府是否也要成立?)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份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军事委员会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冶金、纺织、燃料、交通、邮电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 (3/这是事实上的总统吗?)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我们的理解是: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 (4/什么是“官僚资本”)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本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与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份。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需解释的。 (对!)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 (5/对!)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对!)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如斯大林同志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 (对!)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 (对!)今年2月安得列耶夫同志[11]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布)中央也指示我们必须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加强。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签订取消罢工的集体合同),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12]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进步,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中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7/将要成立省级地方政府吗?)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对!)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十多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成员总数不到3万人,其中民主同盟有2万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他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的组织松散,内部很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有争吵。他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持。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人,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直到最近才断绝了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是勉强地和共产党一致的。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他们都公开地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外,中国还没有最后地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8/有没有买办集团?)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团体,有的已拥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地发展会员。他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曾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还召开了妇女、学生、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及各地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并迅速瓦解,其领导人早已逃跑或停止活动了,其中的进步人士,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靠近我们了。由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但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了。

  安得列耶夫同志今年2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工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所有城市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过去长期间断,目前还需要重新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无法取得很快进展。我们希望能有几个有经验的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他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三)关于外交问题

  联共(布)方面最近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现在又以下面的方法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1)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2)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和破坏中国革命;

  (3)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4)用许多方法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接近,企图拉拢中共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近。

  (5)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的,并且有经验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中国革命均要彻底地加以摧毁。这是已写入我们二中全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已经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和文化组织依然存在,他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什么步骤和方法进行处理,是值得考虑的。

  今后我们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进行:

  (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 (9/对。)[13]

  (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我们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情况的最新资料。据日本在1936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六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828亿美元。其中英国占10亿多,美国占22亿,德国和意大利占21亿多。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5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45亿多,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投资38亿多,经营工矿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36亿多。但在日本失败以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华投资均被没收。 (10/被谁没收了?)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企业是:银行保险、出进口贸易、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有英国占有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400万吨)、上海和天津的英国烟厂及上海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企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他企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 (11/什么样的限制?)但有些帝国主义者的流动资金已经抽逃,或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在将来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问题,是没收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我们还没有决定。目前,我们正忙于军事和其他工作,但应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据以前的调查材料,除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外,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就有31所大学和专业学校,32个教会学校,29个图书馆,26个文化团体,324所中学,2364所小学,3729个教会,93个宗教团体,147所医院,53个慈善机关。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14]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 (12/对。)[15]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名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的地区约有侨民12万人,其中上海有65000多人,东北有54000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是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 (13/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 (14/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 (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 (15/对。)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 (对。)[16]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涉及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 (16/对!)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便与中共联合签署并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好。)[17]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那一种方式为好?(17/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18/对。)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等问题,我们希望迅速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19/我们来帮助进行。)[18]

  关于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 (通过与他们的直接谈判。)

  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 (20/好。)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21/不!)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不!)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 (22/对!)

  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23/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给以指示。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24/还有白银呢?[19]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予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刘少奇关于访苏安排致斯大林的信

   (1949年7月6日)

  绝密,译自中文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一、我们在报告中已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请求给予详尽的指示。有关贷款和专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当我们启程来苏联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们请求斯大林同志在对国际形势、新战争的危险性和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的评价与分析的问题上给予指示,他们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评价国际局势的指导性材料。[20]

  二、我们希望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停留来了解苏联,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了解下述问题:

  (1)苏联的国家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

  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

  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

  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

  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

  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

  外交部的结构和外交斗争。

  (2)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包括下述问题:

  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结合

  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的预算,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财务计划。

  国家企业、地方企业、各个工厂、教学机构的副业和合作社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的组织和作用。

  合作社的组织和作用。

  海关和外贸部的组织和作用。

  税制和税务机构的结构。

  运输业的机构。

  (3)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包括:

  各级学校组织和体制。

  学校和生产部门间的联系。

  大学生的招生和大学生的物质保证。

  中学的课程选题。

  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其他工作。

  科研机构。

  (4)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党组织的形式。

  党的工作范围。

  党的教育的组织。

  党委会的体制。

  党的干部的管理。

  工会组织的形式。

  青年组织的形式。

  我们要求苏联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和我们进行交谈。我们想请下述机构的负责同志来和我们交谈:[21]

  部长会议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教育部和高级文化机构

  外交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银行

  合作社

  国内贸易部

  外贸部

  财政部

  党中央组织部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全苏共青团中央

  1—2位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

  莫斯科市苏维埃。

  此外,我们还想访问1—2个工厂、1—2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1—2个学校。

  三、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1000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22]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这个学校中的学习可分为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派现在在中国担任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去学习,而且由于将通过翻译来进行讲课,所以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困难。目前中国学生在苏联各个中等学校的学习保持不变。

  此外,我们还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情况,为期3—4个月。[23]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听课和交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提高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的工作形式之一。

  再次,我们希望苏联派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

  四、关于中苏间的通讯问题。我们想具体谈谈和具体解决有关建立苏中间的邮政、电报联系,[24]苏中间的海上交通,空中联系,开辟自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远东、自沈阳至北平、自北平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培训航空军事干部的问题。

  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六、关于苏联帮助我们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已发来电报,其中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我们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我们想获得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和具体解决空军援助的问题。[25]

  七、涉及东北的一些问题:

  (1)关于贸易问题。今年冬天东北可以向苏联运去80万至100万吨粮食来交换机器设备。(2)关于在远东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为了促进远东和东北的经济关系,减少我们的外汇负担,最好还是恢复远东的工业。

  (3)关于开放远东的港口以便向香港和日本输出煤炭和盐等。[26]

  如果上海和天津被封锁,能否利用远东把货物从中国运至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远东?

  (4)关于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电力的问题,东北要求上述电站应将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为建设这一电站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东北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协助。

  八、关于中苏文化联系。中苏文化联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紧密接近的重要工作。我们想和苏联的负责同志谈一谈有关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有关相互派遣工农和学者参观团、有关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的干部、有关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学作品、有关在中国建立俄语图书馆、有关开办书店、有关在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里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发行。[27]

  请您就这些问题给予指示或指派专门人员讨论这些问题。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6日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7月25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7月25日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您。现附这份电报如下,请您过目并给予指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年7月25日

  电报全文:[28]

  “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对这件事需要投入精力和一些费用,但是应当谈妥,这些费用要由中国来支付。

  二、  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可以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计划等你回来后再进行。

      三、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29]目前,胡宗南[30]部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其残部70000人已退至陕西的南部。我军已经占领了宝鸡和凤翔。本月26日我们由10个军组成的军队将开始进攻平凉、镇原、陇县,与马步芳和马鸿逵[31]指挥的10多万人的6个军作战。如果这些行动取得重大胜利,我军将转入短期休整,随后就进攻兰州、西宁、甘州[32]、凉州[33]、肃州[34]。因此,这些据点将在今年秋天被我们占领。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乌鲁木齐。8月中,即在完成平凉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可以开始和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35]计划这件事。据彭德怀同志的通报,他们极感汽车的不足,他们询问能否在苏联购买用于调运部队的1000—2000辆汽车。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从苏联购买汽车并将他们运至甘肃省,然后我军再向新疆推进,这就至少要把我军的军事行动推迟至明春或明夏。我已经问过彭德怀我军有无可能在今冬步行进入新疆,然后乘苏联提供的汽车穿越伊犁、伊宁地区。我尚未得到答复。一有回音,当即奉告。

  四、我们同意派苏联摄影师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将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工作。如果这事已经议决,那就需要加快进行。建议这件事在最近的1—2个月内办好。他们应该先到达北平,在这里呆1—2个月,然后上前线。这样的话,从今年10月起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工做了。这将使他们能够摄制有关占领广州、南宁、昆明、重庆、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军事行动的影片。否则,他们就来不及摄制攻打广州和兰州的军事行动的影片。攻占广州的行动计划在今年10月,攻占南宁的行动在于11—12月,重庆和贵阳在12月,兰州在10月,而攻占昆明和乌鲁木齐在明年的1月或2月。如果联共(布)中央认为有必要,可派3—4个摄影师小组到我们这里来。每个摄影师小组可指派1—2名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的记者或作家随行。他们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摄影师小组可每个野战军派一组(我们有4个野战军)。先把他们送至北平,在这里集中,然后责成柯瓦廖夫同志和我们的一位同志(中共中央委员)给他们作报告,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前线工作。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然而,摄影师小组可以和这支部队一起工作,拍摄该部队的生活、部队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前的摄影师小组的准备工作双方都进行得不充分,所以事情进展得不好。如果这次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我想,事情是可以办好的。

  五、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踏步向前,也有可能在美国和英国将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样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他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请将上述一切转告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  1949年7月25日”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关于外交问题的会谈记要

   (1949年7月30日)

  摘自安·扬·维辛斯基的日记                                              秘密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关于会谈的请求,于16时接见了他。在互致问候和一般性的简短谈话后,刘向我提出4个问题要求加以阐述:

  一、关于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关于培养、利用和配置干部。

  二、关于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

  三、外交舞台上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

  四、我们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外交部的建制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或法国外交部略有不同。苏联外交部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结构的基础是包括相应国家在内的各政治业务司。此外,尚有一些职能局以及辅助机构。我指出了主要的司和局。我还指出了一些辅助机构:事务管理局、财政货币管理局、中央会计局。我说,在外交部里还有外交使团物品服务局和两所学校:为外交部系统培养干部的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一长制原则是外交部工作的基础。部长的指示是外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的。部务委员会是顾问机构。部务委员会的决定应由部长批准。外交政策性的问题由部长提交政府审议。

  刘对外交部党组织系统的问题感兴趣。我指出,在外交部工作的所有联共(布)党员,包括部长和副部长都在一个党组织内,属于一个党委会,它拥有区一级委员会的权力。所有党的机构都是选举的。党委会由党代表会议选举。党组织不干预外交部的事务,它没有被赋予监督职能。它从事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工作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

  外交部的党组织受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的领导,而外交部党的领导成员则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

  对刘提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和党员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的问题,我回答说,在外交部约有15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约95%是联共(布)党员。

  刘想知道在我们的国外机构中(大使馆、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有无党组织。我回答说,那里有“工会组织”。对刘提出的在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里有无党组织的问题,我说,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听说过。

  然后,刘请求讲述有关我们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的组织情况。我就此问题做出解释,并按刘的请求着重讲了领事馆的职能。

  刘接着提出了我们外交干部的培养和他们的党派身份问题,以及在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服务中利用旧专家的问题。在对此问题作答时,我强调,在外交干部的培养和学习上,我们依靠我们的党。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是我们干部的来源。我们外交工作人员的绝大部分是联共(布)党员并出身于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我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就更新了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国外机构的外交工作人员的成分。与此同时我还指出,我们吸收过旧专家,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即使现在我们也不拒绝利用非党的旧专家(国际法问题的专家、顾问和法学家等)。在利用旧专家的问题上,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在必须勇敢地提拔新干部的同时利用旧专家的著名论断。我们现有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依据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如果给他们提供了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条件,是不可能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的,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条件下。

  刘又问,我们方面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有什么建议或愿望他可以转告毛泽东的。对此我说,妥善解决对日本的和平是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应当力求这一问题的筹备工作由外长会议,而不是如美英所建议的那样在11或12国会议上来进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像解决其他重要国际问题那样,达成下述一点是重要的:在此之前,中国新的民主政府应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

  我接着指出,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及时使美国当权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利用局势的企图不能得逞。我指出,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有特别的警觉和警惕性。

  我还指出,在国际事务中还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自由。外交与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应当经常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及时了解并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拥有重要的战略潜力。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有英明的教导,所以我们说,这是斯大林的外交。

  刘随后说,毛泽东非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并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刘说,我们也邀请您访问中国。我对邀请表示感谢。

  在谈话结束时刘问,外交部是否有可能接受一批中国民主主义者参加短期训练班,为中国未来的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培养外交工作人员,或者,如果方便的话,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就地培训中国干部。我指出,我觉得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一问题应通过最高级机构的协商。刘说,这当然要反映在给斯大林同志的有关信件之中。

  会谈时了解到,中国朋友没有足够的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外交词典等。我答应寄赠给他们几本已经出版的外交词典第一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二卷。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和师哲(卡尔斯基),以及伊·弗·柯瓦廖夫和尼·特·费德林。

  会谈持续了3小时。

  安·维辛斯基(签名)

  分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刘少奇关于带专家回国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49年8月2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36]

  我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要我回国,把王稼祥同志留下协助近日即将来莫斯科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处理创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事宜。这一工作在8月中旬或下旬结束后,王稼祥同志应回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会议,会后他将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非常希望,如有可能,伊·弗·柯瓦廖夫同志,还有部分选派到中国去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37]其他的苏联专家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走。[38]

  为了给伊·弗·柯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们以准备行程的必要时间,我打算8月10日离开莫斯科。恳请您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和一些苏联同志会谈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

  请予指示。[39]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8月2日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

  [1] 柯瓦廖夫(1901—1993),苏联铁道部副部长,1948—1949年任驻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2] 以下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柯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问题的序号是斯大林加的,正文中的着重线也是斯大林划的。

  [3] 根据中国方面的有关材料,7月11日,中苏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219页。)

  [4] 马步芳(1903-1975),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5]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划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6]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7] 文中着重线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划,下同。

  [8]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此处应为550万人。

  [9] 括弧中的话及序号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加,下同。

  [10]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1] 安得列耶夫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使用的化名。

  [12]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3] 斯大林在这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4]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5]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6]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双着重线。

  [17]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8]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9] 斯大林指的是在贷款协定中所包括的用于制造中国硬币的白银。

  [20] 斯大林在这两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1]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2]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3]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4] 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划的。下同。

  [25]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6]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7]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8]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贷款协定的。电报说: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29] 邓力群当时是随同刘少奇访苏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于1949年8月14日由莫斯科到达新疆伊宁。

  [30] 胡宗南(1896-1862),在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7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1] 马鸿逵(1892-1970),在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自行组织宁夏兵团并兼任总指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

  [32] 今张掖。

  [33] 今威武。

  [34] 今嘉峪关。

  [35]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和赵寿山均任副司令员。

  [36] 此信是柯瓦廖夫转交的。信中附笔:“致约·维·斯大林同志。向您呈上刘少奇转交给您的信。伊·柯瓦廖夫,1949年8月3日。”

  [37] 8月14日,柯瓦廖夫与220名苏联专家与刘少奇同车离开莫斯科,8月25日到达沈阳。

  [38]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以上两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39]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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