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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
(博讯2003年10月14日)
  陈益南

      在历史事件中,有时,常常是由细节穿透了很多轰轰烈烈的表象,而凸露了真理。 (博讯boxun.com)

    六十多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之中所有的主要当事人,包括寿高百年的事件主角张学良将军,均已离世,其过程的梗概,也已大致清楚。但是,对这一事件,及其过程中各重要情节的深层次动因,是否也已全弄清了呢?

    近日,新读到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之中,对某些细节的真相,深为震憾。由此,加深了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画页的理解,也加强了对“历史”之丰富的认识。

    (一)张学良曾要求参加中共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确,是一个行事常有独到处的热血东北汉子。

    他除了在生活上曾是极为随心所欲任意放纵——在年少时,吃喝嫖赌毒,无所不为,也无所顾忌,而且,也从不遮遮掩掩伪充君子;但为戒毒,他却又能以常人难有的意志,度过地狱般的治疗期。

    在处理军务政务时,也更常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不理旁人如何评说——逆父意始终赞颂郭松龄,为固帅权断然诛杀杨宇庭,求统一毅然将东北易帜,还有“西安事变”的贸然发动与果断结束,无不体现了他敢作敢为、勇担责任的做事风格。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半年,即1936年6月,仅万余人马的中央红军,还尚未完全摆脱长征险境,而在陕北刚刚立足之际,统率有二十多万东北军的张学良,便在与中共方面接触数次,并读了一点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书后,竟然以堂堂原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与东北军统帅之身份,向尚处危难境地之中的中共,提出了申请加入中共的要求。

    此事,再一次体现了张少帅独往独来的性格。

    对于张学良主动要求加入中共的举动,中共领导高层自然非常高兴。

    193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接到了派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密电,报告说张学良已提出申请,要加入中共,请中央定夺。

    仅隔一天,即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便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知”说,“拟允许其(张学良)入党”,因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

    可见,在收到刘鼎的报告后,中共中央便立即讨论并决定了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

    但是,在此电发出后一个半月的8月15日,共产国际却在一封给中共中央的来电中,批评了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做法。

    这一来,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究竟是否成为了事实,或已为共产国际所阻止而未兑现?便成了个历史谜团。

    六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各方参与者,已谈了很多事变的经过。可是,对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的秘密,却从来无人论及。

    当时与张学良事有关的中共领袖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叶剑英,还有刘鼎等,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张学良入党的公开说法,现在他们均已去世,张学良本人也不在了,而中共与国民党两方面,至今也均未完全公布“西安事变”及其前后的官方档案材料,因而,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确成了一件悬案。

    张学良最终是否成为了中共党员的历史事实,目前,虽暂无法弄清楚,但,从现在已知的某些侧面,却还是能看出这件事真相之若干蛛丝。

    首先,可从有关时间上推断一、二。

    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要求入党的电报,是6月30日到达陕北中央的。

    张闻天向共产国际报告,通知“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的电报,则是7月2日。

    两封电报的间隔时间,只有一天。

    看来,在这间隔的7月1日中,中共中央无疑已讨论决定了张入党的事。

    而到共产国际回电,批评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之时的8月15日,离中共中央作了决定之日,则已过去一个半月。

    在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对于张要求入党之事,中共显然是不可能回避的。婉拒,还是批准?都得须给张一个答复。

    当时的境况,是既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才去答复张学良的。

    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入了党之后,又劝其退党。

    因为,做出这两个“不可能”之一,都有可能让张学良丢失对中共行事的信任。

    同时,也不符合当时尚弱小的中共,极力图谋扩大力量的迫切愿望之现实。实际上,毛泽东在7月1日那天,给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报中,便告知了:在东北军上层长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这个东北军“上层”,是指张学良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因为,另一名东北军主要上层人士王以哲的入党,还在张学良申请之后的二个月之时,并非在7月初。

    因此,可能有的一种历史情况是:让张学良做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这种只与中共高层联系,而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以利于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军中继续潜伏工作的“特别党员”,其实,在中共为数不少。甚至,连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他那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就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隐蔽到他辞世前不久。虽然,在1958年时,他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公开举行过一次积极申请加入中共的活动。

    还有一位历史大名人杨度,那位极力鼓窜袁世凯做皇帝,以实现其君主立宪理想的“筹安会”首脑,后来,竟也戏剧性地成了中共党员——当然,是不公开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

    杨度大约是在1929年秋,中共地下首脑机关还在上海时,加入中共的。而直接领导杨的,则是兼着中共中央特科主任的周恩来及其助手潘汉年。当时中共的处境还是比较危险,力量也很弱,象杨度这种名人及通硕大儒能加入中共,对中共在国统区联系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搜集特别情报,是有着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的。杨度加入中共后不久,于1931年病逝,当时,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但杨度的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只到八十年代时,才由文化界名人夏衍在临终前披露(夏衍曾接手潘汉年与杨度保持秘密联系),并说了是周恩来在生前曾交待过他的:杨度是中共党员以及杨为党做过一些工作的情况,适时要公布于众。

    这样,今天的人们,才知道曾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居然还有过改为信奉共产主义的传奇经历。

    至于国民党军队那些高级将领中,平日根本不与中共组织接触、而只在关键时机显身手的中共特别党员,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如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国军战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以及100师师长廖运周等,原本就是中共党员。他们其实不是什么起义不起义,而是属归队性质。

    其实,当时,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张学良的亲信部属、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后,他也秘密参加了中共,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对于王以哲的这个身份,甚至连当时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们都不知道。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当有关部门认定王以哲的中共党员身份时,那些已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原东北军人士,都纷纷表示不相信。幸亏,当年代表中共派驻东北军高层,并直接秘密领导王以哲的叶剑英健在,出面讲话证实此事,中共的党员烈士名单中,才有了王以哲的地位。

    另外,张学良可能确加入中共的事情,还可从张学良自7月3日后,即中共中央7月1日讨论并决定了张要求入党之事后二天,至“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电报信件往来中,看出些眉目。

    在这些电文与信件中,双方不是互称“同志”,即称“兄”了。亲密热情之情,跃然信件电文中。

    7月3日,也即中共中央发电报向共产国际通知拟允许张加入中共的当天,刘鼎奉周恩来电令召,从西安动身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陕北安塞汇报时,张学良便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当时张学良与中共的领导人中,只与周恩来会过面),交刘鼎送周。

    张学良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双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侯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 李毅

    以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便称用“李毅同志”了。

    照理,此事中的刘鼎(解放后曾任国家重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完全知道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的。但直至他于1986年去世,他也没有公开向人说过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张学良还在台湾被软禁着,老蒋虽已死,小蒋却仍持父命,没有给张以自由。若说出张学良有参加中共一事的细节,那显然只会害了张的。因此,只要张学良没有获得彻底自由,只要张学良还身在台湾,这件事的确是仍不能透一点风的。

    现在,不仅曾参与知道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一事的中共要人们,都不在世了,连张学良本人也于一年多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因此,张学良究竟最后是不是确参加了中共?这件悬案,便永远不能由活人来解答,而只能在今后的某时,靠中共与国民党两方公开原有的机密档案,靠张学良生前是否还遗留下什么尚未公布的资料,来予以破解了。

    不过,如果,张学良真是在当时加入了共产党,那么,对“西安事变”中的某些动因,恐怕就得加用这把新钥匙(张学良在事变前就已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来解说某些事,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了。

    (二)宋庆龄的某种神秘身份

    孙夫人宋庆龄的身份,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难道还能是假孙夫人不成?!

    当然不是!宋庆龄为世人所知的一切身份,都是无可怀疑,也无可指责之处。

    这里要说的,是她尚为人鲜知的一种身份:宋庆龄在1930年代左右,在路过苏联时,便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而且,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曾有她的轨迹。

    宋庆龄逝世后,曾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地下工作的廖承志,在生前的一篇纪念回忆文章中,曾透露过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找他的事: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

    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

    1928年5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时,斯大林曾会见过她。尔后,1929年夏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间8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装有秘密电台,宋庆龄也没有否认。

    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再次从欧洲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公布过。

    宋庆龄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

    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

    “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180度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

    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蒋”“审蒋”的呼声。

    然而,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却改为“与张、杨商量,如蒋能答应联共抗日等项条件,并有相当保证后,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是何故?

    与宋庆龄的神秘身份有关。

    当时,宋庆龄在上海。“西安事变’发生当天(12月12日),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同时又是宋庆龄的姐夫的孔祥熙,在当晚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反蒋褒张立场,坚决而鲜明。

    然而,第二天(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又来了个令人不可思议的180度大转弯。

    13日,宋庆龄突然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总干事胡子婴找到家中,并将“西安事变”之事告知了他。胡子婴听后,以为宋庆龄对此事必然会高兴万分,谁知,她却深为焦急地问胡,是否可以陪她去一趟西安。

    胡好奇地问:去做什么?

    宋庆龄竟回答: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然后,宋庆龄就向胡子婴解释为何不能杀蒋等道理。

    胡子婴认为她说得对,便回家准备,拟陪宋庆龄去西安。

    可是,当晚八点,宋庆龄却又打电话通知胡:不去了。

    宋庆龄在12日与13日两天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

    其实,是因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来了电报,而且,这电报是坚决谴责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的。

    无疑,宋庆龄在12日从孔祥熙处得知“西安事变”后,当天即会向莫斯科报告。而且,看来,最迟13日晚八点之前,她便收到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向中共的指示电。因而,她便在转发电报的同时,了解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立场,也只能遵照莫斯科的指令精神办事了。

    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高层,当然收到了宋庆龄从上海转发来的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指示电。

    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对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中共,态度是很专横霸道的。

    据斯诺在一本书中透露,斯大林在电文中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就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当时尚在陕北保安的中共高层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到,斯大林这封电报,使中共领导都觉得简直是“天翻地覆”了,毛泽东还急得“踱来踱去”。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当时,只能服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

    于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便发生了悄悄的转变。

    因此,宋庆龄确实以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过一次并不令她高兴的作用。

    1957年11月,当时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宋庆龄,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名次仅次于毛泽东),到苏联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坐在了毛的身旁。

    对此,当时的人们都以为,宋庆龄能够参加这种会议,是凭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与中苏友协会长的身份,而很少会有人知道,她实际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地位而与会的。

    1981年宋庆龄逝世时,中共中央宣布接纳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然,这只是一次向世人正式公开她的共产党员身份的仪式。

    (三)张学良为何坚决执意要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十四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之中,最让后人摇头叹息,也最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张学良为何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的“送蒋”不智之举?

    照理,事变以放蒋为终点,也属张杨举事已准备了的结果之一。

    因为,“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只要蒋介石能答应这些目的,“就让蒋介石活着进来,也要让他活着回去”(杨虎臣语),仍拥戴蒋为领袖,都早已是张杨作了思想准备的。只是,中共、杨虎臣与蒋介石宋美龄这三方,谁也没想到,张学良在最后时刻,却硬要坚持演出这“送蒋”一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曾威风凛凛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从此步入了地狱人生。

    不过,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当然确是极属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

    因为,有过反蒋行动者,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并非一二。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军陈济堂、张发奎,湘军唐生智,还有曾“蒋、冯、阎大战”中的冯玉祥、阎锡山等。这些人几乎终生都对蒋不满,更发动过反蒋之战,但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还得与他们共事,用心敷衍,最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李宗仁这些人自始自终都不放弃手中的兵权实力。往往在反蒋事败之后,通电下野也好,归顺中央也罢,那手中的派系军队,却仍设法牢牢予以控制,不容蒋氏染指。

    张学良的人生失误,大概就是败在了他一时冲动,没有象李宗仁等那样,坚持旧中国军阀们的生存法则: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于张学良对东北军的长期掌控,使他在东北军的领袖权威,无他人能替代。故当张学良自投罗网被蒋介石囚禁后,东北军因种种原故,便内部生变,而无人能统一收拾分裂局面,结果,二十多万东北军,很短时间内被蒋氏分而解决,飞灰烟灭。至使张学良没有再能让蒋氏生畏耽心的本钱了,因而,这命运便生生被捏在了蒋介石的手中。

    其实,张学良在刚被囚禁时,也深知只有东北军的存在,才会有他的自由前途,故,当他听知东北军内讧,激进的少壮派枪杀了稳重的王以哲将军之时,便连忙让人告知东北军诸将领:唯东北军团结,才有他张学良归来之时!

    可是,虎已入牢笼,其任何观念、指示、影响,均已鞭长莫及!张学良这只老虎,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让蒋氏有几分畏怯。可是,既落平阳,还有什么可说?最后,竟弄到跌入连区区一个看守他的小特务刘乙光,都可以在囚禁地,常常与其老婆一道,凌辱欺负得昔日的少帅与赵四夫人,只能在暗中痛哭泪流的惨境了。

    张学良并非一介书生,他很早便随父征战,也带兵多年。在其父死后,为了不致让“摄政王”模样的杨宇庭夺去东北集团帅权,他权衡利害后,毫不犹疑,即行速速诛杀之最烈手段,除去后患,而拒绝了稍为和缓的削权撤职等方式。可见,张学良对送蒋氏回南京之前,不会只有书生之见。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做出件显然丧失理智的蠢事呢?

    首先,张学良是一个性情中人、热血汉子,这是所谓内因吧。毕竟,已为很多事实证明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并非无稽之谈。对待同一件事,不同性格的人,处理的方式,确会有差异。

    但是,触发这性格起作用的所谓外因,则是导致某件事滑入某种结果的具体关键。

    这些促使张学良冲动失智的外因是什么呢?

    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某些反应。

    在谋划扣蒋的事变计划时,张学良想:蒋介石不抗日,老是还打内战,我们现在扣住他,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件事,应该是很得国内外人心的吧。特别是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在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

    不料,“西安事变”爆发后,远不是张学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面,而是:

    (1)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当然,这是由于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所致。黄于事变当日(12日)接到张学良电令后,不仅没有遵电令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向中央军巩洛警备司令告了密。结果,南京方面在张杨致中央政府的通电尚未到达时,那儿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因而,当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向西安方向调动了拟进攻的军队,另一方面,便迅速控制了宣传舆论,不让西安方面的任何消息进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面。

    这样,张杨便先在舆论上输了一着。

    而这呈一边倒的拥蒋骂张杨的舆论浪潮,却使张学良大吃一惊。

    (2)张学良原以为他们扣蒋后,其他派系与地方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张发奎刘湘冯玉祥等,便会通电支持,因为,平日他们就对蒋有怨,也都指责蒋不抗日。

    可是,张杨全国通电后,竟无一党国要人与地方实力派响应,连事前曾向张表示过赞同的阎老西,也装模作样公开发电连问张杨数个“乎?!”,不肯支持事变。

    对此,张学良也有些瞢了:怎么会这样呢?

    (3)苏联内部及公开舆论都指责咒骂张杨,说“西安事变”是日本走狗张学良的罪恶妄图。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八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如当年4月9日,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

    而在当年9月,张学良还派其秘书栗又文(是中共党员)到了新疆,向驻疆的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转递了给斯大林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报告,当时苏联方面也答应帮东北军在甘肃平凉建兵工厂的事。

    可是,自“西安事变”第一天起,事情恰恰相反。事变不仅没能获得苏联的叫好,倒反遭来严厉的指责。

    苏联的变化,当然主要是来自斯大林一贯以苏联利益至上的沙文主义观念。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不利于苏联的事,他是不管符不符合国际革命原则的,只会首先以苏联的利益为重。“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担心由此导致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可是,苏联这远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态度,对当时张学良,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他立马有些惶恐了。因为,背后没有了强大支持,张学良以前所有的种种计划,都将有可能是无根之木。

    (4)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态度也改变了。

    在事变后的前几天,中共对张杨扣蒋的“西安事变”欢欣鼓舞,在12月17日致张学良电文中,还说:要张学良在紧急之时“诛之(蒋)上为”,17日夜,到达西安的周恩来,还与张学良商定向来西安的宋子文提出的条件,只同意由宋子文而不是蒋介石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

    然而,三天之后,即12月20日之后,中共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改变,由甚至可以“诛之为上”的立场,转变为主张释蒋拥蒋以避免亲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

    前文已述,中共的转变,实乃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所迫,而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

    特别是在22日那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请按原定计划,公开成立中共、张、杨“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而中共在第二天,即23日回电,却委婉表示不同意公开成立这一政权后,张学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确很有些伤感地说了:

    “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回忆文章)

    “周恩来比我还‘和平’……”(张的东北军高层亲信高崇民文章)

    1991年5月张对来访的东北老乡曹长青等人抱怨:“当初周恩来说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又是头头是道。”

    虽然,张学良诸多讲话中,对周恩来人品上是持钦佩赞扬态度,但,对“西安事变”后中共未能实践某些约定,他无疑是很有些不满的。

    实际上,张学良对中共的巨大支持,不仅体现在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而逼迫蒋介石确停止了剿共政策,使中共能得以有陕北这个地方进行休整壮大。当时,更体现在张对中共红军的种种实际物资援助上。

    1936年秋,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军,由于国民党的围堵封锁,陕北那地方本就贫穷之极,致使当时红军的粮食与冬衣没有着落,严重地威胁到红军的生存。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电请其速送“五万、十万都要快”的援款,却迟迟未达。是张学良,他知道后,即派人送去一万套冬装,数万双鞋,大批粮食与数十万元巨款。雪中送炭,确帮了中共与时仅数万红军的一个大忙。

    对此,中共领袖们确也有些感到“对不起”张学良。

    周恩来就在不同场合向人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并在后来一提到张学良时,他总是很动情,并时常流泪。1949年12月初,当国民党云南将领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时,周连忙向毛泽东建议:用卢汉起义时所扣押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向蒋介石换回已囚在台湾的张学良。毛泽东也立即首肯并下指示。可惜,因张群对卢汉将军个人有昔日之恩,毛周的指示尚未到时,他早已将张群私下给放了。周恩来闻此,只能仰天长叹。

    不过,不要说是周恩来,就是整个中共中央,在处理“西安事变”后期的态度,都并非哪个人的品格或个人认识决策所为,确全因是“政治”,因为,中共当时还绝不能得罪斯大林。所以,周恩来后来在力劝张学良不要去送蒋介石时,说了句:政治是象钢铁般无情啊!

    据有些心理学家分折,对一个人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并不是敌对者的强大与其攻击,也不是旁观者的冷脸冷笑与讽剌,而最大的打击,是来自于他的亲人、密友对其态度或对其原先有过的承诺的改变。

    所谓“万念俱灰”的心态,就往往产生于这种时侯。

    张学良当时会如何想呢?试折一下:

    面对全国拥蒋而反张杨的舆论浪潮,虽出乎意料,但,尚不要紧:国人现在是不了解情况,而时间,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还可以等。

    各地方实力派均不作声,隔岸观火。也不怕。本来,对他们就不抱太大希望,何况,随着事态的发展,相信他们的“中立”不会持久。

    苏联的态度,则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炸碎了张学良的美好远景发展蓝图,期望背靠苏联而建立大西北国防政府,进而向全国推进抗日体制的计划,看来是不行了。不过,虽然如此,退而想之,无非是重新计划再从头另谋良策而已!东北军的发展,也不是靠苏联才到今天的局面的。

    然而,中共诸位同志态度发生的转变,中共竟由“同谋者”的“三位一体”之一的身份,却转变为这个事变的旁立者、调停者,反变为比我张学良还要对蒋“和平”者,这就太让人伤心了!这,“三位一体”还有什么意思呢?又怎么还能存在下去?

    本来,即便遇到了天大的困境,就算是苏联现在不支持不理解,但,只要中共与张、杨象事变以前那样,捆成一把,仍有二十万东北军、几万西北军、几万红军联手在一起,在中国又还会怕谁呢?又何愁没有机会给我们呢?

    可是,如今,中共变成了旁观者,此事对动摇杨虎臣以往的想法,肯定无益有害。现在,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变”,兵多将广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便成了实际上获罪的一个“孤家寡人”。整个“西安事变”的结果,也已违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气壮地逼蒋氏联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压迫下,乞求蒋氏停止内战而抗日了。

    既如此,不如干脆做事做到底,亲自送蒋回南京,只图以此来洗刷自己发动事变并无个人私心!至于以后怎么办?先不管了。

    杨虎臣说:你们讲和平,实际就是牺牲我!

    是呀,怎么能牺牲虎臣呢!我是大头,他是最小一方,事既已如此,真要牺牲,当然就得牺牲我张学良了!否则,堂堂张学良如何能立于天下呢?!

    当然,张学良到底真正如何想的史实,现在并不得知。

    但,上述四点原因,特别是因中共突然改变立场,很可能,就是促使 36 岁的他,做出糊涂一时的负气冲动的历史性一举之关键。

    2003年9月8日

  浴火凤凰:http://people.freenet.de/chinatown/index.htm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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