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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

【博讯2003年2月01日消息】    乾坤一掷为哪般 ——西安事变前张、共、蒋关系探密

   秋实 (博讯boxun.com)

     关于西安事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认为蒋介石和共产党早就在进行秘密和谈,双方都把张学良蒙在鼓里;张氏发动西安事变,到头来只成了两党谈判的筹码,白白作了牺牲。最早立此论的,似乎是台湾的李敖先生。流传到今天,中文网上,仍不时有人持此说。

     中国大陆对于历史资料的保密措施,有意无意间也助长了此说的流行。过去多年,官方的宣传和研究,一直有条关于张学良的纪律。这就是,鉴于张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十分注意保护张学良先生,不要给他带来意外麻烦。凡是有关张学良联共内幕的材料和说法,若不同于成说,都要十分小心地避免公开。至于张学良本人,也是从来不提这些内幕。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张学良本人的众多自述中,不难发现,他最害怕讲并且刻意回避的,就是他与中共及苏联的关系。

     然而1985年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观。中共方面断断续续公布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数百件历史文献,包括一些过去高度保密的资料,比如张学良要求入党却遭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同意在紧急时对蒋“取最后手段”的文电等。再加上莫斯科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大陆许多官修党史传记中引述的数百种尚未完整公开的文件报告讲话等等,以前被张学良和共产党人刻意隐瞒的内幕,终于一点一滴地曝光。

     却原来,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竟是异乎寻常地亲密无间。中共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不仅没有向张学良隐瞒,而且恰恰就是利用张学良的电台,作为中共中央与上海潘汉年联络的中转站!由于中共陕北电台功率太弱,中共中央与远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一直未能建立起直接电讯联系。潘汉年向中共汇报进展,中共中央向潘汉年下达指示,不少都是先拍发到西安,委托张学良代转。

     就在张学良在西安发动扣蒋的前一天,1936年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还有一封电报致张学良,介绍潘汉年与南京谈判情况以及中共方面的谈判原则,并托他代转中央给潘汉年的指示。这封电报全文如下(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

   李宜兄:(甲)雨苍已动身,删日可抵兄处。(乙)陈立夫第三次找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且须扩充之。彼方若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丙)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不作无原则之让步。(丁)因上海电台尚未建立,暂时不得不由兄转,今有一电致汉年,祈赐转为荷。  弟东、来

     此处的“李宜”,即张学良化名。中共与张之间来往联络,一直用张的化名“李毅”或“李宜”,这可能是由张的别号“毅庵”而来。电文中的“雨苍”,即叶剑英,他是中共派驻西安张学良处的全权代表,当时因事离西安回到保安。

     电文第一段“雨苍已动身,删日(即15日)可抵兄处”,是对张学良12月7日电报的答复。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见劝蒋无效,便下了扣留蒋介石的决心,并开始作行动部署。下午5时,他发了封急电到保安,邀请叶剑英火速前来西安相商大事。不过张学良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在电文中明示他的计划,只说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望速来。中共未能了解其中玄奥,不知事情紧急,拖了几天才回。

     第二段提到了陈立夫与潘汉年第三次谈判的情况。刚好在一个月前的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也是国共两党高层间的第一次接触。中共方面开出的条件,套用现在台湾和大陆较劲的话语,可以说是“一国两府”: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府,即中共的苏维埃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两者共同追求统一于将来的民主共和国。在民主政府建立之前,国民党放弃反共政策,共产党放弃暴动政策,先召集由各党各派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成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国民党可在其中占主要领导地位。

     国民政府方面,陈立夫转述蒋介石意见,集中提出军队问题:红军可以留三千人实行改编,仍归共产党领导不变;其余军队均由南京国民政府编遣,师以上干部解职出洋半年再回国量才录用。陈立夫承认这个条件有些苛刻,国民党方面并非不能让步,但最好由最高军事当局直接协商。他建议请周恩来出来与蒋介石面谈。

     此次会谈,双方无结果而终。11月19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会晤,还是因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未取得任何进展。中共拒绝周、蒋面谈建议,表示“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到了12月8日,潘汉年忽又有一电致中共中央,称陈立夫第三次找他会谈。陈告诉潘说,蒋介石已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一定要收编红军,也不再要求师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同意红军大部可不由南京编遣,而是实行一次性改编,仍归共产党领导,但改编后的红军人数不应超过三万。至于平等地位问题,陈立夫说,如指国内团结共赴国难,可以同意,但对国际外交和舆论方面,实难承认两个平等地位之政府。

     这时候,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实际上已经与“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中共实际接受的条件,非常接近了。但是中共出于对蒋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仍然不能满意。

     前述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就是为回答潘汉年8日电报而发,声称蒋介石的新条件仍是“侮辱红军之态度”,应予根本拒绝。当时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不久,军容齐整。西征战役刚刚展开,西路军虽然遇到困难,尚未全军覆灭。陕甘红军总人数,号称有六万之众。蒋介石一下子要他们减少一半到三万人,自不能答应。中共告诉张学良,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且须扩充之”,“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不作无原则之让步”。

     大陆党史专家张魁堂先生的《张学良传》,披露了不少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的情况。他甚至认为,正是中共在谈判中毫不妥协的立场,促使张学良更加坚定了他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的决心。

     此说不无道理。当时张学良与共产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到了同穿一条裤子的地步。早在半年以前,他就与中共暗中约下了一个投靠苏联、割据西北、制造第二个外蒙的惊天大图谋。这就是,利用李宗仁、陈济棠等在两广发动事变反蒋之机会,首先在西北成立抗日政府,由张学良担任主席和联军总司令,象外蒙一样脱离中央取得独立地位,并与苏联签订互助协议,然后依靠苏联军援,先夺取平津,再反攻东北。以此为基础,张学良与共产党两家,早就结成了利害与共的同盟。

     共产党与张学良的西北发动计划,虽然打着反蒋抗日的漂亮旗号,说穿了其实就是投靠外国、分裂国家。它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还不在于此,而在它未抗日先击友的内战图谋。当时宁夏马鸿逵马步芳:甘肃胡宗南等,不见得跟中共和张学良跑,西北发动不免要与他们大起武装冲突。而北平、天津等,是在宋哲元第二十九路军手中,倘若宋哲元不肯加入反蒋,张学良反攻东北之前,就要先夺取平津,岂不是要诱发一场更惨烈的内战?只怕东北未夺回,中国人自己已经先打了个稀巴烂。

     对张学良而言,经营西北,自成局面,那是早有此心,图谋已久。当他还在武汉剿共的时候,他的秘书,跟他“几近半师半友”的黎天才,就曾向他献策:“西北是中华民族远祖的发源地,必要时可以分治割据。”10月9日,张学良的智囊团,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及杜重远等,齐集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写成《致张学良建议书》,核心内容就是联苏、联西北军,建立陕甘根据地。此建议高崇民亲自带到西安张学良处。

     后来,张学良本人在其《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无意中泄露了他当时的若干考虑和计划。他说,他之接受西北剿匪的任命,是考虑到“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

     可见张学良到西北,其志不在剿共,而是经营西北根据地。他所讲的抗日准备,亦未尝不是割据准备。然而他也知道,欲在西北立足,单靠东北军不行,非得先在国际上傍一个大腕不可。这个大腕就是苏联。所以,张学良一到西北,尚未与红军开战,就已经在暗中着手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只不过,他这边厢不断暗送秋波,苏联那边毫无反响。看来要联苏,就不能不先联共。

     不久以后,他很快接上与红军的关系,并且与中共打通苏联经营西北的计划一拍即合。为了取得苏联信任,甚至还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中国共产党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考察,显然也把张学良当成了可靠的朋友。

     无奈到了8-9月间,西北发动的计划因几个因素而被搁置。其一,两广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其二,共产国际坚持要求中共放弃反蒋,转而联蒋抗日。其三则是张学良发现其部下高级军官军心不稳,顾虑重重,几乎没有人愿意拉出队伍,公开竖起反蒋旗号。就连最早帮张学良联络红军,与共产党联系最密切,被张学良倚为联共右臂的王以哲军长,也对张学良的日益左倾啧有烦言。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牢骚说:“以前在东北不抗日,在热河不抗日,现在跑到大西北,离鬼子那么远,却讲抗日了,怎么抗呢?”

     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还有个报告,称王以哲被蓝衣社包围,拒绝跟左翼人士接近。蓝衣社甚至提出倒张拥王口号,声言张先拥蒋,继而反蒋,是无信义,没有出路,他不赞成。王的参谋长赵镇藩也表示,如联苏,确实把握决不能妄动,并怀疑苏联是否可靠。

     一句话,这些军师长们,当初对于联共停战,保存实力,倒是蛮积极的,可是一旦要豁出去跟红军联合起来干,就纷纷打起退堂鼓来,都不愿意赞成了。

     鉴于此种情况,张学良曾请求共产党多派干部到他部队中,帮助他训练军官,培养新血,改造军队。他对当初国民党在苏俄帮助下创办黄浦军校,建立新型军队的历史,印象很深,私心极为赞许,亟愿效法。

     当然张学良也不能不认识到,西北发动,尚不成熟。所以,当8月下旬潘汉年通知张学良,中共准备采取所谓的“逼蒋抗日”新方针时,他当即表示赞同,并愿意多方配合。此后他积极活动地方实力派,以图造成联共联苏的气氛和声势,同时力劝蒋介石停止剿共,公开联苏,立即抗日。照他的如意算盘,一旦事成,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了联共联苏的大功臣。在举国联共联苏的大气候下,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的重重顾虑和反对声浪,自然烟消云散。以西北地理位置之重要,以他在西北的领袖地位,以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愁不能取得苏联的支持与大量援助,实现他在西北自成局面,进而反攻东北的梦想。

     在8月的那次谈话中,潘汉年也告诉他,劝蒋的同时,千万不要放松西北发动的预备工作。潘汉年说,如蒋真的联共联苏,你准备之事对他并无损害;可是如果蒋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继续剿共战争,那么无论你准备与否,他到头来都不会原谅你“通共”的行为,那时不仅抗日不成,反蒋不成,连东北军也将成为俎上肉。这番说辞,张学良最后是听进去了。

      苏联是唯一有实力并且愿意帮助自己立足西北打回东北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已经毫不怀疑。而且,直到西安事变前,他都一直坚信,一旦他发动抗日,苏联援助就会滚滚而来。《徐永昌日记》有则记载,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一次与张学良在山西绥靖公署吃饭,张声言“俄已计划在开战时,空军能一次运送一万兵到敌人阵地后。”事后徐评论张的抗日见解,称其不过“为大学生主张”。

      距事变一个月前,张学良曾亲自飞往山西,与阎锡山密谋“逼蒋抗日”。他劝阎不要担心逼蒋失败,说,万一事不成,可以联晋军、红军、东北军自成“抗战”局面,共产国际援助没有问题。阎锡山持重,问张学良三事: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干涉外蒙?国际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红军能否听指挥?张学良让叶剑英等对阎作了解释,但阎锡山老奸巨滑,不肯轻易相信,一定要肯定和具体的答复。

      而张学良不是阎锡山。他所考虑的,已不是苏联能不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是开什么价要求什么援助的问题了。1936年11月,苏联在新疆方向为红军准备了大批武器弹药,等待西路军去取。中共告诉张学良,苏联已准备好一批军援物资,请他配合西路军打开道路。张学良虽然“环境十分附难”,仍电令在兰州的于学忠为红军提供协助,并且于22日回电中共,说“惟货尚不能满意”。为什么货尚不能满意?就是没有他要的包括飞机大炮在内的重装备。但苏联开始提供军援的事实,无疑更坚定了他联苏的决心。

      这时距离他发动事变,只有20天。

      1936年1月下旬,张学良首次赴洛川秘密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回到西安不久,意外地发现南京中央政府也在与中共秘密接触。据张回忆,一负有接洽任务并化名王牧师者,前来求见。此人“持有财政部公函,要求进入匪区”。

      这位王牧师,真名叫董健吾,乃上海中共特科成员。他与宋子文是同学。宋子文受蒋介石之命,寻求与中共直接谈判,遂通过宋庆龄找到上海的董健吾,托他与张子华前往陕北递交一封密信,并给他一个“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头衔作掩护。

      董健吾与张子华来到西安,正值隆冬,大雪纷飞,转眼一个月过去,仍无法成行。最后他决定面见张学良,求他帮助。张学良听过董健吾详细解释,亲自发电向南京方面询问,获得证实后,就用自己的私人飞机将董、张二人送至肤施(即延安,当时在东北军控制下),再由他们自行前往中共中央所在的瓦窑堡。

      得知蒋介石与中共联络,张学良十分不解:为何一面令东北军剿共消耗,一面自己又越过东北军与中共谋和?当时政府高层不少人已有共识,欲抗拒日本,必借助俄国。蒋介石也频频接见苏联驻华大使。这次与中共接触,看来就是与此相关的一步棋。令张学良不满的是,蒋介石一面命令东北军拼命剿共,一面却自己单独走这步棋,联共联苏作好人,这是大大的不地道。将来联苏事成,负责剿共的张学良,岂非又作了一回恶人?那时苏联援助来了,东北军却因剿共为苏联所嫌恶,岂不是又要吃大亏?

      张学良出生军阀,多疑且不肯吃亏。当年中东路事件,他生怕中央插手东北事务导致大权被夺,不让南京中央政府办理外交,一定要自己去与苏联交涉。九一八后,他又不顾南京要求把一切对日交涉集中到中央处理的命令,自己私自与日本人谈判,不放一枪撤离锦州,置中央要他在锦州抵抗的命令于不顾。其后的汪张之争中,他不肯出兵热河抗日的理由之一就是,你中央不正式举国对日宣战,干嘛要我东北军单独跟日本打?

      以张学良当惯了军阀的一向作为,一旦他认为蒋介石有牺牲东北军的意图,会是什么心情?再加上南京对东北军的种种不公,他现在对蒋介石是既怕且恨:你既然做了初一,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初二?你既然能对东北军不义,为什么我就不能脱离中央去自己联共联苏,在西北自成反蒋抗日的局面?

      这种心理,在4至5月间张学良与中共特派员刘鼎的谈话中表露无遗。他说,他现在是“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牵延到11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外(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亦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要彻底干!”[“刘鼎致中共中央密信”,引自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96-999页]

      可以说,发现蒋介石暗中通共,是促使张学良加速联共并走上反蒋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蒋介石为何要联共呢?蒋介石联共,虽然同样也是始于联苏。但他显然有着极为不同的多重打算。

      首先一重打算,是为将来的中苏军事同盟消除隐患。大约从1935年10月开始,蒋介石及南京中央要员,接连同苏联驻华大使就两国合作互助问题进行谈判,力争苏联援助中国抵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谈判中蒋介石首次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

      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中国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又得到消息说,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曾发表声明,放弃笼统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蒋估计苏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已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俾使中国能全力抗日。于是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与苏联直接交涉两国军事合作。

      蒋介石急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主要从中苏军事结盟上着想。无论他能否消灭国内共产党,对于远在苏联的中共组织,总是鞭长莫及。倘若不能将中共纳入政府控制之下,将来一旦中日正式开战,苏联军队根据条约进入中国作战,中共人员随之而来,在苏军庇护下处处建立政权,岂非拒狼引虎?因此,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中苏军事结盟之必不可少的前提。

      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苏联方面其实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想法。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对中共施加压力,支持政府统一中国,以取得中国政府信任。但鲍格莫洛夫明确表示,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国共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第二天,蒋介石致电邓文仪,要他立即停止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谈判;并致电陈立夫、张冲,命其中止秘密谈判计划,立即回国。

      苏联意图叵测,蒋介石遂决定依靠自己,在国内解决中共问题,然后再视情况与苏联谈判条约。他的打算,是军事围剿与政治谈判两手抓。军事围剿由张学良负责。政治谈判方面,与中共的接触,除了董健吾、张子华这条线以外,陈立夫还秉承蒋介石旨意,放出了另一条线。

      这另一条线就是,国民党方面以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浙赣铁道理事会秘书谌小岑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刘少奇领导下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吕振羽为代表,从1936年3月到8月,双方在北平、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

      在所有这些谈判中,蒋介石提出的中心要求不外乎两条:其一,苏维埃改制——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不伦不类的国中之国;其二,红军改编——实现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在此前提下国民政府保证停止进攻红军,释放共产党等政治犯,满足武装民众、一致抗日等各项政治要求。

      董健吾和张子华于1936年2月底到陕北,中共中央首次了解到蒋介石的这个讯息。但他们认为,此两项要求的实质,是“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政策,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因而不能接受。他们主张抗日必先讨蒋,彻底否定南京国民政府法统,另行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国共双方显然毫无交集。

      到了5月,红军以抗日为名、实则以扩大根据地为目标的东征山西作战受挫。谈判中周小舟要求停止进攻山西红军。5月15日,曾养甫在答复中,代表国民政府提出了让步最大的四项主张: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的责任,并促进联俄。

     这四条中,蒋介石等于放弃了他一向坚持的两个前提条件: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只要红军主力能够北上察绥外蒙边境展开抗日,则改制和改编,无不可以延后解决。南京方面甚至愿意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之前,先行改组国民政府。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联共的另一重目的。这就是利用红军之手,将日军进攻的矛头引向北面,引向外蒙,最终引向苏联。

     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注意到,日本军方一直有“北进”与“南侵”之争,而他判断“北进攻苏”的可能性为最大。蒋介石估计,日苏必有一战,而且苏联很可能先动手,出动空军轰炸日本及满洲的日军基地。1934年4月,他与汪精卫、黄郛研究形势时曾说:

     “余料第二次日俄之战,如倭寇内部之文武主张不能一致,则一年以后,俄必先取攻势,一空军作战。如不先下手,则其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不能不退贝嘉湖以西,则成持久之局,此俄所不为也。故俄先必轰毁日本与东北倭寇之根据地,一行先着。且第一次日俄之战,日乃不宣而战,故俄国东方海军全灭,为日所算,而此次开战,则俄决不肯蹈此覆辙而左以待寇也。”[《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4月12日]

     基于这一判断,从1934年到1935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一方面坚决抵制日本方面与中国建立“攻守同盟”,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实则防苏等等要求,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对日开战,实行谅解、和缓,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从而促进日苏冲突。总之,既不得罪苏联,又不与日本开衅,最好让他们两方火拼,中国得免于难,而且可借机火中取栗,趁日本之败,收回东三省。

     然而形势发展不如所愿。日本对华侵略,丝毫不因其有攻苏企图而减弱。1935年,日军在华北不断制造事件,步步蚕食,分离华北的野心凸显。蒋介石意识到,日本至少是要先控制中国,再去对付苏联。看来中日之间,终须一战了。

     于是,在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次年7月,蒋介石更阐明最后关头的含义,这就是决不订立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协定。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国,或强迫造成进一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局面,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换言之,中国已决定不再对侵略退让。

     正是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积极谋求与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不料此举受阻于中共问题,竟无疾而终。到1936年5月,他注意到日本与德国缔结了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也注意到苏联与外蒙刚刚订立了互助条约,苏联必欲保护外蒙不受日本进攻的企图已经毕现。同时也有情报表明,日本将首先在内蒙或外蒙有所异动。蒋介石又产生了迫使中共去外蒙边境展开抗日,主动挑起日苏战争的想法。

     然而蒋介石这点把戏,瞒不过极端精明的中共。他那四项条件辗转送到陕北,已经到了六月中。这时中共已经与张学良打得火热。割据西北的所谓西北大联合计划,已在紧锣密鼓进行。两广事件也正好爆发,蒋介石顾此失彼,正是反蒋的天赐良机。很自然,毛泽东对蒋的条件嗤之以鼻,绝不上钩。6月2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一电,说得一针见血: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则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见《毛泽东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

     从理论上讲,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理所当然以苏联利益为第一优先。“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喊出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他们在中国不断高喊抗战,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中国对日本开战,换取苏联的安全,以保卫这个“工人阶级的祖国”不遭受战祸。到陕北后,红军更把抗日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他们计划出兵去“抗日”的地方,除了没有日本人的山西,就是靠南的河北河南。

     正是因为此点,苏联一面压迫中共放弃反蒋政策,以期中国能够集中全力联合抗日;一面又大力援助红军物资与武器,不想让红军被蒋介石吃掉,甚至支持红军在西北立足。苏联人很清楚,一旦有事,真正可以从背后牵制日军,将战火引向中国的,也只有中共红军这支嫡系力量了。

     不过话说回来,红军的这种作为,不能说完全出于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也有自己求生存求发展的考虑。察绥外蒙边境,地广人稀,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也没有多少余地可以招兵买马扩大武装。在毛泽东等人眼中,建立根据地,并扩大武装,显然要比抗日来得优先。从生存及发展角度着眼,要他们接受出兵察绥外蒙边境去展开抗日的条件,也绝无可能。

     中共既不肯出兵察绥抗日,又不肯在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问题上妥协,蒋介石就计划用东、南、西三面合围陕北的办法,将红军赶到外蒙边境去。10月下旬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问题主要有三点:(1)“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3)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他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否则只有将红军赶到外蒙去。

     至11月上旬,蒋介石双管齐下,一面命陈立夫与潘汉年举行谈判,谋求政治解决途径,一面催逼西北剿共部队节节推进,加强军事攻势,给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然而,红军即使在危急情况下,也没有向北逃向外蒙边境的计划。正相反,他们准备的第二次长征方案,却是分头转移到河南等内地,谋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此紧张关头,绥远抗战突然爆发,很快把蒋介石的注意力从剿共战场上调开了。1936年11月14日,华北日军支持伪蒙军政府,向绥远国军展开了进攻。事发后第三天,蒋介石亲自赴太原坐镇指挥,始有轰动一时的百灵庙大捷。此后蒋数电阎锡山,力主派70架飞机轰炸伪蒙重镇。除了令中央军两个师参战之外,还调集大批中央军北上,不惜扩大战事,放手大打。

     当时山西阎锡山、徐永昌都担心“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蒋介石说别怕,根据外交部得自东京的情报,日本海、陆两省并无决裂迹象,军部也无决绝的动静,且军界要人都主慎重,不赞成绥东发动。这个时候我们在北面放手大打,不仅可收复被日军傀儡盘踞的绥察地区,亦且正好可以显示力量和决心,使华北日军收敛一下其独断独行、肆意妄为的侵华势头。

     张学良正想方设法要把红军留在西北,以实现他联苏自立的计划。绥远抗战给了他一个难得机会。张学良数次面见蒋介石,请求调东北军去晋绥参加对日作战。此举不但可以使得对中共陕北之围自然瓦解,而且还可实现他盼望以久的立即对日全面开战局面。

     但是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却不愿意东北军来,他说:“东北军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戍而敌不至,失尽民心,是用之则所得不偿所失。”蒋介石也认为张学良缺乏最后五分种之毅力,不允所求。然而张学良却一再请求。12月2日,他亲赴洛阳向蒋介石哭谏,甚至出以要挟,声言东北军群情激荡,必欲援绥,否则将难驾驭,并生不测之变乱。

     东北军军心不稳,后方随时有变乱可能,这动摇了蒋介石放手大打的决心。他决定暂时收缩绥远战局,全力巩固后方,以免“剿赤之举,功亏一篑”。于是他将原拟入绥抗战的中央大军,转调陕甘,加紧剿共,同时亲自于12月4日赶赴西安,坐镇督剿。

     张学良以东北军军心不稳相威胁,本想发动对日战争为中共解困,岂料弄巧成拙,反招来更多大军围剿,红军岌岌可危。而蒋介石不仅源源调中央军入陕,更似有调东北军离开西北的意图。如此一来,张经营多时的西北自立图谋,眼看就要毁于一旦。

     这时的张学良,对他意想中的苏联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地实力派响应,均抱有相当信心。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于是,他断然作乾坤一掷,就在1936年12月12日凌晨,扣留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

   〔2001年11月21日初稿,2002年8月2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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