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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临终实录——罗学蓬(上)

【博讯9月27日消息】    1984年3月中旬,诗人孙敬轩突然只身来到江津。孙老名震诗坛,文化局自当待若上宾。但,当孙老明白告知他此行独自来津,是为了踏访陈独秀旧居、墓地,采访当年与陈独秀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与事时,却使地方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颇为犯难。因为,那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孙老手中,也并无权威部门的介绍信,纯粹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公开为他提供帮助,领导们心存顾虑;拒绝他,他是大诗人,面子上又过不去。经过慎重研究,乃决定,热情接待,但领导只在陪宴时参加,孙老活动过程中则不出面,仅派一名普通干部陪同。

   这样一桩“美差”,便落到了不是领导的笔者头上。在此后四天的时间里,笔者陪同孙老访龚灿滨、罗宗文、邱国良、曾仲黎,上石墙院,去“延年医院”、郭家公馆、康庄及陈独秀墓址。孙老是山东人,虽在成都生活多年,却仍是一口“洋片子”,和江津老人们的交谈有障碍,我不仅充当“翻译”,座谈时,还负责邀集、担任记录。如今,当年接受孙诗人和我采访的老人大都巳经仙逝,而保存在我手中的黑字白纸、却记录下陈独秀生前在江津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

   龚灿滨回忆陈独秀 (博讯boxun.com)

   我为孙敬轩提供的第一个采访对像是时近八旬的龚灿滨。龚老先生30年代毕业于北大,旧时曾任过江津教育学监、江津中学校长、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无职业,靠卖牛肉干为生,笔者幼时与此老同住五福街一破烂小院,彼此隔墙为邻。龚老落实政策后(作为黄荆街幼儿园的一名退休教员,领一份微薄的干薪),因生活窘困,不得不在县志办发挥余热,挣几文小钱以补家用。 龚老回忆说,时在国军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的同学,两人见面后,黄对龚说,陈独秀先生寄居到江津来了,我们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份,应尽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龚当然求之不得。在“郭家公馆”(今市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间向西的小楼屋里,他俩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据龚说,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巳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咤吒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龚二人的第一印像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政治活动家。龚回忆道:“那是两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几册线装书,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俩坐下,潘兰珍热情地替他俩泡上茶。但在摆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隔了一会儿,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脸移向了窗外。 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近来写点什么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仍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送《东方杂志》连载,间或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说:“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与此我同在北大共事,现时在江津开业行医,还望你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需要我尽力处,请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辞别出来后,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巳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告诉他,国民党对这位巳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前共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经常有人来调查他的行踪言谈。陈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竟吾、高语罕、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1942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巳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巳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龚是北大人,说话方便一些。

      龚对我和孙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30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巳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

   潘兰珍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说,陈先生在《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160元钱(按当时江津物价,大致能买50斤大米)——笔者注),北大同学会有时也寄点钱给他,但不固定,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陈独秀躺在床上,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脸色更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 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了。  

    我问:“龚老,有一个问题,我很难理解,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不愿住在巳经成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而要跑到这样一个封闭得多的江津来呢?何况,从陈独秀到重庆后连篇累牍写的文章来看,他绝对没有成为闲云野鹤隐士悠民的意思,他在政治上的欲望应该说还是很强烈的呀。”

   龚答:“我们从陈独秀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他的好友杨鹏升与他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

   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二者日机巳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巳开始向郊县转移;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县城对岸德感坝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如潘赞化(曾任安徽盐督,名画家张玉良之夫——笔者注)、邓季宣、何之瑜等都在。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巳在江津城中四牌坊街开业行医,邓经常到重庆进药,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家中去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困厄江津,龙游浅水遭虾戏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与潘兰珍乘上水小客轮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今市政府机关宿舍)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直到次年3月,他在黄荆街83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独秀一家七口(陈夫妇、陈之嗣母谢氏、三儿陈松年一家四口)搬去同住。然而,在“延年医院”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挂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敬坤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仲纯之弟敬坤本人对这场突入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敬坤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写到:“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今江津二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巳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那时,陈独秀巳经满六十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

   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镇得来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老弟的妻子! 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噫,邓太太,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也有脸说出来呀,你别忘记了,当初你男人是怎样到郭家公馆来求我们,我们才搬过来的。要不是给你男人面子,我们才不愿上你家来看你这张包公脸,吃这碗受气饭哩!”  

    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巳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  

   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招呼老婆住口。  

   可邓太太哪肯罢休,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人啦!气死人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们今天不滚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去投河、上吊!”  

    陈独秀铁青着老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陈独秀气极败坏地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而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不管,也跟着上楼。“先生,怪我,是我不好,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婆,你骂我怨我都行,求求你不要走!”  

    陈独秀双手抓住仲纯的肩膀使劲摇了摇,泪水长流,悲声道:“仲纯……仲纯,好兄弟,我……我心里清楚,我不怪你。”  

    这一次,陈独秀去意巳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磕头作揖,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了。一怒之下,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还是由邓仲纯出面,在与“延年医院”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小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而且,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三月的房租。 石墙院收留了飘泊的陈独秀 1942年深秋的一天,陈独秀在江津城中大十字街口一家古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研究小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他翻了翻,认为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下了。数日后,邓燮康有事由白沙到江津,顺便来看望陈独秀。摆谈中,陈独秀便提到了这部手稿。邓燮康拿过手稿翻了翻,说:“这杨鲁丞,过世前我见过。此人是前清特科拔贡,四川省咨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其祖宅石墙院也不同凡响,不过,自他辞世以后,家道巳逐渐中落了。” 

     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功夫,反复看了。这杨鲁丞,对小学倒有一定研究哩。” 

     燮康说:“杨先生除了研究小学,在经史上也很有建树。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到重庆时,杨先生曾带着一份得意的手稿赶下重庆请教,章太炎一则忙于应酬,二则也没把这个乡野村夫放在眼里,随便翻了翻,说了句‘杂乱无章’,就还给了他,气得杨先生回江津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道:“如此说来,太炎倒成了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了。杂乱无章有什么关系,我看只需稍加整理,就会顺理成章了。”接着,他便对章太炎出言不逊了。“太炎老兄的朴学,我是佩服的,他也堪算一个国宝。但此兄的为人,我却是半点也不敢恭维。我第一次去日本,和他、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还有日本人幸得秋水一起,筹组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亚州各国的社会党联为一体。那段时间,我常去东京《民报馆》,与太炎常有接触。他为人之小气,说出来你恐怕也不敢相信,朋友向他借钱,他不仅要握住收据,还要收取利息,令朋友尽皆侧目。后来他给官僚军阀们写寿序、墓志一类的东西,一篇索价五千至一万,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独秀肯定没有想到,他对邓燮康说的这番话,没过多久便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名声显赫的陈独秀的好评,令他惊喜若狂!这位杨门贤孙迫不急待地从几十里外的石墙院跑到“康庄”,恭请陈获独秀住到他家去,为他祖父整理遗稿。 陈独秀听杨庆馀说明来意,并未立即点头,而仅同意带上潘兰珍,随杨庆馀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小住几天,先看看再定。此时的杨家巳经没有了杨鲁丞在世时那般显赫威风,但石墙院,毕竟给陈独秀夫妇留下了极佳的印像。而今,这所大宅院里仅住着杨鲁丞的几位巳经分家独立的孙子,以及一些下人。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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