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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临终实录——罗学蓬(中)

【博讯9月27日消息】    两日后,陈独秀便答应了杨庆馀的求。

   待住进石墙院一段时间,陈独秀才感觉到并非初来时想像的那般理想。最初几天的盛情款待,不过是大户人家讲究排场的习俗而巳。杨氏家庭,早巳露出破败之相,聊以收租糊口,几兄弟虽同住一院,却是自立门户,分灶开伙,为供养陈独秀夫妇,杨庆馀还和兄弟们闹得很不愉快。几位妯娌,也是口袋里装茄子,整日里叽叽咕咕,虽说是冲着杨庆馀,但偶而潘兰珍也能听到几句,这就愈发地令陈独秀不快。于是,来到石墙院一月后,他便向杨庆馀提出,彼此饮食习惯不同,他和兰珍还是独自开伙的好。杨庆馀劝阻不住,只好另备下锅盆碗盏,由他们去了。  

    来到石墙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为“不辱使命”,陈独秀很快便整理、校正出两册书籍,由杨庆馀拿到江津合作社去,各印了一千册,分赠亲朋好友。陈独秀在披阅了杨鲁丞留下的几箱子遗稿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之杨庆馀:“你祖父别外的手稿我全都认真看过,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巳,无甚创见,价值不大。所以,我不似再行整理、校正,而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了。”   (博讯boxun.com)

    陈独秀说得如此尖锐、犹如给满怀希望的杨庆馀兜头泼了一桶冷水……简直荒唐,不给我做事,我凭什么还要供养你?杨庆馀心中愤愤,却碍于陈独秀的声望,不便与之争吵。但就此以后,杨庆馀几乎不再跨他夫妇的门槛了。以住还隔三岔五地叫下人送些柴米蔬菜,这以后便日见稀疏,终于啥也不送了。  

    弄到这步尴尬境地,陈独秀好生后悔,但也无法可施,再掉头去向邓氏叔侄表示再回“ 康庄”,他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陈独秀只好将一切恼人之事抛开,埋头到他的文学学研究里。 

     兰珍无奈也无聊,备了把锄头,去后院的石墙边开了块荒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独秀偶尔写烦了,也出去帮帮忙,倒也增添了些“躬耕垄亩”的情趣。不过,这情趣中也带着几分沉甸甸的苦涩,此时的陈独秀,早也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趣了。 

     这以后的日子,就如那拂过田野的山风,既空虚,又苍白。 

     毕竟,这石墙院也太偏僻了,进出极不方便,往返县城一趟至少需六个钟头。若要雇请滑竿,既破费又不易找到脚力。因此,过去许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拜望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大都望而却步了。陈松年和何之瑜有时也上山来看看他,但来得最勤的依然是邓仲纯,他每次上石墙院,便带给陈独秀这段时间里的书信报纸,象通讯员,更象是保健医生,来了,总要用血压计、听诊器为陈独秀检查检查身体。

    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委实令仲纯担心,却又无法可施。仲纯巳经几次劝陈独秀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陈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其实,他近段时间脑袋晕眩得厉害,“久病成良医”,连自己都能觉察出来,血压又大幅度上升了。去重庆作一次全面检查,非不愿,而是经济不允许,求助于朋友,又实在过意不去。

    陈独秀到石墙院后不久便舍玉米缨而每日改为用胡豆花泡水喝了。胡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压,是附近双石场上一个土郎中告诉他的单方。陈独秀喝过一段时间的玉米缨水,效果不大,如今是病急乱投医,反正胡豆花也不需要钱。拖到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独秀终于在写作时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吓得大叫,乱了方寸。杨庆馀赶忙喊来滑竿,将陈独秀抬进了县城。邓仲纯也紧张了,当天的下水轮船巳过,他立即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双飞燕”,将陈独秀抬上船去,由他和潘兰珍陪护,连夜漂到了重庆,送进了宽仁医院。   经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全力治疗,数日后,陈独秀的病情方得缓解。 

     重庆时为陪都,报纸众多,记者遍地,陈独秀到渝治病,马上被数家报纸透露出去。这一下,宽仁医院便闹热了。国共两方面张继、朱家骅、郑学稼、张国焘、董必武、朱蕴山等纷纷前来探望,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鲜英也来了。陈独秀与他们摆谈时,依然不失大家风度,对流亡之中遭受的屈辱以及生活上窘迫,不仅只字不题,反而有意加以美化渲染,以此维护自己的形像。  

    知识分子的禀性如此,奈何?    


一年四季穿长衫的瘦病老者——乡人眼里的陈独秀

   笔者同孙敬轩先生来到离县城30余里的石墙院。对石墙院(现陈独秀故居陈列馆),江津文史资料上有如下描述:“院落匍匐在半山坡上,四周围墙,均用大块条石砌成,犹如堡寨。大块条石,围出一方清幽宜人之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

   我们去时,往日风光也不复存在。只见院里乱糟糟住着几十户农家,房屋皆破烂不堪,石墙多处坍塌,墙头荒草丛生,牌坊式的石头大门也被拆毁得不成样子。进得大门,庭院上猪突狗奔,鸡飞鸭窜,花台中无花,荷池中无鱼,唯见万竿修竹,在风中低语… … 笔者在吴元珍家中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没落贵族的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

    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本业巳发黄的历史书。 杨家后裔杨明新老人告诉我们:“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馀主动上门去请来的。因我曾祖父杨鲁丞生前受过章太炎的轻侮,我父亲就想,要是能把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请到家里来,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出版时再由陈独秀亲笔写序,曾祖父蒙受的羞辱,就能得到洗涮,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一则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跑警报,城里的有钱人家纷纷往乡下搬;二则陈独秀那时生活巳经非常困难,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他就答应先上山来看看。

   到了石墙院,他们觉得环境很不错那时可不像现在这副样子才答应住下来帮忙。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们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我父亲拿到江津供销社去自费出版的。各出了一千册。可陈独秀原来答应下来的序文他并没有写,我父亲很着急,特地跑到城里请来与陈独秀有师生名份的龚灿滨做说客,陈独秀反而对龚说了我曾祖父写的东西没啥价值,食人之禄,忠从之事,他整理了也就算对得起主人了,序文他不写。

   我父亲知道后当然就不高兴,但又不好黑下脸来赶他走,脸上有时也就不那么好看,以为陈独秀知趣自己离开算了。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想反正家里房子住不完,就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供给他两口子用,也没有收他们的房租。虽是这样,有时父亲也请他们过屋来吃顿饭,或者叫我们给他两口子端点菜过去。我记得端得最多的是豆花,陈独秀特别喜欢吃豆花,可潘兰珍又做不来。

    郭碧清老人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先生是杨二爷(杨庆馀)请上门的客,是个大文化人。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穿得也很体面。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光顾过他一回,弄走了两口箱子。到后面山沟头打开一看,全是稿子,偷儿气得要死,点把火给他烧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

   吴元珍老人虽巳八十高龄,但记忆力还不错,她说:“我那时给杨明新当奶妈。陈先生虽才六十出头,但看上去要老相得多,身体很瘦,病萎萎的,一年四季都穿长衫,冬天戴一顶潘兰珍给他织的黑棉线帽子,他说话不好懂,待人很和气,他屋头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口藤竿箱子。陈先生平时都关在上房里写书,写累了,有时也出去转转,到院子外面那根黄桷树下和大路口的幺店子里和赶双石场回来的农民摆摆龙门阵。”

   接着,她谈到了陈独秀之死。

   吴元珍说:“陈先生死得不轻松,在床上拖了十多天才落的气。潘兰珍人年轻,又跟陈先生的儿子合不来,急得找不着抓拿,只晓得哭。杨二太太去劝潘兰珍,我也就跟到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长年(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大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 …算了,我牙齿落光了,说话不关风,还是让品中给你们说。换老衣、装棺、都是他两爷子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巳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胡品中少时念过几年私塾,解放后又一直在双石乡当了几十年教师,故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还以为他是个有钱的下江人。

   我还是从杨二爷嘴头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的。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吃碗受气饭,总归还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巳经不好过得很,杨二爷和他闹翻了,各烧锅各吃各,杨家也不管他,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此为银鼠皮袍,系柏文蔚来江津看望陈独秀,见他衣着单薄,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送他的——笔者注)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到潘兰珍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疏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跑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陈独秀很感谢我,说话中发现我还识几个字,就送了幅字给我。这字是在杨家上房里当着我的面写的。你们过来看嘛,就是里头这间屋。”

   胡老师走到门边,指着里面间屋说。孙敬轩和我走到门边。看见屋子里光线很暗,上无天花板,下面的泥地潮湿不说,还满是千脚泥结成的煤球状的疙瘩。“我当时跟进去,看见屋里家俱十分简陋,一张老式带踏板的大牙床,一张书桌,几张长板凳,还都是杨二爷借他用的。我看见床头上、书桌上、藤箱上到处都堆着书和报纸。陈先生站在书桌旁,悬肘给我写了一张条幅: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陈独秀还落了款,称我品中小弟。下面盖了两方印章。当时我还不到20岁,他称我小弟,实在是出自客气。” “这条幅还在么?”

   我问他。 “唉,可惜了,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捺的两方印章全挖掉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了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确实可惜了,要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他要发点小财就太容易不过,成都、重庆的不少文物书画贩子知道陈独秀晚年客死江津,这两年经常跑来收购他留下的墨宝。

   前不久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幅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在江津市当案馆可以寻找到有关陈独秀死因的记载。一是:陈相信了双石一土郎中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炮水饮用,可治疗高血压,故而长饮不辍。

   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采下的,尚未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水时呈乌黑色,味也发苦。陈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恰逢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叫潘兰珍去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他还带包惠僧到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由于陈平时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天亮前吐了一地。

   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泄,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7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25日晚,才落了气。座谈结束后,我陪着孙敬轩到石墙院四处走走看看。到了后院也就是小偷翻墙而入,盗走陈独秀箱子的进出之地只见幽幽竹篁,掩映着陈独秀信屋的窗口。这时,我看见诗人哭了,他手把着后门的门枋,注视着门外起伏的丘陵,泪流满面。山见疾猛地吹拂着他的满头花发,撩动起他的黑呢子大衣……

   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说:“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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