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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下)

⒋ 谁被打?

  从1966年6月初开始,大学和中学教师队伍就整个地被列为运动对象。当时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极大变化。见面不再问好,也不叫老师,有的直呼全名,有的用带恶意的称呼。在1966年6,7月间,老师们若有学生与其客气地说话,就已有受宠若惊之感。大字报可以乱骂任何老师。在8月之后,老师,甚至学校的工友,成了随时可能挨打的人。学生如果要骂他们打他们,他们无处寻求保护。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被打。被打的主要有三种人。

  (1)学校的负责人。比如,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8·5”惨案,除了一名管总务的副校长和一名总务主任以外,其他五名校级负责人都被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帮”。

  (2)业务强,有经验,教书教得好的教师。当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3)个人历史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老师,或1957年在“反右派”时被定了什么的老师。事实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运动,已经清洗了教师队伍。但总是可以从矮子堆里找高的。

  这三种人的被打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了的。但是,所谓的“黑帮”和“资产阶级权威”,在当时有此新名词而没有明确定义。同时,要把人划进这一范畴,也不用经过法律程序来查证核实。实际上,这些老师一直在上面的指导下作事。原有的制度并不是老师们决定的。在当时的中学里,年龄40岁以上,月工资一百元以上的老师,就很可能被打。

  不过,对个人来说,被不被打也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地位只是相对的,一所较大的学校的一般干部或教师,到了一所较小的学校就可能成为第一负责人或业务尖子,尽管级别不高,还是会被打。另外,据被访者们说,老师还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师被打,是由于给了某个学生不及格而这个学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跃分子。有的是得罪过学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学的一个学生把一个女老师打得惨叫着满地爬,仅仅因为这个老师曾在代课一次时批评了一下这个学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个工友平常对学生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外国语学校有一位老师被打,因为信教。有的老师长得漂亮,很是显眼,遭人忌恨,于是被打。有的老师长得丑陋,看起来象电影上的坏人,也被学生打。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用“牛鬼蛇神”一词指代“敌人”(《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并不曾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高帽子,黑牌子,“嚎歌”,“阴阳头”,弄得被打的老师看起来确实有如“牛鬼”,有如“蛇神”。

  面对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老师们不能作任何反抗的行为,否则马上可能被打死。他们怎么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被拖去游街时,“我告诉自己这是胡闹,总会过去,不必介意。”广州第25中学的一位老师说,他一向喜欢运动,有点武功,学生打的时候,他往下一蹲,两手把脑袋一抱,运运气,任凭打,总算伤得不厉害。

  物理学教授、画家孙菊生说,1966年他在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当过“劳改队”第三队副队长。这个大学是比较小的,可是“劳改队”里面还有至少三个分队之多。他的姐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在钢铁学院里挨打挨斗。他的姐姐逃到他家,正逢红卫兵在打孙菊生,就把孙的姐姐打死。究竟有多少老师那时被打呢?据有的被访者估计,不算那些挨过零星几脚几拳的老师,在“文革”中“正式”(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进了“专政队”被学生当做“敌人”打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有的认为比例高于此数。

⒌ 谁打?

  从1966年6月开始,学生要骂老师“黑帮”“反革命”,尽管可以骂。8月以后,可以随便打。骂和打当时都被看做“革命”行为。法律已不起束缚抑制作用。但是,虽然老师们可以被随便打,能有资格参加集体性的打人的,只是学生中的红卫兵。

  打人那时是一种“革命”的特权。1966年时是北京朝阳区一中学学生的一位被访者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1957年当了右派,他们不准我参加红卫兵,斗人抄家也不能去,当时觉得很遗憾。”红卫兵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弟能参加。这“红五类”是“革命干部(在北京曾规定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才算),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

  一些被访者说,那时各校出现了一批“打手”,到处打,甚至从中得到很大乐趣。其中有的专门管“牛鬼蛇神队”,威风十足。这些“打手”不一定是红卫兵组织的最高头头,有的大头头不动手,但也不制止下面的人打。这些“打手”中有一些是原来就性情凶狠的,但也有一些平日在家里或学校很显压抑,这时一反常态,比别人更残酷,其中的心理原因值得探究。

  有相当一些女学生,抡皮带,抽人,打得很凶。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女红卫兵用锤子挨个儿敲他们的头。从上面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女校,也就是说,由女学生打死了老师。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学,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大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

  另外,据有的被访者说,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龄有关。他们当时15或16岁。

  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据被访者说,干部子弟多的中学打人最早也最凶,比如,在上海是复兴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

  在大多数情况中,这种打人是集体打的。很多人一起动手,或者一拨接着一拨打。学生人数是老师的十几倍,有一小部分动手就足以伤人。

  也有一些不是“红五类”又不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比如因父亲加入共产党晚于1945年而当时不被算作“革命干部”出身,未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在红卫兵打人时,也去加入或帮忙。但一般不被允许。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那时被称作“狗崽子”,有相当一部分被同学打了。

  被打的老师的孩子打自己的父母,从被访者中听到一例。在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一个初一的学生,被迫打他的父亲姜培良。在很多学生红卫兵打他父亲时,他也用棍子打了父亲。父亲被打死后,儿子因受刺激太大而精神失常。据一位在1994年曾看到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痴呆,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

  学生把老师整体性地看做运动对象,老师一般不被允许参与打老师,但是据被访者说,有的老师挑动学生去打别的老师,以报私仇。

简单的小结

  综观“文革”中发生的学生打老师,有以下特点:

⒈ 残酷。

  以上所述,是普遍发生的,或是当时远距离看到的。很多细节要残酷得多,但这里不及细数,有些也由于第二节所述原因难以了解。然而仅这里说的,今天似乎已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学生会如此残酷地迫害老师。有人可能会说后来的1967、1968年的群众性两派“武斗”时死人更多。但武斗至少是双方互打的,可以反抗,也可以退出。但1966年的学生打老师,老师不能还手,不能申辩,甚至也不能哀求投降以保性命。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被打的老师只能任凭污辱折磨,甚至于死。

⒉ 普遍

  1966年的学生打老师,在我调查过的学校中都发生了。偌大的中国,有没有没打的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例外。我以前以为小学生年小力薄,可能不会打,但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不仅仅在北京,这个当时称为“革命中心”的地方打了,而且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打了。还算好的是外地一般来说没有北京打得厉害。

⒊ 特殊

  (1)在教育史上。从前的老师有戒尺,如果学生违反规则,可以打学生的手心。这一做法在本世纪初被废除。古代发生过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主仆之间、官民之间、男女之间各种冲突,师生之间的冲突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前几者。学生动手打甚至打死老师大量发生,前所未闻。

  (2)在法律史上。就算这些老师真是罪人,在古代的某个朝代,也需经报官,审判,再送法场斩首,不能由普通人自行惩罚或虐杀。这种既非由军队也非由警察来进行的大量广泛的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无法找到可类比的现象。生活中有复仇者或强盗土匪自行打人杀人,但也只会在小范围里发生。

四、发生的原因:“文革”经历者的解释

  学生打老师,事出有因。被访者们指出的直接的发生原因主要有:

⒈ 毛泽东的引导推动。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发表了这些话。)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在毛泽东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发表,用黑体字印毛泽东写的句子,在1966年5月仅在共产党内传达。)教育界是五界之一。6月1日晚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他决定的。此后学生开始贴老师大字报,批判老师,甚至动手打。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一些学生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后,北京大学“工作组”当天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称之为“乱斗”。6月20日,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批准转发这一简报,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7月28日决定撤工作组。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文件撤销6月20日的文件,说那是“错误的”。(这两个文件可见于上面已引过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9页和70页)在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组”时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斗人的情形。既然毛泽东认为这还是冷冷清清,而且决定学生停课的继续延长,那么,他的意向只可能是导向大规模的残酷的殴打了。不然,让几千万已经两个月不上课的学生还能再作什么呢?

  在红卫兵打死老师开始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的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8月5日最早打死了老师。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见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虽然从当时的公开发表物上,我们没发现毛泽东说过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导和鼓励的结果。

  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对于毛泽东所要的“夺权”和“教育革命”来说,打老师是毫无必要的。当1966年6月学校全面停课,接着6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废除原来的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时候,(《人民日报》6月18日发表了这一消息)没有老师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他们接受了。8月,当时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林彪被擢升为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老师们还能对局势有何妨碍呢?他们犹如一群羔羊。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他们呢?为什么要折磨他们甚至把他们打死呢?

  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在她被打死的前一天,已经被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捅伤,她回家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个教员,不过象条狗。”她束手待毙,但是留下了一个解释。有的被访者认为还是可以从毛泽东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过这种年轻学生的非常残酷的行为,就能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法律秩序,不久后把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经审判就关押虐待至死。

  早期红卫兵的一段地位大颠倒的经历,也可说明最初打老师对后来打“当权派”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学校,干部子弟最早开始了打人,但几个月后,当这些人中的很多人的父亲,所谓“当权派”也成了“革命对象”时,打人的手段似乎就被顺势用到了他们父亲的头上。

  然而,要解释为什么在大学和中学之间,虽然都停了课革命,中学生打人更严重和残酷,还有别的原因。

⒉ 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打老师当时是在群众性的场合打的,是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个或数个人发起,更多人一齐涌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加上事后无人来问,所以打的人有恃无恐,越打越凶。如果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出现,这种集体性的打人很难发生。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是先在中学出现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很具侵犯性的。1966年6月2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见大字报选。)这还仅仅是语言上的“砸”。7月1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邀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起庆祝共产党的生日,全体学生都到了会场,在会场上,用一根绳子把“红五类”出身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隔开,后者坐在最后面。这是在学校里从未出现过的。后来,这个学校在“工作组”撤后最早大打老师。7月底8月初,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各校普遍成立,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迅速传开。这种以家庭出身作为组织成员首要条件,是很特别的。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和早期成员很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当时打人是一种特权。红卫兵打老师,打“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据一些被访者说,在“文革”中打人较早较厉害的中学,是那些干部子弟多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一个高级干部出身的红卫兵,在她父亲后来也被打倒以后,有人问她是不是在1966年8月打死了3个人,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3个人。”1966年她14岁。而打死人是那时“吹牛”的内容。

  从一开始,“红卫兵”名称的意思就是保卫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的刺激,但给了他们生杀予夺之权,打人以及打死人的权力——一种最高而邪恶的给予。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行为被称为“造反”。在古代,“造反”是“犯上”并有极大风险。红卫兵的最初的实践却是在最高权力者的支持下迫害,虐待那些任凭宰割,死也不可以还手的老师、同学。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⒊ 人性恶。

  有的被访者认为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打人的手段,全是没人教过的,无师自通,却如此残忍。打的后果如此可怕,打人的人却不在乎。当时的学生,中学生年龄在14—19岁之间,大学生20—25岁,都已经受过教育七年以上,大多高于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能用“无知”来作借口。在打人时提出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当时的荒唐标准,也远不能落实定案。但是一些学生大打出手,显然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他们用别人的痛苦和生命来换取痛快,发泄自己的恶气,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师—学生之间关系确有紧张之处,比如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有的学生被老师批评。但是,因此借“文革”之机打老师,报复得实在太过分。这些案例都可成为“人性恶”的例证。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学生打得比大学生厉害,他们受教育少而可能更多与生俱来的东西。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太一般化,难以对说明一个特别的历史现象有太大帮助。

五、打老师之后

  在北京,在1966年8月20日左右,打人风从学校里蔓延到学校外,从打老师和打死老师扩大到打各种人和打死各种人:地、富、反、坏、右、演员、作家、民主党派成员,以至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同时,“大串连”把打人风带到全国。

  在1966年被打的老师,如果不是“当权派”又没别的问题,在1966年11、12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就被允许离开“劳改队”。如果是,则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学打死一名女教师,北京第六中学打死一名工友的事,曾在1967年2月的群众自办的小报上被谴责。(见“中学文革报”第二期,1966年2月2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但是被打死的学校领导人或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长久不被提起。12年之后,根据1978年夏天的“北京日报”报导,那时候一些区、县为打死的校长们开了昭雪大会或追悼会。(“北京日报”,1978年7月16日,“为一批中小学领导干部昭雪平反”。在这篇一千来字的报导中,列出了13个1966年的死者名字。)这时有死者家属要求法院追查惩办与打死人有重大关系者,被告之“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查院不起诉决定书”,(80)西审判字第72号)

  在1968年开始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再次成为运动重点。但是这次不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而是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的。清华大学整老师的“经验”被传达到全国,是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的一部分。打人的事情仍然发生。只是一般不像1966年8月那样公然地在很多人面前大规模地进行,而是常常个别施用。清华电机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眼睛打。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6年“8·5”惨案的幸存者胡志涛副校长被学生轮流连续斗过48个小时,不准她睡觉,逼她“交代问题”。三位老师自杀身死,其时都仅40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35岁。在江苏仪征实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位老师因“黑五类”出身等原因挨斗挨打,其中有一位剪喉管自杀,剪断声带,未死致残。

  被访问者中有一位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9号楼1门洞,从一层到四层共住有11家人,“文革”中自杀了三家的五口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师无辜身亡。

  1966年在校的大中学生,从6月停课后再也没有上过课。他们在数年以后先后离开学校。

  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已被废除了11年的高等学校升学考试制度。

六、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反思

  在九十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想呢?

⒈ 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与暴力行为有关?

  近几年来,在1966年被打的老师中,开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位在1966年被严重打伤的中学校长说,是检讨他们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了。在“文革”开始以前,1964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单独给干部子弟听政治报告,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强调阶级斗争,这跟后来在该校出现了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有直接关系。红卫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师当成敌人。1966年6月“工作组”进校以后,鼓励学生上纲上线批判学校领导,但是不许打人。红卫兵反“工作组”。“工作组”被毛泽东撤走后,就发生了打老师。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

⒉ 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1993年夏天,1966年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说,她收到过一个学生寄给她的日历和一封信。在信里这个学生为1966年8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来她收到的唯一的道歉信,她表示她原谅打了她的学生们。但有一位老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其实没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他们参与了打死人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学生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做了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⒊ 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非常少数的“文革”参加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时所作,并不都错,有的还认为主要的都是对的,因为那是一场“革命”,方向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曾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觉得,那场运动无论是手段还是方向都是错的,不能再让“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或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论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义。

七、作者的话

  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这篇文章先写成这个样子。我遗憾未能了解更多的有代表性的学校,也未能做出全面的统计数字,对整个事件,整幅图景的描述因而会有很多遗漏,对因果关系的阐释也不够详细。我希望读者们给予评论和修正。

1995年2月19日写毕

注(1)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被访者表示感谢,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恐怖而痛苦的回忆。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让我阅读他的材料。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人钦佩。另外,也要特别感谢John Kieschnick,是他帮助我作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并对本文的写作给予鼓励和建议。

注(2) 作者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看到打人的经过,曾为此写过“女性的野蛮”一文,收于我的“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注(3) 这是由萧卫平(1966年北京中学生)从计算机网络上寄给我的,并请谭馥(1966年天津中学生)做过核对。谭提供的歌谱不同,但词是基本一样的。两地唱法不同。(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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