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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上)

               ·王友琴·

一、题目和背景

  或长或短,我们时代的很多人都进过学校,当过学生,因而就有过“老师—学生”关系。这是一种相当制度化了的关系,通过讲课、练习、考试、评分等中介手段来传授知识和文明。这种关系在中国有特别长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是老师,传说他教过三千学生。在孔子后的两千多年里,我们未见关于这一关系中的大冲突的历史记载。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的1966年在全中国的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在历史上是极端特别的。如果不从道德是非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以生活变动的剧烈程度论之,那么,这一“学生打老师”确实就可以算是“革命”。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在当时,在1966年夏天,中国的报纸每天热烈支持并大版报导“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活动,但对学校里面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死亡,却从不报告,甚至一字未提。

  1978年后,报纸杂志刊登了一些关于在“文革”遭受迫害而在“文革”后平反的人物的文章。但这些人多为高级干部或知名人士。老师的地位不高,数量很大,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在“文革”后,却轮不上被报纸报导。

  在现已出版的两本长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仅仅记述了1966年8月中下旬后学生红卫兵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未提8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就未能说清暴力行为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如此大量的学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凶恶的打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简单地谈到1966年夏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第86页)作为数量,“若干”显然小于“万”,照此读来,“阴阳头”似乎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仅仅如此。

  本文试图写出这一段不该忽略的历史。

二、材料和来源

  几年以来,我向100多位“文革”经历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学校里发生过学生打老师的事情。这些人大多数是1966年的在校学生,有一些是老师,少数几位是被打死或被严重打伤的老师的直系亲属。在当时的在校学生中,大部分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和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了解的方式,多数是面谈,有一些是通过电话谈的,有少数是通过写信了解,其中七例是通过计算机通讯网络得到的。我向网络通讯者发送问卷,他们从网络上送回了回答。同时很多网络通讯者说他们太年轻而根本不知道这类事情。

  在我尽力找到的这些被访者中,都说他们不知道哪个学校在“文革”中学生没打老师。这里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公然地用拳头打、用脚踢是其最低程度。为了避免遗漏未打的学校,我也曾在计算机网络上发送过第二轮问卷,请求提供没打过老师的学校的名字。但是至今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找到的没发生过学生打老师的学校的例子是零。

  就这样,我得到了下面的76所学校的名单。在这些学校中,在“文革”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事件。在这个名单中,有*号的学校是打死了老师的。但是被打伤后自杀的人未被计入。另外,学生打死了学校外的人也未被计入。

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北京101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广东台山县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杭州第一中学      南昌第八中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     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上海中学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二女子中学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外语学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新成中学      四川洪雅县一中     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厦门第四中学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105中学

小学: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北京中古友好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江西庐山第一小学江西南昌市羊子小学   江西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江苏无锡后宝小学江苏仪征实验小学    江苏盐城县城中小学   江苏扬州市湾头公社中心小学南京林学院子弟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天津金钟桥小学     天津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学

天津南市小学

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幼儿园: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是中学的红卫兵来打了幼儿园的老师)

  以上学校分布于中国各地,可说明范围或广度。

  被访者提供的见证的可靠性如何呢?对这些被访者进行分析,他们中大多数属于不被准许或者不曾愿意参与打老师的学生。他们是目击者,但是可能了解得不够深或全。打过老师的人或牵涉较深的人则不愿谈此话题,甚至根本拒绝谈话。这些知道细节最多的人不能提供细节。挨过打的老师们也大多不喜欢回忆“文革”。因为太痛苦,也因为太羞辱。他们有意无意地忘却这段经历。比如,1966年强迫“专政队”里人唱的“牛鬼蛇神歌”,几位相当聪明,在“文革”后在专业上也有新成就的老师,都告诉我不能忆及歌词全文,尽管他们当年被迫每日必唱。他们埋葬了他们的记忆。本文所录的歌词和歌谱,是由一位1966年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提供的。至于被打死者,他们再也无法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只可能比实际情况有所减轻而不是夸大,有大量遗漏而非增添。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收藏的当时人们手写的汇报和油印的“大事记”,以及群众组织铅印的“大字报选编”等实录性材料。这些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这些材料一般都未直面描述打老师的情况,但是,透过这些书面材料中对“文革”的颂扬赞美之词或当时必说的套话等等,可以看到相关的事实。

  另外,我系统阅读了当时的正式公开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报》。

  因此,本文是在对被访者们的口头叙述、书面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的基础上写成的。三、学生是怎么打老师的?

⒈ 规模和程度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其他四位也被打成重伤。过后,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又来这个学校打了更多的老师,有老师被打得昏了过去。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注(2)

  在这以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先已打了他们的校长,强迫她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光,把她推倒在地上爬,把她的头打出了血。1966年8月4日,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些学生发起批斗学校领导人。他们在操场上押着当时所谓的“黑帮”绕圈子。有人朝他们身上洒墨水,有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有人动手打他们。“黑帮”的衣服被撕破。北大附中和四中都是有名的中学,打人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师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是打死了人。

  1966年8月17日,北京101中学学生打死了这个学校当时被判监外执行徒刑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有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他被打昏后又被扔进喷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时,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在煤渣铺的路上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被打。其中女老师的头发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当时称为“阴阳头”。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的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撒在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还有一位语文老师被打裂了肝脏随后死去。一个学生的母亲也被打死,只因为她给儿子的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又被认为是“反动”的。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被铜头皮带打得满身是血。一位副校长被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班的学生排起队每人抽几下。被红卫兵裹胁在内的这个班的学生不敢不打,否则会被说作反对革命也被打。学校女共青团团委书记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一位化学老师被打后从烟囱上跳下来自杀身死。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联合斗校领导。一些学生在舞台上抡开铜头皮带打被斗者。他们口头批判一阵,喊一阵口号,抡一阵皮带,如此轮番进行。在这座音乐堂里,北京东城区一些幼儿园的一些级别高的老师也挨了斗和打。

  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等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撕去了他们认为是“右派翻天”的反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强迫清华大学“专政队”里的学校领导和教授拆掉石头建的老校门并开始在那儿抄家打人。比如,打了清华无线电系的书记、主任、教授。打后流了血,血流在地上,有人还在血迹旁划了一个大圈,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字。那一天,他们还抄了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的家,撕了他的书和画。大学里先已有武斗现象,但不如中学厉害,所以这一次是中学生去大学校园打。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13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们的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在天津南仓中学,给老师们头上戴字纸篓,往他们的衬衫上打黑叉。女教导主任的头发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在上海复兴中学,用榔头打老师们的头,一位老师的头盖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时值盛夏,身著单衣,学生用一些图钉把大字报钉在她背上,还强迫她在扫厕所时吃屎尿。在扬州市湾头公社小学,学生们交流怎么用皮带抽人的经验。

⒉ 起源和蔓延

第一阶段:从骂到打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的校长等为“黑帮分子”。6月2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称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随后,很多学校开始模仿北京大学贴大字报。6月3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往各大、中学校,以取代原来的学校负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

  “工作组”让学生停了日常课程,揭发批判学校的“问题”。在1966年六、七两个月里,“工作组”把各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特别是领导人,划成四个类别。第四类就是此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教师集中交代问题。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大字报揭发和开批判大会。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被大字报点名。很多老师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者被用“猪”“狗”这样的词骂。(见“大字报”抄件)不允许自我辩护,也不允许质疑批判所用的准则。同时,运动重点对象被罚劳动,和其他人分开,等候最后处理。

  但是,“工作组”不允许学生打人。1966年6月10日11日,清华大学一些学生成立“打狗队”,打“狗”即打人。(见蒯大富6月16日大字报,收入“清华大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1966)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设“斗鬼台”,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被戴高帽子、罚跪。这些事后都被“工作组”反对。在中学,这一时期的打人的事情可见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1966年6月29日写的给上级的信。她在信中说,6月21日,“工作组”召开“揭发批判大会”,在会上,“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见卞仲耘的信的底稿)这一描述当为可信。她当时已被“工作组”划成“四类”,在当时情况下,写信人绝无可能夸大。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四三班六月下旬贴在她家门口的大字报说:“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见抄件)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1966年7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见《大动乱的十年》,第48页)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开批斗会,公然大打出手,打伤甚至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了。在8月5日打死人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学生负责人当天晚上到北京饭店当面报告给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据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谈话,1993年9月10日)吴德如何上报给更高级的领导,不得而知。但是以后未见他们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打人继续升级和蔓延。出现了上一节所描绘的情景。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在1966年8月被打死。只知道在北京西城区,这是位于市中心紧靠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区,打死了七个校长。

第三阶段:从校内打到校外,从北京打到全国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91页,1988年10月,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这时,北京的学生已经从校内打到了校外。作家老舍就是在8月23日被中学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其时已经距卞仲耘老师被打死有18天。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流传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28块钱就是了。”——这是火葬场的价格。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北京,仅1966年8、9月的统计,被打死的有1772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户。但是报纸只提到这个数字,没说及死者的详情。

  打人风传往全国。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进行“串联”。比如,8月11日,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外语学校,把那里的“牛鬼蛇神”们揪出来打了。8月12日此校的学生已学会了,又打这些“牛鬼蛇神”们,剃了他们的阴阳头,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们自己舔。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上面的学校名单也可看出,直到较小的县城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也一样打了老师和校长。但是一般时间比北京晚。1966年底,在江苏扬州湾头公社中心小学,先斗了校长,剪了校长的“阴阳头”,又开始斗副校长张匀。她白天被拉出去斗,晚上被关在一间教室里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诉丈夫说:“我被打得受不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杀身死。

⒊ “打”的主要方法

  (1)戴高帽子游街。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描述过斗地主的方式。这篇文章收在普及性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里,很多学生都读了。

  (2)拳打脚踢棍子打。

  (3)“坐飞机”,后来又叫做“喷气式”,是“文革”的发明。斗争会上,被斗者弯腰九十度甚至更多,两臂后举,形似喷气式飞机。

  (4)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装,外束皮腰带,在北京又称“板带”。用皮带抽人,上面的铜头可以造成严重创伤,会打瞎眼睛。

  (5)挂牌子。在脖子上挂一大牌子,上写“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一个大叉。

  (6)剃“阴阳头”。这是另一个1966年的发明。把老师的头发剃去一半,留下一半,故名“阴阳头”。特别被用在女老师身上。

  (7)建立“劳改队”,又称“专政队”,“牛鬼蛇神队”。被打入此队的老师被罚在烈日下干脏活儿,重活儿,扫厕所,扫街等等。

  (8)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强迫“牛鬼蛇神”唱,因为他们不被当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词和曲如下:

15 12 |3 1 |15 12 |3 2 |—— ——       —— ——我是 牛鬼  蛇 神, 我是 牛鬼  蛇 神,

0 0 0 |0 0 0|— —    — —我 有 罪! 我 有 罪!

65 33 |2 1 |33 23 |5 5 |—— ——       —— ——我对 人民  有 罪, 人民 对我  专 政,

65 33 |2 2|—— ——我要 低头  认 罪。

33 23 |5 5|65 33|2 1 |—— ——      —— ——只许 老老  实 实,不许 乱说 乱 动,

333 23 |5 5 |65 33 |2 1 |—== ——       —— ——我要是 乱说  乱 动, 把我 砸烂  砸 碎,

55 66 |0 77 ||—— ——    ——把我 砸烂    砸碎!       注(3)

  这个“歌”流传全国。在各地曲子有所不同,但歌词基本一样。红卫兵强迫那些被打入学校“专政队”的人唱它,唱得不好就打。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个“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红卫兵,在1966年8月作的,迅速流传到各学校,以至全国。

  (9)抄家。成群闯进老师的家,拿走老师的私人财产,特别是书籍。把老师的日记,私人书信,乃至情书等,拿去公布并上纲上线批判。

  上面九种,在上述的学校中曾普遍发生。此外,各校还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开水烫,用屎尿浇,用火烧,往身上倒脏水,让“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学校还自设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学。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红卫兵说,他们曾因打人不够狠而被组织去北京第六中学参观学习这个刑室,她看到刑室里地上血迹重重,墙上用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这个刑室后来才被当做反面教材供人参观,在“红八月”中却是被当做楷模来效仿的。

(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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