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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使农民失去自由--我在四川的见闻与体验

蔡咏梅

   土改前农民是自由民,土改后不仅土地得而复失,   而且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逐渐变为一种新式农奴,   国家则变成新的唯一农奴主。

 数年前,前中国社斗院副院长于光远来香港演讲,题目的经济改革。他说:改革后,大家生活得比过去地主还好。那时我们在陕北搞土改,不吃糠的就算是地主。听到此,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你们共产党人当年为甚么要搞土改?进而想问:土改自然使地主和地主的子孙倒了楣,沦为万劫不复的贱民,那农民呢?他们又得到了甚么好处?

  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终身难忘

  我曾在我们四川安县的农村当过三年知青,这短短岁月为我一生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的回忆,而最难令人忘怀的是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而那已是土改后二十年了。不说农民一贫如洗,连温饱都未能实现。生产队中除了几家劳动力很强的,其他农民可以说全年没有吃过几顿饱饭,连裁秧打谷子最吃重的农忙时候,也只能吃半干半稀的瓜菜饭。在田里劳动时为填饱肚子,他们常摘未熟的豆荚生著吃;挖红薯一边污一边吃,吃得满嘴唇污泥。而农民还告诉我,这日子已很好了。他们是与六○年时大灾荒相比。这个生产队本两百多人,大饥荒饿死了一百多,有的甚至是全家死绝。农民向我回述那段悲惨可怖的日子时,仍余悸犹存。

  那时每个赶场天,在我们生产队通往黄土场的一个并不很陡的山坡上,总会发现一两具倒毙的尸体,都是饿得虚脱了的农民赶场回家,因衰竭无力气爬完这道坡,一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那条山坡路我走过很多次。每一次我想到我脚下的路上曾倒毙过很多饿殍就背心发凉,甚至在夏季。

  要把我听过见过的农民的悲惨故事一一写下来,需要写厚厚一本书。

  当过知青的人现在回忆起他们的苦日子总是充满自怜自哀,彷佛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其实比我们更可怜的是农民。当年许多知青面对比我们低下的农民常不免有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有时甚至可以用来平衡知青受屈的心理。

   农子农孙被拴死在土地上

  记得有一次我和生产队队长及队上几个男社员有事上四十里外的县城,因为要上饭馆,我带了粮票,而农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换饭。我们知青是城里来的,因每年要回家探亲为理由可以排了大米去公社调换粮票,但农民没有这种特权。在上街吃饭要粮票的时代,我们安县的农民出路都是带著大米,用一块布包了,然后到那种可以换饭的乡镇小饭铺,用饭铺的秤小心秤个六两或八斤白米换一碗没盐没菜的白饭。这种大米换饭的方式只在乡镇小县城通行,在我长大的成都就从未听说过这回事。那次我就想,这些农民如果要到成都怎么办?

  这种制度的设计似乎已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了。我们生产队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几乎不超过方圆几十里,最远不过是到县城看病,或到邻近的德阳、绵阳这类中等城市挑化肥,卖竹编箩筐。到城市生活是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知青常以讥笑玩弄农民的愚昧为乐,现在才明白这种愚昧是因为他们的贫困,以及被强迫隔绝于城市文明之外的生态造成的。

  两三年后,知青开始陆续回城。我有个男同学回城时,队上的男青年农民很羡慕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只有在乡下完事了,男同学即回答他说,「因为你们是龙(农)子龙(农)孙嘛!」话很刻薄,但却是冷酷的现实。

  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土地实行承包,农民才首次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但他们被城里人称为「盲流」(现在叫民工)。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种种福利,干的却是城里人不层于干的脏臭累话路,他们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社会的二等公民。

  前几日读贾平凹新出的自传小说。作者诉说毛泽东时代一个陕西农家少年在贫穷,在城乡分隔的歧视环境中挣扎奋斗的悲哀,令人伤感也令人深思。按那个时代的阶级分类,贾平凹应该是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政治上的红五类,但是他们未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土改是农民命运的分水岭

  某日与人闲聊,谈到农村改革,我突发疑问:怎么会是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土改时已分给了农民,农民连地契都拿到了吗?后来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农民不是拿土地、拿犁具耕牛入股吗?就是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不是说为集制所有制,社员共有吗?现在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不是该拿回他们的土地?有人说,土地是国有的。那何时收归国有,法律依据又何在?我以此询问过许多人,包括大陆的农业专家,但没有人可以回答。

  这个问题太大,最好让学者们去研究,但我们却很容易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土改前后农民的生态的戏剧性大变化。土改是中国农民命运的分水岭。土改前,农民可能没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为甲地主做长工,或为乙地主做佃农,也可以走西口闯关东,也可以不种田到城里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俭奋斗自己当上地主。在走投无时也可以去当兵吃粮或落草为寇。土改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两三年后土地失去,而且随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能随自己意生产耕作,有个时期一点自留地,多喂两只母鸡,当官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耀刚在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中说,「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级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藉制度,农民被牢牢地管住了。」可以说土改前,农民是自由民,土改后农民实际已逐渐成为一种新式农奴,而国家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农奴主,大概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农奴主。

  土改前租地主的佃农向地主交租,土改后全中国的农民向国家交公粮,不知公粮算不算地租?

    农民史无前例的被依附于土地

  中国是几千年传统农业国,以农为本,农民从来是第一等国民,近代工商业兴起,务农仍然是不被人看轻的职业。我父亲解放前即因羡慕农家乐一度萌生过下乡务农的贪头(幸好未实行)。土改后至今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如何?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如何?有目共睹,已不必赘说,总之,如一九五三年梁漱溟为农命所说,工人与农民「有九天九地之差」。梁漱溟为这句实话受到周恩来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当众羞辱。

  土改似乎是一出黑色滑稽戏,一个大讽刺,也像一场大骗局,打著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旗号,用暴力血腥的手段无偿剥夺了几百万地主和自耕农(富农)的土地,让几万万无土地的中国农民欢天喜地,但绕了一大圈,最后竟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兼并最大的土地集中。中国农民空欢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描述皇权之强大的话首次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现实。

  后来这个大农奴主一手酿造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几千万农民在这场人祸中默默饿死,竟然无灾民成群逃荒流窜城市,亦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原因很简单,不是今天的中国农民更逆来顺受,而是当今国家权力之网铺天盖地,密而不漏,为历史所未有。试问当此现实,中国何处去寻水泊梁山?这场大劫难早已因几百万地主和自耕农土地被无偿剥夺而成为全体中国农民无所逃遁的宿命。农民从土改中没有得到甚么,除了奴役。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三月号(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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