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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民主政团同盟与延安之游(这里叙述了我与若干中共首脑人物的会见)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国叁十年发起的。其直接的动机,系由於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政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团结抗日的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同时也觉得国共两党间的磨擦一天天趋於深刻,也必须有一个这样的缓冲力量,以保持对外阵容的一致。最初参加发起的,仅张君劢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和我五六人,救国会的分子并不在内。黄炎培最初是很热心的,不仅他自己加入,并且要他的几员大将如冷御秋江问渔杨卫玉等也同时加入了。他捐过一千块钱,担任过第一任的主席,但不久他听了芋闻人的一番劝告,乃在他们的机关杂志「国讯」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他与这个团体并无关系!我们素来了解他的性格,也□好一笑置之,改推张表方(澜)任主席,由我担任秘书长(其时张表方住在成都,我们都住在重庆,表方除负一部分筹款责任,遥领了这个主席名义而外,并没有多管事,关於盟务的推进,差不多由我和君劢伯钧几个人顶着干的。最初一二年,进行相当平稳,选择盟员也异常审慎,所出版的机关杂志「民宪」半月刊,除强调民主一点而外,涉及实际政治的地方不多,因此国民党最初原有对「民盟」的一种不安情绪,也逐渐销释於无形了。其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人物如董必武王若飞周恩来秦邦宪等,虽与「民盟」方面有所往还,但大体上还能够尊重「民盟」第叁者的地位。自从救国会分子沈钧儒张申府史良刘清扬邓初民等加入以後,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後成立,活动的范围加广,盟员也逐渐加多,「民盟」乃隐然成了一个政治力量,在国际上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於是好奇者,投机者既蜂拥而来,盟员乃一天天趋於复杂,中共想利用「民盟」作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趋於明显了。这个时候主持昆明支部的为罗隆基曾昭抡闻一多李公朴诸人,他们觉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团」两字,对於以个人资格参加者颇感不便,因提议取销「政团」两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同时还有把「民盟」变成一个独立政团的酝酿。其时「青年」「民社」两党的分子。参加「民盟」的已经不少,他们□愿保持一个促进民主的原有旨趣,不愿看见「民盟」沦为任何一个党派的工具,因此经过最後一次大会的争论,青民两党乃先後脱离,从此以後的「民盟」,也就命定的□好「一面倒」,再没有其他的第二条路可走了。

  叁十四年的七月,我和褚慧僧(辅成),黄任之(炎培),冷御秋(□),傅孟真(斯年),章伯钧六人曾去过一次延安。本来王云五也约定同去的,临时因病作罢。沈钧儒张申府最爱凑热闹,很热烈的要求同去,因为没有得着某方面的同意,也没有去成。

  我们这次前往延安,当时有许多人以为是由政府发动,其实我们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参政会,(虽然我们六人都是参政员)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政府不过默许而已。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大使馆却是特别帮忙,我们来回的飞机,都是赫尔利大使为我们调配的,临行前我们还和他谈过一度,他对我们此行,颇寄以甚深的期待,以为必於国共关系的改善有益,至於中共方面,确曾表示相当的欢迎,并且还指定王若飞陪同我们前往。

  当我们在重庆出发的时候,大家并没有一定的腹案,不过知道去胜利已经不远,如果国共间的纠纷不求得一个适当的解决,必定於国家前途没有好处。我们也充分知道我们并不能解决问题,但觉得对中共的实际情况能增加一些了解,也未必於解决问题无益。

  我们是七月一日出发的,五日便依然回到重庆,在延安一共住了四晚。当我们的飞机越过秦岭一万四千尺的高空而抵达延安机场的时候,共方人物自毛泽东朱德以次,几乎是全体出迎,态度相当亲切。机场上似乎没有任何戒备,有二叁百个老百姓都远远的站着,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欢迎我们这一群天外飞来的远客。还有几个小孩,看见毛泽东走来了,高举右手,叫一声,「毛主席!」我还是二十年前和毛在上海见过两度的,没有想到他居然有了这一股子神气,看了那样一种排场,在我脑子里忽然联想到另外一位老朋友──宋公明先生!  欢迎式完毕,我们便被一部破旧的客车,一颠一播的,送到了十八路军总部。其馀欢迎的人员都先後赶来,充满一间不大不小的客室。叶剑英──十八路的参谋长──着一身灰布衣裤,提出一把开水壶,绕室一周,冲茶敬客。人家向我们问长问短的寒暄了一会,就在他们的总部午餐,餐毕,被送到招待所休息。

  招待所是一排十来间的平房,前面有一块很大的草地,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设备虽异常简单,打扫得却十分清洁。招待我们的几个青年,连同那位招待主任,也还彬彬有礼。招待所的厕所是几个土坑,可是装得有纱门;地下洒了不少的石灰,绝少苍蝇蚊子之类,可见他们颇讲究卫生,志不在小。

  我们的休息还没有开始,毛泽东便派人带来了一个裁缝,说:「延安的天气不比重庆,中午虽然颇热,晚间却要盖被,各位带来的衣服不多,恐怕要受凉,所以叫裁缝为各位做一套夹衣。」夹衣要一两天才能做好,又预先为我们每人配给一件毛线短衫。据说织衣的毛线,和做衣的呢子,都是延安土产,总算难为他们。

  所谓休息,便是大家睡了一觉,在用过一顿颇为丰富的晚餐以後,我们六个人便开了一个非芷式的会议。商量明天谈话所应采的态度,我们既没有负得解决具体问题的使命,当然□是从原则上着想,同时也想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宿无话,第二天午後,双方便举行了第一次的会谈。共方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祖涵,张闻天,王若飞,叶剑英,任弼时等出席。除谈到国共已往交涉的经过由周恩来补充了几句,谈到军事方面由朱德补充了几句以外,其馀的时间都是由毛泽东发言,十足表现一种独裁的气概。双方所谈均非常广泛,共方更附带发了不少的牢骚,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在他们这几位出席的当中,在我□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叁人是这次才认识,其馀都是熟人。张闻天有十几年不曾见面,但没有老,和在中华书局与我同事的时候差不多,像这样的谈话,隔两天又举行了一回,这次却比较正式一点,有记录,有结论,但无非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类原则上立言,既不实际,也不具体,所以双方并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大概毛泽东也知道我们□是来『探行情』,决不是来『讲生意』,所以我们的正式会谈很轻松的便闭了幕。回到重庆以後,这份谈话纪录,由褚慧僧很郑重的交给了蒋先生,可是并没有任何影响,既没有被驳回,也没有被采纳。但是从某一意义上看,我们这次的延安之行,究不失为後来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前奏。

  我们到延安,刚刚遇着中共的七中全会闭幕,他们各方面的文武干部来开会的很多,却还没有散,因此他们利用机会,分作叁天正式的招待我们。第一天由毛泽来出名,所约来陪客的,都是党方的高级人员;第二天由林祖涵出名,所约的都是延安边区政府的高级干部及一部分地方人士,连那位『劳动英雄』吴满有也包括在内;(时林任边区政府主席。)第叁天朱德出名,来的都是军方人物,重庆派驻延安的两位军事联络员也被邀作陪。每次都有十桌以上,在延安大约是难得的盛会了。

  在这叁次宴会中我所得的印象,觉得他们军人的质素,似乎比文人来得好,朱德也似乎比较毛泽东没有什麽做作。我从傍得知,朱德住在延安已经有了四年,这大概是毛泽东的一种作用,一定要把朱德拉在一块,他们的党政军才比较的容易一元化。要由『朱毛』并称过度到毛泽东的独裁,似乎也非经过这样的一个时期不可。

  在军方请客的一天,我这一桌都是几个湖南人,我坐客位,彭德怀坐主位,除贺龙,萧克,萧觐光外,还有几位我已经举不出名字了。入座後,彭德怀客气了一番,说:『延安地方很偏僻,一切都很简单,凡事要请各位指教。』我藉着这个机会,顺便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住了叁天,参观了不少的地方,见了不少的人,觉得延安是贵党的中枢所在,包括你们的党员,公务人员和老百姓,总共不过五万人,政令比较容易贯澈,假定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人多了,你们有什麽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答覆得很快:『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由现在想来,他这个话还是大致不错,可是所谓『老百姓过问政治』一点,以今日大陆上的杀人如麻,敲骨吸髓,真不知从何说起啊!

  除掉叁次正式的宴会以外,他们还来了一次欢迎我们的晚会。晚会的主席是李富春,(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生,也是蔡畅的丈夫,蔡畅便是蔡和森的妹妹。)周恩来发表了演说,客人中刚由黄任之和我说了几句话。演说既毕,便来了一回低级趣味的秧歌,两幕简单的话剧,最後的压轴乃是一出梁山泊故事「叁打祝家庄」的京戏。京戏演得不坏,听说演员和行头都是从山西得来的。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他在这一晚,一直陪我们看到终场。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部,十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各有一个戏台,可见他们对於戏剧看得很重。当然他们也利用这些场所,作为他们开会的会场。

  在招待所有一间会客厅,我们除上举的谈话会宴会和晚会以外,其馀的时间,大概都用於会客。客人是我们指定的,经过中共通知便都到招待所来找我们。有一位几乎每天都来,而又和黄任之冷御秋两位谈得最多的,便是陈毅。陈是四川安岳人,勤工俭学生,当过重庆「新蜀报」的编辑,能诌几句打油诗。李璜教过他的法文,我在重庆曾见过他从苏北写给李璜的信,字是不行的。除掉「摆龙门阵」的本领和一般四川人差不多以外,看他那一股干劲,却也不失为「四眼狗」,「豹子头」一流的人物。他说他在抗战中曾带过两伤,我问他这次到延安如何经过敌人的防线,他说有方法可以通过。这个时候他已是半个江苏的主人,黄冷两位所以热心和他攀谈,大概都是为着江苏问题吧。听说他在党内最和周恩来接近,目前在上海的作风也比较其他地方微有不同。假定中共在韩战中一败涂地,更假定台湾在半年内即开始反攻,他究竟做一个身殉「太平天国」的陈玉成?还是做一个火并王伦的林冲呢?

  在这里我所见着的中共女党员有蔡畅,邓颖超,丁玲,陈学昭等几位。蔡是中共的中委,邓是候补中委,这个时候中共一共有七十几个中央委员,女性却□有这两位,至少在中共内部男女是不大平等的。丁陈两位,和我们有过长时间的漫谈,丁玲老了,但作十分健谈,在延安所实行局部的配给制,我是从丁才得着一个大概的。据丁说: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澈底的配给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一切机关的东西,都是由公家领来的,机关与机关之间,便凭着这种饭票子核算,由公家统筹支配。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各人有少数的钱并不是没有用处的。

  傅孟真所找来的客人,大概是「抗大」的教员之类,也有携带着作向他请教的,也许他们是北大出身或与中央研究院有过关系的。

  秦邦宪任延安「解放日报」社长,这是延安唯一的报纸,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张,内容单调,他们办报纸的目的不是在多得消息,而是在藉报纸封锁消息,这可说是共产党的不治之症。我问秦邦宪:「你回到延安来怎麽胖了许多?」他想了一下回答我:「我们在这里不要用甚麽脑经!」这个答覆很有趣:连秦邦宪也用不着动脑经,其馀的人更可想而知了。

  我问徐特立:(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生,我住长沙师范的时候,他任校长,在中共党内仍担任教育方面的工作。)「近来干什麽?」他说:「计画编一种教科书,是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混合来编的。」我问:「延安有图书馆没有?」他说:「书籍不少,但分散在各个研究机构,并没有一个像样子的图书馆。」我常听说董必武周恩来有在重庆买书带回延安的事,我相信他这话是真的。

  除了来看我们的客人以外,我们也出去看了几个人的家庭。周恩来的家庭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周太太邓颖超,照她几年在参政会的表现,我知道她是一位没有内容的女权论者,可是就她的家庭情形论,却不失为一位良好的太太,就是不生小孩。

  我们向毛泽东要求,要看看陈绍禹,因为我们在重庆听了许多关於陈的谣言,想知道一个究竟,见面的结果,觉得这些谣言不怪无因。据陈说:他确实病了很入很久,而且很厉害,一共打过一千多针,一直到我们看他的时候,他才能穿着棉衣棉裤,在房门外边走动走动。房里除一床一桌和几张矮凳以外,别无长物,看他的太太和小孩的样子,似乎是营养不良,保健饭未必於他们有分,甚至有人揣测他们是从另一地方被搬来给我们看的。陈能说流畅的俄语,我和君劢与鲍格莫诺夫见面,他为我们当过翻译。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颇能表现一种斗争精神,领袖欲似乎很强,但经验与手腕,都斗不过周恩来,自然更斗不过以阴狠见长的毛泽东。我们这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百□钢化为绕指柔,什麽英雄气概也没有了。

  张闻天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我的老朋友,老同事,因此我也向毛提出,要和他谈谈。毛命令他的亲信任弼时,同我去,於是我们□好谈谈私人间的往事,不及其他。张住的地方和陈绍禹差不多,但桌上多了一架电话机,还摆得有几本书,与从前和我住在上海民厚北里时候的情形比较,不如远甚。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短,不敢放言高论了。当时传说: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都是所谓国际派,是毛及其亲信所不信任的。秦早死了,陈张也至今无表现。张被任命为出席联合国的首席代表,但周恩来知道,这是永远没有到任的一天的,临时有事向联合国交涉,他还是叫伍修权去,决不叫张闻天去,这并不是表示中共的人才之多,□是说明中共内部有种种为外人所不容易了解的事实。(我写到这里停了两天,已看见中共任命张闻天代王稼祥任驻苏大使的报道,可见国际派终於要普遍的抬头,民族派再想左右支吾也不可能了,因为这是最近苏俄允许有限度援助中共的交换条件之一啊!)

  在我们离开延安的前一天──七月四日,毛泽东特别要周恩来通知我和章伯钧,说他要邀我和伯钧到他私人住的地方去吃午饭,并且可作竟日之谈,我的目的本是要来探探行情,同时也想进一步研究研究毛泽东这个人的,既有这个机会,当然是欣燃同意。毛住在延安城外的延园,(原名枣园,不久以前才改的。)这一天除毛和我们两个客人以外,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从早上九十点左右谈起,一直谈到下午的四五点左右才走,真可算得是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异常广泛,甚至连水浒和红楼梦,乃至我的『万竹楼随笔』,毛也发表了他的批评。朱德也说了不少的话,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德邻,而稳重过之。谈到时局问题,毛很激越的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叁七二十一之谓。)谈到美国,他说:「我这几条烂□,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毛有这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我是早知道的,所以并不觉得奇怪。我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对他说:「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麽不去?」他回答得很爽快,很自然。後来他居煞到重庆去演了一出「黄鹤楼」,虽说是由赫尔利做了他的「赵子龙」,张治中做了他的「鲁子敬」,但最初的动机,也许是由於我这个无意中的提议。

  我们在延安还参观了一个收容俘虏的「日本工业学校」,大概收容了好几十个日本人,虽以工业为名,但我们却没有看见任何关於学习工业的设备。我们进去的时侯,看见一二十个日本人正在搬运土砖盖造一座简单的礼堂,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唱歌,似乎很快乐。後来又在另一间房内,看见几个新自前方解到的日俘,却一个个横眉竖眼,表示满肚皮的不高兴。任这个学校校长的日人名冈野进,实际便是今天日共中的有名人物野板参叁,他在日共中的地位,仅次於该党书记长德田球一。他穿着西装,四十左右,姿态确像一位校长。他为我们开了一个简单的茶会,我们向他问了许多关於这个学校和学生的情况,大概□是一个训练日本共产党的机关而已。听说还有一个专供收容朝鲜俘虏的学校,我们没有去看。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後,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个遗憾。

  总而言之,我这次的延安之游,所得的印象甚深,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於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可是从延安一般情况所表现的,有一个不大容易补救,而且为他们自己所不肯承认的毛病,便是一个「陋」字!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能「孤陋寡闻」,也□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於是乎他们不能不「一面倒」,不能不把苏俄捧上天,不能不把史达林看成万能的上帝,不能不大量牺牲中国人民的生命以换取史达林的光荣,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六日,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的广岛;同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又落在日本的长崎;日本乃坦率承认科学失败,无条件投降,毛泽东有了这次韩战的经验,我不知道他是否还相信「几条烂□,可以同日本人打,就可以同美国人打?」是否「陋」到连科学也不承认?

  我回到重庆以後,曾经把我五天在延安的一切见见闻闻都向朋友们谈了,我尤其强调两点:第一、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於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第二、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我在当时的重庆一定要说出这个话,虽是有为而发,但确实也是当时当地中共所表现的事实。就到今天,我也还是相信:军人万能,不仅不会有所谓自由民主,压根儿也不会有所谓政治;从事党,政工作的人员,如果不能结束奢侈与浪漫的生活,中国更不会有实现清明政治的可能。

录自左舜生《近叁十年见闻杂记》,1950年,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博讯新闻特别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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