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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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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18日 来稿)
    
     今天是2013年的2月15日,正是中国的农历(初六)新年,这在西方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可在中国全国上下却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里。这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是家家户户阖家团圆的日子,出门在外的人无论离家多远隔千山万水也要在这样的日子里回家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团聚对于那些有家不能回的游子来说却显得特别苦涩。为了上访我和丈夫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片陌生却又承载了我们希望的土地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时间有多长,我们回家的路就有多长。我们只能用电话与电话那头的亲人传达彼此浓浓的思念之情。当别人已经出现在联合国门口时,我们却还无法从想家的情绪里走出来。 回想在国内漫长无赖而又随时要被关进监狱的恐怖的十一年的上访之路,我们从满怀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如今却不得不绝望的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的心里除了苦还是苦!
     今天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初六,也是我与丈夫田宝成在中国国内寻求公平正义、讨回被流氓掠夺的私有财产及赖以生存的店面无果,而遭殴打、限制人生自由、关黑监狱、失踪及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劳教、判刑等……。在走投无路绝望的情况下,逃亡到美国,来到联合国广场,寻求法律援助和上访讨公道的第十九天。
    
     新的一年第一天开始, 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不分严冬酷暑站在联合国广场,向游客和联合国官员们展示我们的横幅,宣传我们在中共独裁专制体制下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请求联合国官员督促中国政府依法归还我们的财产。今天路过的一位游客看到我们的横幅,特地把自己的旅行箱搁置一边,然后一一细看横幅的内容,有访民杭浩东用英文讲解。特别走到我的横幅前停留的时间最长,我讲中文,杭浩东再翻成英文,他和杭浩东讲什么我不懂,但他看到我被政府雇用的流氓殴打鼻青脸肿的照片后眼睛里请满了泪水,对我们夫妇的不幸遭遇深深地表示同情,还勒紧拳头表示愤慨,还关心我们夫妇的身体健康问题,最后和我们拥抱握手拍照,并竖起拳头对我们表示支持……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我跟他说:“共产党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我家这块基地的开发商实际就是原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儿子,现任山西省省长的李小鹏”。
    现在我要通过我家所遭受的悲惨的真实经历一一讲述给全世界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一群利益集团是怎样抢劫百姓的私有财产的。抢了百姓的财产还不能要他们还 ,要他们还他们就打你或打死你,关你或关死你、劳教你等等……。今天我就来讲讲我为了讨回我们的私有财产,是怎样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刑拘、劳教及遭受的酷刑:
    
    
     经历之二
    
    
    2003年4月24日上午,我和丈夫田宝成手持市政府柴俊勇副秘书长的批示督办函和施兴元的亲笔函如约前往闸北区政府信访办等待接见,想不到信访办副主任陈春当即回绝:“今天区长不接待,十日后再来。”我们要求陈副主任约定十天后区长接待的时间,陈春极不礼貌地转身就走。不多一会儿,我们居住地的北站街道政法委书记邬继民和管段民警马华震赶到区信访办,他们说要带我们夫妻俩去医院检查有无非典,体检正常再让我们俩自己想办法另找住处隔离10日后再请求区长接待。我们俩都同意去医院检查和自行隔离,但指出:一、我们回来已几天,政府部门怎么没有要我们检查和隔离?二、我们既无经济来源又无家可归,实在没能力自已找住处隔离,请求政府部门解决。三、由于屡次被骗,故已对区信访办失去信任,要求给出10日后区长接待的书面约定。我们提出这几点要求后,他们没一人开口说话,竟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我和丈夫耐心等待至上午十点左右,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我们来到了同一幢办公大楼的另一扇大门,保安得知我们要找区长约定接见时间,在看过驻京办施兴元的亲笔函后说要帮我们去找区长。过了一会儿,保安出来后说:“区长十点钟接见你们。”我们便回信访办等侯,但一直等到11点也无人理睬,我们又回办公大楼要求给个说法,马华震叫我们回信访办,说区长等会儿会来接待的。接着区政府就关上了大门,不再让我们出入了,到了下午他们还说:“你们等着,区长会来接待你们的。”就这样我们一直等到晚上7点半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戴着大口罩的警察,不由分说把我丈夫田宝成铐上手铐就朝外面拖。这时外面下着大雨,我哭喊着一边拉住我丈夫,一边对警察说:“他没犯罪,你们干吗要带他走!”一个警察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凶狠地把我摔倒在地,两部警车呼啸而去。一个信访员在我耳边冷冷地说:“你丈夫21号刚从北京非典疫区回来,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你也需要隔离!”他一边威胁着,一边把我赶出区信访办。
    丈夫被抓,家又没了,我身无分文,一个弱女子,我能上哪儿去?雨越下越大,我淋在雨中,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我哭着哭着想到了“康办”,那是上海的“中南海”,我们的“父母官”就在那里。于是朝那个方向走去。我一出现在康平路165号“康办”门口,马上就有警察把我带到康平路9号,那是天平派出所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已经关了几个像我这样的上访者。一个20来岁的值班警察指着我骂道:“娘格戳×,你是‘非典’到这里来干什么!”警察用脏话骂人和无端扣人‘非典’帽子让我很吃惊和气愤。一会儿我居住所在地的北站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对康平路值班警察说:“领导不让我们带她回去,说她是‘非典’”……
    全身已被雨水淋透了的我被他们晾在这里,我冷得牙齿打颤,全身瑟瑟发抖。到了下半夜二、三点左右,我肚子痛得实在难以忍受,眼泪和冷汗一起往下流,我要求上洗手间,但附近又没有洗手间,这时北站派出所来的两个警察才不得不打电话给领导,我于是被带往北站派出所,那天晚上我整整哭了一夜。而我丈夫被押到闸北看守所解开手铐几分钟后,又被送到上海同济附属医院,经抽血、透视等多道体检证实他并无“疑似非典”疫情后再次被送到看守所,但看守所负责人拒绝收押,接着他又被拷上手铐送至市监狱医院重复检查了一遍。却仍没找到丝毫可供他们长期隔离的症状,但他们仍不罢休,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我丈夫第三次被强行送进闸北看守所,莫明其妙成了囚徒。
    
    4月26日闸北公安局对我丈夫第一次提审,在他的强烈抗议下,承办员施有才、蒋奕成才出示了刑事拘留证,罪名是4月24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我丈夫说24日我们夫妇俩是在驻京办指定的时间,地点、人物。带着柴俊勇的督办函和施兴元的亲笔函在闸北区政府等待区长接见,怎么可以算作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呢?对他的质疑,承办员不但毫不理会,还说我丈夫态度不老实。为了抗议警方严重侵犯人权,我丈夫绝食两天,于27日被强行送至上海市监狱医院,被他们捆绑在床上达9天9夜,头部和四肢成“大”字,吃饭由犯人野蛮喂食。这种非人的“五马分尸”式的捆绑全身实在让人无法形容的那种酸痛,放下时人已全身麻木无法动弹。
    直至5月12日我丈夫又被押回闸北看守所,之后承办员又多次用恐吓诱供的一套多次提审他要他认罪,并威胁说如他态度不端正少则被劳教三年,长则十年……,并多次恐吓我及我们的家人,目的就是阻止我们再去北京上访。
    我丈夫被关押了整整一个月后的2003年5月23日的下午3点被释放。《释放证明书》是这么写的:“兹有田宝成……因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于2003年4月24日被拘留,现因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之规定,予以释放。”(注:到了11月3日再次捏造他4月24日殴打政府工作人员康友发被劳教一年三个月)我丈夫从24日被关后直至5月2日我才收到一份家属通知书。
    
    与此同时,我天天去上海的“中南海”,希望“康办”有“青天”关注我们的冤情,但结果都是将我带到康平路9号。4月25日,北站街道党委书记邬继民带着两个警察来接我时,邬继民指着我的鼻子厉声训斥道:“张翠平,你是‘非典’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被他们带出来后,邬继民不让我坐他们的车子,说是怕被我传染上“非典”,他们拦了部出租车后,邬继民一脸鄙夷,他把脸转过去背对着我塞了50元钱,令我立即离开“康办”。在茫茫人海中,我泪流满面,这样的屈辱和不公为什么要让我们老百姓来承受?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没想到半年后,闸北区公安分局以4月24日在闸北区信访办发生的事为由,判我劳教一年。
    
    我丈夫被释放后于6月2日,再次从苏州绕道赴北京上访,刚到苏州火车站就被守候在那里的上海警察截了回来,北站派出所警察董伟威逼他写下《保证书》,保证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后的三天内不出门,否则不放他回家。从那一天起,我们夫妇俩再度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我们所住的强迁临时住房门外,警察和“社保人员”(即企业“转制”后的失业者,由街道支付工资)每天分成3班,每班3至4人连续24个小时对我们实施监控。我们出门买菜,三个“社保”尾随左右。这一非法监控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直至11月初我们夫妻俩都被关进大牢才“撤岗”。而我丈夫于7月10日甩掉监视人员第六次赴京。当日中午我丈夫和包括杜阳明在内的一群上访人员正在北京一民济招待所午睡之际,突然冲进来一群上海警察把他们强制压上一辆面包车,而杜阳明被他们用手铐反拷押到驻京办地下室。他们包下整节车厢把所有上访人员于当日晚七点多秘密押往北京火车站送回上海,而到上海后我丈夫又被秘密押上一辆警车带到了闸北公安分局二楼特审间直到7月13日上午被送到住处我们夫妻俩又开始了被监控的生活。从7月13日到8月12日,由警察蒋奕成、刘训成及区督办戈永昌、韩根南几人分别于7月13日、24日、29日、8月1日、5日、12日多次把我们俩押到闸北公安分局进行讯问、恐吓和威胁,并有不明身份的人冒充记者对我们多次进行摄像。8月5日,限制我们的人生自由的人把我们带至信访办,以政法委书记郑健麟和信访办主任叶明为首的八九个人只字不提关于房子的事而是恶狠狠地指着我们说:“一、不准你们再到北京上访;二、不准到法院旁听;三、不准跟上访的人混在一道,否则后果自负。”我不服气问三条哪一条是违法的,郑厉声吼道:“不准你去就不要去,总之去了对你们没好处。”8月12日上午9点,管段民警马华震电话通知我丈夫到警署,接着分局治安队长姜庆强(现已被判刑)也用电话通知我们去并威胁说如我们不去随时可以抓我们,还说电话都是有录音的。因没有传唤单我们拒绝去。到了下午蒋、刘两人又来我处妄图带我们走,因没有传唤单两次被我们拒之门外。他们带我们到十六楼看王水珍和杜阳明在监狱被提审的录像,接着又把我们带到二楼特审间对我们进行摄像。
    
    因不堪忍受丧失人身自由的煎熬,9月6日上午,我趁监控人员瞌睡之际,直奔上海火车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北京,但不是去参观朝拜,而是去上访维权!而在家里的我的丈夫却遭到了更为严密的限制人身自由。此后三个多星期中,我先后到国务院信访办、中纪委、建设部、公安部等公开信访场所递交材料,揭露贪黑,寻求信访救济。由于这些国家级衙门里满眼都是冤民,所以几乎天天冤民排长队,耗时又耗力,因此各地上访者每天几乎只能去一个衙门“烧香”。
    
    2003年9月中下旬,来自上海的一百多位上访者多次自发前往北京中纪委、国家信访局、建设部等机关门口聚集,采取静坐,高唱国际歌,呼喊口号等形式表达我们的诉求。“捍卫宪法尊严,保障公民权利!”、“团结起来,打倒腐败!”、“打倒上海贪官!”、“强拆违法,还我家园!”等口号一浪高过一浪。记得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公安部大门口静坐,下午3时许,北京的一些强拆户给我们送来了月饼和饮料,遥望南方,我们中很多人手中拿着月饼,心酸眼泪却止不住淌了下来。
    
    9月15日那天,上百名上海上访者上午起就坐在建设部门外的石阶上和平示威,我们中有80多岁高龄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小孩。我们不停地喊口号,唱“国际歌”。上海市信访办主任张示明来现场看到这一场面,气得手发抖声音打颤。到了中午,北京的一些市民不顾警察阻拦,越过警戒线给我们送来了饮料、水果和面包。到下午4点许,上海驻京办出动一辆大客车,在张示明的现场指挥下,30多名便衣(其中还有满口京腔的北京特警)冲入示威人群强行驱赶,混乱中不少上访者被打伤,(如裘美丽被打伤送医院)有的衣服被撕破,手机被抢,哭喊声和斥骂声混成一片,路过此地的北京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斥责便衣警察公然行凶。最后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察将其中40多个手无寸铁的上访者押上了大客车后朝北京郊外狂驶,4点50分左右,大客车在一处山脚下停车,就在大家都下车如厕时,张示明塞给了驾驶员几百元车钱,扔下几十个人生地不熟的上访者,竟一溜烟地先打道回府了,最后我们只能搭乘公交车分别回大栅栏和上访村。接向中央高层领导表达诉求的机会。9月28日早上,位于大栅栏上的各家廉价旅馆老板都通知上海人说,上海方面已经打招呼要求他们不准留宿上海人,你们明天不能再来住宿了……。
    9月29上午,100多位上海上访者前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请愿,要求解决住宿问题。经交涉,下午3点许,上海市信访办租了2辆公交车把我们集中送到接济站住宿。大家都没想到已经掉进了陷阱。
    当晚23:30分左右,上海市政府在北京实施统一抓捕行动,数百名上海警察和特警到永定门接济站和万程远宾馆等处将上海上访者从睡梦中拖起来后强行架上大巴士,对不愿跟他们走的老上访人员,几个警察强行用床单裹住上访者身体,拎起来就往大巴士里扔,随身行李都不让带。这场突击围捕于9月30日0点过后结束。这就是所谓的“9﹒30”事件。85位上海上访者被非法绑架到5辆大巴士后,车辆昼夜兼程,疾驶24小时后抵达上海青浦野马浜等处,我们又被非法关押了3天。关押我们的每个楼面都有警察设岗把守。此后上海市政府通过各大喉舌媒体将“9﹒30”非法绑架行动称之为“集中劝返回沪”。
    
    2003年9月30日,我及85位上访者被上海的公安特警从北京连夜押回上海关进了青浦野马浜的某招待所,招待所里每层楼梯口都有至少3到4个警察把守。10月1日下午,北站派出所来了鲁世玉等3名警察对我进行提审,要我交代出谁是“头”,并要我承认喊口号违法,我始终保持沉默。当天晚上,我被带到一个大厅,里面有二、三十个警察,闸北信访办主任叶明见了我暴跳如雷:拍着台子大吼:“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今天你要写认罪书,态度不好的话,我们立即把你拘留!”后来鲁世玉等人又对我作提审式的讯问笔录,逼我写承诺书保证以后不再上访。对这种违法指令,我根本不屑回答。10月2日,我被闸北分局的七、八个警察从青浦押往晋元路上的一家招待所软禁了半天后,于当晚被押送回住处。此后我和我丈夫受到了更严厉的控制和贴身跟踪。
    
    由于每年的10月上中旬都是北京高层召开重要会议的敏感时期,全国各地不少上访者都赶在这时“赴京城,告御状”,期盼会议期间有“情为民所系”的青天大老爷出来倾听民意,解决问题。因此,每年会议期间,也是我们上访者倍受失去自由之时,警察三天两头来我住处,要我们去闸北分局接受讯问,每次去,谈话内容都是:不准你们到北京上访;不准你们和上访的人混在一起;不准你们到法院去旁听;否则后果自负……,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恐怖无处不在。10月7日上午,鲁世玉、施有才等警察又闯入我住处,他们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下令:“你们知道,中央要开两会了,现在带你们到横沙岛散散心,你们不想去也得去!”就这样我们夫妻俩先被警车强行带至闸北分局作讯问笔录,随后被3辆警车押往吴淞码头,押到横沙岛某度假村。在“敏感时期”将上访者软禁起来,却又不给任何法律手续是上海市当权者一贯的做法。10月9日下午,闸北区督解办、北站警署警察等部门来了十几个人,说就在横沙岛给我们开信访听证会,我丈夫说:“你们要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就请你们还我们自由,回上海谈,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北站街道政法书记邬继民便威胁说:“你别给自己断后路。”
    
    10月10日早晨,我们夫妻俩被十几名警察带离横沙岛,吴淞码头站满了警察,黑压压一片,随后我被他们单独押往闸北看守所提审。上午10时许,鲁世玉以“非法集会示威”的罪名宣布对我实施刑事拘留。
    
    从10月10日至16日一周内,在闸北看守所我共被提审19次,平均每天2至3次,几乎都在特审间。有时其他犯人都睡觉了,警察还来提审我。提审者无一人向我告知身份,面对恐怖和威胁,我连续4天不开口,维护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和沉默权。
    
    由于我连续4天保持沉默,10月14日中午起,三个不穿警服的陌生人把我带到底楼一间约30来平方米的特审室后,连续28个小时不松手铐、不让我坐凳子,不让我睡觉,更不给我吃饭。为了逼我开口,他们竟在我面前树起一盏脸盆般大的强光灯,这盏灯温度极高,直刺人脸和眼睛,我被烤得头晕目眩大汗淋漓,实在忍不住时我便把脸侧向一边,警察们轮番上来揪住我头发粗暴地把我的脸推向高温强光灯。一夜下来,我的头至少有二、三十次被他们推向这盏灯。这28小时中, 他们换了三班人马提审我,我有四次头晕倒地,其中有三个便衣警察用皮鞋脚踢过我,骂我装死,要我起来。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他们又骂我在演戏……。那天下半夜,一个中年便衣晃到强光灯前,我瞥见他披上了警服,马上扭头细看警号,他慌忙用手捂住喝道:“不要看!这件衣服不是我的,你不要到了外面瞎写!”如此外强中干,心虚胆怯,实在令人齿寒,这个中年人也是折磨我最凶的一个恶警,两个月后,他们再度提审我时,我才知道他的警号是034054。
    
    那天,三班人马对我轮番恐吓:“你知道吗?这个特审间是专门提审那些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杀人犯的,你在这里受提审,说明你的案子至少要判十年二十年。”我依旧一言不发。一个40来岁的便衣见我不搭腔,便无耻地挑拨起我们夫妻俩的关系来了:“你是外地人,而且你现在已是犯罪之人了。你丈夫不会再要你啦!说不定他身边现在正睡着别的女人。是不是你丈夫叫你去北京的?哼——他自己不去,却叫你去,说明他外面肯定有了别的女人啦。”见我仍不理会,他接着自演自唱道:“在北京,你们里面谁是头?是谁指挥你们到这到那的?如果你隐瞒事实就判你十年二十年……你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你丈夫再和别的女人结婚,你还得回你的江苏淮阴去,你自己放聪明点!”一个女便衣见我始终不吐一个字,竟冲我发起火来:“你这个神经病!马上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就像日本电影《追捕》那样,给你打针吃药把你变成一个疯女人!你别以为政府没办法治你,放聪明一点,跟政府斗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这些人都是上海的公安特警,专门负责提审那些大案要案的,哼——你算什么东西!”接着他们又拿出很多赴京上访者的照片,要我指认谁是头,是谁定下时间约你们上访的人一道去建设部等地闹事的?……我开口答道:我承认自己喊过“打倒贪官”等口号,我第一次去北京,谁都不认识。再说上访维权,各为自家的事,到东到西全靠自发,有谁愿当头?
    
    第二天下午4点许,他们才松铐,结束对我的刑讯逼供。我出狱后知道警察用高温强光灯折磨被提审者,也是酷刑的一种。在那一个星期中,他们提审我时少则5、6个人,人最多的那次,是10月15日下午,我环视特审间,里面竟坐了22个人,他们全都不报姓名,那阵势就像我这个弱女子是重大刑事案件的要犯。
    
    半个月后的11月3日中午,我被狱警从监房带到特审间,闸北分局蒋奕成、刘训诚向我宣告:“你丈夫田宝成因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被我们刑拘了。”回到监房后我止不住失声痛哭:我丈夫从6月2日开始就被你们严密限制了人身自由,走到东走到西都受到限制,他到哪里去“聚众”啊?这是什么世道?为什么我们老百姓要找个讲理伸冤的地方都没有?
    
    几天后的11月7日,闸北分局的蒋奕成、刘训诚又来看守所向我宣告说:张翠平,你被劳动教养一年!接着蒋奕成又说:“你在这里的态度太恶劣了,如果你认罪态度好,讲出谁是头就不会劳教你了”。他们拿出《劳动教养决定书》要我签字,我说:“我没犯法,坚决不签字!我依法上访,凭什么要劳教我?现在是政府在枉法,将来终归要付出违法行政的代价……”
    这份很荒谬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其正文内容如下:
    …………
    现查明:2003年4月24日上午,张翠平及杜阳明、田宝成(均另处)因动迁安置问题至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要求区长接待,当被告知张等人系从“非典”疫区返沪人员,需隔离后方可接待时,张翠平等人即至该区政府办公大楼欲强行闯入,在执勤的安保人员阻拦的情况下,张等人大吵大闹,致使该办公大楼电梯停开三十余分钟。同年9月8日至29日,张翠平及王宝根、金建明、马国强、谈兰英、沈永梅(均另处)等数十人以上访为名,先后聚集在北京中纪委机关、国家信访局机关、建设部机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门口,扰乱社会秩序。后被查获。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张翠平亦作了部分供述。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及有关规定,决定对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张翠平收容劳动教养一年。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2003年11月7日
    注:这7个人当中的王宝根在看守所里签定了房屋协议,一个月后放出。
    请看后续……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田宝成 张翠平夫妇联合国上访记(十五)


    
     中国冤民大同盟:张翠平
    
     联系电话:347-925-4778
    
     201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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