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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公安部的公開信/山东莱州石柱村张玉桥、张玉玺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18日 来稿)
尊敬的领导:胡锦涛、温家宝: (博讯 boxun.com)
     您好!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在上访的路上十人被伤害,其中七人被枉法,一人被打致死,二人精神病,人生中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权不但没得到保护,反而剥夺全部人生,损害了三代人。
     公安部的错误今天该由谁去纠正?在中国又有谁能去纠正?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权力,继续残害着受害者的人生?公安部的上级是谁?在中国又有哪个老百姓通过上访途径能见到它的上级?一个个错误案件的决定,就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座大山,作为老百姓是无法搬动的。
     刘少奇被中共中央永远开除党都能得到彻底的纠正,为什么老百姓的案件不能认真落实?尤其是在“四人帮”时的公安部长李真(打到四人帮时上吊自杀)错误点头的案件,为什么不给以针对性的结论?公理何在?
     我们两袖清风、作风正派、心胸坦荡本是一案接一案的逐步升级的政治迫害控诉案件,公安部却按申诉案来处理,是讲不通的。
     开除社问题、强迁旅大问题、戴帽问题、打死人问题、抢走离婚问题……等等都是什么行为?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手段是残忍的,灭绝人性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除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一切都是政府行为。
     在赔偿上口口声声国家困难,不能赔偿,总不能干部犯法,人民遭殃,苦了受害者,便宜了当权者,国家困难不是老百姓造成的,只有向当权者去讲,才能讲得通,即便善后也是浮皮潦草,对受害者极端的不负责任,我们今天所得到了一切都是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公民,本该是得到种种权力,他们都给我们一一剥夺了,这是强权政治下的虐待,一切都在为违法干部袒护、开脱、掩盖。
     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每年政协、人大两会,白黑对我们家监控,也从没间断过,更不能容忍的是对上访的上网社卡堵截,公安的大车、小车就在我家不足二十米的地方监视、跟踪、进屋、询问查看,这是对人权的骚扰、侵犯和剥夺,是在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也是对于我们对那些涉世未深儿女们幼小心灵的一种伤害,我妹妹和小侄的精神、癫痫病,就是在这种恐怖环境中造成的,至今政府也没承担任何责任。
     作为一个法制的社会,人民打官司根本不必去找总统、找书记、找主席、也不必去拦轿喊冤,更不会让老百姓打一辈子官司,一切都由法律程序来完成,然而我们的人民太不幸了,人们都知专制的封建王朝,人民还可以鸣冤击鼓,可是中国人民原先剩下的这点权利,据说是我们的老祖宗—皇帝给的,然而今天也给剥夺了,一切显得那么沉重,上访实在是太难了,已经被逼到了悬崖峭壁,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尤其我们是被县委书记所害,后升烟台行署专员、烟台打捞局书记(厅级)、山东省公安厅的参与,省委信访局苏善田(80年代常住中办接访员)抢走离婚,公安部的错误点头,就是他们给我们平反的,就是他们给我们撤销的错误决定,善后也是他们所做的善后,问题就是他们的问题,且问能公正吗?
     下边是我先前给公安部的几封公开信,望您看其大意。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张玉桥、张玉玺
     2004年3月5日
    
    
    
    
    
    
    
    
    
    
    
    形象与脸谱
    
    
    
    
    
    尊敬的:公安部领导:
     您好?人们都知,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地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也是一方势力,一个地方的核心,至高无上,也算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可以代替法律,他们可以代替党,代替政府,代替他所能代替的一切,还可以代替人民强奸民意。你若控告他,中央相信他,却不相信老百姓,保护他却不保护你。使他们成功的制造了一场场冤假错案。谁控告他,他可以给你戴上帽子,不让你乱说乱动。还可以把你投进监狱,判你的刑,还可以不让你的子女上学。还可以叫你妻离子散,儿女完蛋,最终还可以结束你的性命,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呢?在中国想控告一个书记是那样的艰难,省委保护地委,地委保护县委,上下一条线,作为一个身单力薄的老百姓也只能在茫茫的上访路上冤死一辈子,这究竟是谁的罪恶,这种罪恶是由党来为他顶替,还是由他们违法干部自己来承担。作为我们一个标新立异又加特色的党,究竟怎么定位,尚不清楚。
     66年逼得我姐跳井自杀,逼得我哥利刀自尽,72年11月2号又逼得我和妹妹跳进中南海(当时北海桥是汉白玉的,后改成铁栏杆)74年又逼得我十六岁的小弟弟中南海汽油自焚。作为公安部不但不追究自杀的原因,却把受害者投进了监狱,判刑、强劳、教养、抄家、抢走离婚。且问这是什么逻辑?这究竟是共产党的罪恶,还是极个别腐败分子违法干部对人民的犯罪?我出生入死在上访路上,负屈含冤四十余年,对我们所控告的问题,公安部一次次至今也没给我们作出一个针对性的结论。即便善后也是文过饰非,浮皮潦草对受害者极端的不负责任。
     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人民看党员,党员看书记,如果这个书记,是土匪是恶霸,人们就会说共产党是土匪是恶霸,如果这个书记是焦裕禄,是孔凡森,人们就会说共产党就是焦裕禄、孔凡森。如果有的还说这个书记是包公、是海瑞,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人们就会说包公、海瑞也是共产党,如果他们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就要追认他。
     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这要看党的最高机关对违法干部是否认可?至今仍没定论。共产党只有认真的纠正过去,才会刷新自己,要想清除腐败,中央必须有一个专门审理,控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处理不服案件的机构。
     尼克松为了一个水门事件而下台,克林顿为了桃花绯闻事件被联邦法院起诉。可是我们的一个县委书记草菅人命,人命多起却逍遥法外,美国总统都不敢超出法律半步,否则就面临起诉和下台。俗话说,权大责任大,官大罪恶大,一经发现,马上起诉,及时纠正。即使受到伤害,也不会延续上访几十年吞啮着受害者的人生,何况人家还有个彻底赔偿。这个马上起诉,及时纠正,就是对受害者的一种保护,不会使他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也是对当权的一种限制,实际也是一种爱护,不会使当权者肆无忌惮的发展成罪大恶极。
     人生是短暂的,上访是漫长的,能得到人权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和自豪。
     人们都说给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可是有的信访工作者送给上访得是一年三百六十五个痛苦(糊弄拖着不办)这是一个人性问题,和人民是一个极大差异,一拖就是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一个生灵就结束了,这是一把无形的刀,杀人不见血的刀,一年一刀,十年十刀,一年年,一刀刀,把一个美好的人生给扼杀了,这是草菅人命,残害人生,并不亚于历历在案的凶犯,贪官污吏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也是对人权的蔑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位主义、政府不作为,穷于应付,既害国家又害人民。
     信访单位需要,一支党性强政策法律水平高,作风正派,敢于负责,能灵活掌握运用,认真贯彻落实政策法律的初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素质高的队伍,有的信访工作者还不如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觉悟和水平。法官在办案,信访工作者也在办案,且问他们又有什么差异呢?这里确实需要一个素质水平问题,这里不是安排养老解决就业的地方,而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前哨,在人民当中,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合法度还能占多大的份额,人民都会给以监督和评估的。
     上访人是政府的通信员,是反映社会的气象员,是党纪国法的护理员,是受害者,他们不是敌人,希望当权者不要冷酷,跟踪监控,收容他们,山东还有个上访教育站,强劳、教养、判刑,把他们搞得遍体鳞伤,精疲力尽,中国人民是诚实的、厚道的,他们只认一个理,实事求是、公正。
     我父亲是被共产党的书记王树吉(原掖县县委书记、烟台地委专员)在光天化日下组织指挥五体分尸被打致死的,母亲门牙打掉,手指打崩,昏死过去,冷水浇醒,我兄姊五人是被公安部错误点头处理,除逍遥法外的当权者,一切都是政府行为,日本鬼子、法西斯又能如何?据说还可以东躲西藏,逃过那场灾难,然后我们却不能,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权力啊!何况人家政府还都给以赔偿,尤其德国政府对于二战时期纳粹残害犹太人的赔偿做得很好,作为一个能经常反思自我,发现过去,能及时认真纠正自己的政府,人民都会给以肯定的。
     作为一个尊重人权的—人民政府就应当对先前国家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和决定重新回顾,给以认真的清理,对于造成严重后果,至今仍未改善纠正,回避落实的案件,按道理就应该给以追究。
     县工作组和县委书记,虽在上访路上给我父母戴上坏分子帽子,组织四十余起(2小时以上)打人流血事件,把我父亲打死,兄妹不让上学,逼得我哥利刀自尽,逼得我姐跳井自杀,72年11月2日逼得我兄妹俩跳进中南海,虽是残绝的。但公安部的错误点头,我和妹妹被强劳(74年省公安厅五号文件)。弟弟被少管,十六岁就关进省监狱和战犯押在一起,哥哥被判刑,抄家,小侄刚生下三个月嫂子就被省公安厅苏善田抢走离婚,打倒四人帮后,公安部如能及时转变观念,马上给我们纠正过来,可能人生的损失并不这么大,一晃就是十几年,又是十几年,我们现已是五六十岁,最小的弟弟都四十六岁了,人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三妹得了精神病,小侄现在发展成癫痫性精神分裂症,严重的损害了我们三代人,作为政府对我们的遭遇,且问能推卸得了吗?
     公安部90年的决定虽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它非常不正确,这个不正确单看公安部的文字是看不出来的,这要看受害者的全案,遭遇和后果。
     在中国,一个人想要改变政府的错误决定,是那样的艰难,一切都要付出辛酸和泪水,还要付出青春年华,代价是沉重的,一个个错误决定就这样完全彻底的扼杀我们的全部人生。
     我们的接受是有条件的,第一是造成我们家庭的原因,不能破釜沉舟,还有点抱残守缺。第二能做好善后工作,能维护生活的基础上的接受。尤其第二条莱州政府戏弄了我们,(都有详细的专题材料)农转非不但失去了意义,就连我妻子和我弟妹的好端端的一个城市户口也给搭上—成了非转农。难道这不是对我们的嘲弄吗?为什么能给打人凶手,违法干部,诬陷者安排那么好的工作,却不能给受害者安排好?张振亭本是我村团支书记,在文化革命因组织诬陷有功,培养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尖子,70年又组织青年把我父亲打死,有功入了党调到烟台地委工作。
     我市现信访局长邹建义(三十左右岁)他爸原是我大队干部(现已退休)他姨(莱州刺绣工艺厂书记)在文化革命中,批斗我父母蹦的那么高,口号喊的那么响,他们是文化革命的受益者,我们是受害者,道理是和他们讲不通的,且问他们的工龄有多长呢?级别有多高?都安排在什么单位工作?还有政治前途的损失,人家都早已入党,党龄有多长?一切都是前途似锦,可是我们呢?他们没有耽误人生,没有耽误青春年华,没有耽误生儿育女,没有耽误升官发财,他们所得到的也正是我们所失去的,他们是那样的完美无缺,我们究竟失去哪些权力?损害到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弥补,你挽回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挽回,这是涉及到人生各种权力问题,政府必须应该考虑到给以认真纠正的。
     我们兄姊虽早已分家各居,但都在抱残守缺,既有共同的遭遇,也各有自己的伤痕,这是历史的烙印。人生的伤痕是无法弥补的。
     现在人家都已退休,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可是我们仍在上访路上奔波,我们究竟是被谁所害,实事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县公安局说:“戴帽是我们的问题,其他都是上级的事”省公安厅率领抄家抢我嫂子的苏善田说:“该我是,公安部的意见”。
     对此,公安部必须认识错误,承担责任,认真纠正过去,妥善安排将来,才能服人。我们在上访路上奔波了四十余年,搭上人命,搭上前途,搭上青春,搭上人生,赔上夫人,搭上人生所失去的一切。完完整整的损害了我们人生三代人。已充分说明我们的人权受到了很大的侵犯。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纠正落实人权问题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
     顺致
    敬礼
     张玉桥、张玉玺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2003年8月8日
    
    
    
    
    
    冤有头债有主
    
    尊敬的公安部领导:
     65年到中纪委,控告干部的违法犯罪,66年文化大革命父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71年父亲被打死,74年我和妹妹被强劳,弟弟被少管,哥哥被判刑,小侄刚生下三个月嫂子就被省公安厅抢走离婚,一家枉法处理七人,实属罕见,逼得我哥利刀自尽,逼得我姐跳井自杀,逼得我和妹妹跳进中南海,弟弟汽油自焚(16岁)场面是残绝的,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身残人完,三妹精神病,小侄癫痫精神分裂症,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呢?除逍遥法外者,难道政府能推卸得了吗?剥夺了我们全部人生,严重的损害了我们三代人,实在是太残酷了,这是一个不朽的事实。据说地痞、土匪、恶霸对人的危害是袭击性一阵伤疼就会过去,还给留有再生恢复的权力。可是他们剥夺了我们全部人生,连一点生存的权力都不给留下,什么老百姓的疾苦,司空见惯,神经麻木,人性泯灭。四十年来开始克扣我们的口粮,最后完全断绝,我们的生路,过上乞讨流浪的生活。
     上班的拿工资,下岗的有生活保障金,失业的有失业金,退休的有退休金,今天他们把我们打入另册,推向了社会边沿,且问我们算哪路人,不管从事实上,还是法律政策上,或是道德理论上都讲不通的,据说现在都在表演“三个代表”且问表演代表的是谁?
     四十年来,违法干部打造成十几块不同的案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它们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却把一个完整的案件搞得支离破碎,单独的提出某个案件给以处理是片面的、错误的,也就是说,把一个长期打击报复的控诉案件按申诉案件来处理是不公正的。既然对我们所控诉的问题,不给以针对性的结论,也应该在文字上显示出某某问题,不再处理的理由和法律依据,政策法律应该公开透明,人民有知情权。对于文化革命中的人命案又有谁说不追究?法律依据在哪里?政策界定又在哪里?这不是耍戏法玩魔术,捉迷藏,一切都需要暗箱作业。这是人人皆知需要大白于天下的。只有让人心服口服,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群众。如果有的把案件归咎于“文化大革命”或是“历史问题”这是掩盖事实,推卸责任,我们的问题发生的当时都是现行犯罪,历史是他们拖延掩盖的历史,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制造各种借口对我们打击报复的历史。70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我父亲打死,75年在“批林批孔,反对右倾翻案风”中枉法处理我们的历史。历史就是事实,不是随意揉捏的面团。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文化革命不是开脱保护违法犯罪的律条,全国那么多人命案都让“四人帮”来偿还是不符合道理的,且问,区区四个人偿还的了吗?只有兵对兵,将对将,只有认真追究直接的凶犯是完全应该的。79年由于省委书记白如冰不了解情况,听信了假汇报,使中央办公厅冯文斌主任的批示不能落实。公安部在处理上有难度是可以理解的,且问,公安部又为什么不从根本上去查清?本是因上访遭打击报复的控诉案件却按申诉案件来处理是讲不通的。不管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人命关天的血案都是不允许的,不但让受害者心服口服,也应该让害人者清楚,什么时期也不允许违法,更不能给违法犯罪在“文化革命时期”设有特权。退一步说,即便不追究,也应该查清事实,在人生档案上给他留下一笔,还受害者一个清白,给一个针对性结论,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事实,尊重历史。
     65年到中纪委上访。66年县工作组叫九个干部三个民兵给我们赔礼道歉,我们不同意,用县工作组的话说:“矛盾转化”“不吃敬酒,吃罚酒”“千口唾沫淹死人”“再叫你上北京,给你两个通行证,叫你常来常往的”对群众说:“谁要承认她有病(指我母被折腾成精神病)责任不在她身上,欠款每人有一份,您正确做考虑”……组织我们所控告的违法干部、打人凶手利用各种亲朋关系,寻找各种利害冲突颠倒事实进行诬陷,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公安部,省地都有专题材料)。我们的历史是清白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什么在结论上该留下不留下,不该留下的却留下了,不给以针对性结论是讲不通的,也是不公正的。
     从73年给我父母摘掉帽子,到75年又枉法处理,再到86年平反,还有90年的善后工作,公安部经历了几个界段,总算回过头来反思自己,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值得肯定的。但在结论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纠正。在公安部三十年的漫长上访生涯中剥夺了我们全部人生,代价是沉重的,在事实面前,也是任何人不能接受的。
     75年公安部参与枉法处理我们的是这帮信访人员,纠正落实时几乎还是这帮人,省地县也是如此。是否能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事实摆在那里,我们是不抱过多幻想的。
     案件一发生,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违法犯罪还是犯错误,在事实面前是能分清的。在纠正落实时不认真彻底仍是错误的,应该纠正到何种程度?我们心里也是有数的,最基本的底线,事实的真相不能歪曲,更不能掩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我们的一切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可以放在阳光下,还可以走向世界,面向社会,谬误就是谬误,真理就是真理,今天如此,过去如此,将来仍然如此,人民是会给以公正的。过去错了,今天错了,将来仍然是错的,人们都知错的东西是对不起人民的,欠人民的血债是要偿还的。
     在上访的路上,给我父母戴帽和我父亲被打死,不让兄妹上学……是县工作组和县委书记王树吉的罪恶。75年公安部错误点头和省公安厅抢走离婚。枉法处理我兄妹四人是他们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虽是密切相联的两个问题,后者是前者造成的。我们是能分清的,认定也是合理的,在案件责任归属上谁的责任谁承担,谁的问题谁纠正,谁也代替不了谁,这是合情合理的。
     公安部的错误点头,使我们兄妹人生受到毁灭性打击,严重的损坏我们三代人,作为受害者没有把他们送上法庭,今天仍能坚持到公安部来望其纠正,这是我们国民的宽容和大度,也是对公安部的尊重。中国人的承受力实在是太强了,甚至到极限。据说我们是一个完全为人民负责的政府,作为公安部今天应该彻底转变观念,认真对自身的错误进行纠正,给受害者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人们都知搞原子弹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可是我们搞信访的对一个案件的审理,连一个具体的时间都没有,这是无法向国民交代的,“研究”“汇报”何时了?确实无法容忍和接受。官话、套话、职业话,政府不作为是上访的大敌,然而我们的全部人生就是这样被扼杀的。
     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希望公安部在尊重纠正改善人权方面,要做全国的表率。推脱是错误的,掩盖不认真纠正也是错误的,“历史问题”不是借口,若能及时纠正也不会形成历史。职位是一项任务,权力是一种责任,责任是政府的,不能把这种罪恶推给受害者,我们都要正确的面对历史,才会尊重历史,清政府留下的应该纠正,国民党留下的也要纠正,英国的殖民地香港要归还。日本鬼子欠下的也要赔偿,因为这是规则,世界都在讲道理,历史在纠正中前进,政权在和谐中稳固。
     “向前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行动,需要认真落实的,也是邓小平同志对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的“抚慰”和“祝福”,在落实中让他们从中看到希望。
     抢我嫂子的苏善田(省委信访科长)在公安部平反时说“我们不欠你的”好像还有点理直气壮。剥夺了我们的全部人生,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难道平反决定的一张白纸就能恢复、弥补,我们人生所失去的一切。平反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具体细致的工作,需要去落实,牵扯到受害者的方方面面,即便把打人凶手,违法干部诬陷者都绳之以法,赔偿了所有经济损失,做好了所有善后工作,也弥补了我们人生所失去的一切。失去的也确实太多了,这是用金钱不能衡量的,何况这一切他们都没有办到,这是一个人权问题,严重的被剥夺了。
     我舅迟镜川(公安部二局局长)在部长面前做过检查,这虽是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当然也有信访处的参与,打到“四人帮”后,李真部长虽已自杀,作为信访处曾经参与错误点头的领导就应该及时平反撤销一切错误决定,在清理冤假错案中,别人的问题都解决了,一拖就是十几年,经过在中央工作的亲朋的走动,各部门的游说,竟解决成这个样子,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什么前顾后虑的,也不必要掩盖,我们是真诚的,只要认真的纠正,敢于承担,我们是能谅解的。
     封建社会,可以鸣冤击鼓,还可以拦轿喊冤,可是现在呢?这一切都没有了,上访的好像进入了体育场,我们就是场上的球,被踢来踢去,左一场,右一场,一场场,一年年像是一场漫无尽头的马拉松,跑完了他们的全部人生,有的还跑进了坟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结局呢。
     上访对于我来说四十余年已到天尽头,完全是和中央高层打交道,就我全案遭遇可以说正常途径已经走完,不管张玉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都不过分,为什么有的上访意识是那样的超常,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出洋相,告洋状,这是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思多加研究的课题,据说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联合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世界是讲理的,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事,总是有人管。据说自杀是消灭自己,是赔本的买卖。教育不了别人的软弱无能,愚蠢的表现;不能打消耗战,长疼不如短疼,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内病外治,偏方治大病。我深知不在老天上捅个窟窿老天是不会下雨的,据说这都是道理,应该得到教益和启迪,那么今天就把它作为一心胸坦荡吧。
     拜托了,谢谢!
     此致
     敬礼
     张玉桥、张玉玺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2003年10月1日
    
    
    信仰的苦水
    尊敬的公安部领导:
     县工作组和公社书记王树吉(文化革命中任县委书记、烟台地委书记)因控告他们,在文化革命中虽然给我父母戴上坏分子帽子,70年又把我父亲打死,至今仍逍遥法外,一直不能容忍。但是后来山东省公安厅孙玉画处长(莱州朱冯人,我家的天义堂就在此村)的强权迫害和公安部的错误点头,小侄刚生下三个月嫂子就被抢走离婚,一家人又枉法处理五人,抓起三人,十六岁小弟弟被关进省监狱,和战犯押在一起,强劳的、少管的、判刑的,却超过历来的一切迫害。使我们人生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至今也无法弥补。当时我们才十几岁二十几的人,使我们大好年华付诸东流。今天必须讲透道明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虽然《行政诉讼法》早已公布实施,却只限于当今发生的案件。剩下的问题也只能由政策去协调、去替代。由于政策缺少透明度,又不能包罗万象,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在执行起来面目全非。法律缺少连续性,这是受害者的不幸,政府违法干部侵犯人家的各种权力,至今逍遥法外不给以偿还。法院不受理过去的案件,在事实面前是讲不通的,作为人民的父母官,为我们的人权没有完善,只能感到叹息和遗憾,在事实面前确实讲不过的情况下,不能把它当做一种借口,对于受害者提出的各种正当要求,更不能左挡右设,说这也没政策,那也没法律依据。什么叫政策?我觉得变通就是政策,只要把那些不合理的东西都一一变通到道理上来,我相信政策都会给以承认,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历来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也就是说,有政策按政策办,没政策的按道理办,所以久拖不决,有的领导归咎于法律不健全进行搪塞,如果真的是为民着想这不成理由。需要先行官去开拓、去前进、去实践。我相信只要处方设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发生空难,明天发生地震、海啸,政府对于突发事件都没政策,都是采取的应急措施。为什么处理的那么好,那样的彻底,这说明了什么,就是领导关心和重视。即便没有政策,也不能对老百姓的疾苦等闲视之。一切都让中央首长去解决,江泽民手大捂不过天来。一花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方针政策是否能得到认真的落实,一切都取决于执行官。
     现在人民可以把政府推向法庭,还可以要求赔偿,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也是当今中国人民的福音。《行政诉讼法》《赔偿法》虽早已公布实施,我觉得并不等于对先前政府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侵犯人民各种权力的案件不作为,是讲不通的,俗话说天不变,道不变,都是共产党的领导,是永远推卸不了的,退一步说,即便是腐朽的清政府,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新老交替的说道。谁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什么叫要求过高?且问标准在哪里?老百姓没有知情权,一切都是暗箱作业,缺少监督是不公正的。法律可以公开,政策也应该亮相。为什么在迫害我们时是那样的超前,达到登峰造极。在落实政策纠正这场冤案时,为什么这样的滞后,一拖就是十几年,且问,人生有几个几十年,一个生灵就结束了,这是对人权的蔑视,也是对人权的一个极大侵犯。十年的国内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五年的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可是我们上访四十余年还在泥里滚,水里爬,负屈含冤流浪街头,共产党实在是太残酷了。据说日本鬼子时期,人民还可以东搬西迁,躲过那场劫难,还有逃生的权力。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监狱。结果一害就是几十年,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损害了我们三代人,几乎是全家覆没,更不能和常人那样去生活,都在抱残守缺。
     由于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再加上十三大对老上访人员实行监控,我三妹精神彻底崩溃,为了稳定家庭,93年我们才勉强有保留的接受,1990年5月公安部,中办、国办信访局,省公安厅,省信访局和烟台市委工作组形成的四条意见,本指望在落实政策之时,换个好环境,从失望中让我三妹摆脱出来,结果刚去供销社,就食不果腹,不到一年就倒闭了。我三弟要工龄没工龄,要级别没级别,大人拿到小孩子钱,我和我哥安排到乡镇企业,答复我们既无退休也无医疗保险,当然我们不能接受。
     既然有打人凶手,违法干部的工作,也应该有我们的工作,并且从一个大队团支书安排到烟台市地革委工作,且问,他们的工龄是多少呢?即便没他们的工作开除他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工作。打人凶手,违法干部现都是三十余年的工龄,受害者也应该享受不低于他们的工龄,不是单向的,要站在同一尺度线上去同样对待,才能讲得通,违法者赏,受害者罚,这比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的混混官还昏官,实在是太荒谬了。既然能给他们锦上添花,也应该给受害者雪中送炭。这不是霸道,这叫道理。令人发指,因他们严重的损害党的形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今天的政府工作人员个人追究制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就应该叫他穷家荡产,扫地出门,害人者应该得到报应,我看谁还敢玩忽职守,徇私枉法?贪污受贿,个人追究制看起来是对当官的一种惩罚,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保护他老实人常在,我们都有子孙后代,谁也不能当一辈子官,人权高于一切。涉及到人生的各个方面,即便铛锒入狱它仍在保护着你,在押犯人仍享受到身体不受伤害,人格不受侮辱,生活不受虐待,政府对犯人要实行人道主义,何况我们的政府人道前面又加上革命二字,保护世上所有的人—也包括总统和皇帝。
     《行政诉讼法》《赔偿法》虽然才实行几年,我们的一切遭遇虽是以前的政府官员一手造成的,至今它都有连带性,一环扣一环,也从没脱节过,也就是说我们人生中被侵犯的各种权力都在延续,它的深度和广度都没终止,涉及到人生的各个方面。什么叫前因后果,这就是道理,落实政策时不给以彻底认真的把善后工作做到实处,使后果仍在延续。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将来仍然如此,政府都是无法推卸了的。
     我三妹是出了名的好强,干净利落,在我兄三被关之时,既要赡养老人又要照顾失去妈妈的孩子,又要到相隔遥远的地方看望服刑的哥弟,唐僧到西天取经,经受了九九八十一难,可我们不知经历了多少难,人家还有孙行者,八戒、沙僧帮忙,可是我们又有谁帮忙呢!这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又有谁敢帮忙呢?这是一个莫大的压力,当时她不到20岁,即便一个成年人也是无法承受的,十三大对我们实行监控我们被关在烟台收容站,妹妹从此精神崩溃性格扭曲,与从前的妹妹判若两人,人家说再也找不到了。落实政策时她已四十岁,据说女人四十岁,已鲜花凋零。我们本想指望在善后工作上给她换个好环境,让她看到希望,有所寄托。当时莱州市委明知道苗家乡供销社是一个很不景气的单位,却偏偏把她安排到了那里,说以后再调整,结果精神病严重,被人家开除,莱州市委虽收回除名文件,说行政开支,养活也得养活她,结果上班不到一年,供销社倒闭了。至今别说是失业保障金,就连最低生活标准也没有。
     再看我小侄,不是天生的没妈妈,而是政府所为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得了癫痫病—精神分裂型。至今无法治疗,真是多灾多难。
     我们兄妹六人虽早已分家各居,现都将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既有共同的遭遇,也各有自己的伤痕。总不能和他们—打人凶手,违法干部诬陷者那样,合家欢乐,全家幸福—一完美无缺,且问这是谁造成的呢?
     人家的孙子都五六岁了,可我的儿子才十二岁,我先前在公安部的材料说“有媳妇,我养活孩子,没媳妇我养活自己,七十岁我还得上班干活挣钱给孩子盖房子说媳妇,且问,这不超出寻常吗?”为什么不让我受害者在落实政策时和常人一样去生活,我今天不但耽误了儿子,也耽误了孙子,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这就是中国的人权纪录被活活的剥夺了。
     十几年前我在公安部的材料上还说过“我这么大岁数,有没有团级干部,公安局长,有没有二十年的军龄,十几年的党龄,我并非是一个野心家——穷凶极恶——歇斯底里。”因失去的已经失去,得到的也无法弥补,且问我们的前途在哪里?难道这不是对人生的扼杀吗?
     打人凶手违法干部,诬陷者至今他们也都没有耽误人生,没有耽误生儿育女,没有耽误升官发财,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权力,然而我们宝贵的一生就这样被他们残酷的剥夺了,是对于那些有所向往,有所追求努力向上的人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据说就这种权力在一些法制的国家里的赔偿,就相当可观,何况我们的人生中被剥夺的种种权力以致搭上一条任命,却不值分文。
     就我们这个岁数,现早已办理退休,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又是十几年政府至今也没把善后工作落到实处。甚至连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人们都说活的实在是太累了,可是对于我们受害者而言,却如此的艰难。简直是在挣扎,不但要和天斗、和人斗,还要和政府官员斗。
     工作的有工资,失业的有失业金,下岗的有保证金,退休的有退休金,可是我们却成了夹缝社会生活的边缘人。何况我们的一切都是政府造成的,我今天又该向谁去倾诉呢?随着年龄的老化,生活的折磨越来越大,医疗保险,生活依托,孩子上学困难都已成为现实。
     我老婆和弟妹的户口政府虽早已给迁来,公安部和中办说按知青对待,可至今也没有安排,这确实是讲不过去的。
     我和我哥都是老初中毕业生,且问在家的又有几个?现在他们都任什么职?干什么工作?尤其我们从小都是努力向上的人,今天首先应当指出的,我是66年在上访路上被县公安局押回,被县工作组在学校批斗开除的,兄妹们从此也不让上学。在少年时期就被剥夺了求知的权力。难道政府对于过去的事情,今天就不承担责任吗?都是一朝政府干的,也都归共产党所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我舅迟云生是西海区区长,胶东特务队队长,胶东、联络密站总经理,胶东游击队总指挥,解放天津、青岛、打入敌人内部唯一的地下工作者(还有原民政部长邹大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莱州党史都有记载,解放后享受的是山东人民政府规定的师级待遇。
     我母1937年入党(17岁)在哈尔滨掩藏南来北往的干部(其中有潘汉年、邹大鹏),在日本鬼子刺刀面前为掩藏国家小麦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当时是工作组叫我们向我母亲学习。说实在的,我母亲为共产党打天下没功劳还有苦劳,今天却遭到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暗算,磨难了一辈子,且问,在莱州还有谁比我们外祖母家为共产党打天下功劳再大的,大年三十我大舅被日本鬼子抓走,房子被烧,拖在马腚上,在刑场被地下工作者救出。二舅在哈尔滨受电刑、灌辣椒水,人家过年,我外祖母家却在过难,旧社会我母为了党的工作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我外祖母家是一个革命的家庭,于郎、范金堂、张志方、赵玉川这些老县长书记都在我姥姥家经常出入,莱州的党史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我们的亲戚和大舅提拔的一些干部参考写成的。有的是厅局级,有的处级和市长。解放后上级曾多次调我母到莱阳专署和济南省法院工作。
     66年若同意,干部的赔礼道歉,不到中央上访我们就有前途,县工作组对我母亲说“你儿不参军还可以参政”“培养你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尖子”不同意就“矛盾转化”“千口唾沫淹死人”“再叫你上北京给你两个通行证”……。给我父母戴上坏分子帽子,污蔑骂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
     我母是有文化的,现年84岁,从小受过革命教育,经常讲革命年代的经历,让我们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感谢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我母亲是革命的,在身边的儿女最清楚,他们说我母亲“偷着骂不让我们知道”既然偷着骂,且问他们怎么又能知道?实在是荒唐!
     信神的由神来保佑,信佛的请你拱起双手,信耶稣的,请你走向十字架。可我相信共产党一辈子,且问,该由谁去保佑呢?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相信共产党比现在的法轮功还要痴迷。即使受到政治迫害后,以致把我父亲打死,还有他们三个儿子锒铛入狱。仍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实事求是的会给她以公正待遇,已相信了一辈子,今天已神魂颠倒,使我们全家在人生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控诉中的问题,不但不给以针对性的结论,却仍留有不实之词。
     按道理讲,若不受到政治迫害,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年轻有为,又是贫下中农,本应该是神气的时候,然而却被县工作组和公社书记王树吉打倒在地方永没翻身,他们这些干部就是这样踏着人民的血迹,今天这样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
     人所共知,在文化革命中,王树吉罪恶累累,人命多起,血债漫县,死有余辜。也就是王树吉有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老婆又在法院等这些保护自己的职位和权力,使我们屡遭迫害,使他更加逍遥法外。
     四脚朝天,五体分尸,当时我母门牙打掉,手指打崩,在光天化日之下,人所共知,这是共产党的书记亲自指挥的,土匪、恶霸、强盗、法西斯又能如何:文化革命前我母亲到中监委控诉他,文化革命中我父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全家戒严,民兵看管,仍继续控诉他,本是一案接一案,连续不断的侵权控诉案件,今天您公安部却以申诉案件给以处理。既没给以针对性结论,也没把善后工作做到实处,在事实面前这确实是讲不通的。
     66年逼得我哥利刀自尽,逼得我姐跳井自杀,72年逼得我和18岁的妹妹跳进中南海,十六岁的弟弟汽油自焚,身上、手上至今还仍留烧伤,在强劳所那个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6个人用绳轮换拖抬,我二十余里,据说铁都会磨亮了,何况一个人呢?吊打非刑惨无人道,戴上背铐,嘴里用铁条拧上口榴子,流脓流血,屡尿在裤子里,灭绝人性,比土匪还土匪,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这早已过去成为历史,但它至今还敞着伤,流着泪,这毕竟是共产党干的,我双手捧着铐子(其中背铐约二个月),白黑做的是天下最苦的工作,且问,我该向谁去索赔!我父亲是在文化革命中被共产党的书记策划,组织指挥打死的,打人凶手,违法干部至今没得到任何处理,既然能替打人凶手违法干部诬陷者承担责任,也应该真心实意为受害者承担各种赔偿的责任。否则是不公正的。只要给受害者彻底的赔偿和弥补,把善后工作做到实处,使人心服口服,政府工作才算是做到了家。
     在解决问题时,口口声声说国家困难,叫我们向前看,我们向来没向国家伸手,而是要求政府让打人的凶手违法干部,诬陷者给以赔偿,他们今天都不困难,人生中都没有丝毫的损失,一切都是完美无缺,金光灿烂,也就是说当官的都西服革履,没一个破衣烂衫,教育老百姓是那样的气壮山河,办起事来却是男盗女娼,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十个亿的贪官污吏我们共产党杀了几个?还有多少个没杀,且问,就是这样的干部能为我们老百姓排忧解难吗?且问这样的干部能和中央保持一致吗?落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吗?说实在的,就是这样的干部,别说是提工资,说是十年不发工资,他的生活也优于老百姓,经济在发展,历史在进步,共产党只有认真的纠正过去,才能不断刷新自己。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过去,成为历史,中国慰安妇还向日本法院提出赔偿,难道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为什么对于我们同样的国民却要双重标准呢?据说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今天的政府都早已给以赔偿。而且做的非常好,这就叫道理,顺应历史欠债还钱。
     四十年来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受到侵犯。出生入死,在上访路上付出了惨重代价,戴上坏分子帽子,流浪、收容、关押、监控、强劳、教养、劳改、抢走离婚,父亲被打死,搭上前途,搭上青春,搭上人生所失去的一切,这并非是人对人的侵犯,要求张三李四给予以赔偿。然而我们的一切都是政府行为,也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公安部虽对我们四十年来的磨难,深表同情和歉意,叫我们向前看,把我们转成非农业人口。据说也算是高人一等,没等得到它的实惠,就像银行刚发出支票就宣布作废一样。据说人生来都应该得到同等的权力,才算公平,也就是说在户籍改革方面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没有城乡之分,这是历史的一个很大进步,好是好的,但对于我们受害者而言,却是不公平的,事实在捉弄我们,这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是政府和受害者交换的一个筹码,也就是说公安部对我们的农转非已失去了意义,工作也没落到实处,一句话善后工作等于零。一切还要从头做起。
     岁数大人家单位不要,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以前也很年轻,也可以说风华正茂,且问今天这个大结局究竟是谁造成的呢。
     我这个岁数,有的现已退休,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可是我今天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何况医疗保险,且问在事实面前能讲得通吗?我们的一生是紧跟共产党走艰难困苦,颠沛流离,四处奔波的一生。据说天灾人祸,也并不这样凄惨,政府还给以照顾的。
     75年抄家的东西,对于法院裁决没收的东西,虽早已作价给以赔偿,对于那些剩下没没收的东西莱州市公安局说:“由于保管不善,有的已丢失,有的已霉烂”市委说研究给以增偿,可是他们至今已研究了十来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工作效率。
     我们上访四十余年来,我们的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少?且问,领导您清楚吗?那是节衣缩食,搜肠刮肚,刻骨铭心,不是一滴血一滴泪的损失。断断续续克扣了八人的口粮。棉花、油料、自留地的粮一等等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解放前我们的亲戚都是大买卖,老字号,家有“天义堂”,哈尔滨有“世一堂”,哈尔滨市同发龙是我五姨家的,长春最大(日本银行)山泰公司我老姑姑的儿任总经理,我母兄妹8个,排行老小。有文化,积攒了很多古画,(文化革命抄家的材料详细)青年书记张振亭(为王树吉组织青年打死我父亲),71年入党调入烟台地革委工作,现已退休,66年率领青年抄我们的家,撬开樟木箱子,抢走了十二卷古画等,当时人们对这些古画都羡慕不已,现在才知它的价值,确是无法估量的,它流向那里的应该追查。
     说不完的损失,流不完的泪,结果我们搭上人生、搭上青春、赔上夫人,投进监狱,弟兄三合并刑期16年,还有余,收容合并五六年。搭上人生所失去的一切仅搭回一个车票的损失,这确实是与事实讲不通的。
     人生中具体到各个方面究竟有多少人权?是老天赋予的,还是当权者恩赐的,我们的人生中的人权被损伤到何种程度?还有多少没得到彻底赠偿和弥补?事实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我深知不在天上捅个窟窿,老天是不会下雨的,现在的世界是信息的世界、网上通、世界通、四十年的上访生涯,仍得不到彻底解决,一家枉法处理七人,二个精神病,一个癫痫病,残暴人生实属罕见。
     吃得香屙的臭——那是屎。今天我吃的是苦想叫我吐出甜的来,那是不符合道理的,流浪难、流浪难、上访更难。
     四十余年连续不断逐步升级的遭遇浩瀚几十万,一语点不了乾坤也正说明了这个意思,所以也只能望您看其大意了。
     拜托了,谢谢!
     此致
    敬礼
     张玉桥、张玉玺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2003年2月26日
    
    
    
    
    
    
    尊敬的周永康部长:
     在上访路上我们十人被伤害,七人被枉法,一人被致死,二人精神病,公安部的错误点头却超过历来的一切迫害,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打倒“四人帮”如能及时的纠正过来,后果也并不这么惨重,我妹和我小侄(生下3个月妈妈被抢走)也不会发展成癫痫和精神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大好年华付诸东流,使我们人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严重的损害了我们三代人。在中央工作的几位亲朋的活动下,才给我们撤销平反,首恶凶犯县委书记王树吉人命多起,民愤极大(打倒“四人帮”任烟台行署专员)在山东党政机关还有一股势力。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老百姓是无法搬动的。尤其对我父母的结论仍留有不实之词,打死人等问题也没给以针对性结论。原本是一个接连不断、逐步升级的控诉案件,却按申诉案件来审理是讲不通的,尤其在善后工作也不到位。这是无法容忍和接受的。在上访路上给我父母戴帽,父亲被打死,在校批斗开除不让兄妹上学,都是政府行为,逼得我哥哥利刀自尽,逼得我妹跳井自杀等等都是县工作组县委书记王树吉的罪恶,74年公安部的错误点头和省公安厅的抢走离婚,枉法处理我们兄妹四人,是他们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打击了正义,保护了邪恶。虽是密切相连的两个问题,后者是前者造成的,在案情的归属上,谁的责任谁承担,谁的问题谁纠正。谁也代替不了谁,这是恰如其分,合情合理的。
     李真部长的会面(打倒四人帮上吊自杀)省公安厅孙玉画处长(莱州人)在公安部当面承认错误,我舅迟镜川(二局局长)在部长面前做过检查,在当时这一切都是不协调的。
     先前的办案人员虽反复做过几次结论,纠正不到位,始终奔波向前,次次进步,并没拒绝,我们对公安部错误的指正,但仍在努力和我们协商。作为公安部今天的信访,把我们对文化革命的控诉,当成是对公安部的控告,思想是狭隘的,那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办案参与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信访要回避?于珍主任退休了,林鹤生主任和乔国喜处长也退休了,周山处长赴辽宁公安厅任厅长去了。从74年公安部的错误决定开始这种指责和批评,我也从未停止过,甚至有时是激烈的,简直到了抗议。我们人生中被毁灭到何种程度?我们公安部做了多少实际有效的工作?事实摆在那里?不要长官意志,叫人心服口服才行。如果公安部今天的信访,让我找您的上级,那是不负责任,政府不作为的表现,如果再让我找原来的办案人员那时蛮横不讲理,我找上级是我的权利,您推诿是您的责任,在权利和责任上是两码事,天不变,道不变。冤有头债有主,打死人偿命,欠债还钱,道理就在这里,可是欠债的现在都成了大爷,讨债的现在都变成了孙子,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前信访办人员经过毛泽东、“四人帮”时期,也经过拨乱反正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期,虽是一个朝代,都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这是一个天与地的变化,一个是路线上的错误,一个是制度上的缺陷,放火是他们,救火还是他们,制造冤案容易,纠正却很难,这虽是一个体制问题,却掺杂了人为的道德问题,人民的权利是否能得到公正的维护,在今天权利的施用上仍是一个颠倒,先前公安部的错误,今天该由谁去纠正,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该由谁去监督和评议,这是阻碍和困扰上访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症结所在。要建立和谐的社会,问责的政府,从何谈起?人民不应该永远是牺牲品。
     2005年4月14日
     张玉桥、张玉玺
    
    
    
    
    上访遇到了还乡团
    尊敬的公安部领导:
     四十余年,我们到公安部控告的是县委书记王树吉(后任烟台行署专员,厅级)和县工作组打击报复、策划诬陷、戴帽,打死我父亲,批斗开除学籍,兄妹不让上学,组织打人流血事件四十余起,抄家等违法犯罪,并非是单纯要求平反撤消戴帽问题。且问莱州市有权对他们进行裁决吗?这样的程序合理吗?在上访路上,父母被戴帽,父亲被打死,一直在公安部控告,至今也没给针对性结论,按道理控告本身只能到上级进行,才符合程序。抢走离婚、强劳、少管、判刑,枉法处理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公安部的错误点头,彻底毁灭了我们全部人生,至今流浪街头,这是公安部无法推卸的责任。我和妹妹张玉辉是公安部签字,山东省公安厅74年5号文件决定强劳83年您公安部却以莱州市公安局的名义来撤销。且问有这样的程序吗?能讲得通吗?
     我市信访局长邹建义,他父亲本是我大队干部,是县委书记王树吉的追随者,是县工作组策划诬陷逼供信的记录员。他姨是我小学同学,中考落榜,在批斗打倒我父母时,在台下蹦的那么高,口号喊得那么响,在王树吉的亲自指挥下,和打人凶手围攻我们,抄家时姊妹俩都参与了,文化革命入党,任莱州市艺品厂书记,改制后,厂子变成他们个人的了,公共资源该如何分配?这种特权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先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是洪福财源滚滚来。他们是文化革命至今的受益者,我是历届政府的受害者。如何伸张正义,维护公平,这是一个极大的偏差,公安部把我们所控诉的材料转交给与我们案件有利害冲突的手中,是不应该的,是程序上的错误,我们的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清晰可辨,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看清事实的真相,5月28日给您的信已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负屈含冤四十余年,这届新的政府,是否能真正伸张正义,维护公平!惊诧莫名!
     此致
    敬礼
     张玉桥、张玉玺
     2005年6月26日
    
    
    
    
    
    在中国上访是一条死路
    尊敬的公安领导:
     五五年我们最早的响应了党的号召,走集体化的道路,加入了农村初级合作社,五六年我父亲挖井(石头的)劳累过度,吐血得病,卧床不起,在今天可以算作工伤,合作社的干部竟把我们的口粮转卖给粮站,让我们花钱自己去买,为此我母亲到掖县农业部反映,问题不但不解决,反而把我们开除了社,为此一个小脚女人我母亲贩卖兔子养家糊口,竟说成是走资本主义。
     五八年我们在社外成为单干户,社里却把我们2亩半地的玉米杆推走,那是我们当时唯一的生活柴禾,并抓我父亲到社里干活进行骚扰。
     当时,正时成立人民公社运动,我县工作组张宝贤到我家动员我母亲入社,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母亲说“人人为我不可能,我们已经吃尽了入社家无劳力的苦头,孩子又小”,二次入社很不情愿,但已是大势所趋,结果入社后,邹兴元经常打骂我们领粮的小孩不给吃的,再加上吃食堂的例外待遇,欺侮我们,我母为此得了精神分裂症。
     六零年公社为丢掉包袱,脱去负担,把我们强迁旅大,旅大验收人员见我母亲身体不顾,精神病严重没有接收,结果我们倾家荡产(被迁户当时只许带少量的衣物)变卖十不值一,可以说是倾家荡产,扫地出门,造成六零年后从事生产劳动没有工具,当时公社书记是王延年,戴帽时任掖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长。
     六三年我爷爷死,大队干部张天松、陈邦尧对我们绑打鸣枪,不让我父亲为我爷爷告老送终,干涉家务。
     六四年我哥张玉树在当会计期间不合伙吃私贪污,受排挤等等问题(中纪委公安部、烟台地革委、省革委,掖县县委都有详细材料)。
     六五年我母开始到中纪委控诉干部违法乱纪,我公社书记王树吉当时是县委常委,对我们进京上访,深为不满,晚上开大会破坏我们名誉。
     六六年春,县工作组赴我村调查48天后,叫九个干部三个民兵拉着队来我家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迁移出外的损失。
     既然给我们赔礼道歉,就说明了他们先前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当时我村张富忠,打了贫农代表一巴掌,结果判刑三年,为什么打贫农代表在此我不为他辩护,释放后,在家自焚身亡。可大队违法干部和书记并不是打我们一巴掌的问题,而是绑打鸣枪,欺负虐待我们太深,尤其把我母折腾成精神病,不负法律责任,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县工作组回县汇报后,就说“不吃敬酒吃罚酒”“矛盾转化”“千口唾沫淹死人”“再叫你上北京,给你两个通行证(指坏分子帽子通知书)”“治了他家还治了郭西的”郭西公社也有一家上北京上访的老太太,都同时戴上坏分子帽子。
     全家戒严,民兵看管,全县展览广播,四天半五宿的肉体摧残进行逼供,把上访材料说成是变天账,我村张振亭从此就成为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尖子,到处作报告宣传破坏我们的名誉,还宣扬被逼向绝路的张富忠是一个大懒汉。
     为什么不接收他们的赔礼道歉,几天后我们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跳中南海随身携带的所有详细材料都转公安部)。实在是太荒唐了。
    1、 我母亲就是因上北京控诉违法干部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郭西公社宗家村宗成军的母亲也是因上北京告状同时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在当地政府眼里到中央上访就是大逆不道,就要管制,管制需要罪名,所以他们就进行罗织。
    2、 明人不必细讲,只要是一个正常的能辨别是非能力的人,就能看穿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击报复强权迫害的案件,为什么你公安部看不出来?这罪名是罗织的,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3、 九个赔礼道歉干部和三个民兵,从司法角度讲他们当证明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他们与案件有密切的关系应该回避。
    4、 他们的亲朋与我们案件有利害冲突的也应该回避,不能作为证明的依据。
    5、 剩下的是县工作组,公社书记王树吉用政治前途利诱策划发动组织的诬陷,也是不堪一击,从迫害那天起,我们一直要求上级政府和他们当面对质,人们都知在当时揭发坏人坏事敢于斗争是光荣的,为什么他们不当人却要当鬼?
    6、 被诬陷的具体内容,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暗箱作业,什么叫证人证词?明人不做暗事,一切都要放在阳光下,在什么地方?骂的什么内容?都有谁在场,应该让我们知道,给人以申辩的权力,否则就是假的。
    7、 人们都知谩骂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是现行反革命——杀头之罪;竟给我们戴的却是坏分子帽子,看起他们对我们还算是仁慈,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
    8、 人们都知道滕一民是被公社书记王树吉组织策划活活打死的,在大会上批斗人家的儿子也说是骂毛主席,用大帽子压着人家不让上告,这是他们玩的一贯伎俩,老婆没办法逼下东北。
    9、 既然可以审讯我们,又何况是逼供,为什么不可以审讯伪证人?你偏袒了谁?打击了谁?事实摆在那里不必多讲。
    10、 戴帽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从程序上,证明人的合法性方面就可以完全彻底干净的推翻县工作组强加给我们的不实之词。何况还有郭东霞承认其父给我们做过伪证人,如果我们上告中央,叫县里知道了,他家就没法过。
    上访、上访不是强劳就是教养,还有戴帽,在政府当权者看来,上访打官司是有罪的,已成为事实,这是我们全社会的悲哀,新“信访条例”为什么严格界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已充分说明我们先前的社会出了问题,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帽子满天飞,上访路上教养随处见。
     错了就是错了,就应该向人民道歉,让人民看到政府纠正错误的真正诚意,还人民一个清白,给社会一个和谐,才能巩固执政党的能力,这确实是一项具体细致的工作,需要执行官去落实去开拓。
     六六年十月份,我和姐姐逃到了省任委上访,被烟台专员秘书王积沪领回,并在我村召开了大会,“谁打谁负责任,问题等待调查”,结果王秘书走后,当天晚上王书记就组织打人凶手违法干部围攻我们,气焰非常嚣张。
     六六年十一月份,烟台专署工作组到我村调查了58天,六七年六八年和县工作组到省委评理三次,第一次勉强承认错误,期间随着王树吉在掖县的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二三次是死不回头,最后烟台专署把我母亲送到莱阳精神病院进行会诊26天,证明我母亲有精神病,结果还是不给予平反,因为他们心里知道,即便平反了我们也不会同意,这不是一般的工作失误——无意中办错案,而是一个地地道道打击报复政治迫害栽赃陷害案件,知道我们是不会宽恕他们的,是要绳之以法的。
     七二年十一月二号我和妹妹跳进中南海,掖县县委对已被打死的父亲张作清作出撤消坏分子帽子、对我母亲迟国珍考虑到没有新的言论,决定摘掉帽子,并赔偿损失900元。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也不如当权者一张嘴,说戴就戴,说摘就摘,他们可以指鹿为马,画地为牢,人民是捆绑下的奴隶,只要当权,不要人权,这就是专制。
     我们原先65年到中纪委是控诉的案件,作为上级就应该查清我们所控诉的问题是不是事实,到我家赔礼道歉、赔偿迁移除外的损失,和烟台专署的调查都足以说明我们所控诉的问题都是事实,66年我们到省地中央公安部各部门上访,又上升成了一个打击报复政治迫害的控诉案件,除了九个赔礼道歉的干部和三个民兵,矛头直指县工作组和县委书记王树吉、新的打人凶手和诬陷者张振亭等,不但要查清案情的因果关系,还要查清他的诬陷罪,把他们诬陷的内容和我们见面,给我们申辩的权力,在观念上今天仍然坚持认定当时对我父母戴帽是对的,仍不改变是错误的,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足,没有合法的程序,也不会有合法的内容。也就是说县工作组县委书记王树吉给我父母戴帽是错误的,对我们打击报复是违法的。
     七六年前后,我村高家五弟是怎么死的,他们怎么知道死在井里,遍体鳞伤,究竟是他杀害还是自杀,左右四邻的村子都在议论,富农的子弟就不能谈情说爱吗?为什么我村的打人凶手违法干部竟如此的草菅人命、肆无忌惮,非常嚣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王树吉支持打死我父亲没事,支持打死滕一民也没事,我们的政府,我们党的干部,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苏善田还能把我嫂子抢走离婚,在群众中树立了一面镜子,在此首先讲明高家五弟之死与我的案件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为其喊冤叫屈,只是为了说明县工作组和县委书记王树吉在我村多年精心培育延续了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环境。
     此致
    敬礼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张玉桥、张玉玺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记述、大河向东
    
    
    
    国务院法制办:
     两会即将召开,天还是那么寒冷,可能是今年闰二月的原因,如果人生能有两个春天,再回到青春年少时,那该多好啊,也算是对所失去人生的一个弥补,上访人又开始迷走神经了,这是对老天的期盼。
     要进京上路了,四十余年来,六十余岁实在是太累了,3月4号我哥搀扶着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儿子,颠颠撞撞的上了莱州开往北京的车,刚驶出三十公里,客车被停了下来,据说,这是原先上网设卡查法轮功的地方,今天公安又派上了用场,把我哥查下送回了家,“问题市委又不想解决,还叫我们看着你,我们也为难”、“上任所长就是为没看好您被撤去职,看来我们又要写检查了”。
     8号我绕路躲过了这一关,来到北京,刚出北京站,就见到十几位“截访”者,听口音是河南的。全国一盘棋。心里就开始嘀咕起来,下了106电车,从陶然亭顺着路往南走200米向左拐就是永定路西街,大约长1.5公里,中办国办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处就设在这里,俗称甲8号。虽坐落在永定门外,是天子脚下,也算是给老百姓打官司留下的一条唯一通道。
     马路南北两侧齐刷刷的停放着看不到尽头的全国各地警车和名牌轿车,甲8号门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片“劫访”人员都穿着深色警服和法院制服,人大马壮,组成一堵堵人墙,废除收容法后又生出的一大景观,要走到信访接待处要经过一个很深的通道,我试探着往前走,“什么地方的”“哪个省的”“有身份证吗”七嘴八舌简直是在围攻你,“身份证法规定你没这个权力”,我义正言辞回绝了他们,接着他们推搡着我,把我的两个提报带全部撤下,拳打脚踢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说是新疆来的,他们才停下了,挤着往前走,经历了十分钟,才挤出了“截访”者组成二十几米深的人墙。
     这是第二道关,上访都说都有同样的遭遇,有的被撕破衣服,有的被打倒在地,有的被夺走了提包,抢走了材料,上访骂土匪、骂恶霸、有的还骂流氓。
     文化革命时冲中南海虽被砸了一枪托子,冲过那一关也并不这样难(跳中南海后的73年)警卫大兵虽出手不凡,警卫就是警卫,他的权力专一,任何人都是可以理解的。
     据说聚集的这帮“截访者”一般都是县市级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按素质来衡量,是跑龙套的三级演员。
     有的上访者说,第二道关是土匪,第三道关才是真正的山爷,中国上访路上还有这么多的插曲,真是大开世界人的眼界。在开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对人民的正当来访进行堵截;拒千里之外,实际是对能维护人民权力的人大,能代表人民的代表、是一个极大的挑衅和讽刺。
     新上访的到了信访登记窗口,能领登记表总以为是过了第三关,其实错了,关键的第三关是看这个接谈员能否对你案件的认可,我填了登记表上了二楼305室门外等候,二楼通道里除了满面憔悴,衣服褴褛的上访者,就是那些西服革履,衣冠楚楚的当权者,据说这是省委地委派来的驻京“接访”者,他们来回走动,接近打听本省本地的上访人。305室门开了,烟台的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孙女总以为排到了自己,走了进去。“出去,你连规矩都不懂,谁叫你进来的?”严声厉色,“我刚进来还没来得及问你,你就说我不懂规矩?!世界上的事又有谁什么事都明白呢,说实在的,明白了我就不来上访了”,在他们眼里上访的人都是不懂规矩的,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这是强权政治强加给上访者的概念,就像流浪的讨饭的都是骗子,他的残疾都是假的,没有文化素质,影响市容,这是富人的政治,不知他们身后的悲壮和凄惨,且问富人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穷人的财富是怎样被剥夺的?且问权力均等吗?人们认可吗?且问这个群体是谁制造的,制造这个群体的历史又不得追究,且问,我们是人民的天下,还是当权者的天下?他们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咱不讲,服务就是要看态度。
     在座的还有浙江的几位上访者,都对他们进行了评议,我没听到嘉奖他的一句话,你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上访人员也是人民,人民有权力对你进行监督和评议,对施政人员进行评议和肯定。
     “张玉桥”305开始叫我的名字“四十年了,还上访”态度还有所温和,接着闪进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让我先出去(可能他就是山东省委、烟台市委的接访员)。
     邹建义是现任我市信访局局长(三十余岁),他爸原是我村大队会计,在文化革命中是县委书记王树吉工作组迫害我们的追随者,他姨是我小学时期的同学(中考时落榜),在批斗我父母和我们兄弟时的急先锋,在台下蹦的那么高,呼着口号打倒了我们,先任公社书记,后任莱州市工艺绣品厂书记二十余年。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们所得到的就是我所失去的”。
     305说人家愿意安排他,你管不着,我也不欠你的,和我说干什么,谁欠你的你就找谁算账去,我说他与我的案情有关系且不说,我也不知你的大名贵姓,政府欠我的,我是来找政府的,今天来访公安部的错误该由谁去纠正,他们的上级是谁?“我们不能干预司法,随即甩去一张条子找公安部”。
     按道理讲政府是不应该干预司法,可是公安部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之下,可是我们的案件又都是在政府的指使下,让公、检、法干预的,又该做如何解释。
     出了甲8号顺着永定河来到高法上访接待处,院内院外挤满了四五百人,有打着标语的、有穿着上访服的不下10名、复印材料就有四家,都排得队忙个不停,几个市民跑过来告诉上访的,现在联防的正在清理街道,下午2点人大代表可能来。
     我想,我从来也没投票选举过他们,肯定他们不会代表我的意见,我刚想离开,一辆大型面包车驶了过来,一群戴着袖章的联防还有一名警察跟了过来,车上下来几位衣冠楚楚,还有一位扛着录像机的工作人员,上访者像潮水一样涌了上去,“我们不是人大代表,我们检查违章建筑的”怎么解释都不听,就是认定人家是人大代表穷追不舍,撵到了死胡同,一看真的是拍照违章建筑的,上访者才逐渐散去。
     “截访者”每县市都有驻省、驻京、常住的工作人员,就得四五人,驻宾馆饭店每人按200元计算,每月就要耗资3万元,每年就要花去四十万元,山东省有十府九州一百单八县,且问耗资多少呢?还有全国各省、辖市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拿着人民的钱折腾人民,人民是否允许?经过评议吗?有财政预算吗?真是好一位权威者也?他们都是天,公安部、中央各部门都是上访人员的一方天,如果这些部门出了问题,又该由谁去管呢?老百姓又该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又肯于接受投诉呢?这确实是一个制度问题。
     谁也不能当一辈子官,谁也不能把人事关系都处理的恰到好处,永远会得到领导的赏识,实际上一旦落入上访队伍,虽然也有干部,警察、司法工作人员,在制度面前都是无助的。对于来京“截访”的工作者,上指下派上访人都能理解,但对于那拳打脚踢的恶意“截访者”,就另当别论了,否则就是恩将仇报了,因为上访的事虽是个人事,可是他维护了我们大家的权利。
     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虽早已销声匿迹,我们宗旨在哪里?我们的党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拿几代人去做实验,可怜中华儿女的人生,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治改革就摆在眼前。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张玉桥、张玉玺
     2004年3月11日
    
    
    
    
    
    
    
    外感内伤
    我们生错了年代坐错了监狱
     揭开公安部的黑档案,辨其证据的真伪。※对于我哥的刑事判决,主罪是长期到中央机关为其父母翻案,为什么在给我们平反,撤消刑事判决时,以付罪来撤消。※一个案件的处理正确与否,取决于证据的真伪,无有合法的程序,怎么能取得合法的证据。※谈过恋爱的人知道人是动感情的动物,也包括当今硬操着这些陈词滥调不放的信访工作者,我不相信你们就是木头一块,没有激情、疯狂、骚动亲热过。红楼梦上有这么一句话:“除了门外的一对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还爬喳爬喳”。这是人之常情,且问谈过恋爱的人都能谈一个成一个吗?不成就犯有侮辱妇女罪且问讲得通吗?※她会胡乱联系到他妈也被强奸,我今天确实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宪法说,告诉的才处理,这罪证可大了,也可以说王八咬人不松口铁证如山,无法翻案,人们还会天真的说,事实就是事实,干屎抹不到人身上,现在高科技还有个DNA检测吗,话又说回来了,DNA检测还不是他们说了算,当权者想迫害谁,任何人都是逃不掉的,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穿着衣裳是人,脱了衣裳是兽,白天他做人的工作,晚上他做兽的工作,人有人话,兽有兽语,离开了这个规则,社会就要扭曲,人民就要遭殃。※何况我哥他们都是恋爱关系,这是两个人的世界,不允许任何人非法闯入,两个人的隐私不能向任何人张扬,需要回避的问题,可是你公安厅权大官大竟到人家所在地败坏人家的名誉,非法闯入搜索人家证据的细节,当时人家姑娘才19岁,探索人家的隐私,追问人家的细节、人们都知这是不道德的,是性挑逗、性侵犯、性侮辱,就是一个活流氓,究竟是谁在侮辱妇女,最丑陋最卑鄙的往往是那些披上合法外衣的当权者。※处理案件的正确与否,看档案是看不出来的,那是一百加一百等于百分之百的天衣无缝,自圆其说的表面文章。※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上台,给党中央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昭雪,追认他们的都是丰功伟绩,没有半点不实之词,皆是光彩照人。人们都知神无全神,人无完人,毛主席还三七开。历史是他们写出来的,一切都是紧跟照办,文化革命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的罪恶祸首,为什么“四人帮”也可以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黑材料就能销毁,黑档案也是档案,最起码还可以作为审判四人帮第一手资料——真凭实据,为什么当官在文化革命中给老百姓制造的黑材料,黑档案就不能销毁,当官的实在是太幸运了,一切都比老百姓优先。※生在淮南则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这确实是个社会制度问题,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为什么判死刑的很少,为什么现在越杀贪官越多,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制造腐败的温床,不从制度上去改变,穷于应付,只能越杀越贪,判的死刑多并不能说我们执法如山,兴许还会落个杀人狂的罪名,要做到真正珍惜生命,尊重人权,爱护干部,维护党的声誉,必须从制度进行改革。※权力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也是任何政党和各级政府无法动摇的框架,只有法律才能维护案件处理的正确性,铁打的不变,为什么我们抓一个不服,判一个不服,竟有那么多的不服,到处是怨声载道,就是因为我们处理人家的事实不符,程序不符,人家有一千个理由等着你。※民主国家的权力斗争,是你上台我下台的斗争,国民跟着法制跑,专制国家的权力斗争是你下地狱我上天堂的斗争,人民跟着感觉跑。※如果他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那多好哇,坚贞不屈,也算是辉煌人生光彩照人,可惜他生错年代,坐错了监狱。※张志新、林昭虽早已死在四人帮的刀下,但作为他的执行者并不意味着光彩,且问他们杀的是好人,为什么刀偏偏下的那么狠,且问他们不感到内疚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会纪念你,人民的纪念才是真正的纪念。
    
    
    
    
    
    
    
    
    
    
    黑色的档案
    尊敬的公安部领导:
     对我哥的刑事判决,主罪是长期到中央机关为其父母翻案,为什么在给我们平反,撤消刑事判决时,以付罪来撤消。甚至今天还坚持说对我哥当时的处理是正确的。既然处理正确,为什么还平反?看起来公安部今天又错了,正手为云,覆手作雨,一而再,再而三的办错案,又给自己打了一耳光。且问亲爱的领导我们的父母官,人民的公仆们还有正义感吗?还有良知吗,就是为需要而办案,一个案件的处理正确与否,取决于证据的真伪,无有合法的程序,怎么能取得合法的证据,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在大会宣布我们到内蒙和李全政,青岛人(残废军人上访被强劳)到内蒙偷过大衣,且问我在强劳所被关押带着手铐期间怎么能去了内蒙,再问失主是谁?既然是赃物被没收,为什么平反时还给予赔偿?是先前的办案人员傻?还是今天的信访工作者看不清楚装糊涂?
     青岛孙红旗(孙玉林残废军人上访的孩子)在少年管教所对我弟说:“打得我确实抗不了,今天把我教养了,我才知道他们在欺骗我”,解除教养后,曾到省公安厅找过王振兴,(当时是公安厅信访主任后调省人大主任曾参与干涉我哥嫂的婚姻,有专题材料)说“你和张玉玺(是我弟)的问题现在不归我管,”既然偷盗有我弟弟,为什么我弟教养没这项罪责,却按到我哥的头上,这确实讲不通的。
     河北沧县小陈(女的)和我妹妹在上访路上乞讨认识的,关系很好,竟和我哥哥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太荒唐了,山东省公安厅就是这样的胡乱联系,拿着铐子硬逼人家就范,要不就把人家带走,且问有这样取证的吗?当时人家刚结婚,搞得人家夫妻不和,婆媳不和,都想自杀,文化革命后,曾到公安部控诉。
     黑龙江宾县刘淑芬为地主成分问题而上访,都是同病相怜,走到了一起,在上访路上和我哥谈过恋爱,这是事实,谈过恋爱的人知道人是动感情的动物,也包括当今硬操着这些陈词滥调不放的信访工作者,我不相信你们就是木头一块,没有激情、疯狂、骚动亲热过。红楼梦上有这么一句话:“除了门外的一对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还爬喳爬喳”。这是人之常情,且问谈过恋爱的人都能谈一个成一个吗?不成就犯有侮辱妇女罪且问讲得通吗?如若按你们的道理讲,只要谈过对象不成的人都难逃其咎,如若我们再认识参与制造假案者的妈,她会胡乱联系到他妈也被强奸,我今天确实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宪法说,告诉的才处理,这罪证可大了,也可以说王八咬人不松口铁证如山,有嘴难辨,无法翻案,人们还会天真的说,事实就是事实,干屎抹不到人身上,现在高科技还有个DNA检测吗,话又说回来了,DNA检测还不是他们说了算,当权者想迫害谁,任何人都是逃不掉的,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道结婚登记就能得到法律保护吗,说实在的我小侄刚生下三个月不也给抢走离婚了吗,为什么对于抢走离婚你白纸黑字不给留下呢,且问你们的档案真实性还有多少?
     穿着衣裳是人,脱了衣裳是兽,白天他做人的工作,晚上他做兽的工作,人有人话,兽有兽语,离开了这个规则,社会就要扭曲,人民就要遭殃。
     为什么对于强奸案法律规定,告诉的才处理,这就涉及到妇女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应该从法律上给以保护。何况我哥他们都是恋爱关系,这是两个人的世界,不允许任何人非法闯入,两个人的隐私不能向任何人张扬,需要回避的问题,可是你公安厅权大官大竟到人家所在地败坏人家的名誉,非法闯入搜索人家证据的细节,当时人家姑娘才19岁,探索人家的隐私,追问人家的细节、人们都知这是不道德的,是性挑逗、性侵犯、性侮辱,就是一个活流氓,究竟是谁在侮辱妇女,最丑陋最卑鄙的往往是那些披上合法外衣的当权者。他为什么不去追查他爹娘、他姐妹做爱的细节,即便是真正的强奸案真正的侮辱妇女案,卖淫嫖娼案,审理询问时,都要有个度,不能伤害人家的尊严,超过了这个度,就是侵犯,既不能在她丈夫面前,更不能在人大百众面前,只有她一个人的情况下才能询问,否则你将被起诉。
     处理案件的正确与否,看档案是看不出来的,那是一百加一百等于百分之百的天衣无缝,自圆其说的表面文章。打死人问题,抢走离婚问题,枉法判决问题,对于我们控诉的所有问题都没给我们针对性的结论,更不会把它留在档案上,今天信访工作者不看我们所有控诉材料,也只能是瞎子摸象,只知其言,不知其所以言,不但要了解全案的过程,都在什么情况下被戴帽,被枉法?还要看其审判,和取证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先入罪后裁判,还是先裁判后入罪?是按有罪裁判,还是按无罪裁判,在道理是有区别的,为什么我们本是一个连续不断控诉案件,今天为什么按申诉案件来处理?为什么对于我们在材料上揭发的违法干部县委书记、县工作组,不先入罪后裁判呢?你偏袒保护了谁,打击迫害了谁?你正义何在?公平何在?如果你程序不合法,你裁判的公正性就要受到质疑。
     66年我们在上访路上,为了要正义和公平,父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父亲被打死,我在学校被开除,兄妹不让上学,这都是政府干的,公权对私权的侵犯;75年我们又为了正义和公平,不接受公安部指导下,给我父亲撤消坏分子帽子,母亲摘掉坏分子帽子,并赔偿经济损失900元的决定,我兄弟四人才被枉法处理,嫂子被抢走离婚;89年的善后工作还是不接受,又被关押,正义和公平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稀缺,奋斗四十余年遥不可及。
     75年我嫂王秀英被苏善田抢走,送到潍坊收容站,工作人员欲将其强奸,由于我嫂奋力反抗未成(我出狱后带着小侄去看望她时告诉我的)我不相信没有授意,一个单位工作人员竟如此大胆,侵犯省厅押解的人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妹到供销社去买锅,供销社姓李的工作人员也是红火一时的工人阶级,对我妹实行无礼,欲加强暴,被我妹骂跑,为此我母亲找过商经理,表示不满,官土匪、官流氓,世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对于我们的一切遭遇,公安部难逃其咎。
     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上台,给党中央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昭雪,追认他们的都是丰功伟绩,没有半点不实之词,皆是光彩照人。人们都知神无全神,人无完人,毛主席还三七开。历史是他们写出来的,一切都是紧跟照办,文化革命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的罪恶祸首,为什么“四人帮”也可以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黑材料就能销毁,黑档案也是档案,最起码还可以作为审判四人帮第一手资料——真凭实据,为什么当官在文化革命中给老百姓制造的黑材料,黑档案就不能销毁,当官的实在是太幸运了,一切都比老百姓优先。
     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省委干部,地委干部、县委干部、地方势力还没有倒下,又有哪一个上访的平反结论能完全干净彻底呢?文化革命后定为冤案的不就那么几个吗?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比例中,被定为错案的可以说占99%,具体到没一个案件中,好像上访的人,其实人人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金无赤足,人无完人,道理就在这里,然而他们就是利用这个道理进行假象的,在案件的处理上,实在是太荒谬了。究竟是在为谁开脱,其实你否定大多数本应定为冤案的人,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从反面又把四人帮肯定下来,好像四人帮制造的都是些错案,也就是说“四人帮”迫害你们当时都是有根据的。清理冤假错案时,说冤假错都一样,易粗不易细,造成罪恶不分,是非不清,使事实得不到尊重,失去正义和公平的主要原因,也是信访单位无法左右的。为什么对于文化革命受迫害的案件中,在中央机关定为冤案的多,为什么在几百万受迫害控告案件中定为冤案的少?也可以说几乎没有,这是不成比例的,不实之词是中央文件纠正不到位留下的,维护正义,主持公平必须从中央做起。正义和公平是和谐的基础,和谐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而具体到每一个行动中,把工作做精做细。使每一个案件都要得到正义和公平的处理,才会影响到社会各方面的正义和公平。
     文化革命结束二十六年,在普法转变观念的今天,公安部的信访工作者至今仍没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操文化大革命那些陈词滥调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是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的,在案例的考试中是要得零分的,首先是你对证据认识不清,利用假证是要受到追诉的。
     要专制不要法制。唯官不唯民,只能是一批批站起,一批批倒下,法律无轮回,在法制框架内,对于一个司法的决定一般决不会反复无常,特殊情况例外,错判和被枉法案件是微乎其微,何况还有配套的司法救济,法律援助等补救措施和监督机制相配套。为什么中国的冤假错案是世界之最,古今中外也算一大特色,生在淮南则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这确实是个社会制度问题,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为什么判死刑的很少,为什么现在越杀贪官越多,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制造腐败的温床,不从制度上去改变,穷于应付,只能越杀越贪,判的死刑多并不能说我们执法如山,兴许还会落个杀人狂的罪名,要做到真正珍惜生命,尊重人权,爱护干部,维护党的声誉,必须从制度进行改革。
     维护人权,伸张正义,打击邪恶,维护公平,是法制的精髓,只有建设成一个法治的国家才会国泰民安,对于一些政治纲领性的东西,今天认为是对的,明天可能认为是错的,没有长效性,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为什么要党政分开、司法要独立、权力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也是任何政党和各级政府无法动摇的框架,只有法律才能维护案件处理的正确性,铁打的不变,为什么我们抓一个不服,判一个不服,竟有那么多的不服,到处是怨声载道,就是因为我们处理人家的事实不符,程序不符,人家有一千个理由等着你。然而我们当权者却不敢拿出半分钟来回答你,甚至连辩证的权力也不给。当今的信访工作者,我问他我反映的都是些什么问题,他们却不知道,只会看档案,我就是为这些黑档案而不服而上访。他竟敢说是对的,对的又为什么要平反?所以对于上访的一千个理由他们也不听,霸气十足官腔压人,在此我向公安部提出强烈的抗议。
     民主国家的权力斗争,是你上台我下台的斗争,国民跟着法制跑,专制国家的权力斗争是你下地狱我上天堂的斗争,人民跟着感觉跑。
     在文化革命中,公安部75年为了惩治打击迫害上访的,在山东成立了几十人的大型专案工作组,被判刑、教养的就有十多人,坐着飞机走遍全国各地,搜索制造迫害我们的黑材料,能扯上边的都扯上边,扯不上边的也尽量想法扯上边,连亲戚也不放过。
     文化革命结束后,除了胶南赵志伦(为家庭成分上访)冤死在劳改队,其余的都平反了,他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吃的苦头肯定不少,对于一个被冤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黑夜,对于一个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人来说,是人生中一个短暂的噩梦,人们都劝道他,可他始终也没熬过太阳出来,冤死了一辈子,当时才三十出头,人的生活还没过完就走了,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他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那多好哇,坚贞不屈,也算是辉煌人生光彩照人,可惜他生错年代,坐错了监狱。在水牢里双脚的铁镣还冻在冰里,惨不忍睹,那么我今天就把他当做对文化革命冤死的几百万,叔叔、大爷、兄弟姊妹一点哀思21吧。
     王文德平度人,刑满释放后,妻离子散,胶县刘志伦(为家庭成分上访)刑满释放后,得了精神病,疯死在上访路上,孤苦一辈子,这就是上访人的悲壮命运,也是信访单位一手制造的惨剧,难道他们一点罪恶感也没有。
     张志新、林昭虽早已死在四人帮的刀下,但作为他的执行者并不意味着光彩,且问他们杀的是好人,为什么刀偏偏下的那么狠,且问他们不感到内疚吗?凶手是谁、帮凶又是谁,他们沾满人们的鲜血,他们心里也清楚,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会自圆其说,极力的推脱自己,不但要推给四人帮,还要强加给受害者,只有他们是正人君子。
     人们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有的信访工作者在毛泽东四人帮时办案,胡耀邦,赵紫阳时期他们还在办案,两条路线,两个天下,放火是他们,救火还是他们,且问他们能真正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吗?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会纪念你,人民的纪念才是真正的纪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中,尤其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疯狂的地步,有多少志士仁人,社会精英被杀害,那都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失不再来,实在是太可惜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地方到中央,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线,颠倒事实,罗织罪名,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先前拥护共产党是最坚决的,母亲37年入党(17岁),外祖母是革命的家庭,都是37年的党员,却被迫害至今,损害了我们三代人,四十余年的上访路,共产党至今也没还我们清白,实在太残酷了。
     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揭开公安部的黑档案,辨其证据的真伪,让我们走出历史的阴影,反思自我、伸张正义、维护公平,强烈要求公安部,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致以
    敬礼
     山东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张玉桥、张玉玺
     2005年11月6日
    
    
    
    
    
    
    
    
    
    
    
    
    
    
    
    
    
    
    
    
    
    
    
    
    
    
    
    
    
    
    
    
    
    
    权力与罪恶
     中国不允许反对党,也不允许反对意见,在中国控告违法干部,人民的权力就会被剥夺,就要冠以反对政府、反对国家、反对共产党的罪名进行罗织,即便对于向来拥护共产党的也毫不吝啬,有多少志士仁人,社会贤达,知识精英,在文化革命中被杀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滥杀无辜,人们都说虎毒不食子,作为我们所信奉的上帝,竟如此的残暴对待他的子民们,实在是太可恶了,人们都知杀人是一种犯罪,然而他们却有功,有前途,飞黄腾达,可以入党,可以入团,青云直上,还可以调到地革委工作,还可以升为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们控诉三十余年至今仍逍遥法外。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这是反社会对罪恶的一种颠倒,也是对人权的无视和傲慢发展到极致。
     中国的官最好做,他不需要向人民负责,也不需要人民的选票,一切都是假大空,上级就认可,没有公平和正义。有权的玩权术,无权的玩魔术,有钱的卖别人,无钱的卖自己,整个社会被扭曲,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也可以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鬼子残害人民,我们可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和他一刀一枪,发扬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我们当今的社会,所面临的惨害,人们在法律面前也感到绝望。
     我们全家在上访路上,十人被伤害,七人被枉法,一人被打死,两人精神病,公安部的错误点头,山东省委苏善田的抢走离婚,枉法判决我们兄姊四人,至今也没纠正落实到位,公安部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都说这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是不共戴天,在旧社会是要被剁成肉酱的,在共产党的国度里,休说报仇雪恨,伸张正义,现在连说话的平台都没有,官匪一家,颠倒事实,臭味相投,狼狈为奸。
     从83年,给我父母平反和儿女们的平反撤销一切错误决定,善后工作二十余年,至今仍流浪街头。绝大多数老上访人员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身残人完,早已沦落到极度贫困线以下,按道理讲,本应和其他国民一样,获得享受最低生活标准的权力,可他们连这点权力也不给,从各方面对上访人员进行打压,只要合乎最低生活标准,国民都有权享受,享受最低生活标准与案件无关,不能以此代替处理案件作为停访息诉交换的筹码。在上访中这又是一个不公平的待遇——问题中的问题,先前我利用特大信封背面这个版面,向公安部提出愤怒和抗议,其中有《中通外直》《表里如一》《明人不做暗事》《溢于言表》《政府残暴一家人四十余年的人权状况》《外感内伤》等等。
     信访除了一点安抚政策外,从文化革命至今也从未正义公平过,89年后,信访单位完全演变成一个打击、镇压上访的工具,老上访的被教养,新上访的被收容,关押,各省地市都建立了上访集中营——即所谓的上访教育站,对上访进行非发拘禁。
     90年,山东省委常驻中办接访员苏善田对其行为(抢我嫂子)供认不讳,可是中办康处长却一一否认,说我们胡说八道,同苏善田的面把我哥捆绑起来,送到了北京收容站,后转山东省上访集中营关押。
     66年在上访路上,我们就是要求正义和公平,父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在上访路上,又是为了要求正义和公平,父亲被打死,75年我们在上访路上,又是为了要求正义和公平,嫂子被抢走,兄姊四人锒铛入狱,正义和公平,在中国是那样的稀缺,遥不可及。
     我市信访局长邹建义,常驻北京劫访人员,其父是我大队干部,是县委书记王树吉的追随者,是县工作组策划诬陷逼供信的记录员,他姨是我小学同学,中考落榜,在批斗打倒我父母时,在台下蹦的那么高,口号喊得那么响,在王树吉的亲自指挥下,和打人凶手围攻我们,抄家时姊妹俩都参与了,文化革命入党,任莱州市艺品厂书记,改制后,厂子变成他们个人的了,公共资源该如何分配?这种特权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先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是洪福财源滚滚来。他们是文化革命至今的受益者,我是历届政府的受害者。如何伸张正义,维护公平,这是一个极大的偏差。去年中办305说:“人家愿意,你管不着,谁欠你的找谁去”。出言不逊,真是好一位权威者也,当官的说话也势力,且问这样的信访干部能伸张正义,主持公平吗?上行下效,从中央看地方,窥其一斑,见其全豹。4月4日,我又到了中办,从早八点排队到下午三点,总算排到了窗口,后面一个安徽的说:“坏了,又是这个接谈员”,305和一个女登记员不知说了些什么,把我的身份证扔了出来,让我马上离开,我不服,吆喝着,他跟着出来,站在远处的人群里。他们就是天,他们就是法律,他们就可以独自专横,随意决定一个上访的命运,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下岗?为什么对他们就不能实行问责制,他们的工资为什么不能与业绩挂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又有谁能对他们进行评议和监督,这是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利益集团,他们决不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以上访为敌,就是以人民为敌。我们这个社会是否和谐,看信访单位的公平性还有多少就清楚了。
     在道理面前,信访工作者,口头上也承认,上访人员绝大多数是有道理的,可是在具体接待处理上,个个上访都没道理,不是强劳就是教养,且问他们是怎样昧着良心对待这80%呢?又有哪个没有被收容,被拘留,被劫访过呢?在道理面前招摇过市,当面做人,背后做鬼,在上访路上又有多少兄弟姊妹,独男独女,被残害终生,五六十岁还没有成家立业,残绝在上访的路上,且问他们心安理得吗?
     体制虽是一个原因,有的信访工作者与狼共舞,以上访为敌,出方设法的对上访人员进行打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就是吃着打压上访的这碗饭,说句实在的,没有上访的,信访单位就要倒闭,他们就要面临失业,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司法腐败,具体信访案件上还是腐败,制度腐败导致了一切腐败,工人不满,农民不满,政府官员还不满,收益少的骂,收益多的还骂,我们所做的一切,究其原因,就是离开了正义和公平,这个根基造成的。
     信访单位根本不是一个明镜高悬,伸张正义主张公平的机构,中国的信访单位不撤销,离开了司法保障,永远也不会得到公平的解决,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自己设计的一套公权干涉私权的工作,是掌握控制社会矛盾的一套网络组织,限制公权,维护私权,本是人大的立法权项,政府是无法替代的,没有左手管右手的道理,在法律面前公权和私权只有做到真正的平等,正义和公平才会实现,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废除收容法一样,废除信访条例,中国的司法才会得到独立,人权才会得到保障,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从正义和公平做起,为了维护正义和公平必须允许反对意见,实行民主监督。
     上访问题看起来是个人权力被侵犯剥夺的问题,但它却是广大整体人民权力的组合,和中国人权一脉相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的人权解决不了,上访问题就解决不了,以人为本,不应该流入空谈,而是具体到每一个人权力必须得到保护。
     结论正确才能伸张正义,善后工作具体到位,才能显示公平,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法律程序上,先前对我父母的一切不实之词都是讲不通的,当今的公安部对我们的合法权力和正当理由拒之门外,在此我提出强烈的抗议。
     此致
    
    敬礼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张玉桥、张玉玺
     2005年11月21日
    
    
    
    
    
    
    
    
    
    
    
    
    寻找老八路的影子
    中央各部门的错误该由谁去纠正,国家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受迫害期间又该向谁去诉说,且问中国至今有这样的系统吗?我们都不能置身庭外,上至总统下至百姓,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保护我也保护你,这就是民主法制。
    72年11月2号我和19岁的妹妹跳进中南海自杀,李真部长接谈了我,而后虽错误点头,说明了当时有冤还可以击鼓,在天安门还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可是现在宪法却无规定,天安门也没警示“上访与狗严禁入内”,为什么当地公安局要给以训诫并拘留我兄弟俩?在上访路上可以说我已走到天尽头,流浪街头几十年哭诉无门,难道表达的权力也给以剥夺吗?
     原来的办案人员还有个道歉,说声“对不起”,对我们全家的磨难“深表同情和歉意”,在狱中我们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人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心里还是暖暖的,使我们有所期待。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你若给政府工作人员、人民的父母官下个跪,他却深感到惭愧,会立即叫声“大妈大爷对不起”把你搀扶起来,擦干你的眼泪安慰你“一定相信党、相信政府会给你恰当的处理”这就是人民的情怀,我妈妈说17岁参加革命不是单纯幼稚,他们抛头颅洒鲜血参加革命就是为了人民,倘若您今天再给这些官老爷下个跪,求他救救你,他们不是自我惭愧而是把自己当成老爷,把老百姓当成孙子,自以为是,劫访人员就会把你从信访单位毫无回避的拖打出去,屡见不鲜,五五年我们父母开始上访,经历了毛泽东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人性上的一个极大的差别,也经过了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时期,在信访路上风风雨雨五十年,历史现在是一个大倒退。
     先前的信访接谈员对每个案件都了如指掌,可是现在的接谈员你几个月再来找他,他都不知道你反映的是什么问题,且问这样的信访能为人民排忧解难吗?原来上访人员都是循规蹈矩的来到天子脚下,来揭发当地腐败维护您的尊严、几十年如一日舍生处死来捍卫您的政权,立下不朽的功勋,本应该得到共和国特级勋章,然而有的当权者却以上访人员为敌,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判刑,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耻辱。
     于珍主任、林鹤生主任了解我们问题都退休了,周山处长早已调辽宁公安厅,胡贤娣处长也都退了,我们也风烛残年,乔国喜处长据说一命归西,这些扛着枪打天下的虽然没给我们落实到位就走了,我总觉得他们死的有点可惜。
     当年在信访室接谈的小兵今天都称谓专家了,我们上访几十年的老百姓不敢与其媲美,也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再坚持。79年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批给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处理,胡耀邦的秘书、乔石的秘书也批示给中央信访局、郑幼枚、周占顺局长也接谈过多次,并说:“首先公安部先承认错误,才有嘴说人家”周山处长说:“我们准备下去大会作检查”把我嫂子抢走离婚苏善田(山东省委说:“该我是,都是公安部的意见”)县公安局说:戴帽是我们的问题、其他都是上级干的。且问公安部您对我们兄姊的遭遇能推卸的了吗?2003年白部长委托山东省公安厅吕厅长负责善后,结果至今也没落实到位。
     2011年5月31日我给公安部办公厅打电话,357接谈了我,并找来一位专家,说:“你们的问题就这样了”我质问他“我们是什么问题,老贾你知道吗?我们是哪年开始到公安部上访的你知道吗?给我们平反的都是当年迫害我们的参与者,当时你没来公安部”他哑然,我又说“你连我的问题都不了解,怎么能说就这样了”接着他说:“你们现在退休了吧”“是的,我们早应该退休了,可我们现在还流浪街头,今天您只说对了一个问题,至今还没落实到位,”357最后说:“只要平反了,这些问题还好说”,结果至今也杳无音讯。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村
     张玉桥、张玉玺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2/1/1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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