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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陕西山川林业案的查处:为人民还是整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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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17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海啸
    
     近日,笔者有幸在网上看到了政府近几年来关于“处置非法集资”方面的一些文件,不禁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原来山川奇案的源头在这里啊!几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个问号终于解开了。与许多山川林友交流,他们也有同感,于是鼓励笔者将所悟所感写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研究。 (博讯 boxun.com)

    
    一、省政府担负着依法严惩非法集资的重要职责
    
    2007年8月,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陕西省政府建立了省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制度,成员由20个部委、厅、局、办组成,省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行省政府负责制,其主要职责是指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案件的受理、调查、立案、认定、处置、善后等工作。对于“处非”工作的具体操作,省政府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试行)>的通知》中做了如下决定:
    
    《通知》第六条规定了省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其中第五项规定“负责本辖区非法集资案件的性质认定、查处和处置善后”。
    
    关于调查取证:《通知》第二十一条规定:“对案情复杂,涉及面广、调查难度大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确定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开展联合调查取证”。
    
    关于性质认定:《通知》第三十二条规定:性质认定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依法进行认定。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国函[2007]4号)中《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第二条,在及时准确认定案件性质中规定: “重大案件、 跨省(区、市)且达到一定规模案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初步认定意见后按要求上报,由联席会议组织认定,由有关部门依法作出认定结论”。第三条,在稳妥做好处置善后工作中规定:“非法集资一经认定,省级人民政府要负责做好本地处置非法集资案件的组织查处和债权债务清理清退等处置善后与维护稳定工作,联席会议及有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协调和监督指导”。
    
    2007年9月13日,政府向陕西山川公司(以下简称:山川公司)派驻了政府处非工作检查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宣称由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组成;进驻后的第二天即9月14日,总经理周萍便被神秘转移异地(离开其居所)“监视居住”; 10月29日,公司帐目被冻结、财产被查封;董事长常胜勤于2007年11月13日也被异地转移“监视居住”;12月20日,政府派员到山川公司17楼宣布:山川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下简称“非吸”)犯罪。接着,山川被摘牌。调查人员走乡串户,以极不正当的非法手段欺骗诱骗哄骗山川投资者赶快“登记”(名为“登记”,实为“报案”),骗说山川公司诈骗钱财,投资者很惊诧,问谁叫这样做的?竟回答说:“温家宝叫我们来的,你去问温家宝去”。从9月14日高管被控制及接踵而来的查封、摘牌可以看出,山川已被政府圈定在“社会影响大,性质恶劣的非法集资案件”中了,这种分析的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社会影响大,性质恶劣的非法集资案件,要采取适当预防措施,控制涉案人员和资金,保护证据,防止事态扩大和失控”。
    
    2008年5月26日,西安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西安警方破获一起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共列举了4条罪状,一是“公司银行存款仅剩347元”,“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合作造林、投资铁矿、畜牧养殖等形式吸收公众资金”;二是资金“被挪作他用”;三是“资金链断裂,无法兑付高额回报”;四是“拆东墙补西墙,偿还集资人利息”。这哪是什么特大非吸案的犯罪证据,明明是在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公权力干涉私权利。调查持续到今年4月19日(历时整整2年零7个多月),姗姗来迟的一审审判终于在4月20日开庭,山川被指控犯了“非吸罪”。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开庭之后直至现在,办案人员仍在继续“补充证据”,时至2010年八月,行将届满3年,由于定性太过牵强附会,怕不当定罪激起民愤,所以开庭至今虽已将近四月一审仍未敢宣判。
    
    二、政府不依法行政,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既成事实
    
    (一). 不是自己的财产不心疼,对涉案资产不采取保全措施,政府的行政不作为是导致山川财产损毁的根本原因。
    
    山川被查处近3年以来,“处非”工作组单打一只管“打击犯罪”,对公司财产和经营项目未采取任何保全措施。查处前,山川已有6万多亩林木、2万余只美系獭兔、600余头秦川种牛、跨国铁矿一期30万吨开采已近完成,当时山川总资产保守估算,至少在22.5个亿以上。各项目进展有序,势头良好,林木进入轮伐期,獭兔进入繁育期,秦川牛进入存栏期,价值不菲,朝鲜铁矿优质矿砂运抵国内,即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价格也随着国际市场的行情节节攀升。原本07年遭遇全球金融风暴,各类企业惨淡经营,面临生存危机,山川公司却无一分外债之忧。连年来公司苦心经营,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断创新经营思路,调整经营结构,努力寻找短、平、快项目,弥补投资林业回报周期长的不足;同时,不断寻求合作伙伴,努力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运营资金短缺的问题。本来在“9.13”前夕,招商引资已取得了重大突破:省农业发展银行欲贷款3个亿合作开发项目;美国惠好公司欲投资2个亿扩大铁矿开采;从香港凤凰公司也争取到了2个亿的资金;山东一家造纸厂主动上门欲联营造纸……。但“9.13”之后因公司高管被拘禁,合作伙伴纷纷被吓跑,好事统统泡了汤。大难临头,厄运降临,林木、种牛、獭兔这些活生生的生命体,从昔日的宠儿变成了弃儿,渴死、饿死、病死、冻死不计其数,断了生计,断了管护,陷入了自生自灭的悲惨境地。工作组只一个查封了事,谁也不把这些有生命的林木和牲畜放在心上。投资者眼看着这些用自己的血汗钱堆积而成的公司资产遭到如此摧残,曾经不断地反复地向政府联名呼吁保全资产,拯救山川。但哭干眼泪、磨破嘴皮都是白搭,这些资产虽是活生生的生命体,但它们却被政府统统强行贴上了“赃物”的标签,谁又会去保护“赃物”呢?!不是自己的东西不知道心痛。现在山川的这些经营项目和资产已是一片破败景象,满目疮痍,目不忍睹,林子被毁,牛兔劫后余生仅剩约三分之一。被视为山川命脉,踏破铁鞋也难觅的朝鲜徳贤铁矿二期工程,因朝方两次不得面见董事长洽谈而搁浅,面临违约罚款、合同终止的巨大经济损失。山川公司总部人去楼空,几年来累积的各项欠费——地租费、管护费、物业费等数目巨大,广大投资者痛心疾首。据不完全统计,四个年头以来,相继已有近60余名投资人忍受不了这撕心裂肺的痛苦煎熬,抱恨离世。政府行政不作为,不采取有效措施保全百姓财产,开展处非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 不当的强制措施,无限期的长期超期羁押,滥用查封、冻结措施以及贪赃枉法是拖垮拖死山川的直接原因。
    
    积极稳妥开展处非工作,是国务院托付给省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要稳妥善后,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必须在查处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保全涉案资产,这是处非工作的重要环节。即然山川公司在工作组进驻3个月之后的2007年12月就被宣布涉嫌“非吸”,而涉嫌“非吸”的唯一理由竟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对主持企业运营的高管人员,难道就非要关起来吗?采取这样的强制措施符合“必要”的原则吗?你十年办不完案就非要超期羁押关他们十年吗?这样做符合“法治”的原则吗?不能变更为其它强制措施吗(比如:取保候审)?两高管肩负着1万7千余人的诺大产业,然而就是因为处非工作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受到损失的,由集资参与者自行承担”。所以出现了把投资者资产不当一回事,任其损毁自生自灭。甚至有人在办案中大发横财、巧取豪夺,假公济私、贪赃枉法等违法犯罪事件频频发生。
    
    2008年12月23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针对这些严重执法偏差,提出纠偏措施,指出:“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线,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决不能因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势下使企业生产经营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帐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由此看来,中央领导部门已发现苗头,针对性地在纠正偏差,引导处非工作健康运行。投资群众由此看到了一线生机,因此又掀起了一波保周萍出狱,拯救山川资产的请愿上访。但政府还是置若罔闻,无动于衷。致使山川起死回生、财产保全又一次错失良机。现在把山川彻底搞砸了,谁来给三秦父老交待?省政府如何给国务院述职?投资者的损失难道不应由政府来买单吗?
    
    这就是政府口口声声说的“查处山川,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吗?
    
    其实通过山川案的查处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明白,政府是为人民还是整人民。我们投资人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投资林业,利国利民又利己,原本好端端的,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来,硬要说我们“上当了、受骗了”,然而这一切却都是主观臆断的、推测的、虚构的,是杞人无事忧天倾!霎时间搅得天昏地暗。查处前,山川公司重合同守信用,从未欠过我们一分钱;查处公司四年来我们却是血本无归、颗粒无收,从未得到过一分钱。我们用养老钱、活命钱、防病钱、卖地钱、买房钱购置的家业遭遇了万劫不复的厄运。原来我们这些退休老人、失地农民在中央的富民政策下还有点幸福指数,现在却统统变成了若难指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节节攀升。山川被毁,高管被关,群众上哪里去讨要自己的血汗钱?只好去找查处山川、毁掉山川的政府。
    
    今年3月以来群众聚集在政府门前喊冤,至今四月有余,已形成常态。不管政府怎样动用警力打压、恫吓、驱赶、抓捕,都动摇不了他们问责政府的决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天经地义,是天赋人权。山川被查处前,投资者原本也是体面尊严、彬彬有礼的绅士,是政府的违法行政把我们变了型,把我们变成了“上访、告状专业户”,变成了政府眼中的“刁民”和“不稳定因素”。
    
    既然山川有潜在的经营风险,有影响社会稳定的隐忧(注:这只是政府的一面之词,是主观臆断的、杜撰的,虚拟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就要查处、就要取缔、就要关人,那么政府的所作所为,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场真真切切的灾难,给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已经长达3年之久的不稳定局面,难道就不应该被追究吗?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告不依法行政,未尽法定职责,给山川公司和广大投资者造成的现实经济和精神损失远远超过了凭主观臆断和推测所做出的假设风险,甚至是其数倍,上十倍。政府应当尊重客观事实,法律也只认事实。政府在处非工作中因工作失误而造成的行政损害必须赔偿!我们要求损害赔偿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天赋人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一个充满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法治社会,不会自动从天而降,是要经过不懈的斗争才能得到的,我们就是实践者。
    
    三、不顾客观存在的事实,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造成了山川一案的错误定性。
    
    老百姓为什么不认可政府给山川公司定下的“非吸”罪名呢?
    
    (一). 一个没有受害人的奇特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说:“非法集资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一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铒,以骗取资金为目的,破坏了金融秩序;二是犯罪分子骗取资金后,大肆挥霍,或迅速转移、藏匿,使受害人损失惨重,极易引发群体事件;三是犯罪分子往往以“响应国家林业政策”,“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等为名,行违法犯罪之实,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
    
    山川公司一案,查了四个年头,也未发现山川有骗取资金的犯罪事实,不然,早给公司定下“集资诈骗”罪了,该案也就成了地地道道名符其实的“非法集资”案了。还费那么大的周折干啥,舍易求难硬往非吸罪上去靠,这是其一;其二是案子查了3年,也未见拿出两高管(常、周)有大肆挥霍、转移藏匿资金的犯罪事实。相反常、周两人较清贫,两人的个人银行存款仅有区区23万和5万。周萍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荣获“慈善之星”称号。她在筹资经营的4年里,从未骗过投资者一分钱,以诚实守信著称,口碑好,所以群众信任、客户盈门。她努力用大家的钱,办好公司的产业,所以连年获得“时代先锋”、 “三秦女杰”、“陕西兴业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累计共获得过38个殊荣。广大投资人至今并不认为自己是公司的受害人,相反,却说自己是受益人。对政府说的“上当受骗”论十分反感。查处之前,大家对周萍的魄力,胆识和人品都十分尊崇和赞赏,对公司的前景信心十足,一致认为公司的经营项目都是朝阳产业,符合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经营先进理念。尤其是朝鲜铁矿开采成功,成为造林项目的坚强后盾和以短补长、以快补慢的有力保障,使广大投资人无不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公司将驶向产业发展的快车道。所以周萍确实是我们17000投资者的兴业领头人,是我们投资理财的好当家,这就是山川没有受害人的客观现实。而现在我们确实是受害了,但不是受了公司经营不善的害,而是受了政府不当查处山川的害,政府查处山川而不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活生生毁了我们的林,饿死了我们的牛和兔,断送了我们的造纸厂、干扰了我们和朝鲜合作开矿。眼看着一个个踏破铁鞋也难觅的商机因“查处”泡了汤,断了我们山川投资人的财路。孰是孰非,百姓心里最清楚;其三是经政府调查核实的造林面积是6万余亩(后续造林因被查处而夭折!),还建立了造纸产业链、秦川牛、美系獭兔、朝鲜铁矿,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优中选优的项目,这岂是一个 “以合法经营为名,行违法犯罪之实” 的大帽子一扣就能抹杀掉的?!为什么不尊重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呢?这些项目哪一个是违法犯罪活动?哪一个经营项目给政府脸上抹了黑?影响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都没有!相反,山川曾经是政府引以为豪的名牌优秀民营企业,6万余亩林木为西部生态环境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政府高官才频频出席山川的各项公益活动,为其剪彩、讲话、合影,授予山川殊荣无数,各路媒体也曾争先恐后风起云涌地采访报导山川事迹,这些不知曾经为政府的政绩增添了多少光彩啊!
    
    显而易见,山川经营活动未产生过任何社会危害性,也不曾加害过任何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人民政府理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怎么竟会把山川公司一案认定为“性质恶劣的特大非法集资案”呢?!怎么就会把一个境界高尚、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善事的女企业家锒铛入狱了呢?怎么就忍心把以失地农民、离退休老人为主的投资群体用毕生血汗钱、养老钱、活命钱、卖地钱置办的产业轻易地毁掉呢?这不是断人生计吗?
    
    再从犯罪构成来看:既无犯罪客体(侵害对象即受害人),又无犯罪的客观要件(危害结果发生);既无犯罪主体(犯罪人)又无犯罪的主观要件(犯罪动机),不构成犯罪。怎么能把山川圈定在非法集资里去查封、去惩办呢?所以一开始排查就错了,认为只要是合作(托管)造林,就八九不离十是非法集资,这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在出尔反尔、自我颠覆、自打嘴巴,给自己头上捉虱子咬,把自己的人民往火坑里推;这更是在颠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2003年9号文件,颠覆省政府自己2004年亲手制定的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实施意见”;这同时也是在破坏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毁掉自己的形象、诚信和公信力。这3年来因不当查处山川引发的大规模群众集体上访、请愿、民告官、民罢官、在政府门前持续近五个月的请愿、抗议、示威,官民严重对立,不正说明了这一切吗?群众要不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将案结事不了,官了民不了。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众怒难犯,这就是错误定性、人为制造冤假错案所带来的恶劣社会效果!
    
    (二). 一个没有法定实质内容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经过长达3年马拉松式的调查取证,山川被起诉的罪名竟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既是政府的一个的无奈之举,又是一个千古怪胎。无奈就无奈在它定不了“集资诈骗”,因为找不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钱财的犯罪证据;说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个怪胎,是因为它形似神不似,空有其表而无其里,缺少“非吸罪”的法定要件和实质内容,故“非吸”罪名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即为犯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法治精神和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
    
    政府用以给山川定罪的该条理由是出自哪部法律?哪个条款?人们不得而知。但常识告诉人们,要想说“未经批准即为犯罪”,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才行,可翻遍了《刑法》全文也未找到此项规定!
    
    笔者认为:
    
    ① 工商企业的法定监管部门是工商行政管理局,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央行”是制定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国家机构,不对工商企业和个人开展业务。所以我们遍查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找不出“央行”有此职能和业务范围。
    
    ② 山川经营实业属于民商事活动,产生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民法法律规范调整,对其监管适用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山川公司与投资者签订的是合作经营合同,从以上法律规范中,未见有必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法定程序。一个工商企业的正常业务活动本来是不需要经它的非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故这条定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2. 适用法律错误,只看其表象,而不究其实质
    
    将山川的民商事活动纳入金融领域,用《商业银行法》进行规范调整,是适用法律错误。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适用基本原则。
    
    为了正确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我们查找了它的立法渊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应是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在我国《商业银行法》将“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专营业务。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的性质是与“吸收公众存款”紧密相联的。该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以上规定表明,“吸收公众存款”是作为一项银行业务定位的,“未经批准”而进行即视为非法,这就是“非吸”的出处。该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存存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就有了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吸罪。
    
    从“非吸”罪的立法渊源及其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犯罪归类不难看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之所以犯罪化,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侵犯了国家对金融业的正常监管秩序。而金融业是专门经营货币、资本业务的,主要是存、货款业务。因而金融业中的存款业务的实质,并非单纯指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资金的吸收,而在于金融机构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吸收的公众资金进行货币、资本的经营。所以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虽然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表象上极为相似,但只有借非法吸收公众资金非法从事银行信贷业务时,才能对银行业的正常业务活动和国家对银行业的正常监管秩序构成冲击,即产生破坏金融秩序的危害后果,才能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性。因而“破坏金融秩序”不是靠一个简单的说辞、一顶空洞无物的大帽子就可以随便给人戴上的,而是要有客观事实做支持的,是要用其内涵和事实来说话。省政府处非联席会议给山川公司戴上这顶帽子,却没有破坏金融秩序的客观事实,内容空泛无物,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补充起诉书所述的犯罪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该公司在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无资金保证的情况下,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对外进行虚假宣传,夸大项目的收益率,先后以合作造林、合作养殖秦川牛、美系獭兔、合作开发铁矿等项目为名,对外募集资金”。请问,这些是“非吸罪”的法定要件吗?举证的是“诈骗”,而最后定的却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案件定性逻辑混乱,这难道不是个怪胎、不是个天大的笑话吗?山川吸收的资金用于约定的经营项目,从未转手放贷,扰乱金融秩序的事实在哪里?!这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定性基本原则吗?
    
    拿不出“非吸罪”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该罪名就不能成立,该案就是个冤假错案!
    
    3. 以“事后法”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
    
    山川公司以合作经营模式连续运营了4年,解决了民企创业贷不到款的大难题。4年多以来顺风顺水平安无事,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表彰,周萍被捧为超级新星,头顶38道耀眼的光环,赶上当时政策暖风频吹,又有政府抬轿,媒体吹号,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成就了一段山川秀美的神话。那时候,谁不把周萍崇拜得五体投地?又有谁指责过山川搞“非吸”?省委省政府高官格外青睐周萍,几乎都有接见、合影、剪彩、讲话,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可“处非”运动一来,神话破灭,乾坤颠倒,超级新星锒铛入狱,这不是典型的搞“事后法”又是什么?如果在4年前就把现在评判“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公之于众(政府是公民财产的守护神,这是政府应尽的法定职责!),投资群众不早就平安避险、逃过万劫不覆之灾了吗?政府也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经典骂名了:什么“政府挖坑活埋百姓”、“政府忽悠百姓”以及“树绿了、牛壮了、兔肥了、矿火了,心黑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4. 对一些指控的批驳
    
    (1)“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几乎成了山川“非吸”最有力的“罪证”,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1999年1月26日)的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故投资者对山川的投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特征。属于正常的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作了规定:第一,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第二,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山川公司的分红利率在此范围内,受法律保护,不构成犯罪证据。而且这是收益分红,并非利息,不能被称作“高额利息”,更不能说成是“以高额利息为诱饵”。
    
    (2)所谓“资金投入规模仅占25%“、”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资金链断裂”等等说辞,姑且不说其是否属实,因为都不在“非吸”犯罪的构成要件之列,故并不能成为非吸犯罪的证据。
    
    四、错误的性质认定侵犯了企业法定的经营自主权,是政府公权力扩张,打压民企、公然侵犯公民私权力的违法行为。
    
    经营自主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依法享有的自主调配和使用其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权利,如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等等。
    
    政府把山川案定性为“非法集资”,主要是拿融资方式和经营风险说事,但这两方面的事国家给出了政策空间,就不是政府应该介入、应该说长道短和指手划脚的事,更不应该动用公权力来打压干预,这纯粹是政府的行政乱作为。
    
    依据1: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规定:
    
    1、“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2、“进一步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
    
    3、“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4、“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
    
    5“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等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
    
    6、“各地区、各部门要相应改进管理办法,规范管理行为,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下放给企业的投资决策自主权利。”
    
    7、“鼓励社会投资”
    
    8、“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公益事业”。
    
    依据2:《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十六条:国家采取措施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创造条件,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各种方式直接融资。
    
    (山川与投资者签订的合作联营合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支持,符合该条规定,是合法的直接融资渠道)
    
    依据3:《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十一)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山川与投资者签订的各种不同项目的合作联营合同,即属项目融资!)。
    
    请问,国务院颁布的以上行政法规,省政府执行不执行?
    
    相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98)247号令),从发布时间来看,上述3个行政法规比较新(发布时间分别为2004年、2003年、2005年);从级别层次来看“取缔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做出的,属部门规章,层次级别较低;从执行角度来讲,新法应优于旧法,级别高的应优于级别低的。可是,在处非工作中,全然不顾这些基本原则,背离改革创新,走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背离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抱着一个旧的而且还理解有误的东西不放,墨守成规,导致中央新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以至于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威性和政策性的最高级别的行政法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都执行不下去,省委省政府自己制定的贯彻中央9号文件的“实施意见”也形同废纸一张!简单地一个“查处、取缔”,就令企业惨遭万劫不覆的灭顶之灾。省政府为什么不落实上述5个行政法规,给企业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呢?
    
    该落实、该兑现的政策不落实、不兑现,属于企业自主决策、自主发展的事却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强行介入横加指责,并且动用行政权力将其扼杀,这不是政府的行政侵权行为又是什么?
    
    根据以上大量的事实和理由,山川林业投资人普遍认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三项、五项、八项的规定,对陕西省政府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陕西省政府因未依法行政、未尽法定职责、错误定性和不当查处给山川公司广大合法投资人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精神伤害依法做出赔偿。
    
    若山川问题没有一个令广大合法投资群众满意的处理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民告官的官司将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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