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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沿用至今的“文革”概念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16日 转载)
    
    
       本人近期自学“文革”,越学越糊涂,如堕五里云雾,深感如果没有仙人指路,恐怕一辈子也摸不着门道,即使摸得着也进不去,即使进得去也出不来。国际上研究“文革”的领军人物马若德,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书首的题词:“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够更自由地对这些事件进行研究和著述。”意味深长,我心有戚戚焉。我的感觉是,中国能够在真正自由状态下研究“文革”的人还没有出生,能够真正理清这段荒唐史并得出一些像样的结论,大概还需要两代人的努力,能够真正作为国史通鉴进入教材供后人哀而鉴之,恐怕真要靠“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因此,尽力为后人挖掘点资料、提供点线索,是当代人应尽的职责。根据这些资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可能会对文革的断代时间问题产生质疑。比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结束于何时? “文革”形式的结束是否就意味者“文革”思维的结束?为什么几乎所有臭名昭著的文革词语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而一个同样臭名昭著的“文革”概念却历经四十余年而僵尸不朽,借尸还魂,堂而皇之登上了二十一世纪的神圣殿堂,并且一直供奉至今? (博讯 boxun.com)

    
    
      这个概念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曾似恢恢天网,笼罩中华大地,疏而不漏,威力无比,下至普通公民,上至党国要员,深受其害者不计其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顶巨冕的重压之下,共和国的主席因此而丧尽尊严,受尽折磨,蓬头垢面,死于非命。
    
    
      我手头的这部可以传之后世的资料,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厚约半寸,成书于“形势一片大好”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书名叫《打倒人民公敌刘少奇》,上有“文革资料21”字样,即第二十一册,前面尚有洋洋二十册无缘谋面,后面有多少还不清楚。但仅此一册已经蔚为大观,罪名昭昭,言之凿凿,即便是善辩菩萨出世,也难以洗刷冤屈。书中扉页赫然最高指示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后者则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注意到,发动“文革”的理由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由,中心意思几乎完全一致,文字表述上只有一字之差,一个是“走”,一个是“主张”。用词不同,目的一致,用意相同,手法相似。其共同的特征是:主观臆断,随意定性,排斥异己,控制思想,以冠冕堂皇的口号扫清威胁个人独裁统治的一切障碍,从制度上构筑起有利于巩固个人专权的战略堡垒。手段都是把异见人士划归到资产阶级彻底妖魔化;或虽无异见但臆想可能会有异见,就可以套上资本主义的紧箍咒任意宰割;或连“可能会有异见”的辫子也抓不到,但晚上忽然梦见“赫鲁晓夫式的睡在身边”,明天就可能发动一场运动(曹操梦中杀人、刘彻梦见疑似刺客醒来也要杀人,事易时移,但一脉相承)。在中国如果有谁一旦被套上“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这个紧箍咒,那就是打入十八层地狱,在劫难逃。刘少奇若此,邓小平亦若此,代表社会良知良心的知识分子更是若此。
    
    
      知识分子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输出者,是思想的主要传承者和创新者。在任何国度都属瑰宝,包括前苏联列宁时代,知识分子也下乡,但那是给农民传授科学知识,而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唯独中华人民共和国例外,不仅不是瑰宝,还要将其视为爬行动物,“引蛇出洞”,彻底歼灭,五十五万中国精英在“资产阶级右派”巨冕的镇压下,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伟大领袖尚不解恨,咒之曰“这些乌龟王八蛋”(另一种爬行动物),还批评秦始皇同志焚书坑儒不够:“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人,吃亏了,陈平、张良被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1949年以后,也不知到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中国知识分子就与“资产阶级”——一个已经被妖魔化而且正在被不断妖魔化的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几乎把中华文化的根连根拔掉。本来是学术权威,却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本来是专家,却是“资产阶级反动专家”;本来是教授,却是“资产阶级教授”;作家、诗人、艺术家等等,无一漏网,全部被“资产阶级”化了。大概是因为这样陈述“很麻烦”(毛泽东曾感叹“改造知识分子很麻烦”),后来干脆言简意赅缩减成四个字“牛鬼蛇神”,再后来又精简为三个字“臭老九”,再后来,引蛇出洞尚嫌“麻烦”,干脆釜底抽薪扫地出门,有圣旨为证:“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教育下手“大革文化命”,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谓鬼斧神工的杰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返回头欣赏这幅杰作的时候,才感受到一个可怕的事实:有大国而无大家。我想,当温家宝总理与钱学森先生一起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人才的时候,依俩位的睿智,肯定挖到了病根。煮豆燃豆萁,还要揭开锅盖问豆:你为什么不开花?你怎么不结果?呜呼,即便是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也早已化为灰烬,何况是“资产阶级”之豆。所以,人才已不是断代的问题,当人才的种子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就是民族元气大伤的时候,恐怕一个世纪也难以恢复。一个知识匮乏、思想枯竭的民族,又怎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灾难性脑出血后遗症。
    
    
      何止于知识分子难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紧箍咒,依据宪法产生的国家主席的又如何? 时隔十年,“反右”尸骨未寒,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穿上军装检阅了百万红卫兵。会上,林彪发表讲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同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当做"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 "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号人物”被彻底边缘化。紧接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最高统帅的一句话“邓小平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臆想可能会有异见),于是邓小平被封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二号人物靠边站了,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片喧哗声中,共和国历史上继“反右”后又一大冤案就这样发生了。
    
    
      《打倒人民公敌刘少奇》一书,主要依据 的蓝本是“中共中央党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编印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摘编》,以御用文人的叭儿狗迎合心态和鬣狗的无耻残忍,凡是当时能创造出来的帽子都扣上去了。在御用文人的眼里,一个御批的诛杀对象与一只受伤的梅花鹿没什么区别。书中专门单列一章,标题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内容庞杂,几乎每一条都被冠以资产阶级,如: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歪曲无产阶级民主;鼓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阉割双百方针的阶级内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抹杀新闻报道的阶级性,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鼓吹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观念,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更有甚者,将“社会主义”也冠以“资产阶级”曰“妄图以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的共产主义”等等。荒唐至此,夫复何言。
    
    
      一个共和国主席未经宪法程序既已身陷囹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之遭到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被诬陷的就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其中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国家领导人被迫害致死。十年“文革”浩劫制造冤假错案三百多万件,全国法院系统共判处“反革命案件”二十八万七千余件。据统计,“文革”中因各种政治迫害、武斗而丧命者相当于抗日战争牺牲的人数:三千九百万人之多。(胡星斗《文革学研究——文革与诸子百家》)“文革”中,福州一位年仅19岁的高中学生吴晓飞,因对刘少奇所蒙受的千古奇冤鸣不平而被残酷诛杀,赣州一位小学女教师钟海源被判反革命罪,竟被刑前活体取肾再行枪决,张志新遭受的法西斯刑法更令人不忍言说——吾心伤痛。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正式表述。中央推翻了污蔑刘少奇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切”,当然包括“叛徒、内奸、工贼”,当然包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包括“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事实证明,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纯属子虚乌有,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从未走过,所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是二十世纪的现代版“莫须有”。历史证明,所有这些帽子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整肃异己而天才创造的镇压工具,这些概念的理论基础源于毛泽东臆想的“四个存在”,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种理论的继续,与“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一脉相承,同出一辙。
    
    
      “文革”概念的沿用是“文革”思维的直接结果。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批判陆定一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宣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新启用,不过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传承,是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的改装。该理论的核心观念是,阶级斗争是钢,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因此,尽管文革已于一九七六年结束,但“凡是”思维仍然统治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一九七八年的宪法序言居然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胜利结束”这样凯旋式的语言加以表述,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雪上加霜,给中华民族的进步制造了巨大的障碍。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迫使“凡是”思维暂时寿终正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停止使用“阶级斗争”的口号,双管齐下,营造出全民思想大解放的良好舆论氛围,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经济发展,民生进步,国家形象,国际地位,如日中升,前程似锦。可是,八十年代初期风云突变,主要领导人违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重提阶级斗争,主张“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重新启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不仅使自己深受其害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濒临瘫痪的“文革”战车,长驱直入,横扫中华。成为扼杀民族创造力的谶语赌咒,成为中华民族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枷锁,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铁铸羁绊。长此以往,会人为引发一系列社会灾难,造成个人独裁、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不聊生的严重后果。文革教训,记忆犹新;风波事件,历历在目。
    
    
      有鉴于此,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着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时,一大批深受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主张从文本剔除 “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一“文革”概念。据龚育之先生回忆:党内党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一些同志对前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不同的意见。有的直接表达了出来,有的表达得含糊委婉,有的是从语词含义方面提出意见,有的则是从实质方面提出意见。但摆到桌面上来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语词含义不明确,有弊病。
    
    
      陆定一是不赞成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有毛病的。我们不应该把民主、自由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加以反对,应该对它们作历史的分析。他还说,在他的印象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才发明出来的,他举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为例,来证明这一点。这篇文章称:“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陆定一认为,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革”中批他才发明的词汇,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沿用这个词汇呢?
    
    
      会议期间陆定一四次发言,力主张剔除这一“文革”概念。会议结束时陆定一最后一次提出意见:我主张去掉现在文件草案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还留着后面的句字,很好嘛。这就同“文革”错误分开来了,去掉那几个字没有丝毫损害。
    
    
      万里说:“我赞成陆定一同志的意见。应当把这句话从这个决定里删去。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难道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化吗?”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
    
    
      主持会议的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
    
    
      最后是邓小平在一片反对声中,一锤定音,维持原案。一个“文革”概念在党内高层还存在严重争议的时候即以决议的形式写入正式文本。
    
    
      一九六六年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的决定》出笼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接着,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决定》的第一批受害者。时隔二十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精神文明决议》出台的时候,因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革概念,陆定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挺身而出,坚决抵制。但限于当时体制环境,中顾委主任邓小平(他被认为是实际最高领导人),力排众议,一声令下,遂成定局。接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左意识形态的左右下,两任总书记发生非程序性权利更替,激发学潮,处置失当,党心民意,遭受重创,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使国家形象严重受损。《精神文明决议》构想的精神文明建设,化为泡影;政府威信,一落千丈;腐败成风,屡禁不止;群体事件,与日俱增;世风日下,人心叵测,给社会的稳定埋下巨大的隐患,也给后继的开明领导人制造了无穷的隐忧,乃至“保稳定”成了中华大地各级领导的首要政治任务和日常口号,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一精辟见解:“在满洲皇帝眼中,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这就是一个“文革”概念为什么能够沿用四十余年的真正原因所在。仅此而言,“文革”时代“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文革后时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没有多大区别。所不同的是,“文革”的罪孽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受到彻底的清算,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受到株连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群众得以平凡昭雪,前后历时十年;而“文革”后时代的引发的一系列引发政治事件和风波,业已二十年,至今尚无重新定性和评价的迹象。这说明政府对错误的纠正机制尚未建立,所谓平反昭雪,还处在或然性阶断,距离程序性纠错目标的实现还相当遥远,依法治国的理念尚处于坐而论道阶段。试想,如果毛泽东今天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谁敢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毛泽东的死改变了一场运动的性质,这就是纠错的或然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是非标评判准是建立在某一个人存亡的基础之上,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的运行机制是人治而非法治。所谓宪法也是一纸空文,也即无宪法。《人权宣言》的定义是:“凡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分权无确立的社会,即是无宪法”。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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