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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公安局残酷掠夺民财震惊世界!/群 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25日 来稿)
    
    
     (博讯 boxun.com)

    导语:一桩明显的错案,一拖就是三年,上千受害群众百余次上访得不到纠正。公安局和检察院公然无视法律,坚持与群众对立,与市人大对立,知错不改,一意孤行。群众无奈,向法院提起上诉:民告官。法院又不予立案。在古城西安,因陕西加加案株连受害的一千四百多名无辜群众(大多为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维权不能,告状无门。只能眼望青天,喟然长叹:政府纠错咋就这么难啊!
    心血来潮,把办案当成儿戏
    
    2007年6月1日,是欢乐的国际儿童节,也是我国西部关中地区夏收开始的日子。然而,对陕西西安和咸阳的投资办企业的一千四百多名老人来说,却是一个六月雪般的令人心寒日子——由于西安市公安局违规执法,将好端端的企业一个接一个捣毁,致使投资者5700多万元血汗钱血本无归!
    
    这些投资者中有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离休干部,退休职工;从大学教授到法院书记,从军转干部到政府官员,从捡破烂的到看厕所的,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多数属于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一年前,他们响应党和政府“全民办企业”的号召,在十七大“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精神指引下,在《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家鼓励个人或者法人依法以工业产权或者非专利技术等投资参与创办中小企业”等法规的鼓舞下,也跃跃欲试,老有所为。想为自己的致富再加一把火,为国家的强盛再出一把力。但由于这是一个以老人为主的群体,缺乏独立办企业的经验和能力,急需“借船出海”,寻找一个具有办企业经验的经营管理者合作。
    
    恰在这时,四川加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创业人员在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了陕西加加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和陕西加加保健品经销有限公司(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下简称“陕西加加”)。许多投资者看到省市政府部门给其颁发的合法证照和荣誉证书,听到他们有在陕西发展“连锁经营”的意愿,为稳妥起见,便派代表前往四川成都实地考察,受到成都市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与鼓励。返陕后才放下心来,纷纷签订了投资办企业合同。
    
    从2005年7月至2007年5月,西安和咸阳地区先后有1400多人、投资5700多万元,在“陕西加加”的协助下,成立了十二家保健品经销有限公司和一个健康会馆。另有多家保健品经销公司正在选址筹建,其中有两家各项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即将开始运营。在此期间, “陕西加加”诚守信用,对投资人月月兑现承包费,从无拖欠。双方合作十分愉快,事业蒸蒸日上,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扩大了就业机会,使不少青年走上了工作岗位。老同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财产性收入,充实了晚年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然而,2007年6月1日晚,西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一伙人突然闯进了陕西加加公司,一阵破坏性的搜查(打砸抢)之后,抓捕了十余人,用一把铁锁锁上大门,谓之曰“查封”。翌日起,陆续将我们的十二家店铺和一家会馆捣毁,非法扣压了全部财产。
    
    当企业员工、承包人、经营者前来上班,当投资人前来办事,发现企业被无故捣毁,震惊之余,就要问个明白。公安局的答复却信口开河,前后矛盾:最初,说是发现“陕西加加”的高管们要携带巨款外逃,所以他们立即采取了抓捕行动。群众问截住巨款了吗?他们含糊其辞,无言以对;过了一段时间,又改口说当时公安部有指令,国务院有红头文件,因此决定对“陕西加加”高管采取断然措施,群众又追问“指示”和“文件”精神,他们又支吾搪塞说“这个文件你们不能看”;到了2009年3月21日,经侦队干警赵旭等人被追问不过,才口吐实言:“其实公安部没有指令,国务院也没有红头文件,是我们从互联网上看到别的省市都行动了,我们也得动——这样,才对陕西加加高管进行抓捕的。”
    头戴警徽,身着警服,开着警车,鸣着警笛,威风凛凛,惊天动地的执法行动,原来竟是一场不负责任的儿戏!上级无指示,百姓无报案,凭着手中有枪有镣铐,他们竟敢如此随心所欲、胆大妄为!
    
    违规执法铸成大错
    
    西安市公安局这个违规执法的玩笑的确开得太大了!
    
    事涉群众利益,案发后,面对上千蜂拥而来投资者的不断询问。西安市公安局经侦二大队匆忙间印制了统一格式的所谓的“报案表”和“填表说明”,诱惑、欺骗、胁迫广大投资者按其要求填表“报案”。对这种事后补充证据的违法行为,他们是通过一个姓吴的代言人进行的。吴自封为“群众维权代表”,公开宣称:“我在公安局有人,能帮大家要回投资款。”他以威胁的口吻声称:“谁不填表,就把谁的名字从电脑中删除,退钱的时候,就没谁的份儿。”诱迫许多为保护自身利益的投资者填表,企图为公安局的违规执法开脱责任。
    
    两个月后的2007年8月15日,西安市公安局认为补充材料就绪了,就召开新闻发布会,经侦支队队长胡伟田向新闻媒体宣布:“陕西加加公司一案涉案群众1417人、涉案金额5744万元。”
    
    但是,到了2008年夏,西安市检察院根据公安局的侦查意见书向西安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时,却说涉案群众1343人、涉案金额4850万元。一年时间,人数、钱数竟然发生如此大的缩水,蒸发原因何在?白纸黑字犹存,红嘴白牙能说改就改吗?公众到底该相信你们那一种说法?拆穿西洋景,原来已经有74个“关系户”(如投资人叶大枢等),悄悄地将894万元投资收入囊中了。未经审判,即徇私舞弊,值多数群众利益于不顾,先为少数人谋私,引起广大投资者强烈不满。公安局办案人员的权力未免太大,他们的胡作非为令人咋舌!
    不仅如此,公安局说他们“查封”(实为捣毁)企业时,加加公司账面上只有120万元,显系推脱之词。因其系单方介入,无有见证监督,不足以取信于民。也就是说,5744万元减去120万元,还应有5624万元。加上十二家店铺的盈利,远不止此。这些钱不管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存在,其流向都应查明。但此时的公安局忙什么呢?他们揣着钥匙,开着警车,将加加公司和十三个店铺当作自己的家一般随意进出,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有时一天之内多次出入。到底浑水摸鱼,将多少民脂民膏窃为己有,谁也说不清。仅据目击者称:单锁锁门后,钥匙由公安局掌握,另外给了代言人吴某一把。投资人多次发现,公安办案人员从加加公司拉走两箱准备给付投资人的承包费现金和三个保险柜;从被查封的加加总部和多家店铺以及丈八沟仓库拉走大量财物;办案人员不仅将电脑的软盘、u盘取走,还将硬盘主机和显示器机芯掏走,再将电脑廉价卖掉;将健康会馆的新货架打断卖废铁。变卖所得,没有任何手续可查。他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违规按需“取证”,却倒打一靶,放出风声说“陕西加加公司的人,把电脑上的信息都删除了。”“陕西加加公司财务混乱,没有账……”“投资人的钱要打水漂了”等等,这可能吗,可信吗?他们突然袭击,加加公司怎能提前得知而有意作弊呢?这么大一个公司怎能没有账?
    
    那个代言人吴某也跟着起哄,大造舆论:“被查封的财产都丢光了!”投资人忧心如焚,多次向办案人员反映,被置之不理。其中五个保健品经销公司(店)的财产经办案人员处理后,几百万元资产,却说只卖了7000元。群众对吴某说:“你可捞美了!”吴说:“不捞白不捞,咋啦?有意见到公安局提去,公安局还想多逮几个人呢!”气焰十分嚣张。有人问,为什么公安局重用吴某?因为公安局某副局长通过吴,为其弟将价值20多万元的名贵蜂胶,用8000元就轻易“买走”,还外加一台电脑“赠品”。有人经公安局准许,以特低价格买走查封财产,然后高价倒卖,中饱私囊。有人甚至公开说:“我们捞回来的钱,已经是投资的XX倍了!”不仅如此,公安局办案人员还对参与违法处理财产者进行奖励提成,发给数额不等的报酬。
    
    公安局将扣押的保健品不分类别、不看保质期、更不管存放条件,一律以编织袋混装拉走,胡乱堆压。存放地仍然不贴封条,仍然由公安人员单锁锁门。办案人员随意拿用,如囊中取物。高级保健品羊胎素、蜂胶,以及笔记本电脑,他们随意拉走;价值几百元的高档椅子,以25元的廉价据为己有;扣押的5辆汽车也被他们长期非法使用。至于高档办公用品、电脑、冰箱、空调机等固定资产,象征性作价处理,变卖款上交多少只凭良心。加加投资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日落之前爱上你》拷贝,据说价值两亿元,被抢走后打入冷宫,形同废物。直到6个月之后的2007年11月5日,在投资者强烈抗议声中,公安局才勉强同意投资者介入,双锁锁门。但此时的仓库已经是贼过关门,一片狼藉——值钱的财物没有了,过期变质的保健品成了一地垃圾。然而,就在此时,投资者倪正坤仍在地上的废纸袋中发现了一张80万元的重要票据,当即交给办案人员赵旭。但直至半年后,此钱才从广西追回。后来,又在杂物中发现了一张300万元的票据,至今无人追讨。还有77个私人账号,公安局说上面只有少数钱。这样玩忽职守、极不负责的办案态度,不仅将投资人许多财物弄得不知去向,更不知丢失了多少法律证据!他们不是在办案,是在扰乱社会、贻害群众!投资者们伤心地说:“陕西加加高管们是不是有问题,我们不得而知。退一万步,即使他们真有问题,其财物也不应贴上废品标签吧?那财物可是我们投资人的心血呀!凭什么不通过我们就胡乱捣毁、低价变卖了呢?”
    
    市公安局办案人员不止一次侮辱投资人,说了一些诸如“无知”、“盲从”、“贪图小利”等等人格丑化言词,指责他们为“愚民”。事实是,这部分群众中,即有弱势群体,普通老百姓,但也不乏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相当职位的领导、甚至公检法的离退休干部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一群低智能的人,恰恰相反,是一群老有所想、老有所为,一心要干点实事的人!市公安局由于自身过失,引发了这起群体事件,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和严重后果。他们不认真检讨自己,却对投资者进行人格侮辱,是极不道德的!有许多受人尊敬的投资老人在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同时,又遭到巨大的精神打击,痛心不已。有个全国劳模的七旬老太,一气之下,便神情痴呆了;有的人突然精神崩溃病倒在床,有的心脑血管破裂含愤离世,酿出一幕幕悲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0多人因此去世……有的临终还在哭喊:“我死不瞑目啊!”
    
    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此案在向西安市检察院移交过程中,也颇具戏剧性地上演了一出《三滴血》。自2007年6月1日到12月15日,市公安局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马后炮式“侦查”,煞有介事地向市检察院移送起诉“陕西加加”,立案定性为“集资诈骗罪”。然而,检察院阅卷后发现缺乏确凿证据,罪名不能成立。遂将案件退回,要求进行补充侦查。得,第一次栽赃陷害式的滴血认亲宣告失败。
    
    出师不利,市公安局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在缺乏证据情况下,置“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于不顾,非要给“陕西加加”定罪不可。否则,他们的闹剧怎样收场?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绞尽脑汁之后,终于又祭出了一把杀手锏:将其所谓的罪名改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满以为这下可以瞒天过海了,岂知检察院又一次将案子打了回来,原因仍是所报材料不能证明被诉人所犯之罪。案件被再次退回,公安局再次丢了面子。好嘛,这第二次滴血认亲,也胎死腹中了。但公安局并不死心,硬着头皮继续“补充侦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嫌疑人在他们手里关押着,不信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
    
    说补充侦查,谈何容易!案子明摆着不成立,是自己一时心血来潮铸成大错,骑虎难下是必然的。撤了吧,谁来承担抓人、捣毁企业的责任?不撤吧,取不来证据,罪名难定。但你还别说,冥思苦想之后,罪名到底还是让他们给“想”出来了,再追加两个字,定性为“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为,既然检察院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不能成立,那就按“变相”定罪。古今中外法律对于定罪只有是与非之标准,对疑罪而又缺乏证据的,依照“从无”原则。“变相”则是一大发明。这一“变”,随意性很大,就钻了法律的空子,真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这一回,据说是因受法时所限不能再拖,检察院给了面子,同意收案受理。
    
    三次侦查,三改罪名,市公安局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然而,正如省高院一位负责人说的,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一种简单的、盲目的、形式的办案方式。没有把法的精神体现到促稳定、促和谐、保民生、保增长的具体行动当中。
    
    当皮球踢到市检察院,投资人就找即将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院沟通。此前,2008年1月4日,已经向检察院递交了“司法监督申请书”,要求对公安局的违法办案进行司法监督,以切实保护受害群众的利益。
    
    在这里,上访群众能得到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
    
    沆瀣一气,与民众对立
    
    市检察院是这些投资人上访最多的机关,是寄予希望最大、也是他们最失望、最伤心的地方。
    
    经多次交涉,在大量事实面前,检察院多次被投资人追问得无言以对,但硬是无动于衷。一位姓凌的处长说:“这案子,既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连省委书记赵乐际也不敢说!”究其原因,另一位办案处长说:“我们只能提起公诉,否则撤案了,谁来给你们赔钱?谁来承担责任?”投资人说:“你们案撤了,赔钱就是公安局的事了”。办案人说:“我们起诉了,就是认可,赔钱得一块赔啊!”在谈到提起公诉的条件与程序时,检察院说:“案件审查时间到了,不公诉就违法。”投资者说“那要是法院判决你们认定错误咋办?”检察院说,“依法院裁定为准。”也就是说,检察院的审查只是个幌子,完全按公安局的意愿办,他们的监督权等于虚设。
    
    在市政法委的统一协调下,终于,2008年7月3日,在市公安局捣毁“陕西加加”一年之后,市检察院认为自己已经审查终结,凭着一纸事实不清的公诉书对“陕西加加”以“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近三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投资群众已经向西安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政府、市人大、陕西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省人大、省政府、省银监局等有关机关和部门上访超过百次。亲手呈送和用特快专递送达举报信、申诉书、申请书等各种材料四十多份。至今没有一家接待人员给出具过一纸收条(怕承担责任)。尽管市政法委、市检察院、市法院都口头承认投资者办的是合法企业,但就是相互推诿,谁也不肯出面处理。其中比较好的是西安市人大信访办,认真听取当事人汇报后表示:公安局违规执法,好比拿走了你们的东西,理应归还。一再表示要过问此事,向公安局交涉;还有就是市政府信访办,明确指出此事必须上诉,否则,再过三年也不会有进展;再就是市法院,在投资者多次交涉后,为保护群众利益,决定暂不开庭审理此案;省银监局也多次表示:投资者办企业不属于非法集资,不在他们的监管范围。并答应向有关部门沟通,以达到案销事了。但市法院让投资者说服检察院撤诉,检察院就是顶着,甘愿和公安局沆瀣一气,和老百姓持续对立。
    
    2009年3月2日,群众于检察长接待日前往,想与检察长沟通。却遭到控申处一位处长阻挡,他极不耐烦地申斥:“唉呀,你们都见过 80个检察长了,接待过你们80次了!还来胡闹?”群众代表说:“你们这儿有80个检察长吗?他们接待过我们80次吗?执法机关领导说话怎么能信口开河?”然后就和他说,希望公正执法。该处长说:“法,现在那来的法?哪儿有法?根本就没有法!你们就不停地闹吧,不信你们还能左右了我们!”
    
    敢问路在何方
    
    时至今日,“陕西加加”的案子还没有庭审,被抓捕的嫌疑人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罪名,但其企业却已无疾而终被端掉了三年。在案件尚未查清,没有进入审理、判决、依法清算程序的情况下,市公安局办案人员毛遂自荐地冲出来既抢功又抢劫,实在有损公安人员形象。
    
    办案警官赵旭在2009年3月21日不得不向投资者承认:“这个案子主要是公安局弄错了。你们成立公司办超市没有错,是犯罪嫌疑人有错。你们的问题是没有认真监督管理,让承包人钻了空子,把赚的钱都装到他们口袋去了。”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加加并没有违约,双方合作愉快。退一万步,即使如他所说,加加未能对投资人兑现承诺,那也属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经济纠纷,民不告,官不究,有你公安机关什么事?你凭啥插手?如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引发了严重的群体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责任岂能推脱!
    
    这些投资人虽然有理,又属年老体弱惹人同情,但他们几年奔波却毫无结果。鉴于在政府部门之间奔波毫无结果,已没有意义,无奈之下的投资者们,于2010年2月2日,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省市政府和省市人大以及市检察院寄出了《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省市人大、省市政府和市检察院的负责人,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后,在法定时间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侦查机关违法办案的行为进行监督、纠正,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按照法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天后,依然是石沉大海。悲痛欲绝、愤怒到极点的投资者代表,于2010年4月8日到市法院民告官,要对市长提起诉讼。一听说要告市长不作为,立案厅褚法官立即脸色就变了,说你们仅凭宪法不行,要有具体法规规定才可以告市长。然后,扔下告状者甩门而去。旋即,几个法警便向告状者涌了过来……
    这,就是投资者们目前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困难处境。
    
    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多次发布命令,国务院(2007)34号文件明确规定:“对于涉众案件,事关众多群众利益的案件,一定要慎重对待。要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防止事态扩大和失控,……防止引发群体事件”。
    
    奇怪的是,西安市公安局公然与党和政府唱反调,打击创业,与群众对立,而他们的行径非但无人制止,有关部门还处处刁难上访群众。是问这些人和部门,还要将西安市公安局的错误包庇、纵容到什么时候?难道二十一世纪,还让官官相护存在吗?
    
    相信政府的群众满怀希望,矢志不渝。三年来,冒着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先后奔波于省市公检法,政府、人大、工商、银监等十五六个部门,上访超过百次。特别是对公安执法负有监督责任的西安市检察院,群众先后找到其控申处、公诉二处、渎监处和找检察长本人上访就达38次之多,单单是公诉二处就超过20次以上。真是说的也说累了,听的也听腻了,问题却一直被拖着……
    
    当然不仅仅是拖着,2007年9月28日,群众代表到陕西省公安厅反映情况时,一位姓崔的接待人员接过材料后,郑重其事地说:“案子重大,我要向厅长汇报。10月15日前给你们答复。”事后却杳无音信。又过了很久,群众找西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长尹江波,该尹扬着手中的材料,得意地叫嚣:“你们不是在告我么,材料已经到我手上了!”据当事人说,他们先后送到各级政府部门的材料,大都以“谁惹的事谁处理”这样的借口,被一一批转到市公安局。这样,公安局就可以足不出户,掌握上访群众的一举一动,然后思考应对之策。而一心相信政府的、可怜的当事群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变相地向对手提供着炮弹。当得知真相后,这些老人们又悔又气又绝望地说:“想不到秦香莲告状,告来告去,包文拯真地将案子交到陈世美手中去了。”
    
    尽管省银监局表示:他们只监管金融机构的吸存是否合法,陕西加加公司不在其监管范围。并答应向有关方面(包括西安市公检法)进行沟通,做到案销事了。但,西安市检察院还是向市法院把投资人办企业歪曲成“陕西加加”“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起了公诉。
    
    尽管市人大也是同情支持投资群众的:一再表示,公安局违规执法,扣压了你们财物应当归还,造成的损失也应当赔偿。他们一定督促检查。但至今难有下文。面对群众,他们为难地说:“我们虽有监督权,却没执法权啊!”
    
    2009年3月21日,还发生了公安办案人员谩骂甚至于扑着要殴打群众的恶劣事件。尽管群众早已将此事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严肃处理。但时至今日,无人过问。而公安局违规办案人员中,有的已经高升当了西安市某区公安局长,有的已经悄悄调离是非之地。受害群众的上诉依然没有结果……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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