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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庭秀:六十年冤深似海 半世纪上访飘零之三:上访不归路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21日 转载)
    陈庭秀:六十年冤深似海 半世纪上访飘零之三:上访不归路
    
     作者:陈庭秀 文章来源:维权网 点击数:2 更新时间:2010-4-21 8:30:29 (博讯 boxun.com)

    
    
    
     (编者按:在想到儿子需要母亲抚养,父母需要女儿照顾时,陈庭秀放弃了自杀而选择了上访抗争,不过她这一步踏上上访之路,一走就是近半个世纪。她在北京与重庆两地冒着被抓捕的风险而奔走,过着“白天怕见人,晚上怕见鬼,和白毛女一样”的亡命生活,直到1979年“反革命罪”被评反,陈庭秀才能象正常人一样行走到阳光下。然而历史遗留的房产权及她弟弟被迫害致死案仍然得不到解决,她只好依然奔波于上访的路上,好在陈庭秀在艰难的上访中,为了生存而学会了做生意,她以生意维持上访,走出了一条能长久坚持上访的自救之路。如此,几十年来,上访成了陈庭秀生命的符号,寻求正义成为她生命的意义。)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专制独裁的国家,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莫名其妙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强判管制三年!既然我不想自杀,也不能束手待毙被那没完没了的没人性的批斗会把我整疯、整垮,唯一的办法就是逃离黄桷垭到北京告状,除此以外没有第二选择!我下定决心,不管时日多长,不管上访的路途多么艰辛,我一定要讨说法!此后,我拖着8岁的儿子数不清地往返于重庆——北京的路上。
    
    
    1966年12月30日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到一个遥远陌生的都市去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我的心忐忑不安但也异常坚定:“我没罪,我一定要平反、政府必须给我一个说法”!我报着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信念克服了四十三年上访路上的千重万难。
    
    
    重庆和北京相距二千多公里,六十年代的火车不如今天拥挤,车速也缓慢,路途时间三天三夜。第一次到北京我化了五分钱买一张月台票进了台,返回重庆的车票由国家信访局接济站免费提供。
    
    
    国家信访局设在靠近北京的火车南站,几十年没换址。那个年头,各级政府官员违法行政、侵权的事不多,因而到北京上访的人相对也很少,来北京的访民如果自己无法解决住处,信访局就会将你安排在信访接济站,接济站离国家信访局很近,访民往返两处非常便利。接济站的环境比我黄桷垭的家好多了,对访民的安排接待也很人性化,七岁的儿子喜欢待在这里,喜欢这里和善的阿姨。
    
    
    接济站的每个小房间放置两张床,大房间三张床,床上备有新疆生产的毛毯,干净、整洁。入住接济站的访民吃住免费,食堂半个月发一次就餐卷,餐卷分成早、中、晚三餐,凭卷入餐。食堂供应稀饭、馒头、花生米、咸菜、鸡蛋、豆角炒肉、青椒炒豆腐干等等,经济宽裕的访民可按需要自己付钱点菜。有时候食堂还给小孩子发面包,每逢这时,我的儿子总是满脸堆笑,吃的津津有味。接济站可以接纳二百多人,但常住的只有几十个,略显冷清。
    
    
    接济站不远处有条河,河水清澈,夏天访民们都爱在那里洗衣服,纳凉,我的衣服都是在河里洗的,当天洗,第二天穿,那怕是湿的照穿不误,我舍不得化钱买新的。在北京我和儿子吃住的问题解决了,但父母亲的生活费呢?从哪儿来呀?况且我上访申冤也要钱来支撑啊。
    
    
    我在北京开始想法子挣钱,做些小本生意,我尝试着在车站卖报纸,夏天卖大碗茶、冬天卖热水;跟一些有冤情的老红军、干部在天安门广场拐角处搭个草棚,为他们烧饭、做菜,挣些劳务费……
    
    
    白天怕见人,晚上怕见鬼,我和白毛女一样。
    
    
    我每次从北京回重庆都不能直接回家,先在车站卖报刊杂志、小商品,等到夜幕降临,夜深人静时再偷偷潜回黄桷垭。从火车站回黄桷垭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便捷的路线:火车站→望龙门渡口→龙门浩渡口(便到了上新街,再步行回家)。该条路线最早的一班轮渡是清晨五点,最晚的一班是夜间十二点,渡费5分钱。走这条路线有一定的风险,如果遇到熟人,我回来的消息万一走漏风声,黄桷垭派出所的干警会马上来揪斗我,我只能选择绕远路的另一条路线回家。
    
    
    另外一条费时、费工的路线:火车站→朝天门码头(摆渡)→弹子石渡口→(步行)沿着长江边走到→龙门浩渡口(步行)→上新街。从弹子口渡口到上新街一路都是上坡,它是由鹅卵石和石板组成的山路,高低不平。这段路快速步行需要40分钟、慢速步行需要50分钟。我拖着孩子在朝天门码头通常乘坐最晚的一班轮渡(凌晨一点),深夜两点多至三点钟才到上新街。我右肩背着我在北京买的装有四只滑轮的旅行袋,袋里装着做买卖的书刊、杂志等小商品,另外还有孝敬父母的食品,大概有四十多斤重。左手牵着孩子,连拖带揣地朝前赶路,有时孩子瞌睡得实在走不动了,我只好哄他一阵,驮他一阵,唉!我的大儿子从小跟着我受了太多太多的罪!
    
    
    遇上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和儿子就体会红军爬雪山,过草原的艰难:行走在一脚深,一脚浅的崎岖不平的路上,一边是汹涌澎湃的长江水,一边是黑漆漆的树林,阴森森的夜晚很可怕的!瓢泼大雨从头顶倒灌而下,满脸满身全是水,雨水遮住双眼,挡住视线,步履维艰。我乞求老天爷对我开恩,让月亮陪伴我每次回家的路上。
    
    
    通常在凌晨三点左右到家,黄桷垭所有人都进入梦乡了,我感到非常的安全,以为不会再遇见人,但我没想到的是避开乡邻的眼睛碰上了公安局的巡逻队,有一次,夜半三更的我出现在上新街被公安分局的刑警队长撞见,他以为我是歹人对我动手动脚的想调戏我,被我训斥后乖乖地走了,后来我还碰到过他,但再也没对我非礼。
    
    
    进了家门见到父母自然感到温暖,久违的温馨之后便是凄凉,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天亮之前我必须带着儿子乘坐五点钟的头班轮渡离开黄桷垭,理由——不能见人!而且,走的时候要迅速从黄桷垭消失,行装简单,不能引人注目,所以我只好求助进城卖菜的乡邻,给他们一点费用,把我的行李带到市区我指定的地点。随后我和儿子在重庆市的有关部门上访二至三天,重庆市委、市府、市公安局、市中院总是这样对我说:“你的问题要到运动后期解决”,于是,我离开重庆又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这一幕从66年一直上演到79年,每间隔二、三个月我回重庆一次,周而复始,每次回去都是为了给父母亲送钱、送物。那时父母亲的工作权已被彻底剥夺,没有分文收入,我在外面拼命挣钱,攒够数后就送回家,给他俩二百三百的,偶尔也给五、六百元,另外还带些紧缺的罐头食品,如猪肉罐头、熏鱼罐头等,我努力尽赡养之责任,让二老生活得好一些。
    
    
    儿子随我当了四、五年的小访民,大约在十二岁,他再也不愿意跟着我来回折腾,留在家里跟着外公外婆割牛草、捡破烂、担大粪,学着自立生活,我呢,依然在上访路上奔波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对我的错判,直到1979年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 刑上申第79(66)120号判决书才给我平反纠错。从此,黄桷垭派出所的干警再也没有资格随意揪斗我了!我象白毛女那样走出山洞见太阳,不用躲避相见乡邻。“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人民更是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我们做买卖的不用担心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而受打压!
    
    
    我一直坚持一边做生意挣钱,一边上访,我在北京告了13年的状也做了13年的小生意。不设法挣钱,如何支付上访中的各项开支?没有钱,如何坚持上访?用文革的流行语形容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平反之日我已经攒下二万多元,有了这笔流动资金,我开始做批量生意,摆夜市,卖皮鞋、发夹等,我还有其他的冤屈要申,必须要资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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