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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规定》:媒体邀请函?还是紧箍咒?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12日 转载)
    
      2009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两项规定在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主动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同时,对新闻媒体 “严重失实或者恶意倾向性报道等五种情况,将依法追究责任” 。
       一方面表示“接受”监督,另一方面却对监督者提出警告。两个态度相反的规定很快在网络、媒体及法律界引发讨论,媒体甚至发表评论 “质疑”最高法“越权”。 (博讯 boxun.com)

      此举到底是最高法推行司法公开的积极探索?还是媒体在越来越多的案件审理当中扮演着“推动者”角色干预了司法公正?是媒体触动了司法的神经,还是司法对舆论监督设下的一道隐形“门槛”?
    ■《规定》是否越权?
      当重庆“律师造假门”案还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最高法突然发布两项《规定》,一时让社会各界争议不断。有媒体人士这样评价:起初看起来,有点受宠若惊,这回最高法终于名正言顺地让公开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请”出门了。但是读到第九条,话峰突然一转,新闻媒体如果有“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等行为的,法院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此言令人疑惑:法院既是当庭审判者,还充当起庭外维持秩序的裁判。
      媒介法专家、律师周泽:法院把这些东西写在他们的规定里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最高法)好像有权处理这些问题似的。其实不然,法院对他们规定中的内容,凡是涉及他们自己义务和责任的,才是有效的,涉及别人的义务和责任的,除了法庭上的事外,他们都管不着。
      法院是解决争议的,自己不能以争议当事人的身份提出争议,然后再以执法者身份来裁决。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任何人、任何机构如果认为媒体报道有问题,都应该诉诸第三者的裁判,而不能直接主张媒体有问题并运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处理。
      网友:最高法院不是行政机关,没有行政权,对恶意评论根本无权作为,只能听凭舆论,现在却单方宣布要制裁恶意评论者,明显扮演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强势角色。另外,就是国务院,也要保护言论自由,如果动不动就以制裁处罚吓唬人,太没魄力和包容心。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媒介评论人:这则新闻被很多媒体误读为高法要与媒体“过不去”,其实,高法并无立法权,追不追究、如何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还真不属于高法“分内之事”,高法往往只有在法律、法令应用问题上拥有解释权。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这种说法并不适宜。最高法它只能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媒体行为,来影响其下属法院,包括其下属的如《人民法院报》或者对相关当事人产生影响。此次最高法发布这个规定,总体上来说,用词比较谨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司法的傲慢。不适宜把自己作为诉诸权力的代表。
      北大法学院博导、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旺生:做法不合适。
    ■媒体当心“恶意”帽子
      当“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将追责”的醒目标题挂上各大新闻媒体及网站,立即招来法律界、媒体界的一片质疑声。甚至有相关评论提醒媒体:“媒体舆论监督,小心被反监督。”从公众对如今重大要案的舆论压倒性胜利来看,公众表现出对司法公开、公正诉求的愿望相当强烈,有人表示,法院不应该随意“捧杀”舆论,甚至随意给媒体戴上不明确的“恶意”的帽子。
      同时,这样的模棱两可,威慑性的语言又使网络言论进一步逼问《规定》制定者:“‘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什么才称得上‘恶意’?一切负面的就是恶意?‘恶意’边界如何限定?最高法是否应该解释明确具体一点? ”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对于恶意倾向性的说词,中国法律里本身没有一个规范明细的解释,也没有明确规范双方的利害关系,而最高法在这里没有清楚说明,就使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
      北大法学院博导、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旺生:最高法一定是对此有解释权的。但是这种定义是模糊的,不科学的。
      网友:第一条“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怎么界定,由谁说了算?什么叫“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第二条何为“恶意”,何为“倾向性”,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第三条在其他的法律中本来就有明确的条文,根本没必要再在这里叠床架屋,多此一举。第四条的“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应该怎么界定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备受公众争议的《规定》第九条:
      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一、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
      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
      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五、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
    
    
    
       媒介法专家、律师周泽:“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这个规定本身就有问题,媒体报道影响了公正审判,首先就是法院的问题,法院没有独立审判,怎么怪媒体报道有问题?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始终是对法院的要求,法院怎么能把审判工作所出的问题推给媒体呢。
      燕园律师事务所刘辉:新闻媒体应当恪守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和新闻纪律,是否属于“报道严重失实”或“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应当由新闻主管部门来认定,而不是由法院来推定、来判定。
      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石金平:对此法院有解释权,规范权。尤其对于当庭参与报道的媒体,予以规范。恶意倾向性报道,影响司法权威公正,我们是具有解释效力的。
    ■媒体动法院神经,还是《规定》被误读?
      对于《规定》出台的背景,不少人猜测,近一年来,远有巴女邓玉娇案媒体在其中的推手作用,近有李庄案媒体“先行审判”的“介入”先例,多次使最高法的审判工作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最高法才借以公布此项规定,既是表明公开原则,又是给予新闻媒体一记“紧箍咒”。
      有人却站出来纠正:“这两个规定,只是最高法内部规定,对于媒体恶意倾向性报道,文中只提到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等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这个追究法律责任,不是指最高法直接为执行人,而是指最高法会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条文来诉诸法律。”那么众多媒体的讨伐声也许真的误读了最高法的愿意初衷,仅仅只是系统内部的自律条件。
      媒介评论: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出台可谓与《人民法院报》上的文章一脉相承,都是力图规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并打探民意。也就是说,如果法院发现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的,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显然,这只是一种建议,对媒体和记者是否采取处理和采取怎样处理,由新闻主管部门来决定;第二种措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那么还是依现行法律来认定,法院本身并没有也不能创设新的对媒体约束性的规定。因此,纵观全文,法院本身还是不能因为媒体“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而直接采取行动,这一《规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北大法学院博导、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旺生:这个规定类似于新闻单位做的一个声明,宣传。实质上最高法不发布这个规定,也还是这么办。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发布一个相关规定。
      网友:这个《规定》是法院系统内部有效,所以通篇只提到了法院应该做到的,以及法院不应该做到的,并未涉及其他部门人员应该如何做的指导性语言。而关于其他人员的描述1-5条,并未有语言去规范媒体人员的行为,只是规定了如果媒体那样去做,法院自身应该去采取什么措施。规定必须是符合、从属于国家法律的,本身并不是法律。而此规定没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因此也是合法有效的。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此次最高法发布这个《规定》,总体上来说,用词很谨慎,规定的发布表现出一定的诚意,但是却不能以损害社会平衡为代价。因为我们要相信,社会力量总是要保持一定的平衡的。
      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石金平:此次规定,我们相较于以往的公开程度,是有所调整的。在以往的法庭案件中,我们对待外界、媒体只有开庭公开、审判公开两个部分。但是此次我们也包括审理阶段的公开,内部审理公开。
      司法公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次的两个规定是一次积极尝试。是基于全国各地司法对于媒体公开程度不一样,而作为全国最高人民法院,这次是坚持统一公开的制度。
      从原则上说,司法公开是一个过程,公众对司法认识的公开也是一个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执行完善的过程。全国各地也做过很多尝试,我们作为全国最高法,有必要做个全国统一标准。
      按照最高法的诉讼法的原则,应该秉行正确的施法公开原则,起到激励的作用。
      这个规定对于促进基层法院的工作有积极作用,包括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媒体舆论法律依据,有积极意义。
      网友:以前根本没有或十分模糊地涉及到法院接受媒体采访和舆论监督的许多规章、制度和程序,这个《若干规定》中有了清晰的说明,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批评人士可能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细节:这个《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同一天印发的。因此,我愿意相信,发布这个《若干规定》的初衷并非为了打压媒体监督,而的确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司法公开。
    
    
    院“功”与 “过”
      与媒体人士及律师的反应不同,不少社会人士对两个《规定》表示支持,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对媒体舆论进行限制有必要。有的媒体为引起更大社会关注,报道中故意捏造编写假“事实”,甚至在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就以“罪犯”、“犯罪嫌疑人”的称呼来先行审判,严重影响案件当事人的隐私及名誉。中国媒体在对案件的公开报道和舆论监督上,究竟有利司法公正,还是有不足之处?
      媒介评论人:少数媒体违反新闻伦理,故意在报道中隐藏特定意图,以期混淆事实的真实面目,这种做法并不鲜见。不只是媒体同业对此有警惕与斥责,民众也早能够区分其间的诡诈。媒体报道无法做到完美。
      但马克思说过,只要报纸在有机地运动着,全部的事实真相就会显露出来。只要新闻进程未被中断,怀有责任心、自省自律的媒体完全可以自我纠正,无论报道对象是法院还是其他。
      网友:在多年来的新闻舆论监督中,新闻媒体推动社会法律的完善有目共睹。如果没有媒体的压力,那么相当恶劣的酒后、酒醉驾驶造成严重的伤亡,被解释为交通肇事罪,现在,总算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就是媒体的功劳。
      无论是对办案过程中信息发布的呼吁,还是对具体法律问题的质疑,舆论的强势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律权威的传递,同时也彰显出司法在当今社会中的重大价值。但与此同时,汹涌的舆情对司法机关而言也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对尚不成熟的地方司法机关而言,能否在舆论的漩涡中保持清醒的司法理性,同时又能化解纷繁复杂的舆论质疑,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日常性课题。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不可否认的是,新闻行业中,有不少从业者收受委托方的好处,并对另一方予以“针对性”的报道事件,也是广为人所知的。
      而一直以来,媒体扮演的角色常常是在行政权力面前很卑微,在企业面前又比较傲慢。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多社会性事件因为媒体的介入,促使多部法律得到修改,媒体代表公众话语权的角色。远的有收容法,因为媒体的报道使一个在当时不合时益的法律得到了修改。
      总体而言,媒体舆论监督,是利大于弊。
    ■拒绝媒体介入,可能“去九取一”
      对中国地方法院十分熟悉的时政记者在聊到两个《规定》时称,在我国众多的地方法院,各级法院的媒体舆论公开政策各不一样。也许最高法本意的确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媒体舆论的监督,为统一全国标准,明文规定遵循多项公开原则等等。但仍有“好事”公众不买账,直言前八条规定细看每一条都很虚,但处处预留了拒绝公开和拒绝监督的空间。更有专家称:“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更是典型的“麻袋条款”,这种类似古人所谓“黄纸放而白纸收”的立法方式隐藏着的意图“显而易见”。
      多名受访记者担心,最高法不严谨的说法,很可能会成为司法机关,尤其是地方司法机关拒绝媒体采访的工具。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没有明确说明的规定,会给以后的案件审理公开带来利用职权的嫌疑。
      在目前现有体制情形下,新闻媒体的行为总体是合乎规则的。目前我国存有的相关法律,对新闻媒体的约束,基本是合规的。包括它有一些出线行为,新闻单位及其所属的管理部门,会对它进行惩治及行政安排。包括社会、公众都会有清醒的判断。应该是让社会自行消化。
      网友:这种做法暗含着最高法试图用法治化的手段来规范媒体行为的尝试。
      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异化为人民法院抵制和规避人民和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该规定所谓的五种应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况,都显得过于空泛,很容易成为法院或法官为维护部门或个人私利,以“莫须有”之罪名对媒体的舆论监督进行打击报复的借口。
      媒介法专家、律师周泽:我建议记协这样的机构成立一个新闻报道争议仲裁委员会,任何人对媒体的报道可以诉诸于争议仲裁委员会,其作出裁决。这样可以确保媒体报道引发的争议得以在行业自律的层面解决,避免给人以国家公权力妨碍新闻舆论监督的口实。
      某周刊时政记者韩永:很可能成为借机拒绝舆论监督的口实。尤其在一些司法还不完善的地方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可能地方法院会省略掉其他多条公开原则,唯独利用这一条就简单地把媒体挡在门外。所谓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即告状。告状不成,紧接着就“追究责任”。
      网友:主要问题还是现在有关新闻传播方面的法律没有被完全落实,而一些不合理的,甚至违背宪法、法律和有关国际人权保护文件的法律规范,未能得到必要的清理,相反却被普遍用以调整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关系。 (博讯记者:昕昕)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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