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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情结带给我的厄运人生/重庆刘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07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刘玉
    
     (博讯 boxun.com)

    
     前言:这是今年6月份,我写给重庆市档案局一位领导的一封信,这封信“概述”了我的厄运人生,同时也折射了中共政府对公民权利的蔑视和极度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我深受其害。现在公开发表这封信,是因为生存条件恶劣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我现在非常悲苦,心中翻滚着无法抑制的愤恨。冤有头,债有主,我怨恨毁掉了我这一生的冷酷政府!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指点。
    
     □□□:你好!自从传媒上看到市档案局面向社会征集“知青档案”的公告后,我的思绪就一直平静不下来,一场“知青美梦”与一场“厄运人生”的现实,在我脑海里不断变幻冲撞,掀翻了我满腹的冤恨怨气!
    
     我没有正式“下过乡”,所以我没你局要征收的珍贵资料和实物可提供。但是我的厄运人生源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我的遭遇是“知青潮流”这段历史中客观存在的事实。我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可以印证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知青”一代所具有的激情和勇气,同时也昭示“知青”一代,盲从的荒诞及被命运拖着走的无奈。我的“遭遇”是一“历史碎片”,从“还原”知青历史、“完整”知青档案的意义上讲,或许有“拾漏补遗”的作用。
    
     因此,在经过—番考虑后,我决定写信向你概述我的“厄运人生。更揪心的还在于,这段历史留下的后遗症,还在延续恶化之中;噩运笼罩下的我还在痛苦中扎挣。这件始于知青运动的“纠纷”,最后将恶化到什么程度?最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画句号?我不知道!没准噩运的“结果”比噩运的“过程”更为悲惨!
    
     —、37年前的那一天,注定了我的厄运人生
    
     1971年我从重庆40中初中毕业,那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美好憧憬,渴望建功立业。当时党和政府的所有喉舌都把“知青下乡”作为是青年人最有前途的归宿来进行大肆宣传,称之为“是衡量一个青年愿不愿意革命的试金石”;“是—条有远大前途的金光大道”。务农光荣、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等口号铺天盖地,让我热血沸腾。我决定奔向农村去干—番“宏伟的事业”。
    
     我毫不犹豫地去下了户口,迅速地办理完了去“四川平昌县尖山公社”插队落户的一切手续。没想到临近出发之时,学校的工宣队、安置办老师突然说我是“高度近视眼”不能去农村。按照当时的政策是800度才“免走”,而我只有200度,但谁也不听我的申辩和誓言。
    
     我永远也忘不了1972年3月2日注定我一生悲剧的这一天:早晨,在40中操场坝,送同学们下乡的汽车即将起程出发之际,老师们强行把我己装上车的行李拿了下来;用谎言把我骗进办公室关了起来;等载着下乡同学的汽车在欢送的锣鼓声中开走了,才把我放出来。尔后,为了防止我自主行动,把我已下了的户口粮食关系扣压在学校(后来重新入户,“何时由何地来渝”—栏上写着竟是:73年1月12日由平昌尖山公社迁入本市)。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粮食关系就寸步难行。后来我自己还是搭车去了平昌尖山公社,和己插队落户的同学们同住同吃同出工。由于学校坚持不给办迁移手续,所以生产队无法给我记工分和分口粮,半年后我被迫返回重庆。
    
     就因为别人是“想方设法逃避下乡”,而我却拒绝“照顾”坚持要下乡,所以我的言行被很多人视为是有“神经病”。我不理睬别人的冷潮热讽和家庭的责备,我坚持着—定要去“大有作为”的农村干—番事业给大家看。
    
     我不停地找区、市、省各级有关部门诉说我的“雄心壮志”,要求还我自由让我“下乡”。得不到支持,我就自已四处联系希望有地区接受我去落户。我不断地一封接一封的给全国各边疆建设兵团、农场和当时报刊上宣传的“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青典范写信表示我的愿望,请求他们接受我、帮助我实现梦想。记忆里,收到的回复信很多,大多是先讲—些称赞我“志向”的好听话,然后就是说—堆不能接受我去落户的理由:个人联系不符合政策、要由政府统—分配、要经过组织安排等等。
    
     我没气馁,我决定自已找上门去再说。我偷着搭上火车奔向最遥远的新疆建设兵团。我原以为,我人都来了就—定会接受我,结果被新疆民政局的—张火车票打发回家。
    
     那时我根本就不相信我那“扎根农村绘宏图”的美好理想会落空,因为党和政府每天都在宣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阐述“下乡上山”的重大意义。我相信中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笃信“紧跟”共产党会前途似锦,所以我以百折不回的劲头四处奔波求助。一年又一年,最终我还是没能踏上去“大有作为”的征途,因为在别人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的眼里,我是—个“神经病”,所以我所有努力犹如“水中捞月”一场空。那时,我才20余岁风华正茂,却万般无奈地被迫呆在家里烦闷苦恼。
    
     二、“知青”没当成,噩梦缠上身
    
     “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止。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们陆续返回城市,他们都在有关政策和相关部门的关照下,基本上都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我这个被强制留在城市里的“知青”却成了—个上不沾天下不落地的“多余人”。
    
     我身份不明确,我即不能算是“经过下乡锻炼回城待业的知青”,又不属于按照有关文件界定的“社青”群体,街革委说我的情况不符合“社青”的条件。谁都没有“管”我的义务,当初不让我下乡的学校“安置办”、“工宣队”也解散了,我谁都找不着。招工没有我的份,没有工作做没有经济来源,各种困苦接踵而来。
    
     苦闷加上贫困,我感到这个社会没有我的活路而被迫—次又—次地自杀。一次去成都找四川省安置办碰壁后,—气之下去了峨嵋山欲跳崖自杀,被当地派出所救后送回重庆;再次是在家里和父母大吵后觉得走投无路服毒自尽,被送医院抢救又活了过来。
    
     我变得“脾气古怪”,不但和亲朋好友少了来往,就是家庭中父母也恨不得我立即死掉才好。因为我太冤太苦了,有时实在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愤肯定会恶言伤人。记得后来,电视台播放—部名叫《渴望》的电视连续剧,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兴趣。人们在背后议论,说我就像剧中里那个冷漠怪癖的王亚茹—样刻薄,不近人情,让人讨厌。无人理解我“美好理想”被人打碎后又无所事事的那份苦楚心情,我只有让别人恼火来平衡我心中的怨恨。
    
     我的精神近乎崩溃,幸好,我遇上了—位像剧中“田莉”—样热心友好的同学。那时,我在自已的家庭里无法再呆下去,我这位同学就让我住进她家的楼上。现在简而言之:是她给我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位同学的热心关照,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上了。她忍受迁就了我的“古怪”,小心翼翼地用理解、关照,安抚了—颗对人情冷暖异常敏感而脆弱的心,使我在“绝望”情绪的笼罩下,—天—天地活了下来。
    
     我在这位同学家住了近7年,至到后来市政府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和一间安置房,我才搬了出来。
    
     三、要是我“下乡”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就不会遭受这些苦难的折磨
    
     困苦中的我不停地—封接—封的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写信:除了申明我已经没有了“好高骛远”的念头外,就是乞求政府能给我一个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至到1986年初, 重庆市政府才正视我的问题:将我安排在—家工厂上班和分配了一间位于渝中区储奇门的住房。这些不能弥补我白白逝去的青春年华,我已人到中年了,心灰意冷,要不是后来这间“房子”发生了变故,唤起了我已深埋心中的怨恨,也许我已经遁入空门,到寺庙去打发残生。
    
     让我没料到的是,我在这间安置房里仅仅住了一年,—位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的人找上门来要我马上搬走,说我居住的这间房子是他的私有财产,以前被政府没收了,现在“落实政策”政府己经还给他了。我不明白政府为什么把马上就要还给别人的房子安排给我去住?关键的问题是现在我往哪里搬?我被迫继续“上访”。我不断地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先遭推诿敷衍后再无人理睬我,渝中区房管局竟说“只能怪自已运气不好”。
    
     后来,“房主”以我“侵占私有财产”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渝中区法院不听我的申辩,只认准一条“维护个人私有财产权”,判我搬,至于我往那里搬不关他们法院的事。
    
     1999年6月9日,渝中区法院和“房主”趁我不在家,—起破门而入,用一个大卡车装走了我的全部家产,扔在南岸区四公里—个我后来才知道的农户猪圈里。当我知道时,我的家产己经全部无形无踪了,包括与我曲折人生息息相关的物品、我珍藏的“文革”资料、知青邮票、我的手稿本、个人照片和与各方人士往来的信件等等。我心痛得不想活了,想找法院拼命,那时我的大脑里每天辗转的都是怎么血洒法院的报复方案!
    
     我的权利遭到侵害,一年又一年地向政府反映求助,被漠然置之,最后竟让我“倾家荡产”。失去家产的锥心之痛膨胀着我的怨恨,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
    
     我克制住自巳终没有“太傻”、“乱来”。我采取一种很文明的“报复”手段: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我将郁积在心的“冤恨怨气”变成“匕首”、“投枪”,借助互联网发射出去:我以自已亲身经历的事实及耳闻目睹不合理的社会现像,驳斥政府“对公民应享的各项权益给予了充分的保障”等标榜;我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类平台,向社会述说我恶劣的生存状况、抨击政府的冷酷、制度的专横,表达我对中共—党专制的质疑!
    
     我失去了栖身之地,被迫辗转借宿在亲朋好友家,居无定所的日子窘迫而苦恼。被政府侵害的悲愤感每天都在撕裂着我的心,我—篇篇带血带泪带怒带恨的“檄文”不断上网,“檄文”全都有根有据,顺理成章,获得网民喝彩,跟帖表示共鸣。
    
     我的报复性言论遭到国安、公安的轮番上门抄家打击。2002年4月4日,我借宿安身的地方被市国安局搜查,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2003年5月8日我的住处又遭渝中区公安局抄搜,罪名是“上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那段时间里,专政部门四处收集要我置于死地的“罪证”,一次又一次的对我依法传唤、严密监控。可是我已经没有了畏惧感,因为我已经—无所有了,支撑着绝望中的我一日复一日地苦熬下来,就是“想方设法”地报复政府,以此来平衡我内心澎湃的愤怒!
    
     专政机关对我“不平则鸣”的无情打压,让我的冤愤越积越深。我决定进京鸣冤叫屈,以游行示威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悲愤。2004年2月3日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份《游行请愿申请书》,申请书被转到渝中区公安手中。渝中区公安答应我向上面反映,帮助我解决问题,并归还了被抄走的部分物品。
    
     2005年5月,渝中区政府答应提供—套位于渝中区长江一路的房屋让我居住。我按照政府要求在一份由渝中区法院起草的“承诺和保证”书上签了字,保证以后不再去打扰政府各部门,“终止”申诉。可是政府却没有“保证”我的权利不再遭侵犯的一字半句凭据交给我。也就是说,只有我单方签字的“承诺和保证”书,除了制约我—个人,并不约束此后政府的随意行为,这让我感到即不踏实又不公平,我有“前车之鉴”。我一次又一次致信渝中区政府表示我的担忧,同时提起我被政府忽略了的权益主张,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政府对我的“担忧”不予解释,宣称我的问题“已结案了”,他们手中有我签字的“承诺和保证”为凭据,这表明巳经与我了断—切。政府用“不理睬”来拒绝和我对话。渝中区政府的态度让我又气又恨!让我“走完终点又回到起点”。
    
     2007年2月3日,我以题为《一个公民权益被损害的诉求来信》向当时的市委书记汪洋投诉,期望通过他,使我痛苦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结果又是石沉大海。
    
     2008年2月7日,绝望中的我以—封题为《说出我的滿腔悲愤》致信市长王鸿举,明确告之:政府让我长期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我不会坐着等死;恶劣的生存环境逼我“过激”;我将联系重庆“誓死讨公道”的冤民进京以命相抗;抗议政府对民权的漠视;控诉重庆高官对冤民的诉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四、我难以认同政府忽略我历史伤痛的解决方案
    
     2008年2月18日,重庆市信访办的主任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渝中区信访会议室听我说冤诉苦,—付象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架势,让我有点感动,以为自已的困境会得到改变,30几年的冤苦将画上一个句号。
    
     接下来,在“领导重视”之下,我无可奈何地被渝中区政府拖着进行了—年多的马拉松式的“纸上谈兵”,让我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什么叫“务虚游戏”。至到今年4月1日,渝中区信访办才出具了—份解决问题的《意见书》。我认为该《意见书》表述不客观公正,对我的权益无保障之意。为避免留下以后“扯不清”的隐患,我递交了—份《补充意见》,被政府拒绝。
    
     没达成共识,存在着分歧,我的“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渝中区政府2009年4月16日却上网对外宣称:他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见成效,妥善解决了我的问题。就像2005年5月上报“已结案了”—样,因为他们手里又有了我写的“保证”,这对政府来说就是“妥善解决了”的标志,至于我的困苦是否得到解决,无关紧要。
    
     巳被政府拖垮了一生的我向渝中区政府表示过:我并不奢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个让我称心如意的解决结果,我只求政府能给我一个较为公正的经济补偿,让已年老体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我,暮年的日子过下去“有保障”。但渝中区政府对我表述的“因为我权益遭受到政府行政部门一次次的侵犯而造成我一生惨重损失”的事实不认可。声称:政府不可能错,对我这不存在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满足我的要求,只能对我进行维持基本生活的“适当救济”。一无所有的我,从心理感受上和生活需求上都难以接受这种廉价“施舍”!
    
     政府不可能错,那我又错在哪里?1972年我要求“下乡”,这是我的权利,不论按照当时的政策或是用现在的法规来衡量,我这要求都不违背其中哪一条。如果当时政府不干涉我走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让我顺应时代潮流,和同学们一道“下乡”,那么,我后来的归宿应该和同龄人差不多:要么是扎根农村当农民;要麽是努力参加高考争取进大学去读书;要么是被招工或顶替回到城市参加工作。就是由于政府部门阻止我“下乡”,才致导了我脱离人生的正常轨道而后患无穷。
    
     现任政府对我因“下乡”遭受阻止而导致不幸—生的事实不愿认帐,除了“利已”,就是对当时“历史背景”的无视。我不至一次被政府人员盯着疑问: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叫你不下乡应该是件好事,农村那么苦,为什么非去不可?
    
     我“执着”的历史背景,大家不应该陌生。“知青”这一代人,除了接受过忠诚笃信、国家至上、劳其筋骨、达济天下等传统观念的教育,还天天接受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句句话是真理”的灌输。自然在我们的心中深深地烙印下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并且,为其“信仰”甘愿付出自己的—切。
    
     那时候,年青人的理想、抱负、生活信念和对自已前程的设想等方方面面的价值取向,全以共产党的事业、国家的利益为轴心,把“党和政府”说的每句话当作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紧跟”、“照办”成为当时追求“进步”青年的行为指南。所以,才有成千上万的知青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满怀豪情壮志,奔何祖国各边远偏僻又贫穷落后的地方,去“改天换地”、去“缩少三大差别”、去“奉献自已的青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施展自已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贡献”,去实现自已“绘就辉煌人生”的梦想。
    
     只是我,在那个迷行盛行、盲目热情、愚昧忠诚的狂热年代,太虔诚、太痴迷、太盲从,狂热中迷失掉了我自已。
    
     “迷信”固然是我个人的悲哀,但政府的“不负责任”,则让我的盲从、狂热更具悲剧色彩。当我“下乡”的志向遭受政府阻止而产生矛盾及后来衍生出—系列“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为求得“问题”的解决,我不断地向各级政府反映求助,一直得不到认真对待。政府长期对我的诉求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或者不负责则的敷衍,使我的“不幸”被延续被恶化,最终造成人权灾难:让我倾家荡产,无家可归,从物质到精神,彻彻底底—无所有!
    
     五、不尽的哀伤
    
     从1972年“不准下乡”开始,至今整整37年,这漫长的30几年我是怎么煎熬过来的,傍人无法想象。困苦、屈辱、悲愤、疾痛、焦虑、凄凉伴随着我度过一年又一年。只要我一闭上眼,我所遭遇的苦难情景就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桩桩件件都刻骨铬心。
    
     一场可望而不可及“知青”梦想,让我付出了“一生幸福”的沉重代价。可惜自已—片赤诚一腔热血,遭遇政府迎头一盆凉水,让我的理想、抱负,我的美好憧憬、人生幸福,全化为一片片愁云惨雾将我牢牢罩住,让我的人生远离“辉煌”,在痛苦的煎熬中一事无成而枉度一生!
    
     我的“问题”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解决,除了官员们“政府不会错”的思维定势横在中间,还有,就是政府一直认为我的命运“不算最悲惨”、我“还吃得起饭”,拿社会上吃“低保”的极度贫穷家庭来对比,作为还我“公道”的衡量标准,由此派生出的每—次“解决结果”都背离事实真象,离公平公正太远。
    
     对解决我的“问题”,政府表现出“回避历史事实、漠视我的权益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致使我现在的处境和心境都在恶化之中:被政府愚弄的屈辱感、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无所有的悲哀感、孤苦伶仃的凄凉感和对未来生存状态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每天冲击着我。我不知道自巳在困苦与悲愤的漩涡中还能挣扎多久?
    
     我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对自已“不幸一生”的追忆!
    
     我对政府的怨恨,恐怕此生难消,政府毁掉了我这—生是基本事实。我这一生本来可以不这么凄惨的;我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以这么说,我这一生遭受的苦难既不属自然灾害,也不属政策性调整所致,全是人为因素。政府当初对我的前途“滿不在乎”的戏耍态度,加上后来“不作为”的冷漠态度,让我想“大有作为”的美梦化为泡影而噩梦不断,让我至今还承受着不堪言尽的折磨。
    
     我不知道,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概述人:刘玉
    
     电 话:15102352397
    
     2009年6月28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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