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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公安局到底是在维护什么人的利益/李建声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5日 来稿)
    
    一、本人简历
     (博讯 boxun.com)

    我叫李建声,男,1954年10月30日生人,汉族,祖籍贵州。198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后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拿到学位后,一直在欧洲经商。1990年移居捷克,2002年取得捷克永久居留权。并于1997年在捷克注册了一家名为“ADD”(艾迪迪)的商贸有限公司。
    
    二、此案源于杨光控告刘建平和我对其实施“合同诈骗”。警方立案,刘建平和我受“边控”,成了“犯罪嫌疑人”
    
    1)涉案三人各自的身份及关系
    
    杨 光:原告。男,天津人,1966年生人,汉族,是“天津国显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法人(现改名为“天津华圣源工贸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
    
    刘建平:被告。男,天津人,1961年生人,汉族。1988年取得捷克长期居住签证,旅居至2006年,商人。
    
    李建声:被告。男,贵州人,1954年生人,旅居欧洲20年,2002年取得捷克永久居留权。商人。
    
    2)我与刘建平、杨光先后相识,由2004年3月起成为生意伙伴。我们先是做贸易,后在捷克买厂(2005年4月28日购妥)做废旧塑料加工。我们三人的关系是:杨光是投资人,刘建平是杨光在捷克的代理人,也是废塑料加工厂厂长、法人,是我的老板。在生意中有垫资(数额不详);我本人名义上是该厂经理,实际上是一个身兼翻译的打工仔。
    
    三、 关于所谓“合同诈骗”的理由
    
    警方向我出示了2005年买厂谈判过程中,买卖双方签订的以60万欧元(合人民币600万元)买厂的“意向书”,并说既然以40万欧元成交的,为什么说成是60万欧元?这就“构成”了以“意向书”“顶替”“交易合同”从中诈骗20万欧元的“诈骗罪”。对此我表示:“意向书”在这里根本没有法律效力!相互顶替一说站不住脚。只有“交易合同”才算数。如果杨光硬拿“意向书”说事,这是故意找茬!做为一个企业老板,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在工厂买卖交割前,杨光就已经知道是40万欧元买的,否则怎么会如数汇款?!后来在给杨光发了250多万元加工产品后他才又汇来200万元。这明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拿“意向书”说事,意欲何为?!“诈骗”的概念应是无中生有,借以达到某些目的,而现实是什么都存在,工厂在、产品有、帐目在,何来诈骗?!如果说杨光设圈套圈钱谁能说没有可能?!
    
     警方问我知不知道一个600万、一个400万两个合同的事情?我回答:“知道”。又问:“知道为什么不举报?”我回答:“让我举报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的这个事!”问来答去简直成了“绕口令”。警方当时就认定我一会儿说知道一会儿说不知道,回答出入太大,不老实,认为我是刘建平的同谋!后来我冷静下来一想,警方产生误解,是由于问答方式出了毛病。实际情况是:我参加了买厂谈判,所以知道谈判详情。经多轮谈判,由要价80万欧元降到60万欧元,并签了 “意向书”,又进一步谈判,最后以40万欧元成交。签完“交易合同”之后,刘建平到布拉格经权威部门认定,把合同邮寄给了杨光。刘建平回来后告诉我“寄去了”。对此我想都没想过,因为我潜意识里认为不管是“意向书”还是“交易合同”杨光都知道了。这才是我回答警方所谓“知道”和“不知道”的本意。后来我又向警方陈述了我的意思。
    
    四、 关于杨光所说的投资1400万(1400还是1200都是李建声猜测的)
    
    把事业做大做强,这是我们共同目标,所以才成为伙伴、朋友,才走到一起来了。对杨光所说的投资1400万元,我一直有疑议。从我的估算上看,两次汇款计600万元我是知道的。后来汇没汇钱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负责收支)工厂正常运转起来流动资金有200万也差不多了,多余的资金岂不成了闲置?有哪个企业家把几百万元留做闲置资金?何况杨光的公司还欠着一屁股债!所以我认为除非杨光脑子进了水,否则他绝不会这么干!我估算不出杨光所说的1400万元。凭直觉,我感到这里有些不对劲!
    
    工厂运转了刚一年便停产了,因为无后续资金。本来效益是不错的,因为资金问题,只能望而兴叹!!(因为杨光只知道抓钱不回款,工人工资都快发不下来了。)
    
    五、关于三人贸易往来
    
    从2004年三月份起,我们共同做贸易。杨光还发委托书给我,要我在欧洲做市场调研、寻找他所要的废塑料和铜、铁等废旧金属。我用近十个月时间行程数万公里,跑遍欧洲,并一起在德国法兰克福注册了“GCC贸易有限公司”,请我的德国朋友HEEREN做法人,送他1%股做为酬劳当法人,杨光、刘建平和我各自占30%、40%、29%股份。可惜因为公司没有按既定的商业计划投入和运行,法人先生认为以后会有麻烦,不愿继续合作,只好注销。为此我和 HEEREN先生共损失了一万多欧元,其中有我投入的4000多欧元。我做市场调研前后花了近10万欧元,杨光至今未给我报销。我与刘建平在欧洲共发货达 2000万元。仅废铜就达600吨,货值1600万元,按当时国内市场价,仅这一项纯利润应不少于1000万元,总利润应该在1500万元左右;办厂后所产生的产品货值250万元也都发给了杨光(有货单在)但杨光只汇来200万元!所有售出情况杨光即未公示也未按约定分成,拖至今日我们仍一分未见。至今,我与刘建平共300多万元的钱仍抓在杨光手里。按杨光的说法是:“你们好好干,亏不了大家!下次来津每人80万元!”说归说、拖归拖,一拖就拖出了如今的案子!!
    
    杨光只知道抓钱,不管经营,而酿成的苦果却由我们来吃!现在看来,杨光是否早有预谋也未可知!例如:在筹办工厂前后,我曾多次催他来捷克工厂视察,他却一味推托,甚至后来他到法国法兰克福畅游,距离捷克那么近的路程他也讲客观理由不来视察!我当时很不满,现在不能不深层次找原因:做为一个投入这么大资金的老板,不出现场视察,作何解释?!说他有预谋借以圈钱未必不是事实!
    
    我和刘建平费了那么大的劲,就是为了在欧洲营造一个稳妥的、固定的、渠道畅通的供货基地,把事业做大做强,但一切都付之东流了!不但耽误了我自己公司的买卖分文未得,还毁了我二十年建立的信誉、人脉!杨光应扪心自问:整了别人,自己就一定会捞到什么好处吗?就那么心安理得不怕遭报应吗?!
    
    六、关于刘建平给我2万美元的问题
    
     2005年因为婚变,我把以前挣的房产全给了我前妻和一双儿女,我的“ADD”公司无暇照顾,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我们三人这一边,手头的钱都搭进去了。工厂运行半年,资金吃紧,工人工资快发不出去了,刘建平恳求我借钱给他好给工人发放工资,考虑以大局为重的原则,我把身上仅有的5万美金全部给了他,解了工厂的燃眉之急。后来我手头实在拮据,只好向刘建平说明,他这才给了我2万美金。警方楞说这是刘建平给我的“好处费”,我回答说:“不可能!”这2万美金还不及我搭在杨光手里的零头,何来“好处费”一说?!刘建平若心里有鬼,他敢向我表示吗?他要是诈骗那么多钱据为己有的话,那2万美金能堵住我的嘴吗?要么警方是在诱供!!
    
    七、关于我受“边控”经过
    
    既然工厂停产了,我也该打理我的“ADD”公司了。2007年3月23日我回国到天津来接我的生意伙伴准备去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市去执行一份有关电解铜的合同,24日在首都机场受阻,被告知我已受公安“边控”。当时我们一头雾水只好返回天津。当我主动到公安局十七处询问,才知道是杨光以“诈骗罪” 告了刘建平和我,我找到杨光沟通,他说是刘建平咬我的,不是他告的。杨光还出具了把我排除案外的证明函件,但警方就是不撒手!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2008年5月23日我护照更换期到了,我去办理更换事宜,办事警官非但不予办理还让我写下“我李建声自愿将护照交由十七处保管”的字据给扣留了,连临时居住证也不给。经一再交涉,八个月之后才发还,但仍未更换。直到今天我不但成了“黑人黑户”还成了“犯罪嫌疑人”!什么事也干不成,无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一直靠朋友接济度日,真是欲哭无泪!!
    
    八、 我对此案的看法
    
    仅凭杨光的一纸控告,警方便以“诈骗”立案,对我和刘建平实施“边控”长达两年之久,经两年的侦查,也不知结论如何,看来真如杨光当着我和一些朋友的面所说那样:“我一定把刘建平置于死地,我欠的债务必须由他填补!”杨光玩了命的要“坐实”这桩“诈骗”案。到这份上了,弄些个手法,甚至买个“证人” 什么的都可以干的出来。说白了,钱到手了啥事都好说,捞不到钱就得往死里整人!杨光告刘建平却要我陪绑,对杨光来说不足为奇,他在刘建平身上捞不出更多的钱,我还有点油水可捞,因为我受杨光委托做市场调研,花费了近100万元还没有给我报销、还有以前做废铜的分成利润近100万元也没有给我分成,加起来近 200万元不是还在杨光手中攥着吗?!
    
    究其竟,此案本质就是杨光、刘建平之间的经济纠纷,谁骗谁还真说不准,在他们眼中,我成了砝码,谁赢谁输我都得倒霉!古人说:“天造孽犹可违,自造孽不可活!我的冤枉向谁说去?!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我还要倒霉到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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