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不平则鸣]
   

转业军人王卫平:用事实证明当今司法机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之二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一位参预多部法律制定的专家告诫本人,说:“给领导写东西千万不要长,长了他没有时间看;给法院写东西为得把事情掰扯清楚不怕写得长,写长了法官没看出了问题是他的责任,写少了出现遗漏你要付出牺牲,特别是二审以后,你已经不再是跟对方打官司,而是在和法院进行较量。
     (博讯 boxun.com)

     打那之后,不论是写自己的控告检举材料,还是帮助别人写法律文书,只要是给司法机关的都会写得很细也很长,尽可能的把那些黑心法官的后路统统堵住,他们让躲躲不过,绕绕不成,作出来的枉法裁判经不起任何推敲。
    
     2005年3月,公民戴淑珍在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北京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之后,请我作她的委托代理人。此案一审我们输了,二审也输了。
    
     为什么会输呢?我在一审以《北京市司法局以欺诈的手段终止为戴淑珍提供法律援助天理难容》为题的一段代理词,早早地说明了其中的原委,特抄录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由于我们国家的公、检、法、司统归一个机构领导,事实已经证明:在这个机构领导下,本该互相监督、制约的公、检、法、司,不仅难以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反而很多是在协同一致地运转。因此,到这个机构领导下的法院去告这个机构领导下的司法局,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我还是决定接受戴淑珍的委托,担任戴淑珍诉北京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司法局)法律援助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
    
     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案情,特将我为戴淑珍所书的《上诉书》附后,也作为《转业军人王卫平用事实证明当今司法机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之二》。之一就为《转业军人王卫平代五老师控诉北京司法腐败》吧。
    
     另外原《上诉书》中点了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值此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从拉动内需大局出发,还是隐去该律师事务所的名称,用某律师事务所代替吧。
    
    上诉书
     上诉人:戴淑珍,女,67岁,汉族,残疾人,丧偶,现住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中街铁路宿舍1号楼1单元102号。
    
     被上诉人:北京市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后广平胡同39号,法定代表人吴玉华,局长。
    
     第三人: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43号,法定代表人王学法,主任。
    
     上诉人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城法院](2005)西行初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初审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 撤销西城法院初审判决。
    
     2. 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关于戴淑珍对京法援字[2004]1号申请审查决定》。
    
     3. 判令被上诉人支付本案初审、终审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一、是它们造成了上诉人一贫如洗
    
     1. 上诉人个人的苦难简历
    
     上诉人1959年参加工作,在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任教师;
    
     1963年至1966年,在物资局职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宣武区唐家胡同五金供应站任出纳兼统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0年,被组织上安排到宣武区配合军宣队、工宣队搞专案。在此期间,五金供应站单位撤销,其人事档案转到宣武区第三商业局下属的广外回收站。
    
     1970年,回广外回收站上班,即赶上“一打三反”运动,被扣上“现行反革命”、“阻挡运动绊脚石”、“有重大经济问题”等五顶黑帽子,并被关进“学习班”坦白交待“问题”;
    
     1970年7月22日,遭“学习班”负责人马喜江踢打致伤后,仍被隔离关押三个多月,在家属强烈要求下,至1970年11月单位才同意上诉人回家治疗,但扣发了全部工资及福利待遇。
    
     自那时起,上诉人为要求单位给予彻底平反、补发工资、支付全部医疗费用、追究打人凶手责任,开始了控诉上访。从宣武区起逐级上告,一直告到党中央。期间,虽经市有关领导及部门多次批示,但单位始终没有执行落实。
    
     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西客站建设,广外回收站不知是撤销了还是搬迁了,总之是再也找不着了。此后,上诉人无数次地请求宣武区及北京市政府信访部门帮助查找,但这些部门总以找到后马上告诉相推诿。
    
     就这样:在长达三十多年里,上诉人不仅工资分文没有,连个单位也给弄没了。
    
     2. 上诉人家庭的不幸遭遇
    
     1993年8月8日,时为北京铁路分局北京车辆段党委书记的上诉人爱人田振兴在家里非正常死亡,死者脖子上有两道勒痕,一道为沿脖子一圈很深的勒痕;一道为半圈很浅的勒痕(在脖子前部)。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建外派出所(以下简称:建外派出所)在既没有出现场也没有进行尸检的情况下,竟以自杀定论。上诉人不同意此结论,被迫向上级公安局、检察院及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公安机关为了剥夺上诉人所有的民事权利,丧尽天良地设计出一个精神病安到上诉人身上。它们以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医学鉴定组(以下简称:精神病鉴定组)之名,伪造了一份上诉人患有精神病的《精神医学鉴定书》。
    
     有了这么一份《精神医学鉴定书》,精神正常思维敏捷的上诉人就成了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人,打官司告状不行,做生意开买卖不行,只要公安机关感到风声紧了,就把上诉人往精神病医院里关,以此阻断上诉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自2000年2月4日以来,上诉人被建外派出所强行关进精神病院3次,最长的一次是于2004年1月29日(北京市召开“两会”之前)至5月22日,共计114天;在院期间,除上诉人患感冒,大夫给开了点治疗感冒的药外,其它任何治疗没有。
    
     上诉人共有3个孩子,2个儿子,1个女儿。儿子都在市铁路分局车辆段当工人,女儿下岗。上诉人早已跟子女分户并单独居住。
    
     现在,上诉人主要靠北京车辆段每月发给的65元钱困难补助和拣破烂、乞讨为生。
    
     二、案件过程
    
     2003年11月20日,上诉人以刑事自诉案件,即:①“追究北京回龙观医院及其责任人伪造上诉人患有精神病的《精神医学鉴定书》的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②“追究委托鉴定人建外派出所的责任”为由向第三人申请法律援助。
    
     上诉人认为精神病鉴定组伪造《精神医学鉴定书》的正当理由是: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① 上诉人从回龙观医院了解到:在该《精神医学鉴定书》上盖章的六名所谓鉴定人,均不是回龙观医院精神医学鉴定组成员,而是北京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的人,他们均没有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格。
    
     ② 不论因为民事还是刑事,建外派出所都无权委托回龙观医院做精神医学鉴定。如果因为民事,进行精神医学鉴定需要当事人的申请及家属签字,但当事人及其家属对此事根本知道,更谈不上申请了;如果因为刑事,上诉人没有任何刑事过失及犯罪。
    
     ③ 上诉人对鉴定一事根本不知情。《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件暂行规定》第十八条规定:“鉴定时被鉴定人不准缺席,除非被鉴定人已经死亡。”而精神病鉴定组在进行所谓鉴定时,上诉人既没有到场,也没有与六位鉴定人见面,更未接受过任何相关的体格检查及相关的辅助检查。
    
     ④ 该《精神医学鉴定书》不符合标准鉴定书的项目要求:
    
     a. 没有写明鉴定方式;
    
     b. 没有提出任何医学意义的证明;
    
     c. 没有说明鉴定所在场所;
    
     d. 没有说明被鉴定人的个人简历、被鉴定人详细住址、被鉴定人家庭精神病史;
    
     e. 鉴定人没有在鉴定报告书上签字等等。
    
     第三人经过审查,接受了上诉人的申请,并指派某律师事务所为上诉人提供法律援助。
    
     某律师事务所也许是惧怕上诉人刑事自诉牵扯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鉴定中心,便处心积虑地推卸对上诉人提供法律援助,并于2004年1月12日,8月2日、8月19日,接二连三地编造出上诉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的要求非法,污蔑上诉人言谈、举止异于常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精神偏执,还称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已经不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等等,请求第三人终止其对上诉人的法律援助(见被上诉人初审时提交的证据12:该律师事务所终止法律援助理由的证明)。
    
     第三人或许感到某律师事务所请示的理由太说不过去,竟然编造了一个上诉人隐瞒了实际经济收入的弥天大谎,于2004年8月20日,以与华泰所请示理由风马不相及的另一个“理由”,批准了某律师事务所的请求(参见被上诉人初审提交的证据13:第三人终止法律援助决定书),从而导演出一部终止法律援助的“丑剧”。
    
     上诉人不服,向被上诉人提出审查要求。
    
     2004年8月26日,被上诉人无视它们自己制定的《北京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司法局《援助办法》)第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四)款:“本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之规定,竟然把上诉人两个有工件的儿子拉来凑数,认定上诉人不符合北京司法援助有关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并作出维持第三人决定的决定(见被上诉人《关于戴淑珍对京法援终字[2004]1号申请审查决定》)。
    
     上诉人不服,向北京市政府提出复议。北京市政府依葫芦画瓢般地维持了被上诉人的决定。
    
     走完了这些“做婊子立牌坊”掩人耳目的程序之后,法院总算能够受理上诉人的起诉了。
    
     正如广大人民群众所说的和上诉人所预料的那样,2005年8月19日,西城法院初审判决上诉人败诉。
    
     三、初审判决避实就虚、玩弄法律、助桀为虐
    
     本案的关键在于:上诉人到底符合不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如果符合,被上诉人败诉;如果不符合,上诉人败诉。
    
     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其主要事实根据:
    
     1. 自1970年7月起,上诉人原工作单位宣武区第三商业局下属的广外回收站扣发了其本人的全部工资及福利待遇。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西客站建设,广外回收站不知是撤销了还是搬迁了,总之是再也找不着了。
    
     此后,上诉人无数次地要求宣武区及北京市政府信访部门帮助查找,但这些部门总以找到后马上告诉相推诿。
    
     至2004年5月23日,在长达三十多年里,上诉人不仅工资分文没有,连个单位也给弄没了。
    
     2. 2004年5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藏新新处长通知上诉人:检察院帮助找到了单位,只不过不是广外回收站,而是精诚物资调剂公司(以下简称:精诚公司)。
    
     3. 2004年6月14日、2005年7月12日(即本案第三次开庭的下午),上诉人两次找精诚公司讨要被扣发的工资均遭到拒绝。
    
     为支持主张,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精诚公司2004年6月14日开具的证明(注:该证明的日期被本案法官恶意改为2004年6月1日[见初审判决第6页倒数第5行]),还请法院前往朝阳区检察院找藏新新处长调查(参见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2005年3月23日的《代理词》第4页倒数第6行)。
    
     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主张:上诉人不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其理由:
    
     “戴淑珍早就知道其工作单位;且戴淑珍早于1995年同该单位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证也在戴淑珍处;工作单位每月都给戴淑珍发工资或者退休费,但戴淑珍本人至今不到单位领取工资或者退休费,故戴淑珍不属经济困难并以欺诈的手段获取法律援助。”
    
     被上诉人为支持其理由向法院提交了《(北京市精诚物资调剂公司出具的戴淑珍退休待遇情况)证明》(见被告提交的证据9)、《建外残联关于戴淑珍的说明》(见被告提交的证据11)等证据。但本案经3月21日、6月14日、7月12日三次开庭(注:初审判决云:本案于2005年3月21日、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两次[参见初审判决第1页倒数第6行]),被上诉人都未能携精诚公司、建外残联相关责任人出庭质证。
    
     本案法官为了证明对被上诉人有利的结果:严重违反“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之规定,破天荒并不辞劳苦地亲到精诚公司找该单位的工会主席以谈话的形式调查取证,找与本案根本沾不上边的建外残联一名干部、建外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同以谈话的形式调查取证。可是,这位法官大人偏偏不到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朝阳区检察院等单位进行调查取证。
    
     这位法官大人在到精诚公司“调查取证”时,严重违反法官审查证据之基本常识,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法官职业道德,居然连精诚公司持有并保存的上诉人相关的人事档案、劳资关系档案、会计帐册等原始凭据都不调看,特别是听到该工会主席说:“戴淑珍95年办的退休手续,98年12月15日领的退休证,她的工资打在存折上,存折在我们公司”时,连存折、退休手续都不查验便予以偏听偏信。
    
     值得一提的是:前往精诚公司、建外残联“调查取证”的法官,不是一个“入道”不久的新手,而是一名身经“百战”老法官,绝对不会连审查证据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之以这样做,是因为该法官明白:只要一调看精诚公司持有并保存的上诉人相关的人事档案、劳资关系档案、会计帐册等原始凭据和退休手续、存折等,被上诉人、第三人为了欺辱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老年残疾人而与精诚公司、建外残联恶意串通,制造伪证的事实立码会露馅儿。
    
     其实法官不辞辛苦地到精诚公司、建外残联“调查取证”,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替被上诉人和第三人遮羞补漏,只是表演得太拙劣,“猫腻儿”玩得让傻子都看出来了。当然法官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受那些贪官污吏的驱使不得已而为之。
    
     初审判决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戴淑珍是否有工作单位,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根据本案中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本院可以认定原告系北京市精诚物资调剂公司退休工人,其单位称原告每月退休金621.5元,并享受医疗保险。故本院认为原告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例》及北京市法律援助有关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见初审判决第9页最后一段)。
    
     在这里,上诉人不得不称赞本案法官文字游戏玩得好,践踏法律水平高,用一句“其单位‘称’”之虚,来掩盖该单位从来没有为上诉人发过一分钱的工资或者退休费之实,并以此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上诉人强烈要求二审法院明查:
    
     1. 精诚公司是不是按月发给上诉人了其所称的上诉人每月退休金621.5元,或者说一次性地补足了长期拖欠上诉人的工资或者退休费等。
    
     如果没有,上诉人显然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文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亦属《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
    
     2. 到底是精诚公司不发给上诉人工资或者退休费,还是上诉不不去领取。
    
     3. 多年以来精诚公司工资名单及凭据上到底有没有上诉人。
    
     为了保证二审能够公平、公正,上诉人请求:
    
     1. 二审不以谈话形式而以开庭形式公开审理;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二审开庭时,精诚公司与建外残联必须出庭与上诉人进行质证。
    
     附:
    
     1. 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2005年3月23日致西城法院的《我的代理词》(此为副标题);
    
     2. 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于2005年7月12日本案第三次开庭致西城法院的《我的第二份代理词》(此为副标题);
    
     3. 暂免上诉费的申请。
    
     4.(2005)西行初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
    
    此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戴淑珍
    
     二00五年九月二日
    
    特别说明: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顾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对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之明确规定,以暗箱操作的方式,维持了初审判决。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谢长发“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 公安局正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 湖南民主党成员谢长发被以“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
  • 胡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拘留
  • 严正学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
  • 转业军人王卫平:用事实证明当今司法机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之二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