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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始终被红布蒙住双眼的人 ——就《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接受大纪元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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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04日 来稿)
    
    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为中共辩护之事爆发之后,《德国之声》中文部,包括中文广播和中文网在内的整体对华报导内容引起了华人学者的高度关注。2008年9月27日,知名民运人士、六四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张健在巴黎接受了大纪元记者采访。六四时张健在天安门广场曾经被一名解放军中校连击三枪,右腿至今仍然带着未取出的枪弹,张健的亲身经历,戳穿了中共“天安门未开一枪”的谎言。
     张健表示:中共一直想方设法渗透海外媒体,而有些身居海外的人,他们享受着自由土地上的一切权力、呼吸这儿的新鲜空气、甚至享受这儿的财富,但他们却是刻意的去辱骂这个国家,一部分是被中共利用的,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人出生在共产专制国家,在他的骨子里、血液里还浸透着党文化、狼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睛上始终罩着一块红布,从来没有去掉过。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 (博讯 boxun.com)

    记者:张健先生,您好!能否请您就《德国之声》张丹红为中共辩护事件谈谈您对此事的看法?
    张健:中共对国外媒体的渗透不止一天了,它一般都通过几种方法:首先是在海外扶植自己的媒体,如《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法国有《欧洲时报》等一系列中共自己办的报纸或中共扶持的英文的、法文的、中文的各种报纸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第二是渗透其它的媒体,比如在台湾媒体《联合报系》、在欧洲是《欧洲日报》等,对很多事情都不敢报导,像中共迫害法轮功、包括六四真相等消息他们都不敢真实报导,包括一些揭露中共迫害老百姓的事情,也不敢报导。
    第三类是经常对大陆广播的,包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BBC和《德国之声》等,这些媒体都受到过来自中共的压力,首先是中共给当地的外交部门施压,因为这些部门代表官方的媒体有一个特点,它是由各国政府出钱的,这些媒体在中国国内是不被干扰的,《美国之音》有一些偷偷被干扰,但不像《自由亚洲》、《希望之声》那样是被干扰的厉害,因此中共对这些媒体是十分惧怕的,因为这是中国外交部和各国的外交部有协议的,这些媒体报导尽量是中立的,以中间的立场出现,报导海内外华人问题的讨论,即便如此,中共还是非常恐惧这些媒体。
    中共采用的办法就是往里安插自己的人,最早是八九年之后进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包括《德国之声》的这样有一批人,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就是海外的留学生,当时还有那么一点激情,随着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这份感情就淡漠了,不像我这么坚持,我和同学们在枪林弹雨里,我看着他们死去,我永远铭记他们死去那一瞬间、那一眼光和他们对我说的话,才使我此志不移,一直坚持在这里,一直干在这里,永远没有退缩。我理解那些媒体里的华人不能够做到我这样坚持,当然不能够做到也无所谓,作为一个媒体工作人员,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你可以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做,但我们发现,包括《美国之音》、《法广》和《德国之声》等在内总是有一些人,在恰到好处时、在关键时刻去报导一些和西方主流价值观相反的事情,西方价值观就连温家宝都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报导出来的都不够公正,甚至做更多的亲共方面的事情,首先从文化交流,然后站在其它方面。
    记者:您能不能举个这方面的具体例子说明一下?
    张健:例如前一段全世界都在批判三鹿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的事情,可就是在《德国之声》突然间报导另外一个消息,他们采访国际卫生组织的安全主管,说不要把中国当作万恶之源。他的意思就是世界各国都有食品卫生、食品安全的现象,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不是唯一的、不是根源,但是他讲的根本目的,我们看到所有的外国媒体没有一个为这件事情开脱的,恰恰国际社会还要追究国际卫生组织呢,为什么在中国发生着一系列大规模的问题,你作为国际卫生组织是怎么监督的,很明显国际卫生组织的主席也是被中共收卖过的。中国的卫生问题当然是最大的根源,因为它是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生产出的粮食、消费品和食品之类的占世界最多,覆盖面也最大,所以说他是最大的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之声》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中共在开脱。
    记者:张丹红事件出来之后,您对此有什么反应?
    张健:张丹红的事件发生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一块红布》,像张丹红这样为中共辩护的在海外是有几个,水准不但很低,而且是违背事实的,无法让人尊重,实际上要为中共辩护是挺难的,因为它做的坏事太多了(笑),而且许多事实是无可推诿,比如她说中共在实现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们有生存、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时,中国做的最好,将四亿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根据她的这句话,我就要说,中共怎样解决了四亿人的温饱问题,它只做了一件事情,取消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了责任制,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自己种自己的地,它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就是把老百姓嘴上的箍子、眼上的罩子去掉,让他们自由的呼一口空气,自己刨一下土地,这件事儿在五千年前中国人就这么干了(笑),这能算什么进步,这只能说是从愚昧中走向不愚昧,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张丹红还将法轮功和自由西藏的网站比喻成“在德国也不能打开儿童色情或极右翼党派的网站”,她说这句话完全是污蔑呀,产生无数个哲学家、无数个灿烂文化的日耳曼人的起码的哲学逻辑她都没学会,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和法西斯分子还有幼儿黄色网站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任何逻辑联系都没有,她偏偏要联系在一起来谈,她还说我自己这样讲有很多人支持她,但是至少我接触过那么多的德国人,没有人支持她,而只能嗤之以鼻。
    记者: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向张丹红这样的长期在西方自由世界居住的华人,还会如此地为中共辩护?对于德国一些华人学者站出来要求改组《德国之声》一事您是怎么看的?
    张健:不止德国八位华人学者,我自己也写了信给《德国之声》和德国总理,也让别人翻译成德文,因为德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属于德意志人民,这个国家已经实行民主很多年了,这八位学者站出来要求改组《德国之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所有的外国电台里,《德国之声》是做得最过分的,实际上我得到的消息,张丹红这件事情一个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最主要是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促成了对她的播音工作的暂停,实际上她现在又恢复了工作。我们认为《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美国之音》还有《法广》都要从此吸取教训,许多人今天生活在海外,他们享受着自由土地上的一切权力、呼吸这儿的新鲜空气、甚至享受这儿的财富,但他们却是刻意的去辱骂这个国家,一部分是中共利用的,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人出生在共产专制国家,在他的骨子里、血液里还浸透着党文化、狼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睛上始终罩着一块红布,从来没有去掉。这些人习惯于自由国家,他在此生活时间很长了,自认为去掉了,可是在一定时机的时候,他又戴上了这块红布,他自己感到很舒服。那你自己感到很舒服,就很好了嘛,但你为什么要让自由世界的人民也跟你一样,你要他们也戴上这块红布,你来告诉别人,这样的感觉才舒服。不过在自由的土地上,人家不带任何红布,人家是要用自己、用生命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去感受生活,用他们独立的思想去思考人生,去思考各种社会问题,所以说我们看到张丹红事件的时候,那不是代表她个人,而是代表了一部分这样的人,最近我也在写一系列的文章在批评这件事。
    前一段我参加了法国的一个研讨会,竟然有一个留学生还跟我讲:像这种的毒奶粉事件在各国都会发生。我就对他说: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情,而且是大规模发生的。各国都有天灾人祸,但我们要看在事件发生之后如何处理。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况是在毒奶粉发生之前政府就早知道了,在发生之后还故意去隐瞒。过去在上海有个公园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出口的奶粉没有毒,北京有一家“三元”奶粉特供中央、特供奥运会的也一点毒都没有,看来中国的老百姓孩子比起中央领导、奥运会的运动员和外国人来说都是不平等的,虽然他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的,没有一样的一包奶粉,更不会有同一个梦想。但是我们的这些孩子却是跟另一个状况是划等号的,零七年在美国就发生了大批宠物饲料含有毒物资而导致动物死亡的事件,其原料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原料来自中国。我们中国的孩子和洋人的猫狗是同一种待遇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又演了一把“华人与狗”,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奴性,对金钱、急功近利、见利忘义也是一种奴性,是金钱的奴隶,对专制者的奴性,这些人的行为聚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奴隶文化,所以我们看到张丹红、海外一些侨领时,他们面对这些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六四民众的屠杀,刚开始可能还表现一种震惊,更多的是沉默,因为他们更愿意和那些专制势力连在一起,因为他们会得到利益,为了利益他们会不计一切,这就是我们整个华人社会的一种奴隶文化,他们到底没有跳出来。
    记者:在结束我们这次采访之前,您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读者说?
    张健:其实我们如果放弃这种奴隶文化,我们发现只要有更多的中国老百姓站起来,包括退出中共、包括表达自己的观点、去说真相、去向中共呐喊一声的时候,你站起来了,邪恶的政权就在颤抖,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国内国外的朋友站起来了,哪怕不用说话,你只要站起来,就是不一样。
    记者:谢谢您接受大纪元的采访。
    (大纪元记者黄芩采访报道)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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