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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现代中国版的“冉阿让”—至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小右派严家伟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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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7日 转载)
    
    题记:虽然世道对他极不公平,他的心灵却在不平中得到净化,谅解当年那些整过他的人,而沙威似的执法人员又何处去寻觅呢?
     (博讯 boxun.com)

    十九世纪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他的宏篇巨著《悲惨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这么样一个人物典型:冉阿让(Jean Valjean) 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外甥而坐牢十九年的囚犯,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得以离开不见天日的牢狱生活,然而这张黄色的自由状纸,并未让他在社会上取自由,反而处处引来歧视,使他流浪街头,只有笛涅的主教米礼爱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时分,多年来穷困的习惯让他故态复萌,偷走了主教家的一只银烛台,不料半途被抓到,警方把他带到主教的面前对质,令他讶异的是主教非但没有揭发,反倒为他撒谎说是他赠送的,警方悻悻然走后,冉阿让跪求原谅,主教只要他宣誓将灵魂交付上帝,自此重新做人,并将另一只烛台也送给他。而我这个“现代中国版的冉阿让”,并未去偷过面包,也未斜眼去看过谁家女人,更未干过任何有道德瑕疵的事情,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年轻,纯纯正正的学生哥,毛病也是出在嘴巴上,但其痛苦悲惨的遭遇,却比冉阿让巨烈十分、百分、千分。
    
    近年活跃在网络上的作家严家伟先生是我的挚友,为了挣点稿费度日,拼命写文章。他坐牢的原因仅因五十年前报刊上大肆批判“毒草”《草木篇》时发表了点不同的声音,接着又因所谓“收听敌台“(即收听外国广播)即被宜宾地区叙永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时他才二十岁,青春、年华、事业、幸福,全葬送在监狱。好不容易熬到刑满,但仍不能回家,强制留场当“就业人员”(即二犯人)继续改造。如果说冉阿让偷一块面包道德上还有点瑕疵的话,那么严家伟先生仅仅为《草木篇》说了句公道话,听了下外国电台的广播,又触犯了谁家的利益呢?而《草木篇》和他的作者流沙河,以及当年我们这批《草木篇》的“死党”、“骨干”,均早已“沐浴春风“,“官还原职”了,只有他还身居“洞中”。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比冉阿让高了百倍、千倍、万倍。冉刑满在灵魂净化后,还去当了市长、厂长、慈善家,但严家伟至今还是宜宾麻纺厂(原名四川省第四监狱)的“二犯人”,每月工资不足四百元人民币,一直在困难屈辱中生存。
    
    他的不幸,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也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幸,是上世纪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是这团阴影直到今天还存在,且继续在发酵。他为了给共产党抹去这团不愉快的阴影,几十年来都在不断上诉抗辩,希望法律还他一个公道!可是一党专制官僚主义的衙门,从不正视人民的冤屈,更不倾听受害人的苦难,对他的上诉根本不予理睬。新近,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晓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里,从来就没有收听外国广播是犯罪的规定。尤其在这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的今天,如按四川宜宾法院的这个[标准],那成千上万的网民,都可能接触到外国的音讯,文字乃至图象,岂不都是犯罪行为了吗?所以其荒唐显而易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今天我又去了一趟宜宾法院,他们还是采取一推,二拖,三不理的态度。他们开始说由于宜宾和泸州已分为了两个(专)市,所以此案应由泸州法院管,等当事人去到泸州法院时,泸州市法院的法官却说,这是宜宾法院判的,我们不管。他们就这样踢足球似的你踢过去,我推过来。‘推’后便是‘拖’,一拖,就是若干年直到现在。
    
    今年11月5日我又通过宜宾市统战部,再次把申诉材料转到宜宾市法院。先是该院信访室叫我去找立案庭。这个立案庭的门外有个又厚又大的玻璃门,必须‘刷卡’,门才打开。来访的人哪有卡刷?使用高科技手法拒人于门外,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所以正应了中国的古话‘侯门深似海’,单进这道门就大费周折,进去以后见到一位郑法官,话还没说上三句,他就一口拒人于千里之外,说不查,不查,反右案件一律不查了。我问为何不查?依据是什么?郑法官说中央有规定。我请他说出中央哪个文件,怎么规定的?他根本说不出,在僵持一阵之后,郑法官便说你到四楼审监庭找李主任,他那里有二、三十个你这类案子,你去咨询一下再说。
    
    我信以为真,只好去四楼。刚走出门外,就听见郑法官在里面骂道:去他妈的,右派,反革命都还要来申诉。我当即回应道:郑法官,请你说话文明点。到了四楼,李主任一听便说:这是他立案庭的事,怎么来找我?他立案庭不立案,我无权管,你找立案庭去 。这又是一次‘高级足球表演’,你踢过去,我踢过来!
    我就这样被踢了几十年。我不甘心,再次回立案庭,郑法官更干脆:我不管,你找立案庭的庭长去。庭长室门关着,不见人影,问谁都说不知道。后来一位女法官便对我说:你到信访室去,那里有位马法官正在研究处理你们这一类的案子。
    
    就这样,我像只猴子,任他们逗去逗来。转了个大圈,又回到了信访室。信访室确实有位马法官,他也自称是这里信访室的负责人,但他仍然是那句话:反右的案子不查了,过时了。问他依据何在,仍然是那句话:中央有文件。请他谈什么文件,怎么规定的,他不谈。最后,他好象觉得烦了,站起身来对在场的另一位女法官说:我要开会去了,说完扬长而去。其时离中午12点不到半小时了。明明是一走了之,不予理睬而已。这时那位女法官还是说:中央有规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这是1998年就通知了的。我不死心,再次问什么文件?女法官竟说:没有文件,电话通知的。”
    
    这封不足四百字的信,把头戴国徽帽的法官们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不竟要问,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吃着国家皇粮,对有冤情来访的人,而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古稀老人,如此轻率,互相推诿,对得起自个儿的良心吗?他是你老爸、你爷呀!你们如此漠不关心,绝情绝义的作法,符合党的十七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吗?特别是你们开口闭口“中央规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却说不出任何文件和依据,甚至说什么“电话上通知的”,这不是在开历史大玩笑!
    
    严家伟先生与我同是成都人,生于1937年,祖籍新繁县。曾祖严树森在清朝光绪年间即1860年代,曾由进士出身,官至河南巡抚(相当于而今的省长),当时正值太平军洪、杨之乱,曾祖父因公死于任上,灵柩由皇上御赐“奉旨入城”运回四川下葬。并御赐碑亭纪念。封建时代,棺材、死人被视为不祥之物,不得进出城门,有皇帝赐“奉旨入城”四字,方可穿城而过。“御碑亭”是皇帝对死者的荣誉性嘉奖,只有封疆大吏一级的官员才有资格获此殊荣。此亭在1950年土改中才被毁掉。其父亲严道生(1900—1960)曾在二十四军任旅部电务处长,四川青神县代理县长等职。抗战后经商。1960年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享受”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非正常死亡”。由此可见他家虽世代簪缨,乡绅门第,却一代不如一代,祖父还中过举人,只是未出仕,父亲就只是个小县官,他却连犯人组长也未当过。
    
    他本人1952年毕业于当时成都七中,此时家里浮财已被革命风暴洗劫一空,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父母再无力缴纳学费,只好考入中专——一机部西南干校。1954年毕业,分配至石油部门工作,先后在隆昌气矿,四川石油管理局叙永高木顶石油勘探队作一个小小的统计员,再后判刑入狱。虽然读书不多,却十分有才华,工于诗词,特别是古体诗写得十分到位。去年他年届七十,自题小诗自贺:“人称大寿我沉思,七十秋光一瞬驰。点点童心犹记忆,萧萧白发已成丝。种瓜植柳吟山水,忆旧抒怀自谱词,花落不悲春事晚,松苍柏翠草离离。”
    
    我和他相识于1968年省四监狱四中队,同在一个小组。此时正值“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革”。我与他作为严管的政治犯,送到井下煤洞去劳动改造。那煤井工作面最高处50公分,最矮处不足40公分,是个什么样的地狱?且一日必须完成三吨煤的任务,否则等着你的是批斗毒打,外加饭不给吃饱,活活把人往死里整。在肉体摧残之外,再辅以“精神大餐”,必须日日呼“万岁”,天天谢主“龙恩”,如此暴虐,旷古未闻。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里,他也从未丧失过对人生、对生活的信念,我们经常避开狱警、狱卒和囚徒中甘愿当“狗”的“积极份子”们监视,谈诗论文,评论时政,甚至“粪土”当时的“大人物”。他总是那么乐观向上。一次,我将写在纸烟盒上一首咒骂“文化大革命”的诗给他看,“血雨山河百万重,小窗阑雅闻腥风,隔墙借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他立即出口回赠:“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下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后来我们一同调到监狱医院去当护士,再后我去了兴文县新华硫磺厂就业,不久他听说我因“政治传谣”一事,再次逮捕加判,即笔吟唱:“清明‘四•五’降狂风,一代英豪正铸中。二度闻君又入狱,悲歌独唱《满江红》。”
    
    1980年我“平反”回到报社,而他这个“小右派”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是他原所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叙永高木顶石油勘探队早已撤销,找不到落实政策的地方,又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而执法部门又是只管判的单位,多判一个人就多为党和国家提供一个廉价劳动力,是一种职业的贡献。在这个权势与金钱编织的社会里,一切都被扭曲与异化,又有谁来关心他呢?就业就业,一直就到如今。没有住房,没有养老保险,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得为生计发愁,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为了挣点小钱,他四处收集房源信息,然后又不停地带着张三或者李四,爬楼梯、趟泥水,把空着的房帮别人租出去,从中收取点信息费。北京叫“房虫”,四川叫“穿穿”,现代术语叫“中介”。一天跑得大汗淋漓,腰酸腿疼,闹得好挣上几十元,闹得不好半月不开张。由于穷困与特殊身分,子女未得到教育,一儿一女至今没有正式工作。好在他想得开,挺得起,不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我问他,你恨不恨?他说,恨谁呢?那是运动,风一刮过谁还记得。恨,有什么用?那是他们的工作呀!要吃饭,要生存,上面叫办的事敢不办吗!
    
    他像株被人践踏的幼苗,断了茎残了叶,却仍然无声地挣扎求活,希望快点结实茁壮,与身旁的那些树一样高。他曾这样写道:“乐天遣兴自成欢,大似蒸沙不作团,酒店舞厅嫌太热,花前月下喜清寒。不悲晚岁囊羞涩,何惧苍颜鬓已斑?非非是是总入土,纷纷世界笑中观。”不难看出,虽然世道对他极不公平,他的心灵却在不平中得到净化,谅解当年那些整过他的人,而沙威似的执法人员又何处去寻觅呢?一个社会没有对往事的忏悔,就没有对往事的反思,没有对往事的反思,何以有人性的同情?这就是中国今日之悲剧。严家伟先生,你生逢其时啊!不然何以是中国现代版的冉阿让?不,你还不如冉阿让,你一生都在监狱中, “劳改”与“就业”只是形式不同,而思想禁锢与政治待遇基本一样,他至今也没有走出牢房。我久久凝目沉思:“以人为本”的阳光何时才能照射到他?
    
    ──《观察》首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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