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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忠给中纪委吴官正写检举信
(博讯2006年4月18日)
    
揭发控告七家法院渎职包庇罪行 建议对犯罪嫌疑人肖扬实行双规

     (博讯 boxun.com)

    内容提要:
    
    1.揭发检举被法院明确定性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长期窃居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地税庭庭长的职位。
    
    2.揭发检举以杨殿元院长为首的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在铁岭市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下包庇故意杀人犯、让已被判刑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担任法官。
    
    3.揭发检举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两名故意杀人犯宽大无边地从轻处理,无视其罪行的极其恶劣和后果极其严重,留下法律空间,以便以后以“已过追诉期限”为借口,开脱罪犯。
    
    4.揭发检举以肖扬和陈庭长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长期包庇故意杀人犯、教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所谓“超过追诉期限”为由,撤销故意杀人案件,从而让被判刑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担任法官。
    
    5.揭发检举以肖扬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教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两级法院颠倒黑白、故意错判极其明显的侵犯名誉权的民事案件。
    
    6.揭发检举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和手续的情况下故意将一起民事案件违法拖延达七年之久。
    
    7.控告上述各级法院一再搞黑箱操作,联手置检举人的安全于不顾,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检举人和证人。
    
    我郑重建议将对上述重大司法腐败案件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向全国和全党公布。
    
陈世忠2006.4.3. 给中纪委吴官正写检举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同志:你好!
    
    我,陈世忠,哈尔滨市职工大学退休教师、哈尔滨市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哈尔滨市政府合理化建议一等奖获得者、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奖获得者,特地从海外写信给你,揭发检举以肖扬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长期包庇故意杀人犯、让证据确凿、已经被判刑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不仅逍遥法外,而且担任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地税庭庭长、教唆下级法院颠倒黑白、故意错判一起极其明显的侵犯名誉权的民事案件。详情如下:
    
    先从这起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案件说起:原告是我陈世忠,被告是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和五家刊登李占恒诽谤文章的报社。 这件侵犯名誉权的诉讼案件从1998年5月立案到2005年7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作出二审判决书,历时七年有余。至此,司法程序已经走完。 剩下来可以做的只有利用为期两年的申诉期,就是说在两年内还可以申诉,但是,何时受理申诉,何时结案,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为什么一起民事案件竟然如此复杂,以至需要花费各级法院这么长的时间才能了结此案呢?这是一起案中案。这起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案件,其实质问题却是一起刑事犯罪案件,是解放军战士故意杀害在押犯人的恶性案件。尤其荒唐的是当事实真相已经被黑龙江省公检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查清楚,罪犯在铁证如山面前被绳之以法之后, 却又被各级法院联手,采取黑箱操作,得以交保释放,逍遥法外。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人民法院的法庭庭长和“廉洁法官”。而被故意杀害的无辜犯人在含冤被杀36年之后却重新被说成是逃犯。有人要问,在现实生活中真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吗?是的,远在天边,近在你们的身边,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
    
     下面请吴官正同志和中纪委全体同志耐着性子,跟随我的思路重新回忆一遍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1.1997年11月10日,《沈阳晚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的文章,题为《刘宾雁笔造悲剧》,指责作家刘宾雁仅仅根据来访者陈世忠的一面之辞,在1985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开头部分,将解放军哨兵在值勤期间杀害无辜犯人李植荣的案件公之于众。李占恒认为,两名战士因而被捕判刑,蒙受冤狱,而检举人陈世忠则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在得到平反以后,怎么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来了?” 李占恒在文中说,根据他自己的调查, 1969年4月15日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发生的杀人案件的所谓”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这一天是马洪才第一次出外勤,马洪才端着半自动步枪,不停地巡视在自己分工的警戒区域。草甸子的西面有一个漫岗,那是他重点防范的区域,那岗上长着柞树林子,榛柴棵子……忽然,马洪才发现有一名犯人向西边警戒线靠拢,他神经顿时紧张起来,转眼间那犯人越出了警戒线!径直朝西运动──马洪才立刻迎上前去,边跑边向犯人喊话:“站住!回来!”犯人如入无人之境,马洪才又喊: “再不回来,我开枪了!”犯人仍然向前运动……
     同一时间,王忠全顶着西南风沿着警戒线南线向西游动,在拐弯处,也就是西南角,他看到一个犯人在距马洪才较近的一点上越出了警戒线!这是入伍仅有一年零两个月的王忠全第一次面对犯人逃跑!神经也高度警张起来,他已看到马洪才离开哨位,追赶犯人,便急忙上前增援----犯人、王忠全、马洪才都运动了一程,犯人还不见停步,王忠全边跑边催促马洪才:“开枪”──马洪才开枪,枪声响过之后, 逃犯躺倒在地上……(李犯越出警戒线多远,说法不一)。
     这里并非无懈可击。马洪才对逃犯“口头警告”有了,但是鸣枪警告不够明显。尽管执行看押任务不到一个月,但是凡是看押劳改罪犯的哨兵都知道使用武器的时机,在通常情况下,口头警告无效应当有一个“鸣枪警告”的过程。带班员王忠全“开枪”的指令是在紧急中提示马洪才赶快“鸣枪警告”,马洪才也想着鸣枪警告,但是在运动中把那警告为目的的枪平端了(原文如此)。这个从未打过运动靶的新兵,在跑动中,瞄也没瞄,一枪就把犯人撂倒了,王忠全为此责备了他,马洪才慌乱不知所措,冲天空又放了一枪。王忠全恐出意外上前夺下来他手中的半动步枪(原文如此),为他退出了弹仓里剩余的子弹……
     当日勘验了现场,当日处理了尸体。”
    
    从第二天起,在短短半年内,该文章就为全国十几家报刊转载,其中包括《黑龙江晨报》、《新安晚报》、《华西都市报》、《老年报》、《桂林晚报》等,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无一注明出处,都没有“转载”二字,有的报纸把标题改成了《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
    
     此案涉及的是1969年4月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一起杀人案。我是在场的130名犯人中许多目击者之一。我在1981年获得平反之后,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信揭发此案。可是毫无回音,此后我不得不向32个单位进行上访和信访。可是,那些单位互相踢皮球,不予受理。最后,一再碰壁的我于1986年4月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的信可能起了作用。 黑龙江省委书记指示黑龙江省检察院和司法厅劳改局组成联合调查小组专门调查此案。终于查明了真相,确认我的检举内容基本属实。两名犯罪嫌疑人王忠全和马洪才被逮捕归案。
    
    真正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1969年4月15日,嫩江草原天寒地冻,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130名犯人在两名劳改队长和三名解放军的押解下,来到劳动现场执行打草任务。每个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额是三百斤。完不成任务的要受罚,可是李植荣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出事那天,李植荣一上午就打了415斤草,名列全队第二,仅次于打了435斤草的李树文。中午吃饭后,李植荣一面磨镰刀,一面笑着对李树文说,要争取超过他。
    
    打草任务比较特殊,犯人必须弯腰低头紧张干活,一不注意就可能越出警戒线。而什么是警戒线呢?是犯人大组长奉命在劳动现场周围插四面红旗,象征性地画地为牢。两面红旗之间的距离是300米到500米。根据初中物理学的常识,在这么长的距离上允许的视觉误差应该是5米到10米。
    
    下午开始干活一小时左右,战士(后来得知他叫马洪才)从他在东北角的哨位上走过来,指着一堆草问是谁打的。正在弯腰打草的李植荣不敢回答。马洪才又问一遍,李植荣不得不回答说:“报告队长,是我打的。” 马洪才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根据劳改队规定,越出警戒线是严重的错误,回去是要受批斗,受处罚的。李植荣就比划着两端的红旗,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出警戒线。马洪才看这个犯人胆敢犟嘴,就有点生气,命令他朝前走。李植荣只得说软话:“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军的话他又不敢不服从,于是放下镰刀,乖乖地朝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如果他本来没出警戒线,现在也站在警戒线外了,如果他真的出了警戒线,现在离警戒线就更远了。
    
    过了一会,解放军的代理班长(后来知道他叫王忠全)巡逻到了李植荣罚站的地方,他问了马洪才几句话,就开始询问和训斥李植荣。对话内容大致如下:
    
    王忠全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
    
      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说:“你们队长没有说不准出警戒线吗?”
    
      李植荣说:“队长说了。”
    
      王忠全说:“都随便出警戒线,要红旗有什么用?”
    
      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问:“你叫什么名字?”
    
      李植荣说:“我叫李植荣。”
    
    王忠全问:“你犯什么罪?”
    
      李植荣答:“历史反革命。”
    
      王忠全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李植荣说:“我是国民党军队的排长。”
    
      王忠全问:“杀过人没有?”
    
      李植荣说:“杀过。”
    
      由於野外风向不定,在场的各人听到的对话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之间有较长的对话。
    
    这番对话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荣转身朝前走,李植荣向前走了几步;王忠全还嫌不够,又喊:再朝前走!李植荣又服从了。这样的命令重複了好几次,这样一来,李植荣就距离警戒线越来越远了。王忠全对旁边的马洪才说:开枪打!马洪才奉命拉上枪栓,准备射击。李植荣是军人出身,听到枪栓声,觉得不对,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子弹已经打中了他的腹部,他应声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对马洪才说:“再开一枪,再开一枪。”可是,马洪才在慌乱中把子弹掉落在草地里,他蹲在地上找到子弹,再上了膛。朝天开了第二枪。
    
      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昨天打完的草垛里休息的劳改队长。李队长赶到现场,看到的是被击中腹部而躺在地上的李植荣,便问解放军怎么回事。王忠全和他嘀咕了几句,李队长就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在离草垛不远的地方集合犯人队伍。这期间,李队长走到李植荣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按照王忠全的说法,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过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候,李植荣又挣扎着跪起一条腿来,但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马洪才和郑队长带领队伍回监舍,留下李队长和战士赵明贵看守现场。受伤的李植荣没有得到过任何抢救。一直到王忠全、马洪才步行好几里路押送犯人队伍回监舍,然后向上级汇报,再由上级派人赶到现场,经过这么长时间,李植荣还没死,还和赶到现场的排长刘继贤有过对话。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抢救李植荣。据说,是在派一名犯人用牛车把李植荣拉到半路上的时候他才断气。该犯人将他草草埋葬。事后,按照“犯人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结论,幷通知李植荣的家属。就这样,李植荣的生存权被极其卑鄙而残忍地剥夺了。而被扣上“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的帽子的胡凤兰和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父亲的小早则几十年如一日地背着这顶黑锅,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插曲:第二天犯人照常出工打草,犯人大组长刘德元需要用红旗,可是发现红旗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而是被移动到离草垛近几十米的地方了。这就不奇怪了:后来各分场劳改干部向犯人传达时都说是嫩江农场七分场有个犯人企图越狱,跑出警戒线七十米以外,解放军鸣枪警告,他不听,继续逃跑,解放军不得已才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1986年,胡凤兰和小早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说是李植荣原来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属于冤假错案,给予平反。这就是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标准,李植荣是个守法公民,他完全是无辜被捕判刑的,而在服刑十三年、只剩两年残刑时竟被罪恶的子弹剥夺了生存权利。他实在是一个冤上加冤的无辜受害者。
    
    我在1981年4月17日, 即获得平反后的第三天,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第一封检举信,揭露解放军哨兵残忍杀害无辜犯人李植荣的真相。这就是说,如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立案侦察的话,这个案子早就该结案了。正是由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极端不负责任,东推西托,才造成了我连续五年告状无门,直到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止。1986年6月13日才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始立案侦查。又经过长期的艰难取证明,终于把案情查得水落石出,而到头来受理这起案件的还是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2. 1989年1月27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我应邀出庭作证。在大量证人和证言面前,被告马洪才一如既往地供认不讳。主犯王忠全和从犯马洪才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李植荣被确认并非企图逃跑,纯属被诬陷和故意杀害。黑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1989)刑一字第5號刑事判決書的核心部分如下:
    
     “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在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步兵九团二营服役期间,曾在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执行看守犯人任务。1969年4月14日下午,一百余名犯人在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以及农场管教干部的看押下,在野外打草。劳动现场四角各插一面红旗为警戒标志,形成一个南北长约三百余米,东西宽约二百米的警线区。马洪财站在西北角,另一名战士站在东南角,形成对角哨位,王忠全当时为代理班长,负责巡逻。被害人李植荣在警区西侧附近因只顾低头打草而误出警戒区五至七米被马洪财喊住,在李植荣进行辩释时,王径自下令让马洪财开枪将李当场击毙,之后又令马对空鸣了一枪,制造曾经对李鸣枪警告的假象。
     上列犯罪事实有大量证人证实,被告人马洪财曾多次供认,足以认定。
     本庭认为,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47条的规定,错误地使用武器,将误出警戒区已被喊住的李植荣开枪打死的行为足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被告人王忠全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马洪财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犯罪时又系未成年,应予从轻处理,但鉴于案发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故对二被告给予减轻处罚。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确保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47条第3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第4项、第9条、第132条、第23条、第24条、第14条第3款、第59条第2款、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认定被告人王忠全犯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认定被告人马洪财犯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最起码的常识告诉人们:作为检举人的我只是几十名目击者之一。仅仅凭我的一封检举信,是决不会把任何人定罪的。尤其是在中国,虽然说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实际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下,什么事也脱离不开阶级分析的思维。在这个案件里,检举人是过去的劳改犯人,被检举人却是两名根红苗正的解放军战士。正因此,我才不得不走遍32个单位,历时63个月,终于感动了“上帝”,得以立案侦察。你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由你来调查这个案子,你难道不会慎而又慎吗?不论是公安部门、检察院,还是法院,如果不是铁证如山,谁敢定这个案?所以说,“本庭认为,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将误出警戒区已被喊住的李植荣开枪打死的行为足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这个结论绝非轻易能下的。请注意,法庭结论不是过失杀人,也不是错误地使用武器,而是故意杀人!这中间的本质区别是人所共知的。另外,退一万步说,即使王忠全、马洪财真的受到了“冤枉”,那么,制造冤假错案的也决不是区区检举人陈世忠和作家刘宾雁,而只能是调查此案和审判此案的黑龙江省的公检法部门!请你表个态吧: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基本观点?
    
    事实证明,判决书认定的王、马二人的犯罪事实与李占恒文章中的说法截然不同。但是,与我的揭发检举内容也有不少出入。这再次说明,法庭是根据它自己的调查,而不是仅仅依据我的检举信的内容来确定王、马二人的犯罪事实的。可是,为什么黑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白景富(现任公安部副部长)要亲笔写信给我,感谢我对政法工作的支持,表示要学习这种政治责任感呢?就因为我检举的内容的确是基本属实的。而李占恒文章中的说法则是根本失实的。
    
    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被认定犯有故意杀人罪,却仅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在刑罚严峻的中国实在是轻得出奇的!但是,我并没有抗议,因为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证明被杀害的李植荣是完全无辜的。他本来就是一个被错抓错判的公民,在那极左思想指导下的荒唐岁月,他连不服判决的权利都没有!他的依法上诉换来的竟是加刑五年,总共判刑十五年。此后,他认命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十三年,眼看就可以和家属团圆了,竟被罪恶的子弹杀害,而且被戴上一顶“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而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的可怕帽子,使他的亲属在文革时期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不堪设想!这就是驱使我不屈不挠地揭发检举此案的动力。因此,出庭作证、开庭完毕,我作为检举人和证人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后面发生什么事,我不可能知道。和所有天真善良的人们一样,我满以为两名凶手会老老实实服刑改造,反省自己的罪恶和思想根源,争取重新做人,相信他们今后还会有出路的。
    
     可是不然,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这样的!马洪才服从判决,不上诉。主犯王忠全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来,依法上诉是犯人的权利,无可非议。可是,极不正常的是,就在王忠全提出上诉、等候重新审理和新的判决的时候,作为未决犯的他却得到了交保释放!(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9年6月23日的二审判决书)而这一切都是在背着被害人亲属、背着检举人和所有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
    
     王忠全被交保释放了,他可以四处活动了。他的领导、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杨殿元亲自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要求见院长任建新,后改由刑三庭陈庭长接待。陈庭长听取了杨殿元的陈述后,答应说:“放心吧,我们会认真处理的。”这就是说,至少从那时起,这个案件一直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刑三庭陈庭长认真地阅读了卷宗后,发现这是一桩铁案,实在无法翻案,只能在追诉时效上做文章了。
    
     3. 所以,就有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9年6月23日对于此案的二审判决书。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1989)刑一上字第78號刑事判決書重申:
    
     “上诉人王忠全、被告人马洪财于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步兵九团二营七连四排服役期间,在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执行看守犯人任务。1969年4月14日下午,王忠全、马洪财同管教干部等五人,在野外执行看押百余名犯人割草任务时,王忠全当时任代理班长,负责巡逻,马洪财为西北角固定岗哨。被害人李植荣靠警区西侧附近割草,误出警戒区五至七米,被马洪财喊住,李植荣进行辩释时,王忠全径自下令让马洪财开枪,马洪财开枪将李植荣当场击毙,之后王又令马对空鸣了一枪,制造先鸣枪警告,后击毙的假象。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但是,法院认为:“王忠全、马洪财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撤销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是有条件的,理由是他们的犯罪已过追诉期限。本来么,如果不是犯罪,又从何谈起“过不过追诉期限”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杨殿元、他的上级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都是再清楚不过的。可是,他们是怎么干的呢?他们联手干出了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千古荒唐事:让杀人犯重新当法官。他们自以为得计,在一般人无权看到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内部刊物《审判实践》1990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检举人陈世忠,同时不打自招地供出了这一幕见不得人的丑剧。请看:
    
     “二审判决下来了,撤销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已过追诉期限)。王忠全回来了,补发了工资,穿上了法官服,头上的国徽、肩上的天平又闪动着真理和法制的光辉。”
    
    请注意,内部刊物《审判实践》1990年第2期 是1990年4月才问世的。那时连后来那个撤消案件的判决书还没有出现。文章承认:王忠全恢复党籍、恢复法官工作、补发工资的时间是在二审判决下来之后,也就是说,在仅仅以“已过追诉期限“为理由才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以后。试问,经法院确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依旧可以当党员、当法官,中国法律上有这么一条规定吗?
    
    然而,这两个仅仅因为犯罪已过追诉期限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故意杀人犯被释放回家后,居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仿佛他们真的是什么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功臣”似的。而且,从此以后,主犯王忠全得以青云直上,连升数级,短短几年,变成了地税庭庭长和廉洁法官,实在是前途无量啊!
    
     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李占恒在1999年的法庭调查时提出来的显然认为对他们有利的证据!否则,我这个小小老百姓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不可告人的隐情呢?
    
     但是,王忠全毕竟在法院工作了多年,他深知这里面有猫腻,他的法官宝座坐得不牢靠。同时,他也尝到了上诉的甜头。他知道,中国的法律改了:反正上诉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有任何危险或损失。他太需要撤消此案和宣告他无罪了。这一次申诉的结果是关于此案的第三份判决书。
    
    4.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年4月作出 (1990)刑三字第51號刑事裁定書。裁定書说:
     “现查明:申诉人王忠全与原审被告人马洪财于1969年4月14日执行看守犯人职务期间,王忠全指使马洪财开枪打死越过警戒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消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9)刑一字第5号刑事判决和本院(1989)刑一上字第78号刑事判决。
     撤消王忠全、马洪财案件。”
    
     这里,白纸黑字写着的还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这是据以“撤消王忠全、马洪财案件“的唯一理由!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个案件的二审和三审都没有开庭!这就证明,这两名罪犯的犯罪事实没有出入,这两名罪犯的故意杀人罪确实是“证据确凿、充分”的,法律常识告诉人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经开庭就下达新的判决书。反之,如果真的是“犯罪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够确凿、充分”的话,就必须重新开庭,传唤原来的证人和新找到的证人,进一步充实证据,或者推翻掉原来的调查结果和证人证言。这也是起码的法律常识。既然这一切都没有做,就说明在这方面是无可置疑的。
    
    既然不存在“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够确凿、充分”的问题,那么,仅仅因为他们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就可以不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还要“撤消王忠全、马洪财案件”,这在法律上讲得通吗?这样做岂不等于说,只要“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就等于压根儿没有犯罪吗?谁说咱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呢?中国的法院系统不是很有创造性的吗?
    
     但是,混入法官队伍多年的王忠全并不以“撤消案件“为满足,他觉得没有宣布他无罪毕竟还是个隐患。所以,他鼓动马洪才一道再次提出申诉,要求宣告无罪,要求法院承认,以前对他们的有罪判决连定性也是错的。
    5. 就在李占恒发表文章半年后的1998年4月,他们接到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第四份法律文书,(1998)黑刑監字第37號駁回申訴通知書,法院再次駁回了王忠全、馬洪財要求宣告无罪的申訴。
    关于这一切,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自然都是一清二楚的。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什么是追诉时效。故意杀人罪的追诉时效究竟是多少?
     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权威的法制类杂志《民主与法制》发表的《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一文说
     “法律对杀人犯的追诉时效为20年,逾期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就是差一天,法律也绝不会饶恕犯罪”;
    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的结论是“根据法律,此案可以判处死刑、死缓或无期徒刑,因此追诉时效为20年”。
    正因为没有超过20年的追诉时效,所以才会公开审理这起发生在19年零9个月以前的杀人案,否则的话,完全可以连庭也不开,干脆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理由,就把这起故意杀人案给压下去的。
    
     那么,为什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和三审都声称“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了呢?请看,二审和三审两次判决书都确认“此案发生在1969年4月14日,至1986年6月13日立案侦查时,时过十七年零两个月”。为什么十七年零两个月就算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了呢?杀人案件的追诉时效期限不是20年吗? 原来,这是和一审法院仅仅对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密切相关的。
    
     替王忠全进行无罪辩护的律师在他的所谓“经验介绍”(刊登在《中国当代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一书中)里写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内容,暂且不予评论,单说关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这一段。他写道:
     ”198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中,做如下司法解释。
     问:依照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确定对犯罪分子的追诉时效期限时,如何计算法定最高刑?即对刑法第76条规定的法定最高刑如何解释?我们这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条计算,因为案件未审判,难于弄准罪行轻重或情节如何,不好确定应用的条款或量刑的幅度;另一种意见是按条款或量刑的幅度计算。因为罪行轻重不同,适用条款或量刑的幅度不同,追诉期限长短也就不同,应按照罪行的实际情况确定追诉期限长短,才合理合法,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答:同意你们所倾向的意见。刑法第76条按照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追诉期限分别规定为长短不同的四档,因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所犯罪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按其罪刑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时,即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虽然案件尚未开庭审判,但是,经过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实,在基本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已可估量刑期,计算追诉期限。“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由于李越出警戒线饮弹身亡距王、马被国家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已达19年零4个月(即1969年4月至1988年8月)。因此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
     (1)如果审判机关认定王、马犯有故意杀人罪以外的其它犯罪,如过失杀人罪等,则追诉时效明显已过,不应再行追诉。
     (2)如果审判机关认定王、马犯有故意杀人罪,但如按当时罪行量刑不够无期徒刑或死刑,则其追诉时效最长15年,而现在追诉时效已超4年零4个月,不应再追诉。
     (3)现一审法院根据其认定的王与马所谓故意杀人的事实与情节,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马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很明显这属于刑法132条故意杀人罪中第二个量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现根据刑法第76条的司法解释,其追诉期最长为15年,而现在明显超过追诉期限4年零4个月,显然不应再追诉。
     据此,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立即撤销本案或宣告王某、马某无罪。
     (审理结果) 二审法院经审理,宣布撤销原一审判决,认定王某、马某二人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王、马二人当即被释放。对此本案王某的辩护律师认为仍不符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又以律师身份同王、马二人分别提起申诉。1990年4月5日,二审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采纳了律师意见,下达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王某、马某案件。王、马二人现已补发工资,并分别返回原岗位工作。”
    
     由此可见,关键在于一审法院对二犯判处轻得出奇的仅仅三年徒刑,这才引出了“属于刑法132条故意杀人罪中第二个量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现根据刑法第76条的司法解释,其追诉期最长为15年。”所以说,“现在明显超过追诉期限4年零4个月,显然不应再追诉。”
    
    这里出现两个漏洞。
    第一,正像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殿元质问的那样,“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难道不懂得追诉期这个基本法律常识吗?“既然是故意杀人罪,为什么只判三年徒刑?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认为“根据法律,此案可以判处死刑、死缓或无期徒刑,因此追诉时效为20年”。
    
     让我们再看一遍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是怎么说的:
    
     “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47条的规定,
    错误地使用武器,将误出警戒区已被喊住的李植荣开枪打死的行为足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后
    果严重。被告人王忠全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马洪财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犯罪时又系未成年,应予从轻处理,但鉴于案发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本案的具
    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故对二被告给予减轻处罚。”
    
    必须指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王忠全的犯罪情节是极其恶劣的。他和被害人李植荣有过很长的对话,对犯人进行训斥,接着命令他朝警戒线外面走,再朝前走,一直到他认为足够伪造现场的距离时,立即下令战士马洪财开枪射击,李植荣应声倒下,被打中的是腹部,而不是心脏或头部,他不但不让抢救,反而命令马洪财朝天再开一枪,目的显然是企图制造“犯人不仅在跑,而且经过鸣枪警告继续逃跑”的假象。就在事发短短几分钟后,王忠全就是这样告诉赶到现场的李队长的,而李队长也就按照王忠全的谎言向全体打草的犯人宣布了对李植荣开枪的理由,并据此作出“击毙逃犯”的结论,使李植荣含冤死去还不够,而且让他的亲属几十年来背着被击毙的反革命逃犯家属的无形枷锁,过着屈辱的生活。
    
     就凭着这样一个所谓的“击毙逃犯”的功劳,马洪财获得连队嘉奖,而主犯王忠全当然更是“领导有方”,总之,李植荣这个无辜者的鲜血染红了杀人犯的顶子,李植荣的鲜血和生命为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歹徒铺平了今后入党、提干、步步高升的道路。
     这起已经被定性为故意杀人案件的重要特点在于两名凶手都是执勤哨兵,因此他们的杀人罪行属于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而且是蓄意伪造现场,其性质比一般的谋财害命或者行凶报复要恶劣得多。其中主犯王忠全还拒不认罪,百般狡赖。试问,对待如此利用职权、卑鄙而残忍地故意杀害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者的罪行,有什么理由从轻处理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考虑到“案发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二被告给予减轻处罚”的话,也只能是在死刑、死缓或无期徒刑中选择死缓或无期徒刑,就算是非常宽大了,已经是宽大无边了!可是不然。那个不可能不懂得这些道理,也不可能不懂得追诉期这个基本常识的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刑三年的一审判决,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为故意杀人犯开脱,故意留下法律空间,让二审法院利用所谓的“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使铁证如山的杀人凶手免于刑事处分!
    
     说到这里,应该向你们揭示一下王忠全撒谎成性的卑鄙品质。他在杀人邀功时是非常冷静的。他问了李植荣很长时间的话,然后一再命令他朝前走。为什么?正如连马洪财也承认的那样,当他问这堆草是谁打的时候,李植荣正在弯腰打草!因此,如果马上命令开枪的话,一是离警戒线太近,二是周围都是刚被李植荣割下的草,这样的现场显然无以服众,更不好向上级(哪怕是无言的)请功,所以必须利用犯人的无权反抗和不敢不执行命令的心理,让他远离警戒线,让他被“击毙”的地点周围都长着一米多高的草,这才像个犯人逃跑的现场!请看,直到1998年,他们的申诉书还是胡说犯人逃出警戒线外七十米之远,才被击毙的!可是,所有证人和证词都说李植荣正在弯腰打草,无意之中误出警戒线5至7米,两份调查报告也只认定是3米和5至7米而已。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当然不是,是王忠全周密策划的结果。正因此,王忠全才下令朝天再开一枪,正因此,才故意不予抢救受伤的李植荣,正因此,才需要移动警戒红旗,显得逼真!直到上了法庭,王忠全为了保命,竟矢口否认曾下令开枪,妄图让马洪财给他当替罪羊! 参加旁听法庭调查黑龙江法制报记者郭晶现场报道说:
    “王忠全将自己的罪责一推六二五,竟说他距杀人现场还有几十米,在这一点上,同马洪财都发生了争执”。(《黑龙江法制报》1989年2月17日“十九年后的审判”)
    
    大家知道,根据中国法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罪犯是否承认和悔恨所犯罪行对于量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这么一个在铁证如山面前依然负隅顽抗到底、拒不认罪服罪的杀人案主犯,难道有半点对他从宽处理的理由吗?可是,他得到的居然是从轻判处三年的徒刑。难怪在1989年1月24日当法庭宣布判决后将王、马二犯押出法庭时,王忠全嚣张地向旁听席上的人们(估计就是来自法库县法院和铁岭市法院的那帮法官)伸出两个手指,作胜利状哩!
    
    而此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如他的辩护律师所预料的那样:“估计这个案子不能着急,只能采取大胖子脱衣服,一层一层地剥。只要一审不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就可以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理由,进行上诉,要求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并进一步要求撤销案件或者宣布无罪。”
    人们看到,事态发展完全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的。
    
    第二,即使按照对方所说的“由于没有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追诉期限就不是20年,而是15年”,各级法院是按照1986年6月13日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开始建立和着手调查之日算起的。所以说,距离杀人犯罪的1969年4月15日,是17年零两个月。但是,还必须重提往事:我在获得平反的第三天,即1981年4月17日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检举信。也就是说,如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立案的话,即使说追诉时效期限真是15年,而不是20年的话,那么,从1969年4月杀人到1981年4月立案,是12年零两天,也没有超过15年的追诉时效期限呀!正是由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极端不负责任,东推西托,才造成了我连续五年告状无门,直到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止。这被公检法部门耽误的五年居然也被他们加了进去,生拉硬拽地拼凑成17年零两个月,就是为了把一个简单的加减法算术题搅浑,人工制造出一个“超过追诉期限15年”来。所以,所谓的“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完全是各级司法部门互相推诿、不予立案、甚至欺骗检举人而造成的,而这中间恰恰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事实上到头来还是归它审理此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秉承最高人民法院的旨意,蓄意开脱故意杀人犯,这不是强词夺理是什么?这不是故意偏袒凶手又是什么呢?
     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法律”公正性”?
    
     既然案件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撤消了,王忠全的法官座位算是坐稳了,杨殿元之流也不必为他们不等法院撤消案件, 就早早地提前让王忠全恢复党籍和法官职务而提心吊胆了。接下来,他们该向检举人和证人进行“反攻倒算”了。怎么操作呢?你看:案件既然已经撤消了, 已经没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可以证明王忠全是有罪的人了,换句话说,他已经被法律承认为无罪的人!既然是无罪的人,那么,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把他拘捕和关押近半年时间,而且还判处他“有罪”,岂不是冤枉了他?
    
     写到这里,人们不能不赞叹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首的各级法院,它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愧为高级魔术师!现在,魔术大师又给大家表演魔术了!这次他不提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了。他把“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来一个偷天换日:既然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那就证明其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和“证据不够确凿和充分”。那么,怎样才算是“事实清楚”了呢?就是重新拾起当初王忠全命令马洪才开枪杀害李植荣时那段已经编造好的但却早就被法庭调查驳得体无完肤的谎言:那就是李植荣企图逃跑,马洪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继续往外逃跑,王忠全赶去增援,眼看犯人离开警戒线已经有70米了,再不制止,犯人很可能逃到铁路线上去,那就麻烦了。所以紧张中命令开枪,意思是鸣枪警告,可是马洪才也是第一次遇到犯人逃跑,心理很紧张,把枪平端了,在七十米之外连瞄也没瞄,一枪就打中了跑动中的犯人,而且是当场击毙。王忠全埋怨他,他更紧张了,在慌乱之中,朝天打了第二枪。王忠全怕出事,急忙夺过他的枪,卸掉了子弹。后来,上级领导听到汇报,赶到现场,看见犯人确实倒在距离警戒线20米或40米(甚至说是70米)的地方。这样,犯人逃跑而被击毙的结论终于被坐实了。 所以两名战士确实是“忠于职守”的好哨兵,判他们故意杀人罪实在是太“冤枉”了。
    
    于是就有了李占恒文章的出笼和在全国范围内泛滥。通过李占恒的笔,散播王忠全早就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无辜公民李植荣进行栽赃陷害的神话故事。
    
     这个案子让我联想起小时候在上海爱听的一个滑稽(相当于北方的相声)段子,叫做《黄鱼换带鱼》。说的是一个卖鱼摊床,老板正忙,由学徒代站柜台。来了个顾客,问黄鱼多少钱一条?回答说,一元一条。顾客说他要了。他手里拿着黄鱼,还没付款,又问带鱼怎么卖的?回答说,也是一元一条。顾客说他要带鱼吧。于是,他把手里拿着的黄鱼放下,拿起了带鱼,就要走。学徒说,先生,你还没付款哩!顾客问,你跟我要什么钱?学徒说,你买带鱼的钱啊!顾客反问道,这条带鱼是我用黄鱼换的呀!你要什么钱?学徒说,那么你买黄鱼的钱呢?顾客说,我不是没拿你的黄鱼吗?我没买黄鱼,你凭什么要钱呀?学徒说,你买带鱼的钱啊!顾客又重复道,这条带鱼是我用黄鱼换的呀!你要什么钱?学徒说,那么你买黄鱼的钱呢?顾客说,我不是没拿你的黄鱼吗?我没买黄鱼,你凭什么要钱呀?这样的一问一答重复了三四遍,惊动了老板,出来问怎么一回事?学徒和顾客又重复了上面的那段话。老板觉得顾客有道理,就连声道歉,让顾客把鱼拿走。顾客扬长而去,老板回过头来教训学徒对待顾客态度不该生硬。最后,学徒哭着说,那个人没付任何钱就把我们的鱼白拿走了。老板这才恍然大悟,可是已经晚了。
    
     言归正传。文章发表了,立即引起轰动效应。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有13家报刊全文转载。在今日之中国,只要是批判刘宾雁的文章,总会获得相当一部分编辑的“青睐”。因为这是既能提高销售量又没有风险的游戏,兴许还可以获得中宣部的好感!尽管我亲自登门走访了三家报刊编辑部,尽管我写信给其它各家报刊的编辑部,出示证据讲道理,请他们更正,他们毫无悔改之意。这才逼得我告诉到法院,指控他们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我根据李占恒文章中叙述的种种疑点,多次前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他们把二审判决书和终审判决书给我。每次都遭到拒绝。最后,接待我的郑法官以“国家有规定”为理由,拒绝了我的合理要求。直到民事法庭开庭时,李占恒出示了那么多所谓的证据,才使我大饱眼福,大开眼界!
    
    就这样,从1989年1月黑河法院公开审理和宣判以来,到1997年11月为止,整整8年零10月,没有任何人或单位将这以后关于此案发生的180度的大转弯通知李植荣的遗属、大量证人和我这个检举人。要不是李占恒的文章揭露出其中的种种猫腻,整个社会迄今仍被蒙在鼓里。还有比这更加黑暗的黑箱操作吗?这不是做贼心虚又是什么?只有白痴才会相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干的像这样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当真没有人能管得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胡作非为了吗?当然不是。最起码,它上面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嘛!后来的事态发展,让人们如梦初醒,原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每一个判决都是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一起影响面这么大的故意杀人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敢擅自做主。从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殿元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上访之日起,这个案子一直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陈庭长的直接领导下运作。当然,不是陈庭长一个人,他得请示报告。向谁请示报告?当然是他的上级!可见,这个主意并不是个别人的罪恶,而是当时的以任建新院长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案子证明,各级法院打着”司法独立”的幌子,往往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除了上级法院以外,别的单位都管不着它。可是,要是连最高人民法院也和他们一鼻孔出气呢?老百姓还有申冤之处吗?许多人天真地想,省、市、地、县、区各级法院都可能犯错误,可是最高人民法院总不至于判错吧?恰恰相反!这个案子充分证明,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可以犯错误,而且往往就是故意错判的主使者和根源。
    
    看,这就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性”!
    
    
    
    李占恒的文章出笼后,陈世忠把他和几家报社告诉到了法庭。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1999年9月2日的(1999)哈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写道:
    
     “本院认为:1969年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武警战士王忠全、马洪财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案,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但并未宣布王忠全、马洪财无罪。即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李占恒的《悲剧》一文在事实的叙述过程中,与法院认定完全相反,是以武警战士执行公务,忠于职守的论点报导了该事件,其事实报导完全失实,违背了有关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该文结尾说:“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此话李占恒说是引用王忠全、马洪财的话,但此种说法是以李占恒署名文章首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陈世忠积极地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行为,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陈世忠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表现,这不仅不能受到批评和指责,而是应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况且仅凭陈世忠的检举,不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必要条件。李占恒在报纸上以贬义的词语,评论陈世忠的检举犯罪的行为,是对陈世忠名誉及人格的侵害。故李占恒应在相同的场合赔礼道歉,挽回影响,并赔偿由此给陈世忠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其它五名被告均系报社,在刊登《悲剧》一文时缺乏必要的审核,其行为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给原告造成了影响,均构成对原告名誉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判决书要求李占恒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判处李占恒和五家报社总共赔偿精神和物质损失25万元。就这样,我基本上打赢了这场官司。
    
    打赢了官司的陈世忠。下一步怎么办?我携带这份判决书再次进京,上访了所有的有关单位,目的是追究各级法院渎职者的责任。为什么不顾罪犯犯罪情节的恶劣性和后果的严重性,故意重罪轻判呢?为什么仅仅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就可以让凶手恢复公职和当法官呢?我这样做是什么精神在支持我?当然是公民的责任感和对人民事业完全彻底负责的精神!毫无疑问,这是一桩为民除害、建功立业的壮举。
    
    但是,我向肖扬院长的几十封检举信连一封回音都没有,我的几十封检举信等于是给他们通风报信,让他们知道我不会仅仅满足于打赢这场民事官司。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警觉。试问,这么大的政治责任谁能担负得起呢?他们太输不起啦!果然,最高人民法院迅速作出了指示,很简单,继续拿不是当理说。决不能让陈世忠赢,免得他再乘胜追击!但是,明明白白是侵犯名誉权,怎么能把谎话说圆呢?有了。请阅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0年10月18日128号文件中传达的最高人民法院指示:
     “最高法院的答复意见如下; 经研究认为,‘悲文’(指《刘宾雁笔造悲剧》)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虽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但鉴于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故以认定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为宜。”
    
    这段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 肯定了《刘宾雁笔造悲剧》中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确实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的确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
    第二, 建议“以认定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为宜”,其唯一理由则是“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
    第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原因是“此案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
     至此,名誉确实受到损害的陈世忠已经注定非败不可了。
    
    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提出的是一个强词夺理、站不住脚也见不得人的理由。“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你怎么知道的?你能举行一次民意测验或民意调查吗?不要紧啊,在民事案件中谁主张就由谁举证嘛!你陈世忠怎么证明这篇文章给你带来了“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你陈世忠怎么证明这个 “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究竟有多大?
    
    试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标准,世界上还有几起案件够得上“构成侵犯名誉权”的呢?
    
    但是,谁来推翻原来的判决呢?谁来承担这千古骂名呢?让一个法院自己推翻自己的判决,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既是罕见的,也是很不光彩的呀。所以,这一拖就是近四年!为什么需要四年呢?一是物色甘心昧着良心指鹿为马的法官毕竟很难;二是还要绞尽脑汁编造出所谓的理由来,使得大面上能过得去。
    
    就这样,一拖就拖到了2004年5月(这当然是严重违反中国民法规定的,但是老子就是违反了,你能奈我何?)。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换了主审法官李全文。她不经开庭,就下达了新判决书,其中充满了谎言,就连没有开庭这样浅显的事实都不敢承认,硬说是开过庭了!而且新判决书是早在2004年3月就编好了的!为什么要拖两个月才发给原告呢?可想而知,他们心虚和虚伪到了何等地步。可是,两大上级法院的指示又有哪一个法官敢顶着不执行呢?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同一家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同一民事案件作出的新的一份截然不同的判决书吧。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3.18.的(2000)哈民一重字民事判决书写道:
     “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涉及的发生在1969年嫩江劳改农场武警战士开枪打死走过警界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虽经司法机关立案并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其结论是本案已过追诉时效期,故依法撤销王忠全、马洪财案件,即对“犯罪”事实没有予以认定。
     李占恒根据自己调查和采访的材料,按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观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刘宾雁当年仅凭陈世忠提供的案件事实,即撰写了《第二种忠诚》一文,并由该文导致二个武警战士获罪入狱的后果。此行为应属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文中不存在事实失实的情况,并末使用侮辱性语言。因此,《悲剧》一文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
    该文结尾部分称: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这段话是作者引用王忠全、马洪财的话,并非作者的评语,此话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
     陈世忠能积极向有关机关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本案的五家新闻单位,只是如实转载刊登了李占恒和陈世忠的文章,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均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
    
    比较两份截然不同的判决书的结果,人们发现其关键在于对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的措辞是怎样理解的。
    1999年9月2日,以审判长张建华为首的法庭作出的(1999)哈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说:“本院认为:1969年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武警战士王忠全、马洪财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案,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但并未宣布王忠全、马洪财无罪。即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
    
    而2004年3月18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审判长李全文为首的法庭未经开庭就作出的(2000)哈民一重字民事判决书说:“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涉及的发生在1969年嫩江劳改农场武警战士开枪打死走过警界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虽经司法机关立案并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其结论是本案已过追诉时效期,故依法撤销王忠全、马洪财案件,即对“犯罪”事实没有予以认定。“
    
    请看,李全文故意把“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中的关键词语“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给删除了,从而硬说对“犯罪”事实没有予以认定。这就奇怪了,既然连犯罪事实都没有认定,又怎么会提到“已过追诉时效期”呢?如果不是犯罪的话,这追诉时效期又从何谈起呢?
    
    尊敬的读者同志,如果法院经过调查,确认你犯有强奸罪、盗窃罪、杀人罪,但是又说,仅仅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所以不予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甚至因此撤消了案件,你能同意吗?你能满意吗?对于一个没有犯罪的人,难道可以引用“已过追诉时效期”来侮辱他吗?
    
    大家还不妨用最笨的思路来想一想,如果说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在1990年4月撤消了此案,就意味着承认那两个杀人犯是被冤枉的,就意味着他们两个凶手所编造出来的谎言是真实的话,那么,各级法院还会对如此猖狂地诬陷、诽谤解放军的检举人和证人们手下留情吗?还会等到今天依旧不追究我的伪证责任吗?这么好的“反面教材”岂有不利用之理?另外,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判决书里面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他们还需要偷偷摸摸地下达这样一个判决书吗(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解放军蒙冤受屈的感人故事!)?他们还需要死活不让当事人和检举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决书吗?
    
    再看,既然“李占恒根据自己调查和采访的材料,按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观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刘宾雁当年仅凭陈世忠提供的案件事实,即撰写了《第二种忠诚》一文,并由该文导致二个武警战士获罪入狱的后果。此行为应属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文中不存在事实失实的情况,并未使用侮辱性语言。因此,《悲剧》一文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注意:“文中不存在事实失实的情况,并未使用侮辱性语言”)那么,检举人和大批证人硬说两个忠于职守的解放军哨兵是故意杀害无辜犯人,这是什么行为呢?这不是诬陷、诽谤解放军又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判决书居然还说什么“陈世忠能积极向有关机关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逻辑性呢?一心执行两个上级法院指示的李全文连起码的逻辑推理也顾不上了,达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即终审法庭)2005年7月22日的(2004)黑民一终字第224号二审判决书则走得更远,现将其摘要如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判断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应通过对社会评价是否受到明显降低、是否存在侮辱诽谤他人名誉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故意和过失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来综合认定,且缺一不可。
    
     关于李占恒是否侵害陈世忠名誉权问题。李占恒根据自己的调查采访撰写的《悲剧》一文,主旨在批判刘宾雁根据陈世忠提供线索撰写的《第二种忠诚》造成的后果,并未对陈世忠的名誉进行侮辱和诽谤,其仅在文章结尾引用了当事者对陈世忠的评价语言。李占恒的文章是其根据自己对客观存在历史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所发表的言论,其对王忠全、马洪财是否有罪的观点正确与否,不能否定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的规定,即“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综上,李占恒撰写文章的内容基本真实,主观亦不存在侮辱、诽谤陈世忠的过错,且陈世忠亦无证据证明其社会评价因李占恒撰写的文章而被贬低,即未能证明其名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因此,陈世忠关于李占恒构成侵害其名誉权的主张,不符合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你们看到,两级法院为了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编出了以上几条似是而非的理由,千方百计证明李占恒和各报社没有侵犯名誉权。因为是歪理,表面上看起来振振有词,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纯属强词夺理,令人联想起封建社会的包揽词讼的恶讼师。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拿不是当理说,颠倒是非,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把白的说成是黑的。这是典型的以法律的名义集体强奸法律。
    
     为了揭露他们以法院的名义和以法官的身份卑鄙地糟蹋法律的阴谋,有必要一层一层地剥开他们炮制出来的判决书的画皮。
    
     首先,省、市两级法院编造出来的这些不让陈世忠胜诉的理由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精神有极大的出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首先承认,李占恒在各报上发表的文章“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现在,这新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都根本不承认该文章“含有贬义,不承认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就一口咬定“李占恒撰写文章的内容基本真实。”这就叫做“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通过歪曲事实来打败你陈世忠!试问,他们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民事审判庭是怎么调查一起已经公检法反复调查和定案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一点道理也讲不出来!所以,连在根本没有开庭这个事实上也要撒谎,硬说是开过庭了。妄图一手掩住天下人的耳目,但是这样做岂不是太力不从心了?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法院的法官要处心积虑地包庇两名普普通通的故意杀人凶手呢?他们犯得上仅仅为了两个小兵就淋漓尽致暴露自己的阴谋诡计吗?他们为此担如此风险值得吗?
     我能作出解释,至少有三条。
     第一, 各级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和教唆下,已经习以为常地搞黑箱操作,屡试不爽,自以为是万无一失,天衣无缝,坏事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这一次当事人陈世忠也绝对不可能发现,他们不可能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所以,他们做梦也没能料到居然会大意失荆州。只得匆匆忙忙修补漏洞,不惜强词夺理,以权势压人,以所谓国家机密来掩盖他们所做的不可告人的勾当,甚至不惜堕落到公开撒谎的地步。思前想后,人们不禁感慨:国家机密,人世间有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而得逞!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他们的可怜的脓水也只不过就这么一点点罢了。
    
     第二,军队的介入和压力。原来,善良的人们光是以为,这起杀人罪行仅仅是两名战士的个人行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漫长岁月和案件的跌宕起伏,人们开始意识到,当年的罪行极有可能是士兵的上级指使或暗示的结果。人们注意到,李占恒在法庭调查时为自己、也是为两名凶手辩护时所说的话:
    “大家知道,当时正值珍宝岛开战不久。上级有精神,一旦苏修大规模入侵,将劳改队的三大犯(指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15-20年有期徒刑的“重刑犯”)就地处决。” (有法庭调查的录像带作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忠全完全可能错估形势,以为苏联军队即将长驱直入,那么像李植荣这样的国民党军官出身的反革命罪犯是注定会被就地处决的。所以,将他处死仅仅是早一两个月还是晚一两个月的问题。杀个把早晚要被消灭的反革命份子,在良心上不会有太重的包袱,但是这么一来却可以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和政治警惕性高,为今后的平步青云铺平道路。何乐而不为?
    
     另外,就在李植荣被杀的前夕,姓郑的劳改队长在队前训话时曾几次语重心长地告诫犯人:“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回忆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劳改干部已经得到消息:部队要开杀戒了!只不过究竟部队是否有过正式文件,还是仅仅是口头传达,更可能的是“一抬手,一个眼神,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我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些都是一部分善于察言观色的中国人不用学就会的本事。
    
     既然这个案件牵涉到部队,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常现象。
    
     先是早在1986年,沈阳军区的王广弟等两名干部来我校对我进行外调。我据实讲了我的所见所闻,他们满意地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可是,1998年李占恒在法庭调查时却出示了这份调查报告。调查者花费大量篇幅,叙述他们如何在几十天里不辞辛苦地找来找去,结果连一个知情人也没找到,连一个当时在场的人也没找到,结果只得邀请一批曾在该劳改队工作过的干部集体回忆当时的情景。可是结论是什么呢?大家回忆说:“李植荣是一个一贯表现较好的犯人,没有逃跑动机,何况十五年刑期已经将满,不大可能逃跑。”大家还认为:“他尽管误出警戒线,但距离不远,不打死他也可以。”可是,调查者竟据此下结论说:“陈世忠的检举有诸多虚假之处”。正因为这个调查报告见不得人,所以此前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而当李占恒需要有利于他的证据时,他就请1998年担任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保卫部副主任的段军在这份调查报告后面也签了字,作为正式证据,出示法庭。
    
     这一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把案件退回给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李全文居然亲自去北京取来一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检察院于2001年5月联合盖章的所谓“关于哨兵王忠全、马洪才击毙越出警戒线犯人事件的调查结论”,说是:
     “经武警部队政治部保卫部、武警部队军事法院、武警部队军事检察院联合调查认为1969年4月14日,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三岗分场劳作区担负看押任务的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九团(现武警辽宁省总队一支队)七连战士王忠全、马洪才将越出警戒线的犯人李植荣击毙,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极其荒唐的是,这么重要的调查结论只有一页纸,既无调查人姓名和签名,也无调查经过,更没有说明如何经过调查否定掉以前那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结论的。而且,作为证据,法官竟不但不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甚至不许原告代理人依法得到复制件。可见,提供证据的三单位以及主审法官心虚到了何等地步!众所周知,未经举证质证认证的任何证明均无法律效力。
    
     人们注意到,上面提到过的提供那份1986年的调查报告。两名调查人东找西找、找了几十天,却连一个目击者也没找到,仅仅靠几位劳改农场干部的集体回忆而得出的所谓结论。当时,布置那次调查的是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保卫部副主任段军。而这次提供这份证明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保卫部,它的副部长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已经升了官的段军。这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第三、李占恒给他的文章起名为《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是处心积虑、煞费苦心的。结果果然奏效,多少媒体竞相刊登,有的报刊编辑连内容也没有看懂,把关键文字漏掉好几行,令读者无法卒读。但由于其标题吸引人,销售量当然猛增。但李占恒的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堵住别人的嘴,看在今日之中国,谁胆敢替刘宾雁辩护!可是现在,一审判决要求被告李占恒在各家报刊上以同样篇幅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一来,他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一文严重失实。广大读者会恍然大悟,原来五年前读到的那篇文章纯属假新闻。在今日之中国,许多报刊同时承认“刘宾雁并未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并未制造了一起冤案”,这该是多么“敏感的政治问题”啊!不行,即使颠倒黑白,也要阻止陈世忠胜诉!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指示不能让陈世忠打赢官司的症结所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才是真正的最敏感的政治问题。
    
    然而,不论各级法院如何弄权狡辩,如何公然撒谎,如何玩弄文字游戏,无非是为了一个卑鄙的目的:替两名证据确凿的杀人犯开脱罪名,但是,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王忠全使用了极其卑鄙、残忍和狡猾的手段把一个老老实实接受劳改的、已经蒙受13年劳改之苦的无辜公民置于死地,而且殃及其妻儿老小,这一点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抹杀不掉的。
    各级法院这样猖狂地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就是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所谓的司法公正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究竟是个什么德性!
    
    归纳一下,我向中纪委提供的违法乱纪和犯罪线索有以下几点:
    
    1.我检举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渎职失误:
    A. 为什么把一起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故意杀人案件的主犯王忠全只判有期徒刑三年?此人一再撒谎,一再被拆穿,仍然毫无悔改之意,始终拒不认罪。中国刑法上哪一章哪一款规定对这样的罪大恶极份子也应该给予宽大处理的?再说,该法院难道真的不懂判刑三年就意味着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了吗?
    B. 为什么允许已被判刑、正在上诉的杀人凶手交保释放?中国刑法上哪一章哪一款规定正在上诉的杀人犯也可以交保释放的?
    C. 为什么在案情大白之后,不按照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的建议,把李植荣的被杀真相立即通知被害人的亲属,并请北京市有关部门对被害人的亲属进行安慰和抚恤?
    
    2.我检举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和刑三庭的渎职失误:
    A. 在二审和终审期间,为什么无视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明显偏轻的失误,不予纠正;反而一口咬定“判刑三年就意味着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从而使“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案主犯得以免于刑事处分,进而撤消案件,为两名罪犯日后恢复党籍和公职大开方便之门?
    B. 为什么始终不将进行如此重大改判的重要法律文件通知被害人亲属、证人和检举人?
    C. 为什么如此重大改判的重要法律文件拒不让登门上访的检举人过目?
    D. 为什么把最高人民法院的黑指示当作国家机密向当事人隐瞒?
    
    3。我检举最高人民法院的渎职失误:
    A. 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调阅案卷时无视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明显偏轻的失误,不予纠正;反而一口咬定“判刑三年就意味着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从而指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使“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案主犯得以免于刑事处分,进而撤消案件,为两名罪犯日后恢复党籍和公职大开方便之门?
    B.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无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仅仅根据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对证据确凿的杀人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书,早在撤销案件以前,就听任法库县人民法院的杨殿元院长非法恢复故意杀人案件的主犯王忠全的党籍、公职和继续让他担任法官。最高人民法院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荒唐事!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渎职失职还是蓄意包庇故意杀人犯和他的三级上级领导机关?
    C. 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办朱同志和纪检组仲同志早在1998年1月就接待过我的上访,收下我的检举材料,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纠正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再失误。此后我又不得不连续向最高人民法院信访19次,上访2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所有检举等于给最高人民法院通风报信,好让他们采取对策。必须追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极端不负责任的恶劣做法。
    D. 最高人民法院无视一审法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所作的民事判决书定性正确的一面,反而向二审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秘密指示,仅仅“因为案件涉及敏感政治问题”,教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从事实出发,硬把一起极其明显的侵犯名誉权案件“不以侵犯名誉权结案为宜。”
    
    4. 我检举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的三个单位、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等拼命地替证据确凿的故意杀人犯开脱。当时部队对于王忠全等的弄虚作假、故意杀害无辜在押犯人的罪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有待调查。
    
    5. 我检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部分常委。
    
    这个案子的一波三折真的完全是最高人民法院指使各级法院颠倒黑白所造成的吗?人们常常说,应该让司法独立,让法院独立办案,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幕后的指挥者只能是上级领导即上级党委。因此,唯一有权制止或纠正最高人民法院的胡作非为的只有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我曾以挂号信形式多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揭发最高人民法院的倒行逆施。因此,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倒行逆施一而再、再而三地得不到纠正的时候,唯一的解释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仅仅是在执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罢了。由此可见,中国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总根子不仅仅在最高人民法院。而且就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那里!
    
    在附录里我附上几封有代表性的信。我曾经多次给朱熔基、尉健行、江泽民、罗干、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写信,不久前,我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写信,揭发检举最高人民法院的倒行逆施,照例毫无回音。我给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内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几百封挂号信就足以使他们的行政不作为罪责和渎职罪无可推托! 他们的充分表演,让全中国人民,也包括全体共产党员看清楚,这些所谓的法官、所谓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什么猫变的。这些蠢人,完全颠倒了他们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以为通过颠倒是非的手法就可以吓退中国人揭发检举坏人坏事的勇气,它等于警告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看,谁还敢步陈世忠的后尘!”这种痴心妄想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成败在于理!
    
    吴官正书记同志,中纪委各位负责同志,
    任何法院办错案件都是难免的,有的时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个案子却不一样。毛病出在各级法院联手故意包庇杀人犯,属于明知故犯!这是最卑鄙、最恶劣的,最可怕的,最让老百姓不放心、最深恶痛绝的。共产党的威信就是这样被败坏的!共产党的江山也就是这样遭到动摇的。什么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吗?
    这个案件集中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腐败的万恶之源。一年一度的两会刚刚闭幕,今年我没有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借两会之机,给各级领导和人大代表们写信,揭露最高人民法院的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经验证明,不论我如何揭发检举,摆事实讲道理,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的无恶不作,肖扬院长每次在两会期间的工作报告照例得到顺利通过。可是,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根本不知道他干的这一系列见不得人的丑事、脏事、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因此,我郑重建议,中纪委把我检举的内容当作重点案件来查处,建议暂时停止肖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对他实行双规。只有这样,才能揪出中国司法腐败的总根子;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杜绝司法腐败的卷土重来;只有这样,才能纯洁法官队伍,不让贪官、昏官甚至杀人犯长期混在干部队伍、党员队伍、法官队伍里为非作歹、招摇撞骗,败坏法院声誉、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
    
    如上所述,这场斗争非同小可。以肖扬院长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犯罪集团绝对不是孤立的。中共中央内部不止一个领导成员对于此案是知情的。中纪委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就是查清隐藏在肖扬背后的那双黑手(更可能是那么多双黑手),只有这样,才能揪出中国司法腐败的总根子;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杜绝司法腐败的卷土重来!
    
    吴官正同志,中纪委的全体同志们,
    从1981年到2006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为了一件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杀人案件而奔走呼号、奋斗不息,打了不起5年的官司,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难道不是我们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吗?支持着我坚忍不拔的是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真理和正义必胜的信念!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我越来越懂得一个道理:我面对的是一个从上到下盘根错节的犯罪团伙,他们有着极其强大的权力和后台!我就像唐吉珂德大战风车那样自找烦恼。几十个职能部门的无所作为,几百封检举信的有去无回,正在不断地助长着坏人的嚣张气焰。我检举杀人凶手多少年,那杀人凶手稳稳地坐在他那法官的宝座上,而且不断地升官发财!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难道通过包庇这样一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就能建立起和谐社会来?难道这就是我们高唱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新三民主义?为什么人们抱怨,当今社会往往是“坏人坏事没人抓,好人好事没人夸”呢?看看陈世忠的遭遇就足够了!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曾经采取措施保护过、鼓励过我这个检举人?到头来,我落得一个再一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境地,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任何保障!偌大的中国,哪里有我的立锥之地?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把人逼上梁山?这究竟是谁的责任,谁的过错?尽管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谁共我,舞倚天宝剑,扫此荒唐?”看来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实在是知音难觅啊!由于数百次的碰壁,我对你吴官正同志和中纪委也不敢抱多大的希望。但愿你们能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尚未绝种!
    
    最后,希望你们不要因人废言,秉公办事,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我再加上一个横批:”取信于民。”
    
    敬礼
    
     陈世忠
     2006年4月3日
    
    通讯方式:(略)
    
    附件一览表:
    1. 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1987。9。17。)
    2. 马超元的检举材料 (1985。7。2。)
    3. 白景富的亲笔感谢信 (1987。11。13。)
    4. 陈世忠离婚协议书 (1998。12。20。)
    5. 陈世忠给肖扬的第10封信 (1999。10。10。)
    6. 陈世忠致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2002。10。29。)
    7. 陈世忠给胡锦涛的第5封信 (2004。10。1。)
    8. 陈世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的信(2004。10。1。)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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