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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红山农场侵权案:谁欺骗了中纪委
(博讯2006年4月01日)
    
    被申诉单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法人代表:潘季林------0571-82665101-----13867100077,他有多少秘密,就有多少谎言. (博讯 boxun.com)

     裘金友背后有二个官吏;一个是贪污贿赂的赃吏,另一个是玩弄法律的奸吏,而红山农场赃官触犯法律,但法律仍然存在,而奸吏法官徇私枉法执行作弊,让法律失去时效.
    被申诉单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局 法人代表:童继伟,该局原局长,手机13506718866;
    余樟春,现局长,电话0571-82621001,手机13805705326。
     裘金友于1992年曾经获得过所在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这样看来,那个时候的裘金友肯定不是“精神病”了,要不然,不要说被评为先进了,就连工作的权利,好像也没法保障。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到了97年的9月份,掌握有大量证据并多次进行举报的裘金友终于被有关部门“发现”,有“精神病”嫌疑。经过了208天“鉴定”、“治疗”后的裘金友,终于被确诊为“精神病”(有没有满足某些小集体、个人利益的嫌疑?),精神上受到的打击自不必说,身体也垮下来了:“经常生病,左脑、肝脏疼痛。”
     按常理分析,一个有“精神病”的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偏偏有当地政府部门和个人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提供书面材料证明这个人是个正常人,不是“精神病”,难道不反常、不耐人寻味么?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作为公安机关,有没有组织对公民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权利和义务,什么情况下才能行使这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在民事领域,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针对谁有权提出认定精神病人的问题。显然,除了“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他人无权主张某人有精神病。从这条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擅自委托鉴定精神病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按照“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原则,这种擅自委托或者指定鉴定,就可能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严格地讲,只要行政机关委托或者指定了某一机构对公民进行精神病鉴定,不管鉴定的结果如何,就应当认定侵权,因为鉴定本身就足以引起他人对被鉴定人“患有精神病”的猜疑。当然,在行政处罚和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及时查明犯罪事实,确定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我国很多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司法、侦查机关有权依法指定或者委托专门机构对涉嫌犯罪的人员进行精神病鉴定。但这种委托仅限于刑事诉讼和行政处罚,不及于民事领域。
     作为公安机关的萧山市公安局显然知道这方面的规定,从沈玉凤提供的材料来看,1997年该公安机关委托有关部门对裘金友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前提是,裘金友涉嫌与1994年挪用公款,是一名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这里,显然有一点违背常理,公安机关既然掌握了证据,为什么不是积极组织侦查、破案,而是迫不及待地给他作精神病鉴定呢?况且,正发生在裘金友举报上诉的当口?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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