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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转业军人田宝兰致中央军委领导的公开信
(博讯2006年3月16日)
     按:这是一个实际上上超过200万元的盗窃大案,由于数额巨大,又涉及到军人,因此,从2001年事发以来,引起了陕西民众、司法界以及现役与退役军人的持续5年的强烈关注。失主田宝兰向中央领导反映的陕西军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是令人震惊的,请媒体对本案以及田宝兰所作的调查给予关注。
    
     西安转业军人田宝兰致中央军委领导的公开信 (博讯 boxun.com)

    
    
    中央军委
    胡锦涛主席
    郭伯雄副主席
    曹刚川副主席
    徐才厚副主席
    
     我是“2001年西安191万元特大现金被盗案”的苦主、转业老军人田宝兰。2005年5月我曾就西安司法系统黑恶势力陷害、打击我的情况致信各位。随后陕西省常务副省长以及省政法委、省军转办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就此作出了批示,陕西省公安厅主管副厅长2005年8月就此案组织了专门的接访。鉴于目前这个明明白白的惊天大案在拖延了5年之后,正面临继续被拖延的危险,我不得不再次致信各位,请对此案继续给予过问,同时也向各位通报我和我的支持者调查的陕西地区涉及军人权益的惊天动态。
     从2005年5月下旬开始,在中央军委和陕西多位负责同志的批示下,原来承办此案的西安市新城公安分局再次启动了原有办案班子重新对我的案件进行侦察。令人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分局负责人及办案人员不断向我承诺积极办案,却不采取有效的侦察措施,对我多次提供的重要线索也不追索侦查。犯罪嫌疑人张成东用盗窃的钱买车、买房,开药厂办经营;另一犯罪嫌疑人梅陆军成天在家逍遥自在过日子。我需要明确向各位反映的是,这是一个在西安地区人所共知的2001年案发不久就破获了的案子。我用下列情况较详细地说明这一点。
     一、本案2001年6月19日发生后,新城分局办案人员根据除我本人之外只有张成东(我店雇佣的副经理)有条件打开保险柜的情况,以及其他初步侦察的结论,确定了张成东为主要犯罪嫌疑人,当天就带走并提审了张成东。
     二、6月20日,张成东姐夫陈大海(时任西飞集团试飞中心公安处负责人)三次电话约我谈话。见面后先告诉我是梅陆军(张成东朋友、无业,曾因贩毒、吸毒、盗窃被多次劳教判刑)怂容了张成东作案。后又告诉我是梅陆军作的案,在我否认梅陆军无法单独完成作案后,陈大海承认张成东也参与了作案。
     三、6月21日,在办案人员安排下,我到张成东被监视居住的宾馆给张送饭。张成东告诉我,有梅陆军参与,并恳请我告诉办案人员。
     四、7月13日下午1点到4点,新城分局邀请我国著名心理测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武伯欣教授主持对张成东和我本人做了心理测试。武伯欣教授当场了排除了我报假案的可能,确定作案人员就是张成东,并指出测试结果与侦查、审讯结果一致,并要求办案人员把张成东抓起来。
     五、7月13日晚8时,办案负责人当着多名办案人的面告诉我案子已经破了,我当时感动得下跪致谢。
     六、7月13日晚10时,梅陆军匆忙找到我并告诉我说,一办案人员告诉他,案子已经破了,确定是张成东。在办案人员安排下,他与张成东见了面,张成东要梅陆军赶紧找人救他,张成东并提出要田宝兰出面营救他。
     七、7月14日下午,新城分局又对梅陆军、张成东的其他几位朋友和我店职工做了心理测试。武伯欣当场认定梅陆军参与了作案,并指出这也与侦查、审讯张成东的结论一致。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梅陆军当场被刑事拘留。
     八、7月14日晚8时,梅陆军的姐夫田平利(时任陕西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现任陕西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及夫人梅淑慧(西安市新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与办案主要负责人曾为新城区委同事)到新城分局要求办案人员释放梅陆军,并与分局负责人接触。
     九、7月15日,新城分局办案负责人建议我与张成东、梅陆军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以利案子尽快了结,尽快从张成东、梅陆军把钱追回来。我当时拒绝了这个建议。
     十、8月1日,陈大海再次约我谈话,提出让我把张成东和梅陆军保出来,让张成东、梅陆军把钱还给我,他们全家会感谢我。并说他会让办案人员带他见张成东,同时提醒我,要提防梅陆军把分的钱弄光。
     十一、8月初,在我店门口的摆摊裁缝向我店职工及办案人员证实,6月5日清
    早,张成东提一个旅行袋离店。这与办案人员和我推算的失盗时间相符,与张成
    东与外界电话联系的记录相符,与武伯欣教授对张成东测试后得出的“钱是一次
    性拿走的,用的是旅行袋,放钱的地方还有人知道”的结论相符。
     十二、8月23日,田平利再次到新城分局,与分局负责人及案件负责人交涉。
     十三、8月30日,一个办案负责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两次向新城区检察院报捕张成东和梅陆军,检察院不批,田平利给检察院做工作了,并说“如果不是田平利,早把两人收拾了”,建议我到公安部告状去。我问证据是否充足,该负责人说他们当然认为证据足够了才报捕的。随后西安市公安局大案处一办案人员告诉我,检察院不让他们办案。
     十四、9月上旬,田平利第三次到新城分局,与分局负责人及案件负责人交涉。
     十五、2003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室主任洪道德教授应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之邀,依据从各个方面取得的证据材料,明确提出本案证据已经够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应该对张成东和梅陆军实施逮捕。
     十六、2005年3月,在北京清华大学,12位我国著名刑事律师、行政法专家对“田宝兰巨额现金被盗案”举行了司法研讨会。与会专家分析了会议所提供的全部录音、录像、文字等证据材料。认为由于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导致案件证据不是非常完整,但现有的证据对实施逮捕已经足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首先应对二人实施逮捕,并继续进行证据的补充侦察。
     一个已经侦破并开始进入批捕程序的案子,在时任陕西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现任省高院副院长)田平利等人的强力干预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新城分局在确定案子已经破获并告诉了我本人的情况下,又改口证据不足,于2001年9月14日同时释放了张成东和梅陆军。新城分局销毁证人证言、侦察记录、审讯笔录,给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与犯罪嫌疑人家属串通,对受害人造谣诬陷,推委搪塞,导致案件5年久拖不决,期间,我又被一警察以帮助办案的名义骗走29万5千元,至今追不回来。因此,本案的解决关键不在于是否还要侦察新的证据,而在于新城公安分局是否决心解决问题,是否决心排除干预,是否能采取积极措施纠正5年来其本身造成的种种问题。多名过去和现在的办案人员告诉我,“张成东和梅陆军是作案人”在内部实际上一直没有疑义。但案子为什么总是突破不了呢? 现在看来,除了田平利等人的干预继续存在外,从各种迹象分析,多名办案负责人与当事人之间涉嫌重大的权钱交易行为。2005年8月,陕西省公安厅督办此案,试图从新城分局一位直接办案人员身上突破内幕时,该办案人员大喊“我不能说,就是憋死我也不能说”。由此判断,此案再由新城分局继续完全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现在还想告诉各位的是,我是1985年从军队医院转业到地方企业的。企业破产后,我在未拿到任何补偿,也没有任何养老、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自谋生路经营餐饮企业。从1994年到2001年经营期间,除上交国家几百万元税收外,我积极参加了多项社会公益事业。先后解决社会就业300人次以上,其中复转军人及军人子弟130多人次。从2001年案发后,在我不断面临官场黑恶势力的陷害、压制时,数以百计的复转和现役军人给予了我持续的关心和帮助。
    
     2005年在中央军委和陕西多位负责人的批示下,新城分局重新组织案件调查期间,我和多名复转军人对西安乃至陕西地区多年上访的复转军人的状况作了120多天的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一、全陕西109个市县均存在多年上访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军人上访案;二、上访军人涉及从抗美援朝,到对越自卫还击战,到现在的各个年代的各种问题;三、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上告无门,近两年来陕西各地的军人上访迅速朝组织化态势发展。2005年4月,陕西省政府门前连续爆发了几起大规模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静坐示威的事件,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点;四、另据调查,近年来,在陕西地区因征地、拆迁、村民选举等激起的成气候的维权抗争事件中,70-80%带头人和骨干为复员军人。他们因为有正义感,有组织能力以及有外界联系,很容易在民众中形成威望。
    
     现在在我们国家,曾经光荣的革命军人成了越来越庞大的灰头土脸的受害群体;曾经的国家柱石成了越来越激烈的对政府行为进行抗争的先锋。我们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近三十年的改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各位主席,中国军队的荣誉是靠战争年代的一次次战役,以及和平年代的一次次抗灾救险积累起来的。现在发生在我国,特别我们老军人身上的一次次令人震惊的事件正在瓦解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幸成功转型的老军人,我的可怕遭遇正在摧毁大批转业和现役军人对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和信念。
    
     我再次提请各位关注这一案件,提请各位研究本案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以及潜藏在军人与政府之间的巨大危机。
    
     转业军人 田宝兰
     2006年3月1日
     联系电话:13892873938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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