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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现任政治局常委批示不管用,北京高级法院认错一年有余坚持不改
(博讯2005年10月28日)
从我近十年来的苦难遭遇,看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大的敌人是谁

    
     我叫王卫平。1969年12月,刚满15岁的我便应征入伍,辗转于甘肃、青海等地,1973年入党,1988年转业,时为正营级。 (博讯 boxun.com)

    
     转业后,我自谋职业,与人合作开办了电气研究所、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并担任法人代表。不曾想,研究所于1994年7月受珠海格力集团原董事长冼文(后高升为珠海市副市长)的欺骗,借款160万元购买了一套该集团下属,冼文兼任总经理的格力凯旋电脑有限公司制、售的伪劣产品;公关公司又于1997年9月被一家台商—西安三德工业制品有限公司骗走78万多元。
    
     在经营活动中,上当受骗并不可怕,因为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可以通过上法院打官司,寻求法律的援助与支持。所以,我们于1996年6月、1998年8月分别对格力电脑公司和那家台商提出了起诉。
    
    一、相信了法律却掉进了苦难的深渊
    
     第一起案件由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初审,高级法院二审、复查、二次复查、再审,至今耗时九年多(详情见附件一《北京高级法院将生产厂家修理不好的伪劣产品判给用户自行修理天理难容》)。第二起案件由北京朝阳区法院初审,第二中级法院二审、复查,向高级法院提起申诉,至今耗时近七年(详情见附件二《台湾一奸商,坑蒙做假、违法毁约心太黑,北京三法院,审非所诉、枉法裁判手更毒》)。两起案件诉讼费、律师费、法官出差吃喝玩乐并差旅费等,又使我们破费几十万元。
    
     不想:头顶国徽、身挂天平,自诩公平公正的北京法院一些领导及法官,比社会上的骗子、坏人更可怕,我就是被它们害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今年已经51岁的我,不得不依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现年78岁的父母的离休金维生。
    
    二、十年申诉、控告、检举,得到过中央与社会各界的广为关注
    
     在逐级走遍所有法律程序和组织程序之后(注:法院系统由初级法院起至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检察院系统由检察分院起至市检察院、最高检察院。党的系统由北京政法委起至北京市委、中央政法委、中纪委、中央政治局。人大系统由北京市人大至全国人大),万般无奈的我,被迫于2003年7月至2004年5月穿上过去的军装,一边沿街乞讨一边愤怒控诉万恶的法院。后在公安机关的建议下,我只到高级法院门前,采取举状纸等形式控告、检举该院故意违背事实作枉法裁判。每逢党的会议和全国及北京市“两会”,辖区民警和联防队员还开着汽车带我到高级法院门前控告、检举。
    
     上至中央领导下至贫民百姓(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贾庆林、罗干先后对我们的控诉材料作出过批示),从人大代表到新闻记者(注:连续两年人大会议期间,有代表将我们的申诉材料提交大会。新闻媒体亦以内参形式报道过我们反映的问题),从法律专家到在校大学生(注:1998年10月、2003年9月,最高法院两次责成高级法院重新审查我们申诉之案;2004年3月31日,最高、北京、海淀区三家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同我谈话,最高检阚林处长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同格力电脑公司一案,法院判决错误”。他还说:“检察院对此案将启动法律监督程序。”不料,没过几天,阚处长又通知:此案已被北京市政法委接回处理)。总之,除了涉案人员之外,凡是看过我们血泪控诉的人,无不义愤填膺地同声谴责司法腐败。
    
     但是,高级法院接到上级转去我们的申诉、控告材料,竟于2003年10月27日说“温家宝算个屁”。另外,北京市政法委接走“我们同格力电脑公司一案”后,此案再次陷入“死水一潭”之中。
    
    三、北京高级法院认错不改
    
     直到2004年5月20日,高级法院总算委派其执行庭庭长田玉玺与该庭副庭长赵俊生、陈海鸥及全体审判长,就我们申诉、控告、检举的上述两起民事案件和一起执行案件,正式承认其判决、执行错误,并恳请我们在其纠正期间,不要再进行控告、检举了。
    
     我当即表示,只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错案能够得到纠正,涉案法官的责任可以不予追究,控告、检举即刻停止。但是,我们的善意总是遭到高级法院的无情捉弄。自2004年5月21日起,我耐心地呆在家里等了八个月,高级法院除了将执行案执结,而那两起至为关键的民事案件,硬是认错不改呀。
    
    四、高级法院挑唆并逼我再次上门控告、检举
    
     2005年1月,在多次与高级法院联系,得到的是扯皮推诿之后,我直接给该院督导室主任李大元打电话询问,却遭到这位李主任的横加指责,他甚至要我“爱到哪告就到哪告,想怎么控诉就怎么控诉”,逼着我不得不从2月21日起,再次站在高级法院门前的边道上,继续控告、检举高级法院反党、反华、反人民,并诋毁中央领导和认错不改等罪行。全国“两会”期间,辖区民警和联防队员亦如往年带我到高法门前进行控告和检举。
    
    五、我向北京市政法委寄交了举行听证的申请书,结果于新的《信访条例》实施前,被崇文公安分局非法拘留
    
     2005年3月11日,我还依据将于2005年5月1日施行的《信访条例》和政法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重大涉法上诉案件举行听证”的规定,向对北京市公、检、法、司机关实施绝对领导的中共北京市政法委,提出了“对我控诉的问题举行听证会”的申请。申请明确提出:“如果听证会认定法院判决错误,敬请政法委督促法院纠正,如果认定我控诉无理,我则停申息诉。”
    
     申请函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发出20多天,接受还是拒绝的回复没有,公安机关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竟于4月7日以扰乱高法门前的公共秩序为借口,将我非法拘留五天。
    
     于是乎就出现这样戏剧性一幕:真正扰乱高法门前公共秩序之主谋、破坏社会和谐之祸根、践踏国家法律之首犯、损毁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之罪魁,蓄意枉法裁判的高级法院,在武警和公安机关的双重呵护下,继续从事着“对以往错误判决,能维持就维持,不能维持编造事实和理由也要维持”的集体犯罪;而深受法院枉法裁判之害,且在公安机关建议下依法主张权利,更没有任何过错的我,反被建议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注:与我前后被拘留的还有十余人)。
    
     发人深醒的是:国务院新的《信访条例》实施前,连外地政府都不派人到北京截访了,可恰在此时,北京的公安机关很有可能是在北京市政法委的授意下,大肆拘捕上访人员,它们此时此刻这样做是给谁人看的呢?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5月10日,我再次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形式致函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强卫、副书记慕平,二次请求“对我们控告、检举的问题举行听证”,时至今日,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4月11日北京市举办的“全市贯彻国务院新修订《信访条例》专题学习班”上,身兼北京市委副书记之职的强卫同志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其意义、要求、规定、落实、责任,说得个天花乱缀,可是他自己却带头不执行,甚至进行对抗!
    
    六、指望那些对党、国家和人民犯下了罪行的人主动纠正,难!
    
     近三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一届党中央为了巩固和增强党的执能力,苦口婆心地一再要求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部门进行自我整顿,能够主动纠正冤假错案,但收效甚微,社会上涌动不断的上访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便是明证。
    
     报载:上访人群中,有一半反映的是法院问题,其中80%确属法院判决错误。另一半也多是因为不相信法院能够公平依法判案,才不得已地奔波在党和政府各部门之间。遗憾的是,上访者反映问题能够得到实际解决的,不过千分之二。
    
     试问:向我们这样三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过,高级法院已经承认了错误的都纠正不了,还有什么人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呢?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我们党掌握国家政权不过56年,可是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这个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双手拥护、衷心爱戴的党,竟被内部的腐败分子祸害得千疮百孔,威信已丧失殆尽。在这样下去,相信会有许许多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包括我在内,不得不退出我们为其奉献了全部心血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将退党原因公告于天下。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吏治腐败、司法不公是破坏社会和谐,激化社会矛盾之祸根。从来都是:先有刁官才会有“刁”民;只有官逼民反时民才会反。中国历朝历代无不是因为统治阶级腐败而遭致灭亡。
    
     我们欣喜地看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已经吹响了清除党内腐败分子的冲锋号,使党又重现希望。
    
     北京精晟电气研究所、北京亲和公关公司
    
     王卫平
    
     二00五年六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德胜门西大街七号院四号楼 邮编:100088 电话:81627015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摘自国内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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