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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谁制造付华良冤案?
(博讯2005年9月03日)
    
    这本是两个人之间的产权纠纷,然而,也许谁也没有料到会出现今天的局面:围绕着两个人的纠纷,牵扯进来的人员越来越多;介入的部门也在增加;产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检察院围绕同一事实却认定意见不统一,甚至出现自己推翻自己的怪事;法院判决迟迟出不来…...所有这些到底怎么回事?中国百姓喉舌网站长鲁宁平翻阅了付华良提供的相关材料,了解到了这其中说不上惊心动魄、但是确实算得上曲折艰难的事件真相!
     (博讯 boxun.com)

    合伙出纠纷
    
    付华良,63岁,现为石家庄市公交总公司退休职工(助理工程师)。1988年8月,付与原单位同事尹某合伙组建施工队,二人商定各占一半股份。尹某出资300元开办账号,腐化良租借来机具设备,并挂靠晋县建筑公司,开始承建工程,以晋县建筑公司第十施工处名义经营。1992年,石家庄市公交总公司基建处土建助理工程师付华良正式向单位申请停薪留职。
    
    据付华良讲,开始几年,二人齐心协力,经营日渐红火。为了扩大再生产,每年不分红利,二人均以借支方式支款以维持各自生活和消费,借支数额几乎相等。默契的配合,加上经营有方,到1996年,他们的施工队已拥有固定资产77万元,流动资金200余万元,成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建筑施工队伍。
    
    然而,也就是到了此时,两人的合伙出现了变数,遂提出“分家”。
    
    起因其实很简单:93年初,尹某用二人合伙企业施工处的利润中的10万元以两人入股的名义建立了私人企业“石家庄市**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尹某由此离开施工队经商,施工队由付经营。企业发展到96年初,尹某称**工贸公司亏损32万元,要求付华良承担一半的损失,但是,又说不出亏损的原因,遭到了付华良的拒绝,两人为次发生争吵,由此,两人决定“分家”,二人之间发生产权纠纷。
    
    建设局介入
    
    1996年11月25日在石家庄市五公司,由晋州市(县级市,由晋县演变而来,隶属于石家庄市)建设局局长王志业主持会议,召集当时的晋州市建筑总公司有关人员、付华良以及尹某等在内的14人进行了协调。这次会议的会议纪要载明:“……就建筑五公司的产权纠纷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申明了解决纠纷的原则为:一是要平,二是要明……”
    
    然而,这次会议的决议第三条,引起了付华良的坚决反对,第三条决议内容摘要如下:“……机具设备盘点清后,以质作价,三方签字后暂记公司设备帐,五公司机具设备的使用和管理,纳入总公司的正规管理……”“……产权纠纷待下一步处理……”付华良认为,机具设备是付、尹两人合伙企业发展的结果,纳入总公司的“正规管理”不仅对于解决两人之间的产品纠纷无益,反而会让公司的财产归属更说不清道不明:到底是三家的,还是仅仅付、尹两个人之间的?
    
    可以说,建设局的介入不仅没有解决了产权纠纷,反而将解决纠纷的道路引向了另外一个轨道。此前,各方的观点基本上认定一个事实:公司是合伙企业,两人之间是产权纠纷。司法局的介入,让这一事实变得令人捉摸!
    
    合伙纠纷升级为刑事案件
    
    1997年2月,晋州市建筑公司副经理王双牛带领晋州市检察院人员赴付华良住处,在没有付华良所在地执法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将付华良从石家庄强行带到晋州市检察院,进而拘留,同年3月10日转为逮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对于显然不属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的付华良为什么在进入拘留程序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最多7日内转为逮捕,没有人向付华良作解释,付华良拒绝在逮捕决定书上签字。1997年11月8日晋州市检察院以(97)晋检刑诉字第33号起诉书以“挪用资金罪、侵占罪”向晋州市法院提起公诉,1997年12月22日付华良接到起诉书,会同其律师向晋州市人民法院提出了管辖异议,耐人寻味的,晋州市人民法院还是于1998年的7月3日下达了(1998)刑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书”,以“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被判处“追缴其违法所得215501.82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法院全部采信,而对于付华良的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以及提供的证据,法院却拒绝采信。其中公诉方出具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有同一检察官进行调查的一个姓王的证词材料,付华良与其辩护律师竟然发现了截然不同的两分,其中的伪证痕迹明显。其他方面的伪证材料也不在少数,可是,不知何故法院却置之不理。
    
    付华良随即上诉至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7月23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下达(1998)石市刑终字第34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晋州市人民法院(1998)刑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2、发回晋州市人民法院。”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付华良的家属多次要求取保候审,直到半年之后的1999年2月3日在省市人大的督办下才对付华良“经取保候审予以释放”。
    
    至此,晋州方面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限似乎已成定局,可是,不知为何,晋州市公检法却联合上演了一出“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闹剧。
    
    晋州市公检法“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1999年8月17日,晋州市人民法院下达(1999)刑字第54号“对被逮捕人家属通知书”,载明:“付华良因挪用资金,经本院依法决定逮捕,已于1999年8月17日由晋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晋州市看守所。”
    
    闹剧并没有结束。
    
    1999年9月30日,在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一位副院长的强力反对下,晋州方面出具了“字(99)76号”(有号无字的文书)以案件“转外地法院”为由,释放了付华良。然而,至于转到了哪个外地法院,恐怕晋州方面也不清楚,因为,直到1999年10月8日晋州法院自己出具的一份文书才对此有了答案,同时,对付华良的再次被“依法决定逮捕”提供了答案。
    
    1999年10月8日晋州市人民法院自己出具的(1999)晋刑初字第107号“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改变管辖通知书”原文如下:“晋州市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17日以晋检诉字第33号起诉书(是否<97>晋检刑诉字第33号,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付华良根本没有见到“晋检诉字第33号”起诉书。对比文件号可知,此33号应非彼33号,因为这么严肃的法律文书仅仅几个字不可能同时漏掉反映年份的<**>、反映案件性质的“刑”字),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付华良犯挪用资金罪、侵占罪一案,根据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石刑指字第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的规定,现该案已改由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特此通知。”
    
    尽管到1999年10月8日晋州市法院才出具了这个文件,但是,晋州市公安局却能做到未卜先知,提前8天以该理由释放了付华良。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检察院西检刑不诉字(2001)第2号“不起诉决定书”载明:“1999年9月30日晋州市公安局以本案中级人民法院已指定桥西区法院管辖为由将付华良释放。”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第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那么,谁来解释付华良的再次被捕呢?晋州方面的公检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真相到底是什么?聪明的读者也许不难找出答案!
    
    出现转机
    
    1999年12月3日,晋州市检察院将该案卷宗共5册移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1年7月30日桥西区检察院西检刑不诉字(2001)第2号“不起诉决定书”记载:“经审查查明:
    
    被不起诉人付华良在主持晋州市建筑总公司第五分公司全面工作期间,1995年6月22日从该分公司财务室转出14.5万元,在石家庄市效区农房开发公司为自已购买商品房一套,后又用7.050万元装修此房并让财务室会计予以报销。会计将这二项支出列入付华良个人借支记帐。
    
    1996年12月31日,被不起诉人付华良从石家庄市铁路分局电力机务段将第五分公司工程决算款10.4717万元转到石家庄市纵横物资供应公司帐户,用于支付衡水、石家庄市公汽公司两个工地工人工资。
    
    以上事实属实,但晋州市建筑公司帐目中不显示在第五分公司成立时国家对第五分公司的投入,且第五分公司的成立也没有国家批文,所以晋州市建筑公司第五分公司不是国有公司,从而认定付华良构成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犯罪不能成立。”
    
    此后,付华良以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晋州市人民法院错捕、错判为由向晋州市人民法院、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申请。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晋州市人民法院逾期未作赔偿决定。2002年1月10日付华良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请求。石家庄是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应视为对付华良错误逮捕的确认。本案是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晋州市人民法院判决有罪,故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晋州市人民法院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应共同赔偿付华良因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造成的损失。2002年11月19日(2002)石赔字第0000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做出决定:
    
    “一、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晋州市人民法院共同支付付华良赔偿金32604.9元,晋州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自承担赔偿金的2/1即16302.45元。
    
    二、驳回赔偿请求人付华良的其它请求。
    
    本决定自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至此,近六年的光阴过去,付华良由一个黑发壮男已经被折磨成了白发老人。可是,毕竟洗脱了不白之冤,不再是一个带罪之身,手捧桥西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书,这位如今的白发老人仍然止不住号啕大哭、涕泪横流。付华良天真地以为,产权纠纷再回到原点重新继续已经成为了可能。
    
    然而,司法腐败让这位饱受折磨的老人再次成为带罪之身,让他始料不及!
    
    莫名其妙检察院自打嘴巴不止,糊里糊涂付华良再成带罪之身
    
    胜算在握的付华良尽管心力交瘁,但是,桥西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书还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可以说,此时的付华良仍然坚信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坚信正义必将战争邪恶。
    
    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02)石赔字第0000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规定的“十五日”履行期限内,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晋州市人民法院仍然拒绝对付华良进行赔偿。半月之后的2002年12月27日,付华良依法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书面“申请执行书”。
    
    然而,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付华良等来的不是晋州市人民检察院、晋州市人民法院的赔偿,而是曾经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桥西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2003年9月28日,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检察院以石西检公刑诉字[2003]321号起诉书对付华良提起公诉,同日,对付华良做出强制“取保候审”决定。
    
    石西检公刑诉字[2003]321号起诉书载明:
    
    “……经审查,本院于二00一年七月三十日因证据不足对被告人付华良做出不起诉决定。”然而,纵观桥西区检察院做出的西检刑不诉字(2001)第2号“不起诉决定书”,却怎么也看不出是因为证据不足才对付华良做出的“不起诉决定”。
    
    另外,石西检公刑诉字[2003]321号起诉书还载明: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付华良受聘担任晋州市建筑公司第五分公司副经理,利用主持该公司全面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从五分公司转出人民币14.5万元在石家庄市郊区农房开发公司为自已购买商品房一套,一九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九六年七月,被告人付华良又从五分公司支出人民币7.05万元对此房进行装修。会计将这二项支出列入五分公司财务帐付华良个人借支科目。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被告人付华良供述,证人吕巧录、尹敬昌、赵增林、聂增社、刘志彬、王双牛、谷小片、尹玉芝、刘领雪、王振国、彭运贞、魏满仓、张更新等证言,晋州建筑公司第五分公司有关帐目及会议纪要等书证。
    
    本院认为,被告人付华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且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同一个检察院,针对认定的相同事实,没有出具新的证据来证实付华良所谓的犯罪事实,在尚未撤销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石赔字第0000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和其自己做出的同样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西检刑不诉字(2001)第2号“不起诉决定书”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推翻了自己的审查结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幕后秘密不得而知!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
    
    2004年4月25日,桥西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石家庄市人大内司委一负责人参加了旁听。直至笔者发稿时为止,审判结果尚未出来。
    
    在等待判决结果的过程中,桥西区检察院于做出“取保候审”决定(2003年9月28日)十六个月之后的2005年2月份(超出了法定期限4个多月),取消了对付华良的“取保候审”,但是,并没有对付华良执行逮捕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本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作者:吕锡珍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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