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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寻访北京上访村
(博讯2004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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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欠了两个月的房租没交吗?是你    凭一副可怜相在这儿招摇撞骗吗?”劈头盖脸    不由分说的一顿毒打。围观者齐声叫好    吵嚷着送派出所。“啊打吧打吧!打死我吧!”    反正我不想活了。从眼眶里流出墨水    从哭泣里学会写诗;从陌生的人群中学会装鬼    从北京,哦,从北京这只空酒瓶的底部仰望天空。 (博讯 boxun.com)

        ——引自底层诗人曾德旷的长诗《殴打》


                 一

      2004年1月15日中午,我乘列车抵达北京,按老习惯,住入元大都故址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赌徒的家。稍后,与众多旧人共渡了旧历年关;再稍后,我与艺术家高氏兄弟通长途电话,约定了碰面的时间。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济南,一南一北,两千里路的两端,同时上网搜索北京上访村的条目,并同时对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产生了兴趣。我的兴趣读者们也许理解,因为这在已进行了两年的《冤案访谈录》的范围以内;而高氏的兴趣在普遍回避政治的观念艺术界,却属于超出范围的异端,或革命加异端。他们不玩两性关系和东方神秘,却老是在街头巷尾出钱雇民工、乞丐,拉拢其投入艺术活动。在某一年除夕,他们曾邀请了两大桌露宿街头的乞丐一起吃年饭,并把那些脸暗拍下来,合成一个观念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

      由于网上文章均未标明上访村的具体地址,只以方圆多少里来概括,所以,我又给不少以关注民众疾苦的道德文章而著称的学者打过电话,均无结果。最后,我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编过《战略与管理》,消息来源甚丰。果然,电话一去一来,老余就敲定了。

      2月7日早晨,已经阳光明媚了好几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树发芽了,坚冰正在融化。我,高氏,还有诗人陈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级的建国门饭店见面。神通广大的老余请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做东,于是大伙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公款吃了一顿广东好饭。席间,老余作了介绍,我与储百亮聊起来。他驻京8年,普通话地道,那种带“儿”的卷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颜。更令人惊诧的是,他把上访村“摸了个底儿透”,哪儿进哪儿出,假上访和真上访,桥洞和旅馆等等。他还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并特别强调“铁路以南”。

      很遗憾,储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给一群中国人做上访向导。为缩小目标,余世存及陈勇也留下了。我捏着巴掌大的美式路标,与高氏、回地一道打车上路。都市繁华纷纷退却,20多分钟之后,路面开始坑洼起来,尘土飞扬。大约过了一座公路桥,沿着倾泻着垃圾的肮脏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显现出它荒凉的本质。我们在陶然亭一站下车,向路口的几个人打听上访村,他们均习惯性地笑着,不接话茬,却反问我们是不是外地来的,住不住旅馆?一个面色粗砺的妇女还拍着路旁的面包车说:“专门接送。”高氏随口问价,回答是20元至50元不等。高氏说:“我们要找最便宜的上访人员住的旅馆,就是一宿3到5元的那种。”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们还算齐整的衣着,哄笑起来。妇女说:“最低15元,再低就没赚的了。”我敷衍说:“你留个号吧,回头打电话给你。”于是妇女叫一个更加粗砺的北方汉子留了手机号,并且指出:“你们不是上访的。”高氏说:“怎么不是?这地方我25年前就来过。”

      高氏没打诳语,他的确在25年前,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来过这里,他还依稀记得这路口,拐进去,就是一条深200多米的死胡同。高氏边走边拍照,并让我留意斑驳的老墙间的文革遗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二字辨不清楚了。不过这倒是眼下处境的写照,进入这条上访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团结、紧张、严肃”,而“活泼”的多余的尾巴被国家给切除了。

      胡同右边还有印刷厂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败的痕迹,要么是60年代一直苟延至今的老国营企业,要么是80年代残喘过来的乡镇工厂,我怀疑里面是制作盗版书的窝点。紧挨着这窝点,还有个打着饭馆旗号的窝棚,卖大饼、馒头、干饭和炒菜。这是上访淡季,老板,小工和一条脏兮兮的狗都无精打采,全无城里饭馆拉客的热情,可见其不愁没生意做。

      往里再行几步,就到头了。普通得过分的大门,看不出这是国务院的信访处,倒有点像一县级的职工培训学校。门栅闭着,我就领头从侧口入,不料被戴红袖章的门卫拦截,并棒喝一声:“干什么的?!”

      高氏答:“找人。”

      “找谁?”

      “找来上访的舅舅。”

      “进来说清楚!”

      我辈闻风丧胆,连称“不必了”。门栅内,好几个红袖章关注着我们,而左侧停着一辆面包警车,司机正抱着方向盘装睡。此时我才看见门外的两间平房,监狱的号子那么大,紧凑的窗户竖着铁栏,其中包含两个巴掌宽的窗洞,像1958年公社食堂的饭窗。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功用不过是收取材料并填表格登记。

      我记得位于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访处也在大门旁边,面积不足这儿的一半;而中国各地的法院审判庭都巍峨、庄严,似泰山压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凯撒时代的殿堂。相形之下,这“人民来访”的地方犹如积满蛛灰的狗洞。

      这是一个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统称为“二政府”的红袖章在警界线那边,暗示着几十年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毛时代。而上访的人们,从巷口到巷尾,东一堆西一堆,如祖国皮肤上治不好的牛皮癣。他们都持有一个齐腰深的盛满上访材料的编织袋,这种源于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时候就见过,上印“日本尿素”,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带来的“日中友好”的礼物,特别结实。可谁能想到,它的寿命竟敢长过毛、邓、江,目前,法律意识禾苗般生长起来的乡民们,又拧着它,走进了胡时代。

      由于较为入时的穿戴和长相,在这条光阴倒流的巷子里我们不被理睬。我写过100多篇对话,在这儿却插不上嘴。上访者,一律的蓝布衣裤,一律的焦枯的脸,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阳光下的幽灵。偶尔有风声,偶尔有露出袋沿的纸页被风卷跑,于是那人就爬起来,无声无息地去追。秃枝也在房脊上晃动,最高的纸页挂上面,灵幡一般哆嗦着。诗人回地说,那大概是递给上帝的申诉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着头,与地上的字纸混淆一体。我们轮流与她搭话,她却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纸一张张码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蹲下去,只瞅见“冤情陈述”四个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车鸣了两下嗽叭,我们被惊醒了。“走吧。”我说,“这儿什么也访谈不到。”

      出了巷口,我们又碰见那些拉客者,此时那个妇女问道:“你们是记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上访?”

      大伙又笑了。其中有人说:“瞧你的脸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访吗?”我不服气。

      “也上访。”妇女说。“但那些脸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知道。”


                 二

      隔着冰封的宽阔河流,彼岸楼群如正驶入无尽时空的豪华游轮,而此岸的3个人却左顾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寻觅着。大约100多米的陶然亭老墙根下,展开了含几十人的乞讨或上访的露天社区,有的锅碗瓢盆都带齐了,饿就随地掘个灶坑煮食,困就靠墙根倒卧,没头没尾地裹进砖头般生硬的被子里,面上再罩一层塑料布。而几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面。

      我们在这种半人半鬼的流淌风景里显得不伦不类,往往刚要开口说点什么,对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给不给钱,你看着办,别废话了。

      在半个多小时的搜寻中,我们还撞见了几个初来乍到的上访人员,衣着像70年代的生产队干部,他们居然向我们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在一位摊贩的指点下钻了桥洞,结果空荡荡的。据说这儿曾聚居好几百人,是个免费的吃喝拉撒地。可惜春节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动几辆大卡车,把上访难民统统弄到东郊昌平县挖土筛沙去了。

      这一时段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贵州老大爷,来自黔南山区。当他柱着打狗棍,从墙边凸现时,我随口问他上哪儿去?不料他却站住了,并用与四川话相近的贵州话回了句“啥子”。于是我们隔着两道铁栏杆吼开了。老人已77岁,浑身烟熏火燎,可腰板硬朗。他当过彭德怀的兵,打过国民党,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后来彭老总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们那个地方嘛,离公路还有半天路,”他说。胸前的军功章在日照下忽闪着古董的暗光。

      “我见过世面,就代表全村群众来上访,”老人比划着,嘴里竖一颗孤零零的黑牙,“转了十来天,车到北京,又摸了五、六天到信访,材料递上去了,等得人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来了,乡头搞计划生育,一超生就罚款,想钱想疯球了。你不交,就扒房子,杀耕牛,砸东西,收土地。好凶哦,还捆人。这是共产党的世道哦?我这个老共产党,看不惯,就要向上反映群众的疾苦嘛。还说影响不好,到处堵我。我是哪个?彭德怀的兵!身上有弹片,胸口有功章,几十万敌人都堵不住,几个村乡干部还收拾我?”

      “现在政策变了,允许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乱搞嘛。”老人一愣,继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头生病咋办?”

      恰好一辆卡车过路,老人没听清,就抬棍划了个半圆,答非所问道:“我就在这一带到处住,就当年轻时蹲战壕了。”

      话别老人,三五辆号称“京牛”的机动三轮围了过来,都称知道上访村。惊喜之余,我们二话不说就打开了背靠驾驶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笼子门,笼内为亲密无间的情侣双子座,眼下却硬塞进三个男人。司机在外头通通连踩五六下,这种盛行于各地的鸡婆车才崩崩崩地吼起来,蛋门乌烟瘴气,笼中刹那弥漫开刺鼻的柴油味。我与回地不得不互相搂抱,他说有点晕,想吐;我说如果旁边是女的,你就不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还一直端着破数码像机,手肘在我们的膝盖上磕磕碰碰。“到哪儿了?”他正猜着,车却轰隆蹦了个高,我们的头都撞了顶箱。

      跳坑之后,又是上坡、红灯和拐弯。我逐渐适应了,觉得偷渡就这滋味。回地反驳道:“这种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你我都80岁了。”

      下车付过5元,我们开始踢腿伸懒腰,呼吸带垃圾味的新鲜空气。蓦然发觉没走多远,始发点就在对岸,我们不过绕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来有点像行为艺术,高氏戴军帽披长发,我光头,回地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在热闹的街上逮住人就问:“附近有没有上访人员住的便宜旅馆?”都答有,但又指不明确切之处。我们来来回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中擅自闯入了两家夜总会,三家小客栈和几家当街为铺面的单位。其中有个打着“招待所”招牌的黑店犹为可疑,门脸狭隘,阶梯曲折狭长,上了里咕隆咚的二楼,才见一平米左右的服务台。我们与登记小姐打了个照面,她问:“住店的?”高氏应道:“多少钱一晚?”她答:“有50、20、15。”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吗?就是上访人员住的那种几元店?”小姐生气了:“没有!你们要住就出示《身份证》。”并且强调:“这儿没上访的!从来就没有。”

      我们还是在这超长的筒子楼里打了个来回。百分之九十的门紧闭着,我们曾冒昧推开虚掩的门缝,大多是六人间,也有五人和四人间,入住率大约一半以上,但住宿条件只达到文革时凭证明睡觉的水平。有一房内住了老小五口,行李却只有两个编织口袋,我问:“你们上访吗?”他们却哑巴似地发呆。

      在服务员的驱逐下,我们又出大街,继续逮住人问那句“便宜”的老话。我与高氏和回地商量,万一今天没结果,我们就找家10元店住下,“耗它三天,还没个结论?”我发狠道。

      “京牛”又过来了。还是那种腔调:“上访村么?知道知道。”我们一再求证,还是“知道”。于是三人又被塞进活动肉笼,崩崩崩地上路了。

      出于诗人的敏感,回地感觉不对劲,但叫停已经晚了。我们沿着河岸又兜了大半圈,居然一丝不苟地返回原地。进巷口时我向笼外瞄了一眼,失声叫停,但憨厚的司机充耳不闻地前进;高氏又擂车篷,司机还是一意孤行,非要抵拢国务院信访处的大门才肯熄火。

      我们与之理论,回地气愤地强调:“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发的!”司机一头雾水地嘀咕:“是么?这就是上访地呀。”

      无奈之下,高氏想起留下手机号码的客栈老板,就掏出纸条拨过去。对方接了,但回声表明正在往目的地拉客,过不来。于是我们耍无赖,逼着司机带我们去上访村。司机说:“好吧,不过再加3块钱。”

      兜第三圈了,三个路盲的警惕性自然提高,就敞开后车门,沿途察看。从此岸到彼岸,嘎地又停车——“又回来了!”高氏嚷道。

      司机指着跟前的单位大门,毕恭毕敬地解释:“这回没错儿!里面全住的上访户。”然后急匆匆地接过车钱,逃之夭夭。

      电动栅栏封住了车道,20多米的深处,有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我们企图从门警室下的豁口进入,却被一只红袖章手臂拦住:“干什么的?”

      “找人。”

      “有证件么?”

      “没有。”

      “那就不准进。”

      “我们是来上访的,”高氏道,“听说里面吃住便宜。”

      “是很便宜,”红袖章不屑道,“一人一天五块钱,吃住全包。但是要介绍信。”

      “什么信?”

      “国务院、人大、高院信访处的证明你合法上访的介绍信。”

      “有多少人合法上访呢?”

      “我没数过。”红袖章挥挥手腕,示意我们该离开了。“那楼里还没住满呢”

      三人喏喏而退,沮丧地压了一会儿马路。我无意间抬头,瞟见了横空出世的“某某宾馆”的楼顶广告牌,突然记起储百亮“见了某某宾馆就右拐”的提醒,不觉豁然开窍。


                 三

      某某宾馆不过六层,却是永定门车站一带最高的建筑。加快步子绕过去,时光顿时比我们初入陶然亭上访胡同还倒流得快。两层或一层的平顶房屋像粘成一片的火柴匣子,污泥浊水一般涌出来自塞外的旅客们。犹如胶片发黄的老电影,我们在上苍的导演下,与那些挎包扛箱的,拉家带口的,左呼右唤的难民们擦肩而行。灰尘,人头和阳光搅和着,泛滥着。有两分钟,几乎走不动,我们就退进一水果摊,作出选购的样子。其实纸箱里的桔子和苹果干得像油画里的,并隐隐有生漆味。

      人潮时起时伏,我们又在火柴匣子间穿梭了几回,有个两颊膏药红的五短汉子在腰间捅了我一下,并递来一张内蒙古赤峰住京招待所的名片。“多少钱一晚?”“50。”“太贵了。”“你出多少?”“我们不住店。”“耍我?”

      终于望见了铁路,但在检票口里面的候车厅外。我们没票,况且眼下关门闭户,看来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列车。储百亮强调过“铁路以南”,但飞不过去呀。

      于是我们在周围的胡同里迂回,疲惫而固执地打听着。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躲躲闪闪,有个客栈老板还指着一个断腿的乞丐开玩笑:“他一直在这一带上访,你去问吧。”高氏果然逮住问,那拄拐人专注地剜了我们一眼,向屋檐下僵卧着的另一同类呶了呶嘴,就迈拐而行。

      太阳偏西了,再这样耗下去,结局甚为不妙,情急之下,我们又上了一趟“京牛”三轮,不料眨眼功夫就进了一条背巷。司机开门见山道:“只能到这儿,那边我可不敢去。”

      “你怎么说话不算?”我们质问道。

      司机求饶道:“我退一半钱好不好?真的不敢去。打了招呼的,谁去砸谁的饭碗。”

      一听这话,我们便揪住不放:“你总得指一条道。”

      司机略略迟疑,方边掉头边点拨道:“这胡同里总有不怕死的……”声未尽,车就轰轰几下没影了。

      三米之内停着一辆平板机动三轮,一个虎背熊腰的白发老者横在车前注视着我们,周围还有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和妇女。刚要开口,老人就拦住道:“别说了,我带你们去,三个人六块钱。”

      这是北方常见的货运三轮,不过,大平板上铺了一层油乎乎的毡,我们从四周垫脚一撑,屁股就尘埃落定了。老人回过脸叮嘱道:“坐好,路可颠了。”

      大概是轱碌有些锈,车的发动绳一拉,就扎扎呻呤。老人持续猛拽,半边肩头倾斜。轮子病人一般滚动了,比牛车还慢。但三个人都感觉颠的很舒服,也许是叫“京牛”挤怕了。

      很不幸,没出百米远,就熄火了。我们要下车,老人连称“马上就好。”三分钟后继续上路,巷口拐了弯,就一溜下坡。为了节约油,老人关掉发动机,凭惯性朝下冲,不料对面来了辆卡车,险些把我们逼下地沟。老人刹不住,就跳下来,像扯头犟牛似地扳住车把,身子都绷成弓了。我急忙窜下,高氏则把双腿收拢。卡车醉汉似地晃过去了,接着又一辆手扶式拖拉机,我们罩在黑烟里步行几米,抵达较平展的路段再上平板。老人扎扎拽绳,车动起来,跟长跑一般快,我们终于出了这条阴险的胡同,来到视野开阔的敞地,车也快了,只比骑自行车稍慢。太阳偏西,行人稀稀落落,我们居然还绕过了一块枯草地,草尖如秃子头上的绒毛;超级蜈蚣一般的铁路近在咫尺,地貌略略起伏。车在翻土坎时又熄火了,拽绳发动,过了铁路,再熄一次,把一个衣冠严谨的老者逐渐累得敞胸露怀,十分豪迈。

      就这样停停跑跑,我们也像猴子似地上窜下跳了五六次。高氏边拍照边说:“北京有这么大块敞地不容易,起码值好几个亿吧。我说:“中间那块已铲平了,还有人锻炼呢。”回地说:“那就是房地产开发的中心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问老人还有多远?他嗯嗯着,注意力却在脚底,像在伺候一个少爷。眼下的坡又弯又长,我们干脆全下来步行,路旁有座孤岛般的房子,半壁江山已塌,剩下的半壁顶敞开一半,床、柜子、桌、椅等家具乱七八糟地堆放。中年房主则站在这被推土机日夜威胁着的焦土前,对往来围观群众控诉,极度悲愤将他的脸都扭曲了。

      “这是我世世代代的家呀,说没就没了。”这唯一的钉子户指着周围的地基,房里还蜷伏着他的孩子们,“拆迁办和地产商串通好,半夜开着机器来,探照灯射在床上,烤得人受不了。都吓跑了,就我还在,昨夜他们又来推墙推房子,我还在……”

      高氏拍照,我在逐渐散去的人堆旁发现了一只猫,它钉子般稳扎在断壁间,显得极有尊严。那是它的窝,哪怕明天这儿易为平地,它凭嗅觉也能找回来。而狗却守着露天的饭锅,不时无奈地冲人们叫两声。

      老人在坡顶催行,我们终于上了正道。不过几分钟,就抵达大马路边的棚户区。老人刹车,揩汗收钱,并急着离开。

      “是这儿么?”我问。

      “我已经送到了,你们自己找去吧。”


                 四

      在路旁半个篮球场大的洼地间,三四个异味呛鼻的污水滩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小心翼翼垫脚绕行,松软的泥地印下乱糟糟的“牛蹄窝”。夕阳像个溃烂的大桔子嵌在远处拆迁的废墟上,腥红透过马路不息的车流,平扫过来,使眼下的青砖矮屋显得象怀旧电影的外景。顺着一人高的矮墙,胡同朝里蜿蜒,有左右两个入口,我们略略迟疑,凭感觉走右。两三个男女擦肩而过,眼神有点异样。高氏不管不顾地逮住问:“这是上访村吗?”“上访的人在哪儿?”

      无任何回应。路也越走越窄,由两米到一米,有的地方,半米都不到。我们以为此路不通了,可一抵拢,却意外发现不止一个出口。简易板棚和矮屋混杂,首尾相接,有时人过去,头皮擦着屋檐,高氏则要弓腰。三个路盲在迷宫内盘桓,常为了猜路而停步。桔红的阳光在这片大过足球场的瓦顶上燃烧,而瓦顶下却安静极了。我曾窜入五、六个窄门脸,以为是一户,进去才发现尺把宽的通道老长,底部黑黝黝的,两边陡立着笼子屋,一溜好多间。“有人吗?”我喊着,只听见了自己的回声。

      我麻着胆子敲门,并透过窗户窥视,暗处除一超级大床或两中级床,就是我熟悉的化肥编织袋。我心里一热,提高嗓门再喊:“有没有人?”头顶的天缝接着网,核桃大的蜘蛛闪耀着。

      高氏和回地分别拜访了几个较正规的院子,喝酒、夹菜、打扑克都见着了,就没一个上访户。“当地的农民,现在都拿城市户口了,”回地说,“所以过得这么潇洒。”“没苦像么?是不是装出来的?”我疑心道。

      “肥头大耳,苦什么?”回地沮丧道:“连狗都不苦,毛色透亮。我还有戴红箍的联防呢。”

      在三岔路口,我们拦住一个大嫂问,她却说:“上访的不住这边。”高氏问住那边,她随便指了一方向。高氏提醒道,“您指的就是马路那头吧?我们从那儿过来的。”

      大嫂习惯性笑了笑,隐隐有汽车的喇叭声传来。“巷道太复杂了,耗到明天也钻不透。”高氏叹道。

      “比人的肠子还复杂。”回地表达了诗意的赞同。我是地道的川耗子,仍旧哑攻着那些充满诱惑的窄门脸。有一次,我撞见一姑娘在檐下的蜂窝煤炉上支锅炒菜,鲁莽地问一句:“您上访吗?”吓得人家躲进屋里不出来了。

      转悠了大半小时,我们从左边出来,兜了一圈。高氏看手机,离天黑还有点时间,于是三人从头开始。“今晚住在这一带?”我问。高氏答:“看情况吧。”

      依旧没一个上访的。迷宫里炊烟四起,关门闭户。除了三个闯入者,几十条短巷内再没人了。这是我在北京城这么多天以来最安静的一刻,偶尔的喇叭声像来自遥远的梦中,脚步、心跳、甚至焦燥的脑门跳都被夸张得异常清晰。我们倒变成了声调凄楚的叫花子,下意识地重复了上百遍“有人吗?”但凉透的心里知道不可能有人,墙角的蟋蟀也同情地叫开了,接着是剧烈的耳鸣。

      “我可找回当年失恋的感觉了。”我开了个不合适宜的玩笑。

      回地还在东张西望:“有上访村吗?3块钱一宿的旅馆在哪儿呢?”

      “我感觉就在这附近,明天再接着找。”我抠脑门道。

      “像在打《地道战》,人民都下地缝了。”回地说。

      “哪就掘地三尺。”

      “没那么严重。”高氏友好的笑着,憨厚得像个地道的傻瓜,“会找到的,老廖。”

      接着高氏有了重大收获,他在一堵鹤立鸡群的两层楼墙面上,寻见一则公安及联防的告示。时代变了,这类官方文告却从49年共军进城到反右到文革,一直贯穿了下来,成为这个种族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告示抬头都是为了社会主义首都的形象,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蒙受损失云云,接下来是“根据某某法律政策”,列出1、2、3、4、5、6、7款,均系胁迫大伙的条文,其中的核心为警告当地居民,不得出租房屋给上访人员和法轮功,若发现可疑人等在周围活动,务必报警告密,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我们细细端详着那破纸,猜测“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关还是罚?关多久?罚多少?”高氏钻研道,“这上面都没写。”

      “《治安处罚条例》80年代就有吧?”回地也钻研起来,“人民币和人口涨了多少倍?小丫头都成大姑娘了。”

      “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是否‘可疑’呢?”我习惯性地联想到现实问题,肩头做贼似地矮了一截,缅甸女人昂山素季的一段话刹时浮出脑海:

      “极权主义是建立在敬畏、恐怖的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可谓一箭穿心,我脸色刹白地愣在原处,直到高氏拍完照,搂我的肩。回地还在咕哝:“真他妈此地无银三百两,上访人员肯定在这一带最集中。”

      “或许刚被清剿过。”高氏说。

      为了从幻觉陷阱里挣脱,我又敲开了一扇门。见五个人蜷在一张大床上,各自清理着什么东西,却异口同声地否认“上访”。我边道歉边撤退,接着又拿出赌博的勇气,一把拉开一筒子屋,一个乡村女孩从床铺起身,腿一伸,就站在屋外了。她说:“有事吗?”我尴尬地笑了笑,就问这么个单人床的空间租金几何?女孩下腰提上鞋跟,才回答“80”。


                 五

      依依不舍地出了巷口,夕阳下去了,洼地上笼了一层薄雾。尘世的车流在马路上周而复始,高氏隔着污水滩与几个脏小孩对望。“这地盘年头不浅了,”他叹息道,“如果上访十来年,孩子也该这么大。”

      我注意着村头的小卖部,店主坐柜后。捧了一盆面条在吃。紧邻的筒子屋,蛤蟆一样张着口,一个健壮的妇女正埋头洗碗,肩背门板似地朝外。我趸上去,凭多年的访谈直觉,我认定她上访,因为她比本地居民更土,又住民工也不入的窄地儿。我满有把握地轻声问:“大嫂,您知道谁是上访人员吗?”

      她缓缓扳过身,拦住入口:“哼,不知道。”

      我赖在原地,定定地看她,齐耳背的短发,一张黄泥色的大饼脸。右眼黯淡愁苦,左眼却闪着刺人的血红。我本想问她的眼睛被谁打啦,却忍住了。

      她被盯得不自在,就泼掉碗里的水,回转头。我再次问:“大嫂,您知道这地儿谁在上访吗?”

      “给你说了不知道!”

      我失望地撒退半步,右脚险些踩进积水。收腿时我死乞百赖地再问:“大嫂您上访吗?”

      妇女冷笑了一声,终于抛出一句:“你是间谍吧?”

      “间谍?!”

      “对,瞎转一下午,屁也没得到吧!人家都不愿搭理你们。”

      我张口结舌,只好抽身求助高氏:“那女的说我是特务,你再去……”

      高氏不愧老江湖,大腮帮子老远就挤出笑纹。接着,挺和谐地站到妇女身旁,一团和气如一家人:“嫂子,您看是这么回事,我们呢……”

      “社会调查?”妇女边琢磨这新字眼,边审视高氏,疑云渐消:“真的不是间谍?”“哪儿的话!”高氏摊开双手说。“间谍都是国家单位的人,岂敢留光头和长发?您瞅清楚,我的头发是真的,没戴头套。”

      “我还以为你们要偷上诉材料!”妇女松了口气。

      “什么?!”

      “怪我老爸没让读书,我不识字,哭了多少。”妇女的话匣子打开了,语速如疾风骤雨。我急忙掏出录音机,与高氏互换了位置。我欲采取习惯性的一问一答,但根本插不上嘴。“来北京两个多月,材料被偷了两三次。有人冒充公安,专偷上访材料,连车票,医药发票都不放过。我不识字,材料要花钱请人写,后来没钱了,请不起了……”

      “您请律师了吗?”我见缝插针道。

      “律师?真正的律师请不起,上事务所,不见;写材料,标明200元一份。假律师倒经常上门,许多人初来乍到,就请了,结果便宜无好货。去哪儿都遭殃。现在我不怕了,你打,你找黑帮,你冒充公安,你扣留关押,你下耗子药,我都不怕,我豁出去了,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这么黑暗!什么手段都使,怕杀人灭口,我妈也跟着来这儿。你们看吧,横着两米挤两人的洞,我和妈一个睡一头。这样也好,凑合着过,材料压在铺下面,白天一人跑信访,另一人就在家防着。不在乎,关过七、八次了,我借别人像机拍的证据全搜走了,毁坏了。血白流了吗?高院让我回去,在当地解决。当地能解决我还跑到北京来?市里、县里、乡里都是他们的人,黑帮也是公安局家养的,我回去就没命了。没钱也不回!讨口也不回!租这房每月120块,我就去讨,有剩下的,就买点米面。吃菜就去市场上捡,没人要的菜帮子,肉案边的渣子余料全捡回来,洗一洗,放点盐,还能吃。妈说,什么苦日子没过?周围这么多上访的,至少没生命危险啊!一喊,人全出来了……”

      趁她喘气的间歇,我赶紧问:“您是哪儿的人?”

      “安徽淮南凤台县七一乡的。”

      我恍惚记得安徽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作为邓小平的干将,省长万里因此名声大噪,官运亨通,终于当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您们那地方还富裕吧?”

      “当官的都富裕了,一个乡的书记一年的收入都100多万。土地承包得比较早,大概80年代初,我家就承包了河坝。当时那河坝光秃秃的,连根草也没有,离村子又远,谁也看不上。可我爸性子拗,非要承包。我爸属小龙,今年64岁,能吃苦,毛泽东那时就是劳动模范,从吃公社食堂到文化大革命,年年是公社的模范,掏河挖沟、耕地耙田、砍树植树都冲在前头,奖状得了一屋子,有的贴不了,就卷在柜里放着,还有草帽、毛巾、鞋子、一人得的奖品全家都用不完。我老爸琢磨报纸上的社论。觉得政策不会变了,就瞅准河坝,把全家赌上去,栽上许多果树,还有其它树。路远麻烦,我老爸又领着全家在坝上建了七、八间房,驻扎下来,日夜操心。

      “后来树长成林,经济发展,河坝地越来越看好。公路也修过来了,也有人骑自行车来旅游了,我家就在路边修车补胎,扩大经营范围。日子过得红火了,就有人眼红,先是村官借钱,许多次不还,我老爸就不借了。稍后的88、89年,乡里来谈,‘为了整体发展,共同致富’,要收回承包地,我家当然拒绝了,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到了九几年,河坝成了风水宝地,水果卖不过来,林子钻进去,连人影子也见不着。而政府也一再派人,要收回承包,还在坝边挖沙,搞建筑,把河坝搞塌了好几块。我家坚持不退让,他们就让黑社会的人来骚扰,偷、抢、打人。到了去年,政府强令拆迁,声称坝是国家的品牌,我家不搬就是不爱国。这帮贪官都想从这儿捞好处,可我老爸牛脾气,宁死不迁。

      “有个半夜,我家八间房全失火,转眼就红透了半边河水。村里都知道是当地黑帮‘十一少’放的火,但没人敢惹。房烧了,我老爸就原地搭窝棚,还不搬;于是十一少就打上门来,我爸,我妈和我,全挨揍。我和两个弟的头发被烧了,大弟当过兵,被当胸一拳砸睡下,至今胸口疼。

      “整了好几次,还拿刀砍,我爸和两个老弟的胳膊﹑腿都被捅,血流了一地。报案到派出所,公安不仅不去抓凶手,还要我家出示证据。身上的伤,像机拍的家破人亡的照片都不算,他们要目睹证人。十一少很猖狂,就堵在派出所门口,一出来就追我们,公安就当没看见。市、县、乡都穿一条裤子,没小百姓的活路。

      “没家了,断了后路,还要躲黑社会。我老爸和两个老弟,三个伤病人,躲在亲戚家不敢露面。只有我到处告状,市里告不了,到省里,我不识字,吃了多少哑巴亏!但是人怕逼,我一个女人,你能把我剁来吃了?我被拘留过8次,最长47天,最短7天,不服,就是不服!你们要打要剐,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雪亮的眼睛罩着,这就有证人。有一次,七、八个人拽我进黑屋,我死抠着门把喊:“我不挨黑打!我不挨没证据的打!我永远相信共产党,死也要盼包青天。‘有个当官的嫌太难看,就出面阻止了……”

      正听得入神,却有手扯我衣角。惊回头,见一皮包骨头的老太太贴在身后,厚镜片里目光充满恳求。我问“有事吗?”老太太点点头,更紧地攥住我说:“去我屋吧,你不能光听她一人的。”我为难道:“还没完呢。”却不提防一个鲁莽的男声吼道:“她永远没完!”此时,周围冒出了一堆人,都喊着叫着:“去我屋!”幸好有几滩污水,大伙才没从正面挤过来。高氏和回地见状,急忙高声打掩护:“我们不是记者!我们是做社会调查!”但人们的情绪波动起来,我只好关了录音机,想随贴身的老太太去。正倾诉的妇女见势不妙,急忙拽着我胳膊。人们愤怒起来:“你还要哆嗦什么,你把大家的时间都占用了!”妇女见犯众怒,就一边放手,一边去床上抓起一大块写满字的白布,叫高氏“快点照”。

      天光不足,妇女就出了屋檐,将冤情白布牵开。高氏按下快门,又叫我与她各牵一角,拍了张完整的。此时,店主冲了出来,大喝:“干什么?!”还推了她一把。不料她反而冲店主笑。原来,这是她的房东。

      店主又冲人们吼:“散开!散开!惊动了联防,我连生意也做不成了。”

      离开的刹那,我才知道在这儿录下的第一个声音叫“桂兰”,只有28岁,可她愁容满面,头发夹白,看上去接近40了。


                 六

      瘦老太太一直狠拽着我,生怕猎物被其他人夺走,我的羽绒服领子歪斜,小半个肩头都露了出来。我跟她转了两个弯,进入一条两米宽的巷道,看来这一带经常遭水淹,所以两边笼子屋的地基足有半米高。在我迈上三级台阶,被挟持进屋之际,脑后还有人叫:“去我屋吧!里面有十几号人等着呢!”

      终于扣上了那扇破门,老太太松开我,歉意地一笑,我却差点流泪了。她的脸比巴掌还窄,耳边的两根筋象两根醒目的鞭子印直插进领口。当她的笑从喉管里咕咕两声冒出,进而自嘴边牵动面皮时,两眼却在圆镜片里直勾勾的,没一点笑或者哭的意思。那种惨,那种活在坟墓里的惨,我写不出来。

      稍后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老太太”还没满50岁。此刻,她直挺挺地屹立床尾,而床上还坐着三个女的。靠里的两个人年龄大些,凭肤色和衣着,断定他们是乡下的普通妇女;而靠床边的女孩白皙、文静,高氏与之聊天,知道她还是中专生,由于无辜遭受当地化工厂放射性物质的侵害,患上了无药可救的怪病,省市求告无门,所以上访到北京。

      四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同租一屋,除了一架超大的炕板床,就剩横竖两过道。上访的材料或垫枕头下,或装入口袋塞过道尽头。碗筷锅盆叠在一处,“老太太”勾腰朝里收了收,方重新站直,有条不紊地将她的申诉状取出,一张张摊开纸页,在床的一角摆了个四方阵。她口中念叨着页码:“1、2、3、4……,”从左至右,三排,不差毫厘,然后,还有一沓照片。

      我比高氏矮半个头,“老太太”比我矮半个头。隔着床角,几寸之间,我的呼吸吹动她的发缝。她的头发非白即灰,并且脱落得绽露出头皮。我不忍深看,就拿出录音机,并偏移目光。

      “老太太”第三次站直,两臂下垂,贴紧裤缝,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罪似的。她问我:“开始录了吗,同志?”

      “好,开始。”

      于是她清咳了两声,一字一顿地开场。看来她已重复操练过若干次,积累了相当的临阵经验:“我是黑龙江省富锦市101医院人氏,我是医生,我叫徐惠芬,89年由于同事纠纷,被李长成侵权伤害,住院花掉1100多元,后来他自己同意报销药费。可不久,他又当着邮电局长的面,纠集牟桂山、李海波将我再次打伤,药费又花了1700多。因生命无保障,我将一伙打人凶手和背后主谋李远航告上法庭,先是富锦市法院,后来又上诉到佳木斯法院。李远航是医院院长,有钱有势,他向公安、检察院、法院行贿,致使这起简单的行政诉讼一拖近10年,他还当着我扬言,要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不吃他那一套,李远航就雇黑社会的引三杀我,引三没来杀,说我是好人,他妈还认识我。后来李远航就亲自到山东,雇黑道上的李燕亭去学校绑架我的女儿和儿子,当时有学校校长、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在场,李燕亭没下手机会,就找到我说:”是公安局让我这么干的,你不拿钱我就找公安局。‘还把一张写着‘王抚红,11岁,在某某学校’的条子给我。我撕掉了,还给在场救我女儿的校长他们下跪。后来到了1998年,我女儿考上中专,读石化专业,李远航又雇哈尔滨市的杀手丛松将我女儿绑架,以500的价格,拐卖给桃山(我通过录音和地图反复查证,黑龙江境内无此地名,只好记下音译——老威注)红玫瑰娱乐城的老板王玉良,逼我女儿做三陪小姐。我女儿不甚忍受摧残,就逃跑,可没出5里地,王玉良就雇了辆伏尔加堵截,将我女儿抓住,活活地打死。我有照片为证。”

      直到此时,“老太太”的嗓音才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而之前,她的“认罪”腔调始终是不紧不慢,似乎在宣读一份报纸。她的手也在下面机械地翻动,正念着的一页将完未完,眼角就透过镜片斜溜下一页。额头出汗了,由于弦绷得太紧,她可能捡错了页码,因为录音机里录入了纸响﹑喘息及小声的嘀咕:“在哪儿呢?”

      她跟着又念,但似乎没衔接上:“学校知道,他贪污学生保险费,现在只给我3300元,还差6000多。这是谁呢,学校校长吧?贪污保险费……”

      她有点念不动了,但我和高氏都不好吱声,因为对沉浸在往事里的一根筋头脑,不能随意插嘴,否则就越搅越乱。果然,几分钟后话题绕了回来:“这儿有1999年3月7日,我女儿逃跑,被殴打致死的证据,红玫瑰娱乐城和派出所开出的遗物清单;还有1999年7月3日桃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廖国庆的批示:‘查处王玉良一案,立即刑事拘留,依法办案。’他们没有依法办案,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1999年7月3日至8日,中央李瑞环去伊春和铁力视察,怕我喊冤告状,廖国庆和一名刑警,用车把我接到桃山,住进酒店,睡沙发床,每顿饭四个菜,还陪我游花逛景。当时有三个女的照顾,指导我写‘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这样搞了几天,估计李瑞环走了吧,他们就说:‘材料备好就没事儿了。’还掏出一大把钱晃了晃说:‘你去过伊春吗?检察院副检察长家?’我回答:‘找过,没去过。’她说:‘我去!带上材料替你去!’可说了就说了,还是没处理杀人凶手。

      “这是我女儿(在逃跑前)亲笔写下的犯罪嫌疑人许德利的电话号码:0451—3644202;0451—7493801。通过刑警队的现场勘察,10分钟就破案了;可他们却伪造证据,说我女儿叫火车给撞的。同志你看,这是火车站当天的《无行车事故概况表》……”

      “老太太”觉得热,就取下起雾的眼镜用衣角揩擦;高氏小心地拍照,并对床上的三人点头微笑。她们每人手里都有材料,大约是在看“倾诉冤情的幸运”能不能轮到自己。床边的女孩轻声说了句“我这种特殊的病……”高氏就埋下撑竿一般的腰,将耳朵凑过去。不料,门咚咚地响了几下,我们的心卡地一下提到嗓子眼。“老太太”抢在大伙前头问:“谁呀?”外面没回答,只叫“开门”。“老太太”说:“别理他们”,又接着念道:

      “命案就拖下去了。到了2002年11月10号,我上黑龙江省人大告状,之前我还去了佳木斯,人大、政协、高法都找过了,可富锦当地派人派车到哈尔滨,给了省信访处孙处长3000块钱,行贿受贿,勾结封口,后台是公安局长刘某某,检察院、法院的某某某,某某某。我被拉回富锦,进拘留所关了15天。接着在有一天早上6点,大街上还清静,不见人影的时候,将我捆绑着,几个人抬上车,直拉进精神病院。说‘留宿’,还给院方李彦咏6000多元。我不服,喊冤,他们就堵我的嘴,给我捆绑打针,睡电床,还用电棒子电我,弄了两次,弄得我死去活来。他们还命令我服药,我接了。人一走,我就扔水盆子,厕所,床里面。我没病,同志你们看,这儿有北大第六医院的诊断书:“徐惠芬,女,48岁,无精神病历史,特此证明。’”

      门又响了,不再是几分钟前探究而客气的“咚咚”,而是拍门,通通通,整面嵌着窗棂的墙都抖起来。我警惕地收起录音机。高氏摇头,表示若真有情况,一切都徒劳。我们三个都没带随身证件,却擅入虎口,“搞不好,”我说,“要被公安弄到昌平县去挖土筛沙了。”

      “收容已取消了,我们这种情况,如果不暴露身份,最多遣返。”高氏苦笑道,“但又不可能不暴露。”

      拍门声更急了,跟着是更更急的吼叫:“开门!开门!!”

      高氏问:“还能继续访下去吗?”

      我说我没事,看她的。可录好的带子塞哪儿?

      “老太太”从我下巴底挤过去,凑拢门缝朝外瞅了瞅说:“急什么!没完呢!”又挤回原处,认罪一般重新站好,开始宣读。而此时,机灵的床边女孩已和高氏聊上了。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所以随着重新按键,磁带里进了两个声音,女孩若有若无的低诉作为前台悲剧的背景,令人觉得这世道的确不合适人类再呆下去。

      “老太太”终于挺了挺腰板,双手执纸宣布:“我现在要求将杀人犯王玉良绳之以法。我女儿逃跑是老板娘魏玉霞发现的,告诉王玉良,并叫上魏东志,李海达,四人用伏尔加车到处堵我女儿,堵住了,用大棒子活活打死,我有照片为证。还有铁力公安局长武铁夫,报假案,隐瞒证据,现场8张照片,只给我4张。我女儿中专生,14周岁,16虚岁,逃跑5里地,还是打死了。你们看这照片,腿上、身上全是伤,眼珠子也抠了下来。还有验尸床上照的,这都是……与我女儿一起逃跑的几个女孩,躲进了公共厕所里……”

      这时照片全铺开了,有整个凶杀现场的,有局部的,到处是血和打折了的木棍。死者的脸一团模糊,像在地上拍烂了的番茄。高氏轻声问:“我可以拍下来吗?”“老太太”说:“你拍吧,都拍下来。”接着一张张指点照片:“全是伤,多碜心哪。14周岁的孩子,成这样。你看这大棒子,到处扔的是,逃5里地,还不放过……”她到底绷不住,哽咽起来:“这4张是铁路公安局照的,瞒了4张;这8张是我找人照的,在验尸床上……”她终于泪流满面。

      高氏拉亮昏黄灯光,反反复复地拍照。屋外的喧闹更剧烈,拍门已转化为嘭嘭的擂门。窗棂和薄墙地震一般摇晃开来。我和高氏交换着目光,要豁出去开门,又被“老太太”给死拽住。

      只听得她加速度地宣读:“王玉良,桃山红玫瑰娱乐城老板,拐卖、绑架、轮奸、故意杀人,触犯《刑法》232条,239条;中国黑龙江省检察院违反程序,故意包庇﹑伪证、不调查、隐瞒证据。王玉良明明杀人,却写成‘非法拘禁一案’;原先他们抓我,收容了5天,我出来告公安局‘非法拘禁’,结果王玉良跟我罪名一样,取保候审。深圳孙志刚被打死,公安部长周永康批示,犯罪嫌疑人抓了11个,我女儿被打死,凶手一个没抓……”

      咣咣的擂门已相当恐怖,我汗毛直竖,已无心听下去,可右手仍机械地把录音机举在她嘴边。高氏已收好像机,催促道:“老廖,恐怕不行了!”“老太太”闻之疯狂加速,继续公布了从省到地方公、检、法部门的行贿受贿和包庇等罪状,最后,她突然抬头,猛吸一口气,像被撂上滩头的鱼,上下唇剧烈翕张着:“强烈要求维护法律尊严,严惩杀人凶手,替无辜受害者申冤……残害生命,罪大恶极,灭绝人性,内外勾结,上下串通,性质恶劣,手段残忍,阴谋杀人……请中央领导、检察院、公安部打黑除恶,秉公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超期羁押我一共80天,予以赔偿。上告人徐惠芬,徐展地(音译),李军,李红林,宋燕。2004年2月16日。”


                 七

      惶急之中,我居然忘了按键,就把录音机装进兜里,所以在大半年后回放整理时,各种凄厉的吼、叫、哭依旧回荡在我的写字桌上。在高氏抽去插销的同时,门嘭地一下弹开,我们站在三级台阶之上的门口,膝下两米宽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字的孝服。天色昏沉,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人们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哪!”“采访我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哇!”女人拖着哭腔,那种突兀的,往后拖得很长﹑很尖的哭腔调子,犹如一把长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一来一回地拉扯,切入,激起阵阵痉挛。回地明显受不了了,眼里浸出了泪光。我领头刚下一个台阶,无数的手就伸过来,接着是高氏。我们象落水的旱鸭子,坠入人流,被拽着,扯着,挽着,甚至搂着。每一个人都把材料往我们身上塞。巷道太窄了,我们被困了近十分钟,才慢慢腾出被粘连住的手臂,船头般侧着单肩向巷口划去。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大汉在为我们开路,他不停地喊:“让别人走!让别人走!”直至决堤一般轰然出路口。

      又是我们刚抵达上访村时那块污水四溢的洼地,小卖部老板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桂兰都鹅一样伸脖叫着什么,但脚跟未定的我一点也听不清。人潮还在涌,由表及里,犹如卷心菜,一层一层将我们裹在中心。可一两小时前,这儿冷清,孤寂,犹如一座空城的入口。

      这些从地里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饱经蹂躏的庄稼汉,就是被精英们所定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吗?据上访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一大片,方圆约5公里,都叫“上访村”。桥洞,工地,屋檐,废掉的建筑,正在拆迁的老居民房等等,都住着上访者。到了所谓“旺季”,这儿就是一口不停地往里下饺子的露天大锅,连墙根也没空的,许多人就随地支起编织袋和塑料布为篷顶的窝棚。

      我们问:这方圆5公里到底有多少上访者,如何区别申冤与乞讨?谁也回答不上。“年还没过完,政府机关不上班,所以这时人最少。”那大个子村长说,“但最少也不会下万。我们这片儿,出租房有好几百,就算一间平均塞3个人,也有好几千,可也不及旺季的五到十分之一。你们没见着巷道里全睡人,马路两边全睡人,汽车都得绕着开。”

      只正经说了几句话,人潮又起伏了。有个妇女给高氏下跪,高氏急忙扶住,但妇女如软体动物,双腿向下坠,高氏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她提至胸前。我应人们的恳求,在一张张小纸上留电话号码,那是高氏的手机号,因为我本人没固定电话。此时我兜里已揣了一大卷上访材料和陌生号码。

      又有妇女给我们下跪,并且接二连三,刚拽住这个,那个又跪下了;还有震耳欲聋的哭喊,这显然影响了我给大伙留电话,于是我和高氏一边匆匆草就,一边喊:“大家互相抄一下!”有个自私的小伙子刚接了电话纸条就塞衣兜,于是五六只手将他逮住,硬把那拳头掰开。“记者给我的!”那小伙嚷道;立即招来群众围攻:“什么东西!明天你就搬出村去!”

      高氏后来说,还是有两三个私吞了没拿出来。有个人某一天来电,称自己在警察的拉网清剿中被绑到某某拘留所,求高记者去保他出来。高氏问他具体关在何处?他答不出,只说“大概在长城脚下”。

      看来大个子村长很有威信,有了他的护驾,我们才得以脱身。“别死缠!”他吼道,“你们这样,下次谁敢来呀?!”于是人潮稍稍平静。

      “人太多,我们也不知怎么办?”回地说。

      “这算啥,五分之四的人还没回来。”村长苦笑道。

      “这么晚还在外面?”

      “到处寻吃呢。”

      我们顿时哑然。缓了分把钟,高氏说:“我给大家拍个照。”

      人们又忙开了,一转眼,就拉开了照集体像的架式。所有人都穿上了胸口或背心涂有大黑“冤”字的上访服。这漂白土布或蚊帐布裁剪成的统一外套,粗一见,还以为是乡村间下摆过膝的孝衣。我估计,每件的成本大约十几元钱。

      上访服上除了大冤字,还有密密麻麻的叙述冤情的小字。真不敢想象成千上万的人穿戴如此冤装出现在国务院信访处、人大或高法门前的情景!如果在深夜,那将是鬼片的外景,或题目叫“不人不鬼的世道”的行为艺术作品。

      高氏往坎上退,俯着拍,又正着拍。“这像机太破,我只有尽量把人给框进去。”他啧啧表示遗憾。我和回地伺候左右,那在暮色中白花花的一片令人想起西北地区的回民葬礼。

      像机太小,我真怀疑能把如此多的内容装下,况且人影也模糊了。“能行吗?”我小声问。

      “还剩一点自然光。”高氏挺有把握地望望天,又按了两下快门。“做这种事,上帝也会照顾的。”

      “有摄像机就好了。”回地说。

      “哪谁知道。”我说。“今天真神了,直到现在,还没个警察钻出来。”

      眨眼天就全黑了,在昏黄的路灯下,人们撵过马路来送别。村长说:“你们快走吧,别撞上便衣了。”就招呼着人们,领头回到洼地。呼天抢地声仍旧此起彼伏,一辆卡车驶过,把那个上访的幽灵世界隔断了几秒钟。

      村长还在喊:“争取把照片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

      而我们回答:“还会回来的,放心吧。”

      夜色笼罩中从原途折回,太复杂,怕我们迷路,桂兰悄悄地跟过来带路。谈到曾把我们当作“间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一直把我们送出几里地,到了大街才依依惜别。

      “你们一定要再来呵!”直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仍回荡着她干涩而渴求的声音。


                尾声

      随后的几天,我和高氏设想了几种记录方案—其一,借一台摄像机,把寻访的过程再复制拍摄一次;其二,住进陶然亭附近的鸡毛店,将上访村的人一个接一个约来单独访问;其三,约一些关注底层的人文学者与上访者对话,交叉碰撞一番。

      “主意都不错。”酒鬼余世存说,“但仍有点难度。”

      “是吗?”

      “第一是谁愿意跟你们去拍。看能否找一个报社记者,否则遇上麻烦,或身份暴露了,也好有个抵挡。说实话,真为你们捏把汗,去了没出事算有点神;第二是你们住那种旅馆,又约的是那种人,都太扎眼,总之不透风声很难;第三嘛,不用说了。”

      “为什么?”

      “你是要砸人家的饭碗吧,老廖?”

      “他们还盼我们去呢。”高氏说,“接了材料,录了音,拍了照,又不起一点作用,真的有些愧。”

      “等机会吧,”老余安慰道,“这种事急不得。”

      十几天后,我与台湾的纪录片拍摄者温某某相逢,并约好日子去探上访村。不料在采访91岁的老基督徒袁相忱时,遭遇公安盘查。虽然有惊无险,但足以让在彼岸自由世界茁壮成长的温姑娘改变主意。苦劝无效,稍后,我离开北京。

      与高氏兄弟的联系和上访村的话题一直没断。2004年8月2日,我返京,又与高氏碰面。此时摄像机到手,本可以跨出实况纪录的第一步,但风声骤紧,一查网络,上访村成了比中国政府更敏感的词。原来是警方刚排除了一起8万上访者分头潜入天安门广场,举行八·七大示威的危机。

      上访领袖、复员军人李小成被捕了,由他起草的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书在网上不胫而走。高氏提出将计划延后。

      8月11日下午,昏日歹毒,我孤身一人,什么也没带,就沿陶然亭——永定门火车站——过铁路往南的老路线去探上访村。尘土飞扬,房地产已经动工了。可尽管喧闹,但已没人敢往那个方向拉客。雇不了三轮,我只好步行,感觉T恤衫和短裤象铠甲一般箍在身上。好不容易迈过铁轨,在毒日头下望见上访村的影子了,不料一辆警车刹到跟前,前坐警察摇下窗玻璃,厉声喝问:“去哪儿?”

      我愣了一下,本想回答:“逛着玩儿。”可出口却是:“永定门车站。”

      “你走反了!”警察指出。

      “不是从前面可以绕过去吗?”我装傻道。

      “绕远了。”警察说,“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吧?有证件吗?”

      “出家人四大皆空,带什么证件。”我抚着熠熠闪亮的秃瓢说,“四川普渡寺的。”

      “和尚?”警察绽露出笑脸,“往回走吧,前面过不去。”

      我只好转身。警车嗖地冲出去。

      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头,从另一条叉道抵拢一条河边。沿着堤岸,有行人有乞丐,也有坐在凉棚下喝冰的便衣。“太冒失了。”我自言自语道。

      正沮丧着,一个左肩倾斜的女乞丐向我伸手,我下意识地掏口袋,女乞丐却眼一亮说:“我认识你!”

      “是吗?”我惊讶道。

      “你春节到村里来过。”

      很惭愧,经她两次提醒,我才依稀记起这个姓贾的残疾女人,她是上访村最矮的成年人,43岁,不足一米四。因被流氓和当地法官多次殴打,求告无门,就走上了漫漫上访路。

      我请她喝可乐。并随意聊了两小时,问了案情,也问了上访村。“有证明的记者也过不去,”她说,“抓了很多人,公安在马路上日夜执班呢。”

      我答应写关于她的文章,并问怎么寄给她。不料她挺了挺畸形的胸,豪迈地说:“只要能发表出来,寄不寄没关系。”

      我老感觉四周有眼睛盯着,就起身告别。此时为午后5点,微微起了点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把苦难、恐怖和荒凉都忘掉。”

      但是能忘吗?我恨这个国家,然而我能忘掉吗?即使有一天,我挣脱了它,逃得远远的,但这个国家的一幕又一幕也会象癌块嵌在骨头里。

      有人标榜自己与失败者站一起,说得好听。让一个文人在上访村去住一个月,试试看,你的神经有多坚强?沉默的大多数真愿意沉默?不,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一定比天天有发言权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

      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

      2004年8月11日至31日完稿于成都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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