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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伪“天安门文件”的闹剧可以休矣》本身就是闹剧
(博讯2004年7月09日)
    方舟子《伪“天安门文件”的闹剧可以休矣》的剽窃伎倆

     [方舟子其人一贯以"打假"自居,可是从下面刊载的他的文章和他所剽窃的原本文章之间的比对,就可以得知:他如何玩弄手法剽窃他人著作.并荒称“天安门文件被偷带出中国的消息刚刚传出,我就怀疑其真实性。"真是自暴其短.十分可笑.] ************************************* (博讯 boxun.com)

     方舟子:伪“天安门文件”的闹剧可以休矣(《六四真相》真假之争系列) (博讯2004年7月07日) ·方舟子· “天安门文件”被偷带出中国的消息刚刚传出,我就怀疑其真实性。我的怀疑是基于以下五点理由:

     一、据香港报纸报道,这些文件是电子版,而非纸质原件(号称有1.5万页,也不可能偷运出这么多纸张),完全失去了鉴定其真伪的物质基础。谁都知道电子版文件是极其容易伪造、篡改的。CBS的“60分钟”节目隐瞒了这个事实。在接受PBS的采访时,“文件”鉴定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对此也闪烁其词,不敢明言:“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否看到了它们(按:指原件)或者是否我没有看到它们。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是告诉人们,对我来说,看到文件真品的形式并没有多大意义。”多么奇怪,为什么顾左右而言他,不能直接告诉是否看到了原件?

     二、偷运者“张良”声称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布这些文件影响中国政局。这个说法极其可笑,只能骗骗用西方思维思考中国政治的人。而且一开始说是迫于形势花了几个月时间紧急收集这些文件,后来又改口说是已准备了好几年,出尔反尔。

     三、“文件”的鉴定者是美国汉学家黎安友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Perry Link)。对这两位政治倾向过于明显的人,我不认为他们是客观鉴定者的最佳人选。而且,我读过他们的一些文章(林培瑞还时不时地上中文论坛和人吵架),我不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和思辨能力来辨别文件的真伪,特别是林培瑞,逻辑思辨能力之差,让人难以相信他是怎么在美国大学混饭的。

     四、“文件”的中方鉴定者是“多维新闻网”的老板和明镜出版社的总编辑何频。“多维新闻网”最近不断地炒作这件事,明镜出版社也将在四月份出版中文版。毫无疑问,他们想靠这本书赚一大笔钱。“多维新闻”人称“多伪新闻”,其新闻可靠性就不必说了,明镜也向来以出版一些下三烂的名为“内幕”实为谣言的书籍著称。我跟何频打过几次交道,对他有些了解。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诚实的人。

     五、为什么英文版已出版,而中文版却要推迟到四月份才出版?一开始的解释是说因为版权问题,这是个靠不住的解释。文件不具有版权,是个常识。现在的解释是说为了纪念胡耀邦的忌日。这个解释也非常牵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英文版的读者无能力判别真伪,也不可能以英文译文确定真伪,但是如果中文原稿在英文版之前或差不多同时出版,而一旦被发现是伪造的,势必影响英文版的销路。所以,只能等四个月后,英文版热销期已过,再出版中文原稿,那时候即使被发现是伪作,对英文版的销售已无大影响。另外,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编者还在根据人们对英文版的反应,而做修改,补漏洞。毕竟,可以做为依据的是中文版,到时候所有的漏洞都可推给英文翻译错误。所以我一直反对现在就找它的漏洞。

     果然,在英文版出来后,就有了不少议论,人们纷纷质疑其中的一些说法、情节。于是在明镜出版社开始征订中文版的同时,突然由其总编辑出来打预防针了。多维新闻网的一篇报道称“何频透露《中国「六四」真相》有细节错误”:

     “多维社记者报导/《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出版者、明镜出版社总编辑何频十三日在接受温哥华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中国「六四」真相》中有一些明显的细节错误,例如说拒绝中央军委镇压学运命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中共已故大将徐海东之子,但是《中国「六四」真相》的基本材料是真实的。

     明镜出版社是《中国「六四」真相》的中文版独家出版者,该社总编辑何频为极少数几个看过中文原稿者。

     何频在接受温哥华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说,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历史史料的百分之百的精确性,判断一部史著的真伪,最重要的是看其基本材料是否准确,根据何频的判断,《中国「六四」真相》基本材料没有重大的破绽。”

     这实在是一个欲盖弥彰的托辞。不错,“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历史史料的百分之百的精确性,判断一部史著的真伪,最重要的是看其基本材料是否准确”,一部史著,甚至一部回忆录,有一些细节错误,并不足以推翻其整体的真实性。但是,“天安门文件”是史著吗?不是。我们一直被告知的是,它们是中共的机密文件,也就是原始的史料。伪造的史料,恰恰都是基本材料准确,而细节有误的,因为基本材料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获得(比如公开的报道、非机密的文件、其他著作、传闻等等),而细节却很难处处造得周全,会露出伪造的蛛丝马迹。人们要判断史料的真假,恰恰根据的是细节(比如避讳、年号、用语),而只要有一个细节有误,即可认定史料是伪做,至少不是原始的。徐勤先是徐海东之子,是一个流传颇广的谣言,伪造者相信了这个谣言,然而中共的机密文件却不可能采用这样的谣言。何频透露的这个细节,恰恰是一个无法辩解的硬伤,足以判定“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

     “天安门文件”之所以轰动,不是因为它透露了什么新的信息,事实上从已公布的部分看,它没有多少新的东西,都与多年来人们已知道的相似(也就是何频所谓“基本材料”准确)。它之所以轰动,是因为它号称是原始文件,可以印证多年的非官方说法。现在我们既然可以确定它是伪造的,它也就一文不值。如果其伪造者承认是其创作,那是有版权的,而如果仍然坚称是文件,那就等于放弃了版权,一旦中文原稿出来,谁都可以复制、传播。这一场打着政治旗号的商业闹剧,可以休矣。

     2001.1.1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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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文件》试图伪造“六四真相”?

       

        就怀念六四的意义来说,《文件》的出版当然是好的,让人们不忘记历史。

        但是,如果资料的来源有问题,将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定义为“真相”,这对历史、对所有的当事人以及对死难者,都是罪过。

       

        〖一〗

        2001年1月6日网际网络上的中文论坛出现了《谢选骏谈「天安门文件」的四大可疑之处》:

        1,这个所谓“天安门秘密文件”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新东西。它记录的所谓内部谈话,完全可以根据各种已经发表的公开文件、民间传闻、当事人回忆录等拼凑出来!

        2,“文件”中使用了过多的九十年代语言!这些语言,在八十年代还是属于“港台语言”,政治局成员和所谓中共元老,是根本不懂得这些语言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每几行就有几个。

        3,缺乏可信的原始文本的支持,只有经过加工的“编辑文本”,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象极了当年哄动一时的《希特勒日记》。

        4,当事人不敢公开作证。这位“比省部级还大”的人物,其实只要排查一下就一目了然了,他怎么还敢回到中国?整个故事,恐怕只是子虚乌有吧?

        以上问题,敬请该文件原始编辑者、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林培瑞向公众解答。

        2001/1/6/19:00

       

        文章贴出后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又接连出现了第二第三帖子:

        《第二次质疑》

        谢选骏先生还指出,鉴定伪造文件的方法有二:

        1,通过鉴定文件的纸张、墨水等等硬体。这一点现据报道,《天安门文件》根本没有任何硬体证据予以支持,它只是记录在电脑磁片上的东西!因此更加无法证实文件内容确是八十年代的产物。

        2,通过鉴定文件的语言和内容等等软体。《天安门文件》大量使用九十年代语言一事表明,它不可能真实反映了八十年代的实况,尤其考虑到,决策老人们对新潮语言掌握的特大难度,就具有更大的可能可以对其进行证伪了。大家共同来做对其进行证伪的工作,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

        3,这些方法都是常识,只要受到基本文献学训练的人士,都可以掌握。

        2001/1/7/11:00

        《第三次质疑》

        《天安门文件》在八十年代竟然能运用九十年代的语言说话,其中的中国政治领袖竟然会用港台语言说话!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小学错误”初读之下竟有30条之多:

        1,省思;

        2,区隔;

        3,管道;

        4,疏失;

        5,智库;

        6,情势;

        7,传媒;

        8,研判;

        9,诉求;

        10,团队;

        11,一党专政;

        12,文宣机器;

        13,请愿人士; 1

        4,国家渣滓;

        15,劳工团体;

        16,贪腐问题;

        17,异议份子;

        18,北京矿业局;

        19,无损及民主;

        20,讨好民众的事;

        21,工作上的缺失;

        22,引起国际视听;

        23,结束共产党统治;

        24,情势将伊于胡底;

        25,涉如北京抗议事件;

        26,追求社会主义建设;

        27,他的智库就会崩解;

        28,化解我们之间的歧见;

        29,新的团队有明显的焦点重新出发;

        30,解放军官兵真的是中国人民的兄弟。

       

        〖上述引文都是纽约《明报》(2001年1月7日)转载台北《中国时报》《天安门文件摘要》中的“中共领袖谈话”。具有中国学知识的人不难判断,这些领袖根本不会使用上述港台语言。而且,使用这些语言在内部会议中说话,在政治上是严重犯忌的。〗

        这些词组,我现在用中国大陆九十年代新流行的通用汉字软件都不能找到,不信诸位可以自己试试!那么,在八十年代的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可能使用它们呢?

        由此判断,所谓《天安门文件》不仅是伪造的,而且是十分拙劣的伪造。其作者的中文水平很低,或故意装作很低,以致达不到中国大陆普通大学生的程度。

        更严重的是,上述伪造痕迹使人质疑:这些所谓《天安门文件》,会不会根本就没有中文文本?而只是用英语写出来的?

        可以支持上述推测的一个事实是:声称来自中国的所谓《天安门文件》竟然要用英文初版,而中文版却延后出版,这是为什么?!

        有人还说中文版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所以才不能避免港台语言。这就更加奇怪了。为什么不简捷、准确地用中文文件原文出版,却要从英文译本再度翻译成中文?这太不可思议了,根本就是荒唐,人们不仅好奇:《天安门文件》的中文原始文本哪里去了?还是根本没有?!

        据报载,黎安友( Andrew Nathan,现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现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谢尔( Orville Schell,现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新闻系主任)、李洁明( James Lilley,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鉴定过这些文件,现在需要他们真实地说出实情。

        2001/1/7/17:00

       

        这本来只是我一时兴起的发问,且在CBS播出60分钟节目之前。但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接下来几天,竟被全球各地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到现在已经整整5天了。5天来,我得到不少朋友和网友的支持(这一点我下面会谈到),也受到一些朋友的好心规劝。

        规劝的理由大抵有二:

        1,中共当局说《天安门文件》是假的,你谢选骏也怀疑其真实性,你的立场是不是有问题?

        对此,我答道:“我是1月6日就不依托任何报纸杂志出版社,在网络上率先发表了质疑《天安门文件》真实性的文字;在这以后三天,1月9日中国外交部才就此发表了声明。所以,并不是我谢选骏和谁保持一致,而是我自己发表独立的看法。而尊重和保护独立看法,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素质。”

        2,《天安门文件》的三位英译者和编辑者,都是德高望重的的美国汉学家,他们甚至以学术声誉作担保,说明《天安门文件》真的是中国政府的文件汇编和机密谈话;而你谢选骏却表示他们相信为真的东西实际上疑点重重,你自以为比美国学术权威还要正确吗?

        对此,我答道:“人们所言是否正确,不能以社会地位来决定。学术研究理应客观公正,尽力排除情绪的干扰,不可用博弈的方式来决定正确与否,也不可用博弈的方式来论证是否真相。所以必要的讨论是求得真相的重要途径。”

        1月7日,在我提出第一次质疑的第二天,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教授在“北美自由论坛”终于答复我说:

        Xie Xuanjun's Comments

        送交者: PerryLink 于 January 07, 2000 18:20:46:

        My Chinese software is temporarily not working, so I apologize to readers that I write in English.

        Mr. Xie's concerns about unconvincing language are based on a simple misconception. The materials from which Andrew Nathan and I worked were in Chinese language that was fully natural in context.

        We translated this language into English, and then, in the past two days, many Chinese people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have used our English to translate "back" into Chinese. So the Chinese Mr. Xie complains about is not at all the Chinese of the originals. When the Chinese book is published in April, Mr. Xie and all readers can see this for themselves.

        Regarding Mr. Xie's complaint that the documents show nothing new: It is true that these materials do not tell a radically different story;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what we already knew. But I personally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reading them, and I believe that any honest reader will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when reading the book. It is puzzling to me that Mr. Xie is so confident that the materials contain nothing new, because the book will be distributed beginning tomorrow. How can he have read the book? Readers of Chinese should await not only the English book, but the full Chinese book that will be published in April,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he materials are authentic and before deciding how much in them is "new." Perry Link

        我很乐意看到他的指教,并给林培瑞教授回信如下:

        〖谢选骏先生答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书---关于《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

        首先,需要感谢林先生耐心的解答,使公众第一次明确了,迄今公布的《天安门文件》(以下简称“文件”)原来都不是原文,而是从英文转译的!这当然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其中种种疑窦,使读者不得不严重怀疑这些“文件”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我个人认为,林先生的解答澄清了一些事实,但也引起了进一步的疑惑,特别需要林先生的进一步解答:

        1, 为什么不在公布英文译本的同时或是稍后,公布“文件”原文?按常理来说,公布中文原件,应该比翻译成英文、再转译回中文,准确得多、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为什么不这样做,而人为地引起混乱,以致各种译本泛滥成灾。以讹传讹,误导公众?

        2, 是因为版权问题吗?然而,为什么中文版要延期三个月出版,这样不是很不利于总体销售吗?

        3, 又是因为版权问题吗?为了英文版的销售?但是,英文版的读者和中文版的读者,应该是很少重复的,也就是说,出版中文版,并不会影响英文版的销售。那么,为什么要故意推迟中文版的问世?

        4, 如果大大推迟中文版的出版,是为了某种现在不便公布的商业利益,那么,是否应该把出版“文件”的商业利益置于历史真相和千百万中国人的感情之上呢?商业利益,应该有它的限制才对。

        5, 英文版和中文版之间三个月的时间差,使得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公开鉴定的可能之前,就给公众造成了广泛的暗示和催眠,好象这些“文件”是具有真实可靠的来源、没有疑问的。然而,谁将对这样重大的事件进行担保?提供什么样的担保?

        6, 三个月的时间差,谁保证“文件”的电脑磁碟片里的内容不会再被修改,英文翻译者们都保留原始的中文底盘吗?这些可能都是商业机密,但公众有权利进一步知道真相。

        7, 作为关心中国的中国人,其想法(包括感情)可能和关心中国的美国朋友,有所不同,我希望林先生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想知道历史真相。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循环:把中文版的错误推到英文翻译上,把英文版的疑窦又推到中文翻译上。而解决这个“罗生门”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公布中文原件,开放给研究者进行鉴定。所以我呼吁,尽快公布事实真相,立即出版中文原件,让公众参与鉴定这些“历史文件”的真伪。

        8, 据说“文件”提供者曾经要求,不得让任何中国人参与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鉴定的工作,理由是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不知道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请林先生核实。那么,现在“文件”既然已经公布了,为什么还迟迟不能开放中文原件,从而继续让这些“文件”回避真伪鉴定?如果立即出版原文在技术上有困难,负责的态度是:立即在网络上公布“文件”原文,让全世界的汉学家一起来鉴定其真伪。否则,三个月以后,公众的成见已经形成,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一切证伪工作已经变成多此一举。这种做法,在历史科学上是不严肃的。

        9, 此外,提供者难于带出全部原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应有几页(哪怕一、两页),作为其真是历史文件的凭据。既然没有这些真正原件的支持,如果不经过更广泛的专家鉴定,那么该磁碟片里的“文件”就只能叫做“天安门回忆录”或“天安门见闻录”,而不能叫做“天安门文件”。我真切地希望,真相就是真相,真相不该被模糊化。

        但愿我的上述担心都是多余的。

        2001/01/08

       

        这次林培瑞教授没有作答,但明镜出版社不久作出了反应:

        【11/01/2001 太阳讯】据本报从明镜出版社获悉,《天安门密件》一书中搜集的中共内部文件的部分中文原件内容将在今年四月初公布于众,而这一时间将比该书中文版发行日期提前十多天。该书定于四月十五日公开发行。《天安门密件》英文版曝光后,引起了国际间轰动,也引发各界对有关该书真伪的争论。大陆电视政论片《河殇》作者之一、旅美大陆学者谢选骏,近日与该书其中一位编译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林培瑞展开笔战。

        看来我渴望求知的要求,还是要等待三个月以后的4月15日才能满足。

       

       

        〖二〗

        撇开中国外交部的官式反应和网络上的一些标语口号不说,综合五天来有关《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争议,不难发现,肯定其为真的一方虽然人多势众,但理由基本上没有超出英文编译者们已经说明的范围。怀疑其为真的一方,比较典型的有两种说法:

        1, 《「六四真相」隐瞒了邓小平的血腥责任?》

          前天,终于看到了《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摘要!多么令人兴奋!但看完之后却十分失望!!

          一,邓小平在1986年学潮以后就一再强调,镇压学生运动时要“不怕流血”。1989年期邓小平又再度升级,多次强调“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而《真相》一书却把邓小平等人描写成心慈手软的老佛爷。

          二,李鹏在六四屠杀后多次声称:“牺牲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的稳定,是值得的。”

          三,同期的《人民日报》多次阐述:“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是牺牲了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而反革命暴乱份子却企图取而代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白日做梦!”言下之意是,不牺牲四千万生命,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中国政府的惯例,这些关键词如果没有某位最高级领导人的指示,是不可能反复刊载在社论中的。

          四,在《中国六四真相》中说,是个别士兵的情绪化反应,使元老们的不流血愿望落了空。如果元老们真是这么好心,那么,进城的部队为何要开着坦克?枪内又为何填满实弹,而且还是炸子儿?试问:是什么样的情绪化反应,使得士兵胆敢违反军令,实施从公主坟到建国门、从莲花池、六里桥,到天安门,这样由东到西、从南到北的集体屠杀?!

          五,六四屠杀之后,王震多次叫嚣,要在新疆重新开办劳改农场,把自由化知识份子统统送去劳改。当时甚至已经传达文件,要各个大专院校上报动乱份子和自由化教师,户口要迁离北京!后来由于操作上的困难,而延误下来。

          凡此种种重大史实,在《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摘要中,完全没有涉及。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六四真相》一书是遗漏了还是故意隐瞒了最重大的真相?

          六四的死难者,是为中国而献身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们既不是为了某几个你所谓的学生头头而牺牲宝贵的生命,也不会因为你所谓的临阵脱逃者而作鸟兽散!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请你不要践踏他们的生命与血迹!

          在生死面前,我们看见了王维林式的视死如归,并永永远远地纪念他们!我们也记住了侩子手惨绝人寰的屠杀,他们手上的血腥,将归到他们子子孙孙的头上,直到万代!

        (署名)部分六四受害者 2001年1月9日于北京 (转引自《大参考》总第1076期,2001.01.10)

        对于上述传闻,我们无法核实,正如对《文件》中的某些传闻那样。但是否因为《文件》收录的传闻大大不全,就具有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企图为历史的定调的创作企图呢?这也是见仁见智的。

        2,《 向林培瑞先生挑战》

        ……

        对以上种种怪事,林先生毫未作出任何解释,更未出示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claim。相反,面对谢先生的有力诘难,他除了指责对方逻辑思维有问题外,惟一能说的就是谢先生看的不是中文原本,而是翻译作品。我实在不明白,这里面最奇怪的事就是一本号称是记载中共中央文件的书却没有中文原本,非要用翻译过来的中文流布,而林先生居然会用这个最大的破绽来作为捍卫自己的惟一武器!林先生的逻辑思维实非我所能理解。如果谢先生说的是五角大楼的文件不可信,林先生还可用“你看的是中文版,翻译不准确”来反驳他。如今林先生竟反其道而行之,怪谢先生看的不是英文版!而且,按林先生的意思,如果多维-明镜集团吸取了教训,找几个如老芦般精通党八股的人把《文件》的中文版加工得更逼真一些,好像它的可信度也就增加了!难道首长们的“原话”就是这麽集体创作出来的?这种逻辑,大概只有北京琉璃厂那些给假文物“作旧”的贩子会同意。

        (作者芦笛2001年1月11日09:57:12于《万维读者论坛》) 这是罕见的、支持我的文字,虽然是用了笔名;但下面将要谈到的《文件》中文原文,将继续支持他的论点。

        可见,同样认为《文件》不真,角度却十分不同。

        3,而不那么典型且较为模糊化则有《我看<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

        ……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从目前以英文发表的选摘看,对我说来,只有一处是原先完全没听说过的,就是李瑞环在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只是逮捕异议份子把他们关进监牢没有意义,我们应当改而将他们遣送国外,不让他们回国一段时间。”如果不去计较那拗口的中国话,只能说,这很像当局如今的做法,一个他们自认为很奏效的做法--那些捣乱的“精英”谁爱要谁要,让他们到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去自生自灭吧。

          李瑞环会在1989年军管和清场之前就想到?

          将那些与当局不融洽的实力人物“遣送国外”,是北洋政府和蒋介石的办法。与外部世界隔绝多年的新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所有政治对手都是关秦城。工人出身的李瑞环对党史的熟悉程度想来应超过近现代史,更何况在重量级人物没有表态时就贸然做这种效仿老袁老蒋的建议,既不合党内高层会议的气氛,也不合共产党历来的规矩。

          当局有这样的见识已是在1992年之后。我本人在获释一年后申请护照遭到坚决拒绝,直到1991年11月才在美国国务卿与当局进行人权谈判之后才放行。直到那时,当局的主要□虑还是担心放种类人出去,会“说对中国不利的话”。

          但仅以这样一个按照情理推断的可能纰漏,就能断定它的造伪么?让我们等着中文原版的面世吧。(作者戴晴2001年1月10日17:37:10于《万维读者论坛》)

        其实呢,据笔者所知,在1989年5月的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何新,确曾向有关当局建议如此流放不被看好的知识份子,我曾亲眼看过他署名的这份传单,不仅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学者也都看到,如果怀疑,不妨现在就去北京中国社科院找人查询。但现在却不知为何竟被《天安门文件》的作者编排到了李瑞环头上。也许,李瑞环喜欢和知识份子交朋友,对新知吸收特快?也不对,六四后两年我都在北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李瑞环鼓励这些垂头丧气的知识份子的鱼水镜头,他会采纳何新这等人的计策,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

       

       

        〖三〗

        前天,我得到某位网友的馈赠:《天安门文件》的中文原件!所以我这几天保持沉默,是在认真阅读其文本。

        我终于可以绕过编辑加工过的中译英译本,我也终于可以绕过再编辑再加工过的英译中译本了,直接看到“中央文件”了。对于我这位永远的非党员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多么幸福的日子!

        可惜我还是失望了。

        就我目前阅读所及,已经发现《文件》的一些疑点和错误,而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更多。最要命的是:

        1,我看到的不是会议记录,而是作者对会议的陈述。

        2,我看到的不是事实的呈现,而是作者刻意引导读者得出某种见解。

        3,而“中共元老”们的谈话,好象是在轮流朗读同一篇文章的不同段落,象是参加预先布置好的清查运动的学习班……

        4,整个故事,不象是《金陵春梦》,但也更不象是《尚书》(中国上古时代的中央文件或《天安门文件》),而是某种金陵春梦与尚书的混编,因为其中较多作者自己的的评论或是倾向性描述----这使得它带出来的的那些文件和大内谈话,怎么也不象是真的;而是象,故事。虽然是很严肃的故事,很理论化的故事,象是尚书般的金陵春梦。 所以,我在网上公布的第一条疑问是可以成立的:“这个所谓《天安门密件》没有透露有价值的新东西。它记录的所谓内谈话,完全可以根据各种已经发表的公开文件、民间传闻、当事人回忆录等拼凑出来!”例如有个让戴晴感到新鲜的故事,说李瑞环主张流放知识份子,其实来自1989年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何新所散发的传单。

        不错,“中文原本”中的港台语言,比之“英译中本”要少了许多,但并没有绝迹。例如,张良先生这位力图“在体制内”活动的人物,竟然在行文中称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领导人为“中共元老”!这是什么话?用这样的语言说话的人,可能来自体制内?还有希望回到体制内从事改革吗?

        尤其我想到,一直回避公开作证的“张良”,如今却要频频作文,在不远万里的香港摇旗呐喊,而呐喊的声音则已经毫无体制内的味道了。这真的有利于国内的改革派吗?所以我想到,作者不敢公开作证,非不敢也,是不为也!至于何以不为?日后当能见分晓,此刻不必诛心论之。

        当然,由于正式文本并未公布,所以我读过的这些中文原稿也就无从经过权威认可的方式予以严格的核对。我希望我现在看到“原本”不是即将出版的《真相》。

       

       

        〖四〗 这些天来,我一直和朋友们讨论《天安门文件》的真伪问题。后来发现,我们必须给“真伪”定义,讨论才可深入。

        那么,什么是伪造品?

        1,我认为,不可对原始文件“整容”,否则形同掺假。

        2,我认为,半瓶子茅台加上半瓶子水,就是假茅台;朋友却认为,兑水茅台还是茅台,只是“稀释的茅台”,还是可以喝的。可是我反问,这水要是来路不明,不干不净呢?朋友说,那就另当别论了。由此可见,鉴别真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3,我认为,即使做的很象的假钞也还是假钞,哪怕是造币厂自己改头换面的假钞也还是假钞;我家里就“珍藏”一张十元美金假钞,那是一位韩国店东找补给我的,因为我发誓决不嫁祸于人,它就永远属于我了;而朋友却认为,假钞与真钞只是一个权威认定的问题:“说你假你就假不假也假,说你真你就真不真也真”,所谓真实,不过是个话语霸权的问题。不信你看,胡适不是模仿克罗齐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吗?假钞的用处不可抹煞,它搞活了经济!

        4,我呢,可以承认假钞假酒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有时它甚至超过了真货。然而,假酒毕竟不是真酒,假钞毕竟不是真钞。系统作伪、人多势众,并不是真理的证明。假的就是假的,人人表态也是没有用的。都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了,还在制造皇帝的新衣!这使我不禁悲哀地想到:是啊!皇帝的新衣原来并非中国的故事,而是典型的西方故事----安徒生童话!只是,基督徒的智慧使人勇于直面并揭露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看来是古今中外之通义。

        这个道理,用在《天安门文件》上也是一样。

        兑了水的叙述还是事实的叙述吗?

        半真半假的场景等于部分的场景?

        掐头去尾的真相还算不算是真相?

        故事与历史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有“细节的真实”而后者还必须具有结构的完整。请问,“文件”真的具有这样意义上的完整吗?

        真相与假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全面的、开放的;后者是片面的、封闭的。并不是说假象一无所真,否则假钞假酒就不能流通而被彻底杜绝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相与假象、文件与讲述之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

       

       

        〖五〗

        我读过“文件”的中文原稿后,更加坚定了我的以下看法:

        英文版和中文版之间三个月的时间差,使得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公开鉴定的可能之前,就给公众造成了广泛的暗示和催眠,好象这些"文件"是具有真实可靠的来源、没有疑问的。然而,谁对这样重大的事件进行担保?他和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担保?

        三个月的时间差,谁保证的电脑磁碟片里的内容不会再被修改,英文翻译者们都保留原始的中文底盘吗?这些可能都是商业机密,但公众有权利进一步知道真相。

        作为关心中国的中国人,其想法(包括感情)可能和关心中国的美国朋友,有所不同,我希望美国公众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想知道历史真相。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循环:把中文版的错误推到英文翻译上,把英文版的疑窦又推到中文翻译上。而解决这个"罗生门"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公布中文原始资料,开放给研究者们进行鉴定和科学研究。今天报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作证说,原始“文件”有15000页之多,我认为,这些文件如果不是编造的,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的共同财产,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源,不应被任何人以任何目的和借口所垄断。如果这些资料是编造的,版权当然仅仅属于编造者自己。我们也就没有权利要求编造者予以公开。

        因此我呼吁,如果“文件”是真的,而不是编造的,就不怕公众参与鉴定这些"文件"的真伪,就应该把这15000页的文件予以公布。

        据说"文件"提供者曾经要求,不得让任何中国人参与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鉴定的工作,理由是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不知道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请大家核实。那么,现在"文件"既然已经用英文公布了,就应该开放那些理应不需要改编的中文原件。否则就等于承认这些"文件"是需要继续改编的。如果立即出版原文在技术上有困难,负责的态度是:立即在网络上公布"文件"原文,让全世界的汉学家一起来鉴定其真伪。否则,三个月以后,15000页的文件会改编成什么样子?这在历史科学上是不严肃的。如果是那样,则磁碟片里的"文件"就只能叫做"天安门回忆录"或"天安门见闻录",而不能叫做"天安门文件"。我真切地希望,真相就是真相,真相不该被模糊化。   

     《谢选骏著作选编》      undefined undefined ... undefined 关闭 undefined 关闭 undefined   

     《河殇第一稿》作者谢选骏三谈

     《天安门文件》的三十八条可疑之处

       

       

        第一次质疑:

        《河殇第一稿》作者谢选骏谈《天安门文件》的六大可疑之处:

       

        1,这个所谓“天安门秘密文件”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新东西。它记录的所谓内部谈话,完全可以根据各种已经发表的公开文件、民间传闻、当事人回忆录等拼凑出来!

        2,“文件”中使用了过多的九十年代语言!这些语言,在八十年代还是属于“港台语言”,政治局成员和所谓中共元老,是根本不懂得这些语言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每几行就有几个。

        3,缺乏可信的原始文本的支持,只有经过加工的“编辑文本”,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象极了当年哄动一时的《希特勒日记》。

        4,当事人不敢公开作证。这位“比省部级还大”的人物,其实只要排查一下就一目了然了,他怎么还敢回到中国?

        5,整个故事,恐怕只是子虚乌有吧?

        6,以上问题,敬请该文件原始编辑者、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林培瑞向公众解答。

        2001/1/6/19:00

       

        ~~~~~~~~~~~~~~~~~~~~~~~~~~~~~~~~

        第二次质疑:

       

        谢选骏先生还指出:

        鉴定伪造文件的方法有二:

        1,通过鉴定文件的纸张、墨水等等硬体。这一点现据报道,《天安门文件》根本没有任何硬体证据予以支持,它只是记录在电脑磁片上的东西!因此更加无法证实文件内容确是八十年代的产物。

        2,通过鉴定文件的语言和内容等等软体。《天安门文件》大量使用九十年代语言一事表明,它不可能真实反映了八十年代的实况,尤其考虑到,决策老人们对新潮语言掌握的特大难度,就具有更大的可能可以对其进行证伪了。大家共同来做对其进行证伪的工作,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

        3,这些方法都是常识,只要受到基本文献学训练的人士,都可以掌握。

        2001/1/7/11:00

       

        ~~~~~~~~~~~~~~~~~~~~~~~~~~~~~~~~

        第三次质疑:

       

        《天安门文件》在八十年代竟然能运用九十年代的语言说话,其中的中国政治领袖竟然会用港台语言说话!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小学错误”初读之下竟有30条之多:

        1,省思;

        2,区隔;

        3,管道;

        4,疏失;

        5,智库;

        6,情势;

        7,传媒;

        8,疏失;

        9,诉求;

        10,团队;

        11,一党专政;

        12,文宣机器;

        13,请愿人士;

        14,国家渣滓;

        15,劳工团体;

        16,贪腐问题;

        17,异议份子;

        18,北京矿业局;

        19,无损及民主;

        20,讨好民众的事;

        21,工作上的缺失;

        22,引起国际视听;

        23,结束共产党统治;

        24,情势将伊于胡底;

        25,涉如北京抗议事件;

        26,追求社会主义建设;

        27,他的智库就会崩解;

        28,化解我们之间的歧见;

        29,新的团队有明显的焦点重新出发;

        30,解放军官兵真的是中国人民的兄弟。

       

        〖上述引文都是纽约《明报》(2001年1月7日)转载台北《中国时报》《天安门文件摘要》中的“中共领袖谈话”。具有中国学知识的人不难判断,所谓中国领袖根本不会使用上述港台语言。而且,使用这些语言在内部会议中说话,在政治上是严重犯忌的。〗

        这些词组,我现在用中国大陆九十年代新流行的通用汉字软件都不能找到,不信诸位可以自己试试!那么,在八十年代的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可能使用它们呢?

        由此判断,所谓《天安门文件》不仅是伪造的,而且是十分拙劣的伪造。其作者的中文水平很低,或故意装作很低,以致达不到中国大陆普通大学生的程度。

        更严重的是,上述伪造痕迹使人质疑:这些所谓《天安门文件》,会不会根本就没有中文文本?而只是用英语写出来的?

        可以支持上述推测的一个事实是:声称来自中国的所谓《天安门文件》竟然要用英文初版,而中文版却延后出版,这是为什么?!

        有人还说中文版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所以才不能避免港台语言。这就更加奇怪了。为什么不简捷、准确地用中文文件原文出版,却要从英文译本再度翻译成中文?这太不可思议了,根本就是荒唐,人们不仅好奇:《天安门文件》的中文原始文本哪里去了?还是根本没有?!

        据报载,黎安友( Andrew Nathan,现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现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谢尔( Orville Schell,现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新闻系主任)、李洁明( James Lilley,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鉴定过这些文件,现在需要他们诚实地说出实情。

        2001/1/7/17:00

       

        http://www.geocities.com/xiexuanjun

       

     www.geocities.com/xiexuanjun~~~~~~~~~~~~~~~~~~~~~~~~~~~~~~~~

       

        〖谢选骏先生答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书

     ---关于《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

        首先,需要感谢林先生耐心的解答,使公众第一次明确了,迄今公布的《天安门文件》(以下简称“文件”)原来都不是原文,而是从英文转译的!这当然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其中种种疑窦,使读者不得不严重怀疑这些“文件”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我个人认为,林先生的解答澄清了一些事实,但也引起了进一步的疑惑,特别需要林先生的进一步解答:

        1, 为什么不在公布英文译本的同时或是稍后,公布“文件”原文?按常理来说,公布中文原件,应该比翻译成英文、再转译回中文,准确得多、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为什么不这样做,而人为地引起混乱,以致各种译本泛滥成灾。以讹传讹,误导公众?

        2, 是因为版权问题吗?然而,为什么中文版要延期三个月出版,这样不是很不利于总体销售吗?

        3, 又是因为版权问题吗?为了英文版的销售?但是,英文版的读者和中文版的读者,应该是很少重复的,也就是说,出版中文版,并不会影响英文版的销售。那么,为什么要故意推迟中文版的问世?

        4, 如果大大推迟中文版的出版,是为了某种现在不便公布的商业利益,那么,是否应该把出版“文件”的商业利益置于历史真相和千百万中国人的感情之上呢?商业利益,应该有它的限制才对。

        5, 英文版和中文版之间三个月的时间差,使得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公开鉴定的可能之前,就给公众造成了广泛的暗示和催眠,好象这些“文件”是具有真实可靠的来源、没有疑问的。然而,谁将对这样重大的事件进行担保?提供什么样的担保?

        6, 三个月的时间差,谁保证“文件”的电脑磁碟片里的内容不会再被修改,英文翻译者们都保留原始的中文底盘吗?这些可能都是商业机密,但公众有权利进一步知道真相。

        7, 作为关心中国的中国人,其想法(包括感情)可能和关心中国的美国朋友,有所不同,我希望林先生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想知道历史真相。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循环:把中文版的错误推到英文翻译上,把英文版的疑窦又推到中文翻译上。而解决这个“罗生门”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公布中文原件,开放给研究者进行鉴定。所以我呼吁,尽快公布事实真相,立即出版中文原件,让公众参与鉴定这些“历史文件”的真伪。

        8, 据说“文件”提供者曾经要求,不得让任何中国人参与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鉴定的工作,理由是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不知道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请林先生核实。那么,现在“文件”既然已经公布了,为什么还迟迟不能开放中文原件,从而继续让这些“文件”回避真伪鉴定?如果立即出版原文在技术上有困难,负责的态度是:立即在网络上公布“文件”原文,让全世界的汉学家一起来鉴定其真伪。否则,三个月以后,公众的成见已经形成,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一切证伪工作已经变成多此一举。这种做法,在历史科学上是不严肃的。

        9, 此外,提供者难于带出全部原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应有几页(哪怕一、两页),作为其真是历史文件的凭据。既然没有这些真正原件的支持,如果不经过更广泛的专家鉴定,那么该磁碟片里的“文件”就只能叫做“天安门回忆录”或“天安门见闻录”,而不能叫做“天安门文件”。我真切地希望,真相就是真相,真相不该被模糊化。

        但愿我的上述担心都是多余的。

        20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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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真相》是“遗漏了”还是隐瞒了邓小平的血腥责任?!

       

        前天,终于看到了《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摘要!多么令人兴奋!但看完之后却十分失望!!

        一,邓小平在1986年学潮以后就一再强调,镇压学生运动时要“不怕流血”。1989年期邓小平又再度升级,多次强调“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而《真相》一书却把邓小平等人描写成心慈手软的老佛爷。

        二,李鹏在六四屠杀后多次声称:“牺牲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的稳定,是值得的。”

        三,同期的《人民日报》多次阐述:“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是牺牲了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而反革命暴乱份子却企图取而代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白日做梦!”言下之意是,不牺牲四千万生命,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中国政府的惯例,这些关键词如果没有某位最高级领导人的指示,是不可能反复刊载在社论中的。

        四,在《中国六四真相》中说,是个别士兵的情绪化反应,使元老们的不流血愿望落了空。如果元老们真是这么好心,那么,进城的部队为何要开着坦克?枪内又为何填满实弹,而且还是炸子儿?试问:是什么样的情绪化反应,使得士兵胆敢违反军令,实施从公主坟到建国门、从莲花池、六里桥,到天安门,这样由东到西、从南到北的集体屠杀?!

        五,六四屠杀之后,王震多次叫嚣,要在新疆重新开办劳改农场,把自由化知识份子统统送去劳改。当时甚至已经传达文件,要各个大专院校上报动乱份子和自由化教师,户口要迁离北京!后来由于操作上的困难,而延误下来。

        凡此种种重大史实,在《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摘要中,完全没有涉及。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六四真相》一书是遗漏了还是故意隐瞒了最重大的真相?

        六四的死难者,是为中国而献身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们既不是为了某几个你所谓的学生头头而牺牲宝贵的生命,也不会因为你所谓的临阵脱逃者而作鸟兽散!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请你不要践踏他们的生命与血迹!

        在生死面前,我们看见了王维林式的视死如归,并永永远远地纪念他们!我们也记住了侩子手惨绝人寰的屠杀,他们手上的血腥,将归到他们子子孙孙的头上,直到万代!

        部分六四受害者

        2001年1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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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置疑六四密件

       

        【多维新闻社9日电】多维社记者黄东综合报导/即将出版的《Tiananmen Papers(天安门文件)》已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9日就此发表评论说:“对于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我们□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正□结论。这一结论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多位网友也在互联网上置疑有关文件的真实性。

        据香港报导,一位署名「谢选骏」的读者前日在「文学城」网站( WWW.Wenxuecity.Net)上贴文,质疑密件有几大疑点。

        谢选骏是中国著名电视政论片《河殇》作者之一,属「六四精英」人物。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天安门文件》有几大可疑之处:

        一、所谓「密件」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新东西,完全可根据各种已经发表的公开文件、民间传闻、当事人回忆录等拼凑出来。

        二、「密件」中使用了过多的九十年代语言。这些语言,在八十年代还是属於「港台语言」,不要说中国老百姓,中共政治局成员和所谓元老更是根本不懂得这些语言。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每几行就有几处。

        三、缺乏可信的原始文本支持,只有经过加工的「编辑文本」,彷佛「此地无银三百两」,像极当年哄动一时的《希特勒日记》。

        四、当事人不敢公开作证,这位「比省部级还大」的人物,其实只要排查一下就可曝光,他怎麽敢称「还要回到中国去?」整个故事恐怕是子虚乌有。

        「天安门密件」毫无新意,全可凭以往的资料编纂,海外语言充斥,有明显的西方传媒发表和出版过程黑箱作业的痕迹,一如伪造的「赵紫阳公开信」,漏洞百出。

        「密件」缺少会议纪录的口语习惯,尽是书写文字,却上下文交代齐全。有些正式文字在决策会上用口语说明显有点文不对题和卖弄。另外,发言长短也与身分不合,当事人语态有前後一致的公式化。

        中共常委决定戒严进行了投票的说法疑点最大,这是海外的说法。只有五个人,话都说尽了,真要走此仪式?而以老邓的尊严,绝不可能当众说怕遭「软禁」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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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殇》作者质疑迟出中文版

       

        【多维新闻社10日电】《河殇》作者之一谢选骏多次在互联网上质疑「六四密件」的真实性。《中国六四真相》编者之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就文件用语的疑点作出回应,指目前公布的都不是中文原文,而是由英文译成中文。不过,谢选骏亦再次提出质疑,不明为何不同时公布中文版。

        据<明报>报导,谢选骏质疑为何有关机构不在公布英文译本的同时或稍后,公布「密件」原文,按理中文原件应该比译成英文再转回中文准确得多、方便得多、迅速得多。他说,现在这样做,人为引起混乱,以讹传讹,误导公众。

        谢说,中文版要到三个月后才出版,这样做会使对这些「文件」真伪进行公开鉴定前,就给公众造成广泛的暗示和催眠作用,好像这些「文件」是真实的、没有疑问。他认为不应该把出版「文件」的商业利益置于历史真相和千百万中国人感情之上。

        他说,资料提供者难将全部原件带出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应有几页,哪怕是一、两页。如果没有真正原件的支持,不经过专家更广泛的鉴定,所谓的「文安门文件」就只能叫做《天安门回忆录》或《见闻录》。   

     《谢选骏著作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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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笔战林培瑞质疑“文件”真实性

       

       

       

        国际媒体连日竞相报导「天安门文件」,不但引起网友在网上热烈争论文件的真伪,还引起现居纽约的中国电视政论片「河殇」作者之一谢选骏,与编译者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的一场笔战。

        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报导,谢选骏首先提出四大疑点,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并希望林培瑞和另一位编译者黎安友等人公开澄清疑点。

        林培瑞指出,迄今公布的「天安门文件」,都不是原文,而是从英文转译成中文,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港台语言」,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使个别人士怀疑这些文件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他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面世后,看完全书后,再评论其真伪。他并透露,「张良」是将「天安门文件」录入在电脑磁碟片中带出中国。

        谢选骏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他之所以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是基于如下理由:首先,他认为文件完全可以根据各种已经发表的公开文件、民间传闻和当事人回忆录等拼凑出来。其次,文件使用过多的九 ○年代语言和「港台语言」,不但中国老百姓不懂这些语言,中国大陆政治局成员和元老,更不懂这些语言。如果说这些问题是翻译造成的,更应该立即公布中文原本。再者,目前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文件」缺乏可信的原始文本支持,只有经过加工的「编辑文本」,像极当年轰动一时的「希特勒日记」。

        谢选骏并质疑,当事人不敢公开作证,所持理由是「还要回到中国」,但无论文件真伪,在目前大陆情势下,「张良」不可能再回国。

        谢选骏认为林培瑞的解答澄清了一些事实,但也引起进一步的疑惑,例如为什么有关人士不在公布英文译本的同时或稍后公布文件原文?因按常理来说,公布中文原件,应该比翻译成英文、再转译回中文,准确、方便和迅速得多。如果是因为版权问题,英文版的读者和中文版的读者,应该很少重复,也就是说,出版中文版,并不会影响英文版的销售。如果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谢选骏认为,应该将历史真相和千百万中国人的感情置于商业利益之上。

        谢选骏呼吁,尽快公布事实真相,立即出版中文原件,让公众参与鉴定这「历史文件」的真伪。如果立即出版原文在技术上有困难,或可在网络上公布「文件」原文,让全世界的汉学家一起来鉴定其真伪。他指出,提供者难以带出全部原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应有几页,作为真的是历史文件的凭据。

        不过,何频接受联合报系纽约记者曾慧燕采访时强调,他不认为中国大陆最高层现在有人能动用「六四」资源改变政治生态,民间对「六四」看法的分歧,恰恰给了「六四」既得利益者「合法」和「理直气壮」的掌权机会,中国大陆内部也没有所谓的改革派或保守派,只有权力的维护者。他说:「这部书毫无疑问会对中共高层产生冲击,他们急欲知道自己在书中的角色,但我看不出中国局势会因此大变。」

        黎安友感叹说,讽刺的是,任何美国机密,可以由美国媒体在美国揭露,成为澄清历史的佐证,绝没有人身安全问题,但中国大陆的机密档案,却必须透过外国人在海外披露,再试图转回中国大陆,才能使大陆民众了解真相。

        在大陆,这个消息被严格封锁,媒体一律不准报道,英特网的论坛上也被严密监视、封闭。在言论自由的地方,人们则对此发表了种种评论、猜测和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是,一、这些文件是真是假?二、这个时候抛出这些材料的背景、含义,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从已经以中文发表的材料来看,其内容和十年来人们对"六四"的研究、想像的情况基本一致,可以说没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至于其中一些细节的描绘似乎更象记实文学。甚至有严重失真的地方,例如:文件说邓小平担忧自己被软禁。以邓小平的政治嗅觉,他很明白,如果控制不了局面,共产党下台,决不是软禁的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文件的是真是假本身不是太重要,都不会改变基本的事实。重要的是目前炒作这个话题的背景、含义,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且让作两个假定的推论。一、假定这些文件是真的。那么能得到这些文件的人肯定是中共高层的人或与高层人物有紧密关系的人。而他或他们现在抛出这些材料不是为了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只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据媒体报导:披露者自称是忠贞的共产党员,希望这些文件令主张武力镇压的强硬派难堪,以有利于改革。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是怯懦的,缺乏改革勇气的。他们不敢亮出改革纲领来推动改革,而希望用阴谋权术的手法来打倒对手。我甚至要怀疑他们是不是打著改革的旗号争权夺利的野心家、阴谋家。我想到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宁可放弃一切权力、地位和利益。就为眼前这些所谓的改革派感到羞耻。他们如此畏首畏尾,能取信于人民吗?

        二、假定这些文件是假的,那就是说有一些反对派人士在进行所谓的政治"操作",希望用这个敏感话题加剧中共上层的分歧,甚至内斗,以此搅动中国的政治局面,推动政治转型。其用心也许不坏,但效果并不好。也是反对派人士虚弱的表现。我主张,反对派应以诚信为本,宁可以不欺伪而暂时不能获得成功,也不能以欺伪去骗取成功。

        真正的、健康的政治反对派应该是襟怀坦白的,相信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在于广大中国公民对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认识,以及对现代专制制度的摒弃,因此寄希望于广大公民的奋起,而不是诉诸于小动作。真正的、健康的政治反对派负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责任,即破坏专制制度和建设民主制度。因此,政治反对派应该和广大公民一起来认识现代专制制度的落后、荒唐和有害,一起来探讨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道路和建设未来民主新中国的方法,从而兴起民主革命的大潮,变宫廷政治为大众政治,而不是靠虚假的信息来煽动民众的情绪。

        无论是第一个假定还是第二个假定,这本书都不会对中国的政治局面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本书的出版客观上起了两个非常正面的作用:一、提醒全世界,在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不要忘记"六四",不要忘记中共始终在拒绝和践踏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二、进一步显示中共当局至今不敢面对历史的事实,继续在用专制的手段剥夺广大公民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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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质疑《天安门文件》真实性 没有真正的原件支持只能叫见闻录

       

        【明报2001-01-11 23:47讯】《河殇》第一稿作者谢选骏质疑《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为什麽要延迟三个 月以後才予出版。谢选骏并认为,《天安门文件》就像轰动一时的《希特勒日记》一样,真 实性值得怀疑。

        《天安门文件》的部份英文中译稿在华文媒体转载之後,谢选骏先後三次在电脑网络上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前两次他列举了文件中的许多文字,认为这些都是九十年 代 的港台语言,中国那些老一辈的高级领导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这样的语言说话。普林斯顿大 学汉学家林培瑞就文件用语作出回应说,目前公布的这些文件都不是中文原文,而是由英文 译成中文。

        谢选骏再次质疑说,由英文转译,当然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其中种种疑窦,使读者不得不严重怀疑这些“文件”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谢选骏质疑,为什麽不在公布英文译本同时或者稍後公布“文件”原文?中文原文应该比翻译成英文,再转译成中文准确得多,方便得多,迅速得多。鉴定文件真伪最有效的办 法是鉴定文件的纸张、墨水等硬体,但是据报导,《天安门文件》并没有任何硬体证据予以 支持,只是记录在电脑磁片上的东西。

        谢选骏说,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循环,把中文版的错误推到英文翻译上,把英文版的疑窦又推到中文翻译上。应该立即公布中文原件,开放给研究者进行鉴定。据说“文件”的提 供者曾经要求,不得让任何中国人参与对这些“文件”真伪进行鉴定的工作,理由是他担心 自己的安全。那麽,现在“文件”已经公布了,为什麽还迟迟不能开放中文原件,从而继续 让这些“文件”回避真伪鉴定?如果没有真正的原件支持,不经过更广泛的专家鉴定,那麽 磁片里的“文件”只能叫“天安门见闻录”,而不能叫做《天安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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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报专讯】根据谢选骏的提示,本报记者仔细阅读已公布的部分「密件纪录」,发现确有存疑之处,其中以「古人讲今话」和港台语言较为多见,若密件确为偷带出境的「纪录原版」,而非港台编辑的失误,那么显示「密件」真伪成疑。

        例如,纪录中五月十三日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三人的对话,就多处出现不当用词(括号中红色字为八十年代大陆用语 ):

        赵:「 ...要广泛接触民众(群众),和不同管道 (渠道 )与之对话...我今天中午已通过传媒 (新闻单位),对外强调...」

        杨:「学生显然要把事件搞大 (闹大 ),引起国际视听(大陆当时无此此用词)...我担心,俄罗斯(前苏联当时未解体)这么重要的国家元首(苏共总书记 )来访,会遇到打叉 ...」

        邓:「这场暴动(邓原话是动乱)应该让我们对过去有所省思(邓原话是反思)...最大的错误 (邓原话是失误 )是教育 ...我们决不放松一党专政 (邓小平又怎能称中共是一党专政 )的基本原则。」

        五月十日政治局讨论会:

        赵:「由于党和政府极度克制和宽容 (整句话都是港台语言)的态度,以及比较守秩序学生越来越理性,到目前我们已避免冲突升高(典型港台语言)。」

        江泽民:「在处理导报(指《世界经济导报》 )事件上,我们审慎 (江应说坚决 )遵循 (遵照)党的原则,专注于大事...钦本立欺骗党委会 (江应说市委 )违背最基本的党规 (江应说党纪)。」

        以上瑕疵,在已刊出的一万多字的「对话纪录」中甚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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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们自己的话”?

          --看《多维》和“明镜”怎样拆黎安友的台

       

          芦笛

        也许是出于巧合,老芦写文章,有时简直成了预言。犹记当初写了《难做的中国人》,大意是讲政府害得中国人不愿作中国人,不择手段地出逃。文章在《多维》上登出不到一月,就传来了多佛五十多人惨死的消息。后来我推出《为什么要了解日本》,批驳我党的思维定式,指出日本人民应该为侵华战争负责,日本民族应为此向中华民族谢罪。几个月后敬爱的朱总就逆向响应我的号召,在日本说什么日本人民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应该为战争负责云云。这次圣诞,和《多维》大战之暇,我在《大家论坛》贴出一系列文章,讨论了李志绥回忆录中的作伪问题。话音未落,老美就推出了《天安门文件》,凸显了外国汉学家处理中国文献的严重问题。

        在李志绥回忆录辨伪的文章中,我曾回顾了对李书起疑的过程:当初我看的是英文版,倒没有太大的疑问。后来见到中文版,疑窦立生。在我看来,该书有三稿,第一稿是李老的中文原稿,第二稿是英文定稿,第三稿是从英文定稿中翻回来的中文稿。第二稿是按原稿翻译加工的,所以大陆行话译得很准确,而第三稿显然是港台人译的,译得笑话百出。这次推出来的《天安门文件》显然也是这个路数。就是因为中文稿笑话万出,谢选骏先生才断然否定了原稿的可靠性。不过,在我看来,谢先生的否定似乎失于武断。这书和李志绥回忆录不同的地方,是人家声明了是从英文里翻译回来的,而李书的中译者则据说是李本人。因此,似乎不能就仅仅因为翻译的笨拙粗陋就否定原件的真实。

        然而谢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疑心,说到底还是《多维网》那样中文媒体的错。他们急于炒作,竟然用台式国语推出粗制滥造的陋译。而且为了维持持续阅读的读者数量,竟然将其拆成多则新闻报道,多版推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许多读者误以为那就是中文原本,引起了对该文件真实性的普遍怀疑。

        对一份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此重大的文件,《多维》和“明镜出版社”居然采取如此轻率玩忽的态度,不仅毫无新闻从业人员的起码的敬业精神,而且直接砸了黎大教授的牌子。人家的书名是《Tiananmen Papers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Decision To UseForce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in Their Own Words》,此话如果直译过来,便是:《天安门文件:中国领导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述使用武力镇压人民的决定》。这里说得明明白白,书里记录的是党国领导的原话。如今这“原话”却成了台湾话。吾不知老黎和老林(培瑞)如果知道了《多维》和“明镜”拆的这番烂污,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天地间第一壮观的烂污。为此,我得先在此列个 “台陆小辞典”,指出台式国语与大陆国语政治词汇的不同。小辞典的“ 台文”辞条统统取自《中国六四真相》。因辞条实在太多,不可能悉数包罗,这里只是略尽意思而已。下面的辞典中,左边的是“台文”,右边的是“陆文”。

        透过:通过。

        管道:渠道。

        区隔:区分。

        隔离:孤立。

        诉求:要求。

        心态:心情。

        抱持:坚持。

        定位:定性。

        评估:分析。

        研判:分析。

        团队:班子。

        认同:同意。

        落败:失败。

        迹证:迹象。

        渐次:逐渐。

        飙涨:上涨。

        当局:政府。

        大众:群众。

        劳工:工人。

        上工:上班。

        新血:新鲜血液。

        提升:提高、加强。

        情势:形势、情况。

        传媒:宣传部门、新闻界。

        领导层:领导班子。

        官方:党和政府。

        经济成长:经济增长。

        中共暴政:党的英明领导。

        合法需求:合法要求。

        一波波地:越来越。

        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

        旋转木马:走马灯。

       

        贡献国家民族: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

        意识形态上的困惑:意识形态上的混乱。

        正趋悖反:正在走向反面。

        两个指挥中心:两个司令部。

        失序乱局:无法无天的局面。

        达成共识:统一了思想、统一了看法。

        由上可知,“一衣带水”把两岸“区隔”成了两个文化世界,怪不得当年老蒋的特务们上得岸来,有一个便抓一个,有两个便抓一双,谁听得下去他们满口的“中共暴政”和“一党专政”?

        这里要说明:某些陆、台皆用的词(如“当局”、“官方”等)被挑出来,是因为这些词根本不会从不会从我党领袖们嘴里说出来,读者必须比照上下文才能看出其中的滑稽。“隔离”与“孤立”也是这样,只有对待个例,才会谈到“隔离审查”,作为政策,“孤立一小撮,争取大多数 ”从来是我党统战的法宝。此外,“旋转木马”肯定是“走马灯”的英文类似物,老林大概不知伤了多少脑筋,才想出这玩意儿来,然而台胞们既无国学根底,又毫不知“党学”,竟然用直译来糟踏人家的心血。还要指出的是,参与翻译的台胞不止一个,所以译文前后不一致。如党内的“两个司令部”有的地方翻译正确,而有的地方则误译成了“指挥中心”,大概是那位台胞没看过伟大领袖的那张大字报。尽管如此,将“headquarters ”译成“指挥中心”,似乎也不是一般的本事。而将“实事求是”译成“ 从事实寻求真相”,这种事大概只有丝毫不知中国文化为何物的“假洋鬼子”才干得出来。何频先生上哪儿刻意找来这些近于三文盲(英、陆、台文)的“呆胞”,委实是一桩奇迹。

        为了便于读者看出这个“天下第一烂污”的严重,这里随机选录部份译文,各人的发言后附上可能的“大陆文版本”(以“陆”出之),以资对照:

        摘自党中央书记处五月十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赵紫阳:“由于党和政府极度自制宽容的态度,以及已经比较守秩序的学生越来越理性,到目前我们已避免让冲突升高。”

        陆:“因为党和政府高度克制和忍让,守纪律的学生也表现得比较理性和冷静,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

        李锡铭:“我只加两点说明:第一,许多知识份子以及一小撮外国人,涉入北京抗议事件。大学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但每天仍有许多外国人出现。戈尔巴乔夫几天后会来访,而这次运动的主谋视之为绝佳机会。

        我的第二点是,我们必须严密观察北京的工人,有迹象显示他们涉入动乱行动。最严重的例子来自北京矿业局,他们报告昨天开始已经收到十件请愿案,其中一件由二百八十人提出。六千多名矿工家庭成员迄今已有三分之一参加。”

        陆:“我只想补充两点:第一,很多知识份子和一小撮外国人卷进了学潮。虽然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大学,但每天还是有很多外国人进去。再过几天戈尔巴乔夫就要来了,学潮的幕后策划者(或黑手)一定把这看成是最好的机会。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们要密切注意北京工人的动向,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卷入了动乱。北京矿业局的情况最严重,他们从昨天起已经收到了十份请愿书,其中有一份有二百八十人签名。到现在为止,六千多名矿工家属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

        李瑞环:“容我说几句天津的状况,那里的学生总是跟北京的学生走,通常慢半步。我们对他们的立场一直很清楚:只要你们遵守宪法,你们便可以和我们对话;我们不会阻止你们游行,但你们不能破坏社会秩序。我已告诉他们,我们会解决个别问题-从事实寻求真相。所以天津的整体情况正常;工人和平常一样上工,人民也过正常生活。不过,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只是将这些抗议归因于耀邦同志过世,或者一小撮煽动份子。自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创立以来的四十年,我们的党已学到一些痛苦教训-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事件之中。从现在情况来看,再一次政治大错误有可能让剩下的人民的支持全部丧失。”

        陆:“我想说几句天津的情况,天津的学生一般都是跟著北京走的,只是慢半拍。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你们遵守宪法,我们就会和你们对话,不会禁止你们游行,但你们不能扰乱社会治安。我跟他们说,我们会实事求是解决具体问题。所以天津的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工人正常上班,市民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不过,我想指出,我们不能把这次学潮归结于耀邦同志逝世或是一小撮坏人的煽动。建国四十年来,我们党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再犯大的错误,就有可能彻底失去民心。”

        薄一波:“你能不能讲得更明确一点?”

        陆:“你能不能讲得更明确(“具体”似更佳)一点?”

        李瑞环:“我从这些抗议观察到几个原因:第一是学生越来越不满,加上越来越赞同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第二是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进的修正主义、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第三是他们自中国的一小撮自由派分子获得幕后支持。第四是敌对外国力量的秘密煽动。基于全部这些理由,我们非常需要对话。我们不能再向学生发动煽动性或敌对的宣传了,我们也不能再使用‘反党、反社会’的标签,知识份子和学生对这个标签已经极度敏感,而现在,反讽的是,不论谁被贴上这个标签,他立刻大获同情。我们应当冷静地观察是什么导致了近期人民情绪中强烈的反叛倾向,我们说不会有通货膨胀,事实上通货膨胀来了-人民怎能不想反叛呢?上次学生抗议后,我们开除了刘宾雁等人的党籍,但那只增加了他们的名望;他们突然变成知名的‘异议人士’。我们不应再以这种方式处理这些人,只是逮捕异议份子把他们关进监牢没有意义,我们应当改而将他们遣送国外,不让他们回国一段时间。”

        陆:“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引起了这次学潮:第一是学生越来越不满,越来越赞同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第二是西方的激进修正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第三是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的幕后支持。第四是境外敌对势力的秘密煽动。因为这些原因,我们非常需要对话。不能再用敌对的态度对待学生,也不能再给他们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知识分子和学生对这个帽子已经非常反感。现在的情况是,不管谁给扣了这个帽子,反倒马上成了同情对象。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想想是什么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感。我们说不会涨价,结果就是涨价了,人民怎么不反感呢?上次学潮后我们开除了刘宾雁那些人的党籍,结果他们反倒出了名,成了什么‘持不同政见者’。我们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处理这些人。把他们抓起来不解决问题,应该把他们驱逐出境,一段时间内不许他们回国。”

        薄一波:“我同意瑞环同志的意见。监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问题复杂,只有共产党能引导国家的改革开放精神。这个事实应可给我们完全的信心,以及能力,透过和平手段平息抗议。我们应当重新肯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决议的不再推行任何政治运动的政策。”

        陆:“我同意瑞环同志的意见。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问题复杂,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应该有充分信心和能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学潮。应当重新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不再搞政治运动的决定。”

        江泽民:“上海的情况在北京和天津之间。过去几天情况已经平静下来,我们试图估计“世界经济导报”修正后的结果,但结果比我们的估计还糟。”

        陆:“上海的情况比北京强,比天津差一些,这几天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估计过改组《世界经济导报》的后果,但结果比我们的预期的还糟。”

        胡启立:“导报修正后一天,上海出现大示威,游行队伍高喊‘把我们的导报还来’,呼吁恢复钦本立的党籍并要求言论自由。王若望、白桦和钦本立都带头游行。”

        陆:“《导报》改组那天,上海出现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喊‘还我《导报》’,(下略)”

        写下上面的“台陆对照读本”时,我一次次地错愕万分。让我吃惊的不是台胞们对大陆的无知,把“将”或“就要”(大陆的未来时)说成“ 会”(台湾的未来时),“逝世”说成“过世”,“改组”说成“修正” (不知道《导报》如何个“修正”法),“反感”说成“反叛”,“帽子 ”说成“标签”,“自由化人物”说成是“自由派人士”,“抓起来”说成“逮捕”(按:后者只在正式场合使用,农民文盲党的党魁们习惯说“ 抓”,如老邓的著名语录:“抓了一个魏京生,我们的国际形象照样好。 ”),甚至连“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没本事原样翻译,非要照鬼子的习惯把全称写出来(我怀疑原文只是个“三中全会”),让我吃惊的是,大陆出身的何频先生领导的《多维》,居然会有脸把这样惨不忍睹的烂污隆重推出来,当成政治局会议记录献给五大州的读者!难道他身为总编推出这样重大报导,自己居然不事先看一遍?

        就这样的烂污,居然还有人喝彩。有位锺舟先生是大陆出来的“老帮菜”,却专门写了篇文章,一口咬定那烂污是什么“解密”的中央文件。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多维》和“明镜”是怎样怎样了不得的媒体机构,《多维》的推出又是何等隆重,何频先生又是怎样的文曲星下凡,如果他们热衷于卖假货,岂不是响当当地砸了名招牌?

        锺先生这种学术辨伪的方式虽然别致,不过在我这个胸有万分之一点墨的无知帮菜看来,那其实是“两报一刊”赞歌的海外版,算不得新鲜。他大概在国内唱惯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您领导我们得解放”,不在国外重新填词哼哼一番,大约嘴里就要如五台山上的智深和尚一样淡出百灵来。不过他这么一展歌喉,倒确实让我注意到了《多维》和“明镜”的不同凡响之处。据说它们是获得独家版权的中文媒体机构,可见手眼确实通天。遗憾的是只会在麾下罗致无能台胞(如果是香港同胞都不会说那些别脚话),经过一番笨拙炒作,把人家原来可能是真货的玩意儿炒成了道道地地的假货。的确,看看上面的“台陆对照版”,有谁还敢说那真是政治局会议记录?

        因为《多维》和“明镜”的粗制滥造,害得英文版的信用也大打折扣。我没有资格判断原稿的真伪,也不会象锺先生那样“理解的要歌颂,不理解的也要歌颂”,只能谈谈我的初步感觉。

        从《多维》发表的那点东西来判断,我的感觉是,它的基本精神(不是说文字)和我印象里的党、和邓、赵、李、王等人的表现是一致的。虽经改革开放,我党骨子里还是毛共那个胚子。老邓和其他死硬派人物对一切人民抗争的应对方式,就是毛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千百万人头落地”那一套思维定势。而敬爱的江总原来属于死硬派也一点不让我吃惊。让我吃惊的倒是老美的吃惊--他们对我党竟然如此缺乏了解,会以为老江是反对镇压的改革派!老江在六四后的严重左倾,连盲人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邓公南巡,中国的改革是否会开倒车实在难说得很。老江不过是个庸人和机会主义者,后邓时代一直在随波逐流、当个守成的天子而已。至于老邓在决定镇压时重申改革的坚定意向就更不足奇:他能让历史记住的唯一的政绩,就是有别于老毛的改革开放。对这一点,他心中雪亮。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他如同大观园里贾宝玉脖子上的石头,是不可抛弃的东西。这一点,他在六四后接见“镇暴”部队代表时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他的南巡了。

        所以,所谓《天安门文件》透露的内情,比起它的非凡炒作的喧赫门面来实在是少得可怜。当然,鬼子们不懂中国的事,如此“提虚劲”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跟著起劲似乎就有些莫名其妙了。让我吃惊的还有黎、林等人的傲慢。很明显,此书有两稿:张良带出来的中文原稿,黎、林等人加以大幅度编辑加工的英文定稿。按理说,应该在英文稿定下来后,再由老林对中文原稿进行同样的编辑加工--你既然说书里记录的是原话,就不能卖个英文稿去让人乱翻一气。

        然而黎、林诸人却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把中文翻译版权卖给了《多维》、 “明镜”,而这种媒体机构只知要钱,不顾质量和影响,竟然刻意网罗了几个胸有半点墨的台胞来乱译一通!黎、林竟然如此放手让人糟踏自己的劳动成果,听任自己那据说是历时数月的研究被“转世文曲星” 轻易颠覆,此中奥妙实在是令人无法索解。也许,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西方人才是读者,而中国人是不算数的,随便倒点残羹剩水便可打发,哪怕那书讲的是中国的事也是如此。这真是外国汉学家们的悲哀--研究的是中国的人和事,服务的对象却是鬼子。汉学家的傲慢加上多维式的烂污, 导致从李志绥中文回忆录到《中国六四真相》那种“出口转内销”的劣质产品出现,最终将让这些汉学家们在中国人心目中变得一钱不值。

        【说明】如果有读者知道林培瑞的依妹儿地址,烦请赐告,我想把此文寄去给他看看。让他以后知所悔改,就算不推出基于原稿的中文版,起码要知道“良禽择木而栖”,慎勿委身匪人。(注:“嫁错人”的意思,“匪”作“非”解。特此说明,以免没文化的多维说我搞人身攻击。)

        中国时报焦点:六四天安门文件揭密!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special/tiananmen/main.htm

          联合报焦点报道:天安门文件大公开

          http://udnnews.com/SPECIAL_ISSUE/DAILY/9001/08/index.htm

     ~~~~~~~~~~~~~~~~~~~~~~~~~~~~~~~~

       

       

        向林培瑞先生挑战

        芦笛于 January 12, 2000 08:29:00:

        尊敬的林教授:

        最近在网上看到谢选骏先生和您就《天安门文件》(下称文件)的真伪问题的辩论。对此,我有些个人看法想请教先生。

        在局外人看来,黎安友先生和您联手推出的《文件》,不外乎以下四种可能:

        一、《文件》根本没有中文原稿,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二、有中文原稿,但那是伪造的。

        三、有中文原稿,但真伪夹杂。

        四、有中文原稿,它基本是真实的。

        如果我相信第一个可能性,那就无异于指控《文件》的编者们是骗子。我想,以黎先生和您的学术地位,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如果确认第二个可能,那就是无端怀疑你们的学术水平。因此,我只能在这里假定第三或第四种可能性是真的。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读者似乎都可以期待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推出,这是因为:

        一、《文件》的性质极度敏感,推出后一定会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各界的质疑。编者们一定在出版之前就预料到它会激起的风暴,为此会及时推出中文版以供各方检验。我深信,象您这样严肃负责的学者,一定会把为读者提供这种机会看成是责无旁贷的道德义务。

        二、《文件》属于重要历史文献,收集的是中共中央文件,并不是回忆录,更不是文学作品。因此,中文版必须严格忠实于原始文件,编辑工作只能是技术上的,而不能是内容上的。编者可以整理编排素材,加入适当的编者按来介绍事件背景和具体的发生过程,但“政治局会议记录”之类的原始材料一个字都不能改动,任何一句话都不能随便取舍,否则就是篡改或伪造。

        三、由于以上原因,中文版应该是英文版的依据和基础,而决不能反过来。请允许我再强调一遍:中文版是本,英文版是末,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决不能本末倒置。当然,我能理解,外国的“中国老手”们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他们的语言障碍。如果编者因此无法直接编辑该书,必须先将原始中文稿译成英文,那么在英文版的编辑工作完成后,也应该请汉学家对中文原稿作同样的编辑整理,并最后以中文版为基准,逐字校对英文版。在我看来,这既是弥补“中国老手”们的缺陷的唯一办法,也是他们应尽的起码的学术责任。

        四、鉴于中文版是校对英文版的蓝本,它的定稿成书,实际上应该早于英文版才对。而且,因为中文版对该书的可信性起著生死攸关的作用,所以决不能想象您这样明智的学者竟会只推出英文版就撒手不管,而把中文翻译留给别人去干。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文件》是历史文献,不能让人胡乱翻译,必须确保出版的是中共中央文件的原文而不是替代作品。这是一个不能违反的根本原则。严格地说,以替代作品代替原件就是作伪。

        根据以上四条理由,我似乎可以认定:英文版的编辑可以早于中文版,但它的成书实际上应该稍晚于中文版。合乎逻辑的后果就是两个版本不一定同时发售,但一定是基本同步成形的。我想,对我这一认定,先生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然而让我不胜震骇的是,您的谈话中竟然透露:中文媒体得到的是该书的英文版,中文版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此话已由何频先生证实。所以,编者卖给“明镜”的,其实是中文版的翻译权。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得到翻译权后,《多维网》隆重推出了一系列的《文件》摘译。那些文章通篇是半文不白的台湾话,甚至连“中共暴政” 、“一党专政”的字样都赫然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参见拙作《 “用他们自己的话”?--看多维、明镜怎样拆黎安友的台》,载中文网各主要论坛。)自有记忆以来,我还从不知道我党的领导人如此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准确地说,是自杀的决心)。恕我坦率地说,我也从未见过哪个愚人节的笑话有这么精彩。

        至此,可以不夸张地说,《多维》已经严重欺骗、愚弄、误导了五大州读者。然而,对于这种罕见的渎职行为,何频先生却在网上宣称:“主要问题在于此书先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转回中文,而且译者多是港台媒体工作者,不大熟悉大陆一些特殊用语,肯定会与中文原件不同。”他这里不仅公开承认使用港台媒体工作者伪造/篡改“中共中央文件”,而且居然丝毫不以为耻,似乎认为那是应该的!

        对于中文版为何不与英文版同步推出的问题,何频先生的解释是:“ 根据此书编者意愿,将于今年四月十五日推出。因为这一天,不但是胡耀邦逝世十二周年的纪念日,「八九民运」也是自这一天拉开序幕。「张良希望以此纪念胡耀邦,并提醒世人不要遗忘六四」。”

        何先生的解释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多维》并未尊重张良的意愿,早三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在网上推出摘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关键根本不是发售的时间表问题,而是书的性质决定了中文版应该起码与英文版同时成书,而且其中收录的文献必须是原文。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面详细论证过了。何先生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不能不让人错愕难解。

        更令人不解的是,似乎您也没有认识到《文件》缺乏中文版是该书的致命缺陷。这个缺陷不但极大地动摇了书的可信度,而且严重损害了该书编者和有关媒体机构的声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件》的副标题是《中国领导人决定动用武力镇压人民的原话》,而我们至今看见的“原话” 却是莫名其妙的台湾话。一本号称是记载中共中央文件的书却没有中文原本,非要用翻译过来的中文流布,而您居然会在与谢先生的辩论中,用这个最大的破绽来作为捍卫自己的惟一武器!您不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中文版,反倒去责怪谢先生看的不是中文原本,而是翻译作品。请原谅我实在不明白您这里的思维方式。如果谢先生说的是大陆《参考消息》上登载的五角大楼文件不可信,您还可用“你看的是中文版,翻译不准确”来反驳他。如今先生竟反其道而行之,责怪谢先生看的不是英文版!

        所以,我的基本印象是:没有同步成形的《文件》中文版这一事实,已经构成了对“有中文原稿”这一假定的严重挑战。如果编者们不迅速圆满解释这一问题,势必导致人们推翻这一认定,而理所当然地怀疑整个《文件》不过是个骗局。不幸的是,您和何频先生却回避了这一最致命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让读者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怀疑简直是不可能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不相信象黎安友先生和您那样的名校教授会卷进一场骗局。因此,要在维持“有中文原稿”的前提下解释为什么没有中文版,看来唯一的答案只能是汉学家们那不可思议的傲慢。在他们看来,中国读者根本没有西方读者那样的知情权和鉴别力,所以哪怕是用《多维》刊出的那种假货也能轻易糊弄。哪怕中国读者不买帐,只要西方读者相信就行了,这两者相比,只有后者才算数,前者的反应可以忽略不计。这个解释等于指控编者们是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遗憾的是,就连这个替代答案也难以成立。凡是稍有电脑文件处理知识的人都知道,编者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中文原稿中与英文版对应的部份摘取出来,交给中文媒体。然而他们却没有这么作,这才导致多维大规模伪造中共文件的丑剧出台。很明显如果我们硬要采用这个解释,就只能假定编者们的种族偏见已经到了让他们彻底丧失理智的地步。

        我必须承认,上面这些猜测,对您无异于污辱,对此我非常抱歉。然而在我看来,由于上述反常现象的出现,似乎在逻辑上就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假定编者是骗子,要么假定他们是彻底丧失理性的种族主义者,这两者必居其一。我诚挚地盼望您能出来提供第三种完美的解释,消除读者不必要的误会与猜疑。

        不必假定的是,根据何先生自己的声明,明镜-多维集团已经并可能正在伪造篡改中共中央文件。我希望《文件》的编者们立即制止他们的这种欺骗行为。这也是我写此信的一个动机。我想,正本清源的根本办法,还是迅速将对应于英文版的部份原稿交给他们。

        因为此信谈的是关系到所有中国读者的大事,所以我冒昧地把它发表在中文网上的主要论坛上了。如果您能用同样的方式公开作答,我将不胜感激。

        顺致崇高的敬意!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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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何」指责「张良」伪造资料编《真相》

        【多维新闻社28日电】化名「张良」的神秘人物编写《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轰动海外。近日,内地一名化名「萧何」的人士投函香港星岛日报,揭露「张良」的背景,指他与「张良」等人原计画搜集六四的资料写书,书中大量资料只是当时的内部新闻资料,并非中共高层密件,后来「张良」不辞而别,带走资料,编成《六四真相》一书,在书中多处伪造资料来源,误导读者。

        据星岛日报披露,最近,内地一位化名「萧何」的人士,主动与传媒接触,揭示「张良」所谓高层机密文件的真正来历,同时提出大量实例,揭开「六四真相」资料来源的另一版本。他投书本报指出,曾经是他的「好兄弟」的「张良」,将他们几个朋友花费多年心血共同□集整理的「六四」事件资料,悉数据为己有带去美国,冠以「中共机密文件」,故弄玄虚,令他十分气愤。

        事实上,自书籍出版以来,海内外对「张良」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就连著名民运人士的看法都莫衷一是,对「张良」的「中共高干」神秘身分及动机更有颇多猜测。隐形的揭秘人「张良」本身就是一个待揭的谜。

        「萧何」谈及这些资料的□集过程说,他们几个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张良」在内,共同约定写一本书,记录八九年「六四」的过程,分析中国现代史上这一特色现象。为此各自从不同来源□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并共同拟定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在数年时间内,花费了大量心血。但「张良」突然不辞而别飞往美国,此后杳无音讯。

        不久,「中共高干张良」在美出现,将大批「中共高层机密文件」提供给美国的黎安友、林培瑞等,编纂了《中国六四真相》,引起震动。「萧何」说,他起初还不能断定此「张良」即彼「张良」,在疑惑中,他认真读过《中国六四真相》,却明白无误地发现,原来编者正是他拍档过的「张良」。

        「萧何」指出,《六四真相》一书中大量引用的「中共机密文件」,其中不少只是八九年四月至六月期间新华社内部新闻资料,即当时每日由新华社记者提供给内部参考的「国内动态清样」。而这些资料却被「张良」冠以「国家安全报告」、「中国公安部报告」、「某某省委报告」,甚至「政治局会议内容」的名义,加以引用。   

     《谢选骏著作选编》     

     谢选骏论说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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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前读到了《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的中文原稿!

       

       

       

        (一)

        前天,我得到某位网友的馈赠:《天安门文件》的中文原件!所以我这几天保持沉默,是在认真阅读其文本。

        我终于可以绕过编辑加工过的中译英译本,我也终于可以绕过再编辑再加工过的英译中译本了,直接看到“中央文件”了。对于我这位永远的非党员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多么幸福的日子!

        可惜我还是失望了。

        就我目前阅读所及,已经发现《文件》的一些疑点和错误,而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更多。最要命的是:

        1,我看到的不是会议记录,而是作者对会议的陈述。

        2,我看到的不是事实的呈现,而是作者刻意引导读者得出某种见解。

        3,而“中共元老”们的谈话,好象是在轮流朗读同一篇文章的不同段落,象是参加预先布置好的清查运动的学习班……

        4,整个故事,不象是《金陵春梦》,但也更不象是《尚书》(中国上古时代的中央文件或《天安门文件》),而是某种金陵春梦与尚书的混编,因为其中较多作者自己的的评论或是倾向性描述----这使得它带出来的的那些文件和大内谈话,怎么也不像是真的;而是像故事。虽然是很严肃的故事,很理论化的故事,像是没有情节的的金陵春梦。

        所以,我在网上公布的第一条疑问是可以成立的:“这个所谓《天安门密件》没有透露有价值的新东西。它记录的所谓内谈话,完全可以根据各种已经发表的公开文件、民间传闻、当事人回忆录等拼凑出来!”例如有个让戴晴感到新鲜的故事,说李瑞环主张流放知识份子,其实来自1989年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何新所散发的传单。

        不错,“中文原本”中的港台语言,比之“英译中本”要少了许多,但并没有绝迹。例如,张良先生这位力图“在体制内”活动的人物,竟然在行文中称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领导人为“中共元老”!这是什么话?用这样的语言说话的人,可能来自体制内?还有希望回到体制内从事改革吗?

        尤其我想到,一直回避公开作证的“张良”,如今却要频频作文,在不远万里的香港摇旗呐喊,而呐喊的声音则已经毫无体制内的味道了。这真的有利于国内的改革派吗?所以我想到,作者不敢公开作证,非不敢也,是不为也!至于何以不为?日后当能见分晓,此刻不必诛心论之。

        当然,由于正式文本并未公布,所以我读过的这些中文原稿也就无从经过权威认可的方式予以严格的核对。我希望我现在看到“原本”不是即将出版的《真相》。

       

        (二)

        这些天来,我一直和朋友们讨论《天安门文件》的真伪问题。后来发现,我们必须给“真伪”定义,讨论才可深入。

        那么,什么是伪造品?

        1,我认为,不可对原始文件“整容”,否则形同掺假。

        2,我认为,半瓶子茅台加上半瓶子水,就是假茅台;朋友却认为,兑水茅台还是茅台,只是“稀释的茅台”,还是可以喝的。可是我反问,这水要是来路不明,不干不净呢?朋友说,那就另当别论了。由此可见,鉴别真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3,我认为,即使做的很象的假钞也还是假钞,哪怕是造币厂自己改头换面的假钞也还是假钞;我家里就“珍藏”一张十元美金假钞,那是一位韩国店东找补给我的,因为我发誓决不嫁祸于人,它就永远属于我了;而朋友却认为,假钞与真钞只是一个权威认定的问题:“说你假你就假不假也假,说你真你就真不真也真”,所谓真实,不过是个话语霸权的问题。不信你看,胡适不是模仿克罗齐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吗?假钞的用处不可抹煞,它搞活了经济!

        4,我呢,可以承认假钞假酒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有时它甚至超过了真货。然而,假酒毕竟不是真酒,假钞毕竟不是真钞。系统作伪、人多势众,并不是真理的证明。假的就是假的,人人表态也是没有用的。都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了,还在制造皇帝的新衣!这使我不禁悲哀地想到:是啊!皇帝的新衣原来并非中国的故事,而是典型的西方故事----安徒生童话!只是,基督徒的智慧使人勇于直面并揭露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看来是古今中外之通义。

        这个道理,用在《天安门文件》上也是一样。

        兑了水的叙述还是事实的叙述吗?

        半真半假的场景等于部分的场景?

        掐头去尾的真相还算不算是真相?

        故事与历史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有“细节的真实”而后者还必须具有结构的完整。请问,“文件”真的具有这样意义上的完整吗?

        真相与假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全面的、开放的;后者是片面的、封闭的。并不是说假象一无所真,否则假钞假酒就不能流通而被彻底杜绝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相与假象、文件与讲述之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

       

        (三)

        我读过“文件”的中文原稿后,更加坚定了我的以下看法:

        英文版和中文版之间三个月的时间差,使得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公开鉴定的可能之前,就给公众造成了广泛的暗示和催眠,好象这些"文件"是具有真实可靠的来源、没有疑问的。然而,谁对这样重大的事件进行担保?他和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担保?

        三个月的时间差,谁保证的电脑磁碟片里的内容不会再被修改,英文翻译者们都保留原始的中文底盘吗?这些可能都是商业机密,但公众有权利进一步知道真相。

        作为关心中国的中国人,其想法(包括感情)可能和关心中国的美国朋友,有所不同,我希望美国公众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想知道历史真相。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循环:把中文版的错误推到英文翻译上,把英文版的疑窦又推到中文翻译上。而解决这个"罗生门"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公布中文原始资料,开放给研究者们进行鉴定和科学研究。今天报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作证说,原始“文件”有15000页之多,我认为,这些文件如果不是编造的,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的共同财产,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源,不应被任何人以任何目的和借口所垄断。如果这些资料是编造的,版权当然仅仅属于编造者自己。我们也就没有权利要求编造者予以公开。

        因此我呼吁,如果“文件”是真的,而不是编造的,就不怕公众参与鉴定这些"文件"的真伪,就应该把这15000页的文件予以公布。

        据说"文件"提供者曾经要求,不得让任何中国人参与对这些"文件"的真伪进行鉴定的工作,理由是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不知道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请大家核实。那么,现在"文件"既然已经用英文公布了,就应该开放那些理应不需要改编的中文原件。否则就等于承认这些"文件"是需要继续改编的。如果立即出版原文在技术上有困难,负责的态度是:立即在网络上公布"文件"原文,让全世界的汉学家一起来鉴定其真伪。否则,三个月以后,15000页的文件会改编成什么样子?这在历史科学上是不严肃的。如果是那样,则磁碟片里的"文件"就只能叫做"天安门回忆录"或"天安门见闻录",而不能叫做"天安门文件"。我真切地希望,真相就是真相,真相不该被模糊化。

        2001/01/11

       

       

        【明报纽约讯】

       

        海外中文出版社《明镜出版社》将于四月十五日推出 《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定于该日出版的原因据称是为了以 此纪念中共改革派先驱胡耀邦。据该出版社称,中文版根据中文原稿 出版,而不是翻译自该书的英文版。中文版字数是英文版的三倍,内 容远比英文版完整丰富和具有震撼力,而且目前已开始接受预订,本 报记者再次采访了在海外舆论界对此最早发出质疑的学者谢选骏。

        谢选骏是八十年代大陆著名电视专题片「河殇」的作者之一,因此遭 到全国通缉,被关押在北京昌平的一间招待所,同许多「自由化分子 和异见人士」一起接受审查和学习。

        曾经在「六四密件」曝光后三次质疑该「密件」真实性的谢选骏表示, 他仍然未改初衷,即便在该书中文版正式推出之前,也不认为《中国 「六四」真相》真的是由化名为「张良」的中共某「高干」所盗取的 机密文件所汇编。在此之前,谢选骏曾获得某位热心网友提供的若干 「中文原稿」稿,该「原稿」为电子版打印稿,并非电子图像扫描原 稿或中共中央文件原稿。谢选骏判断,这类存在磁碟中的电子稿很容 易遭人为改动变更,经不起文献学上的考证推敲。但就是这样的「中 文原件」,谢选骏也认为谈不上是「密件」,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新的 东西。外界所知的「真相」和「密件」都是由声称掌握第一手原件材 料的人所透露,到目前为止公开的文件中(包括英文版)并无附有哪怕 是一页纸的「密件」原件图像或照片,外界只能根据他们已透露的「 英译中」文字来判断真伪。

        谈到为什么许多海外的华人学者对该书的真实性持肯定态度, 谢选骏表示,很多政论家在八九年前就来到海外,有些异见 分子是枪声一响就逃亡海外,他们没有进过清查学习班,没有机会 接触到当时公开的报章与半公开的』学习材料『。在张良』编著「 的「密件」曝光以后,许多人由于第一次接触到这类材料,自然倾 向认为「密件」是真实的文件了。

        谢选骏认为,有人提出」是非高于真伪「,公然主张史料为政治服务, 完全是文革做法的余毒;拒绝具体求证,模糊事情焦点,无异加害于治学严 谨的专家教授。今天,我看见林培瑞先生在答吴康民先生的文章中,援引了 一些具体史料说话,我觉得这个路子还是对的,值得提倡。

        谢选骏认为,在这场论争中,无论是肯定者,还是质疑者,只要是本着 」真实乃是正义的基础「的态度,才能为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作出贡献。 任何疑案,都是在质疑与解惑中,寻求答案的。争论不是赌博,而是研究。

        谢选骏在中共外交部正式出面澄清的前三天,就首先起来质疑该「密件」 的真实性,是出自于专业学者的超然立场,并不是「闻声起舞」,也 非为反对而反对。他认为,这本中文版的《中国「六四」真相》到出版 面世时已遭到了三重扭曲,第一重扭曲来自于「密件」所抄自的中共 版的公开和半公开的各类「平暴」材料和报导,因为这类材料在发表之 前都经过加工修饰。第二重扭曲是「密件」由「张良」从大陆各类公开 和内控的报章杂志、学习材料中汇编传抄至海外引起的再次扭曲。第三 重扭曲是海外的出版商根据出版要求,再次对「密件」的加工创作。经 过这三重扭曲的」编著「之后,读者所看到的「真相」能有多少实料, 就可想而知了。

        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该「真相」的中文版推出以后会不会象英文版 一样地热卖,谢选骏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之前并没有多少 人看过高的书,或听说过这个人。一俟高获奖,其书马上热卖。现在 离四月还有一段时间,将来会不会有新的炒作或变化,谁也无从断定。 因此他再次呼吁尽快出版中文原稿,不要让真相越来越失真。

        对于即将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可能再次引发的轰动 效应,谢选骏最后表示,据报道,中共迄今为止并没有把流传到美 国的「密件」当作「泄密事件」来看。

        真相是只能揭开的,而不能靠「编著」杜撰的;如果「文件」要依靠 「描述」和「评论」来定调,那就不是「密件」和「真相」了。   

     《谢选骏著作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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