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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鑫的爱人--老知青的遭遇
(博讯2004年4月16日)
    这两份公函,别小看这薄薄的两张纸,因为它毁了我爱人的一生。二十多年来我爱人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和至今得不到社会保障的悲惨命运,就是这两张纸决定的。

     四川郫县 王全鑫2004.4.15 (博讯 boxun.com)

    

下面是5个与此相关的参阅件。

    A、胡平:从一家人的遭遇看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2004-01-02

    三年前,我(胡平)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老三届的悲剧》。后来,我又把这篇评论写成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动向》杂志上。

    不久前,我收到一封自由亚洲电台转来的一位听众写给我的信,这位听众名叫王全鑫,家住在四川郫县成灌东路347号33幢1单元2号,工作单位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王全鑫在来信中讲述了他的妻子的悲惨遭遇。王全鑫的妻子叫向思如,四川省新津县城关镇人,初中1967届学生。1969年4月下乡到新津县普兴公社当知青。由于没有门路,这一下去就是十来年,直到全国解决知青问题时才有了参加工作的希望。根据中央文件,王全鑫的妻子应该安排到王全鑫所在的工作单位水电七局工作,但水电七局硬是顶着不安置,只同意解决户口。这样,下乡十一年的向思如虽然回到了城镇,却一直找不到工作,连临时工都找不到一份。向思如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二十多年来,王全鑫一家四口只靠着王全鑫一个人微薄的工资过活。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为了向政府讨回一点起码的公道,王全鑫一次又一次地向媒体、向政府机关、向法院申诉、上访,但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反而招致领导的打击报复。

    王全鑫在给我的信里写道,他听到我关于老三届的悲剧的评论文章,心里很不平静。他觉得有必要把老三届中最悲惨的人的遭遇告诉世人,希望我能就他提供的材料向社会呼吁,让最悲惨的人在晚年能有一点点生活保障。王全鑫希望我能就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不公在自由亚洲电台作评论,让全世界人民看看,这就是中国的人权现状。

    读了王全鑫的来信,我的心情也十分沉重。我知道,象王全鑫一家的悲惨遭遇绝非个别。自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以来,多次提出要照顾弱势群体,要建立最低社会保障。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还很不健全,许多应当得到社保的人却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排除在外。此其一。

    第二、必须指出,在今日中国,弱势群体之所以沦为弱势,绝大部分是政府一手造成的。老三届这代人从文革期间停课失学、上山下乡,到后来的失业下岗,都不是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国家政策。对于他们,国家要做的首先还不叫救济,而是赔偿。中共当局必须为自己的错误给受害人必要的赔偿。有人说,老三届的不幸经历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后来的共产党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昨天的共产党,因此你不能把什么责任都推在今天的政府头上。这话不对,因为今天的政府是直接地从昨天的政府那里继承下权力,所以它当然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偿还前任政府欠下的债务。

    第三、在中国,弱势群体为什么弱?关键在于他们被政府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更不用说投票的权利),因此无法向政府进行有效的集体抗争。我们知道,极权统治的特征就是国家压倒社会,就是政府强大,民间弱小。现今的胡温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关心弱势群体,似乎也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但是,由于他们至今仍不承认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力图使人民继续处于弱势状态,因此,他们对弱势群体表示的关心就是虚假的,顶多也只是恩赐式的,治标不治本的。

    第四、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是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两极分化绝非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官僚阶层利用专制权力掠夺和侵占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是赤裸裸的抢劫的结果。唯有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的贪污腐败以及两极分化,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 B、不要再在鸡脚杆上刮油了——对四川社保公众服务网不回答我11月16日的咨询说几句

     像我这样爱人没有工作、每月只有我500多元工资收入的家庭,就像鸡脚杆一样没有什么油,可从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副食品提价到现在,不知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在鸡脚杆上刮油。第一次副食品提价,国家给每个职工每月5元钱的副食补贴,职工因副食品提价多支出的生活费基本上可以用副食补贴来弥补,但职工所供养的家属和子女,每人每月则要多支出大约5元钱才能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国家给职工的生活补贴(副食补贴、物价补贴、粮油提价补偿等)相应增加和提高,但职工所供养的家属和子女却没有一分钱补贴。物价上涨从既没有收入又得不到补贴的人身上刮了多少油,我不知道。最近,非官价的粮油副食等生活必需品在近年来的基本稳定中上涨,活该我们倒霉,但物价局不断把官价的水、电、燃气价格一再“上调”,就连电视收视维护费(不是每月还要另外收几十元钱的数字电视费)也从每月从9元“上调”到15元,就不仅仅是该我们倒霉了,而是继续在鸡脚杆上刮油。物价局每次把官价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调”时,都要假惺惺地说对低保家庭“不上调”,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享受不到低保、得不到社保这样悲惨的人就该无休止地被刮油?为什么享受不到低保、得不到社保、人均收入仅在最低生活保障线边缘徘徊的家庭就该无休止地被刮油?这真是“既要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善待自己的臣民吧,不要再在鸡脚杆上刮油了!                       王全鑫 2003年12月31日 C、给市长信箱

     您好!   我的爱人是1969年下乡的知青,1980年返城后一直没有工作,只好跟我当家属。从她返城待业到现在,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我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她办理过社保或通知我为她办社保。前段时间,她下乡时所在县(新津县)的信访办答复我,说我爱人的生活费只有从社保上解决,就像知青参加工作后下乡时间计算为工龄一样,我爱人下乡的时间可计算为已交费年限。去年,我去社保局要求续下乡年限交费参加社保,让我爱人的晚年也能有一点点生活保障时,社保局说我爱人已超过50岁(今年9月份满55岁)的交费年龄限制,不能办了。

     下了11年乡的知青返城后没有工作已经够亏的了、已经够悲惨的了,怎么就连交费参加社保都不行了呢?而且,个人续费参加社保是前年才开始办的,怎么刚开始办就把“超过年龄限制”的人排除在外呢?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把像我爱人这样的人遗忘了或抛弃了?

      如果我的工资高,能够维持家庭生活也就罢了,可我的月工资连同医药费仅500多元,这点钱只拿来吃饭还可以,但一个家庭的支出总不能只是算饭钱。而且,如果我只是短时间处于这种境况,那还可以支撑,可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处于这种境地,怎么受的了? 盼复! ( 04.2.10) D、我给市长信箱写三次信后的回复

    王全鑫同志:

       您好!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您的来信回复如下:

       王全鑫同志的爱人于1969年下乡当知青,1980年返城一直待业,今年9月年满55周岁。王全鑫同志的爱人因不是他所在单位职工,故单位没有义务为其爱人参保和通知参保。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一)项:“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及《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成都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实施细则>的通知》(成劳发[2001]175号)文件第二十四条(六)项:“1997年4月以前已经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其在1992年6月以前的连续工龄或连续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1997年4月以前没有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满10年时,其在1992年6月以前的连续工龄或连续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的规定。按照国家现行规定,王全鑫同志爱人现已年满54周岁,在1999年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不再是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对象。如王全鑫同志家庭确有困难,符合低保条件,可向所在街道申请低保和医疗救助。   此复 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      2004.3.1E、我再次给市长信箱的信(至今没有回答我)

     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您们好!

    就我爱人不能续费参加社保,我在四川社保公众服务网的留言里提出咨询,他们不理我。我又在网上三次给您们写信后,2004年3月1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才作了回复。我认为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回复说的没有道理,现继续向您们反映,请求解决。我爱人1980年返城后一直待业是这样造成的:

    我的爱人叫向思如,新津县城关镇人,她的父母亲是没有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分别于1957年和1972年去世。我爱人是初中1967届学生,1969年4月下乡到新津县普兴公社2大队7生产队当知青,直到1978年全国解决知青问题时,才有了参加工作的希望。根据中央文件规定以及我爱人没有父母生前所在的单位管,新津县知青办公室多次同我所在的水电七局联系,要求水电七局安置,但水电七局硬是顶着不安置(只同意解决户口),迫使我爱人于1980年3月从农村迁移到水电七局待业。水电七局拒不安置我爱人,并不是因为水电七局的人多了或国家没有政策规定,而是我没有关系,只要有关系,就是强奸犯在刑满释放后也安排(恢复)了工作。水电七局拒不安置我爱人的理由是:(1)不是从水电七局下乡的;(2)超过了招工年龄(当时我爱人刚满30岁,已下乡10年);(3)水电七局只招职工子女,不招家属(事实并非这样)。

    我爱人迁移到当时地处边远山区的水电七局后无法自谋职业,我便不断找水电七局安排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也可以)并不断向各级知青办公室和各有关部门写信,要求落实知青政策,安排爱人的工作。水电七局不但不解决,反而视我为“告状专业户”进行报复,就连多如牛毛的临时工也不让我爱人做一天,我爱人只好跟我当家属。我爱人从迁移到水电七局待业至今,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完全靠我的工资维持生活。

    待到1997年我家随水电七局搬迁到郫县时,我爱人已人老珠黄疾病缠身,不能再自谋职业了。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健全,我提出要求解决爱人晚年的生活保障问题,但却被相关职能部门推来推去,至今得不到解决。也就是妇联推给低保、低保推给社保、社保又推回低保……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3月1日的回复说“王全鑫同志的爱人因不是他所在单位职工,故单位没有义务为其爱人参保和通知参保。……按照国家现行规定,王全鑫同志爱人现已年满54周岁,在1999年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不再是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对象。”且不说是水电七局不按政策办事造成我爱人不是职工的,也不说1999年我爱人达到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时还没有搞个人续费参加社保,只是我实在不明白,既然我爱人不是职工,她达到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与否,怎么会同社会保障有必然的联系?况且,国家规定的供养直系亲属条件为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怎么续费参加社保时对女的限制就变成50岁了呢?正如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在“从一家人的遭遇看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中指出的:“许多应当得到社保的人却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排除在外。”(见P.5 )

    我所在的水电七局是中央在川企业,我的困难不属所在的街道或居委会负责。水电七局内部没有什么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是一个天高皇帝远、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的独立王国。过去,水电七局无视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所欲为,他们整我爱人至今生活没有着落(见P.7~8)、从不给我一分钱的物价补贴或困难补助(见P.9~10);今天,他们又在改革的幌子下进行疯狂的掠夺,水电七局的贪官们简直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见P.2~5)。要我向所在的水电七局申请低保或医疗救助,简直就是要我与虎谋皮。现再次向您们反映,恳请解决。

    附:参阅件共10页(略)            此致   敬礼!          郫县成灌东路347号33幢1单元2号  王全鑫                        2004年3月25日

(Modified on 2004/4/1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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