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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李建峰坚持正义得罪官员残遭迫害有关文件
(博讯2004年2月20日)
    日前博讯刊登了署名李建峰父亲的申诉,今日博讯继续刊登有关案情文件。谢谢读者转发

     有关信件给博讯。 (博讯 boxun.com)

    


提请回避及变更管辖申请

     申请人:李建峰

     请求事项:

    1. 请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刑庭回避。

    2.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本案或指定其他高院受理本案。

     事实和理由:

    一. 本案的审判受到地方人为干预,影响了公证司法。

    本人因揭发高官及司法错误,以及在业余时间指导本人的学生黄象伟等依法与宁德市公安局少数敲诈勒索的干警作斗争并指导受到人身侵害的百姓提起索赔而遭到打击报复,栽赃陷害。宁德警方虚报案情,栽赃陷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而对本人拘捕。因本案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故在审查起诉以及法院院审期间共四次退回公安补充侦察,拖延至今一年七个多月,并已超期羁押。2003年10月30日,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直接研究决定,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3>三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以宁德警方栽赃伪造的证据,以子虚乌有的事实,采用公安打击,栽赃陷害的手法,判处本人16年有期徒刑。对此判决,本人决定提起上诉。

     造成这次错误判决的原因系宁德警方为打击报复,阻饶索赔的主观故意,以及宁德警方因此谎报暗案情,骗取原福建省委卢展工副书记的批示以后,造成司法部门对本案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在侦察过程中采取刑讯逼供,肉刑,变相肉刑,栽赃陷害的方式,在控方以及审判机关按照上级的旨意严重违反法定的诉讼程序,剥夺我等合法的诉讼权利,以非法证据定罪而致的。

    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违反审判规定直接审理本案。

     因多次拖延交接以及超期羁押,经三明市看守所依法查询得知,本案直接

     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定案,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据省高院审判委员会

     的研究决定制作判决书。审理期间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多次就本案的事实

     认定以及法律适用。审判程序问题违反请示的内容规定向省高院请示。因而

     本案事实上的审判组织不是三明中院而是包括刑庭以及全体审委会成员在内

     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一条第二次的规定,即:“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

     会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因此,包括省高院院长,全体审委会成员以及刑庭在内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不得参与本案的第二审程序。

    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委审判人员属法定回避对象。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陈旭院长原系省公安厅副厅长,与协助宁德公安办案并

     直接实施对我刑讯逼供,诱供的省公安厅副厅级侦察员,国保总队黄总队长原属非一般的同事关系,与本人在侦察,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所控告百余次的四个对我打击报复,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的被告人属上,下级关系。同时陈旭院长和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宁德公安在侦察期间声称所谓已掌握了充分证据,证明其为本案首委分子的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同系省高级审判委员会成员。因此。陈旭院长即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属依法回避的对象。

     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下判之前的前两个月,即2003年8月份,宁德市公安局经省高院的首肯,已先行召开了庆功授奖会,从本质上已认定本人有罪。更有甚者,在得知控方以及三明中院有认定本人无罪的意向以及赃物由谁上缴问题产生分歧时,宁德公安不惜耗资近百万元出面摆平两家司法机关,并携钱物,十三次到省高院做通某些主要成员的思想工作,通过省高院高层某些人透露机密,在省委会研究本案的今天,宁德市公安局派专人到福州,到省高院坐候消息。鉴于上述原因,福建省高院刑庭以及审判委员会也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事件”的回避对象。

     综上所述,由于福建省委主委领导人与本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的几个主委事实

     涉及福建省各级在政治问题上可能轰动全国,不可外扬的“家丑”,因此存在地方干预

     司法的现象,而福建省高院院长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审判委员会违规直接审理本

     案,且宁德市公安与本案的起诉,审判部门尚存不正常的交易关系。鉴于上述情况,

     本案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失却任何法律上的意义。依照刑诉法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十八条,即“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

     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

     他人民法院管辖”。特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本案第二审或指定其他高级人民法院

     受理本案,请准。

     此致

    

    


控告书

    控告人:李建峰,男,江苏籍,1965年3月20日出生,2002年3月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被捕,现羁押于永安市看守所。捕前系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正科级审判员,中共党员。

    被控告人:郑祖耕:宁德市公安局计监科科长。

     冯作忠:宁德市公安局计监科副科长。

     阮细章:宁德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

     黄忠钦:宁德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警员。

    控告请求:请求人民检查院对被控告人等的刑讯逼供、诱供、栽赃、陷害的行为予以立案侦查,并请求人民法院予本人以无罪认定。

    事实和理由:

    一、被控告人等在本案的侦查期间对本人施行肉刑,变相肉刑。

    事实:

    因宁德警方谎报案情,2002年3月31日夜对我进行抓捕,在此后的11天内,对我实施了残酷的违法犯罪行为。本人为党工作多年,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萎缩性胃炎、胆石症等病。3月中旬因胆石症刚出院休息,身体极度虚弱。被捕以后一再要求警方依法办案,以公正查清案情,然而,以被控告人阮细章为首的办案人员却一意孤行,置刑诉法和公安办案法规不顾,不由分说地将本人关押在宁德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活动范围不足1m2的私设的替代看守所的铁笼子内长达11天之久,计264小时。在此漫长的关押期间,被控告人阮细章、黄忠钦直接或间接唆使武警采取24小时灯光直射,不让睡觉,不让就医吃药、电击耳尖等肉刑与变相肉刑的方式七次对我逼、诱供,致本人身遭重创。

    证据:

    1. 位于宁德市金盾宾馆二楼的国保支队办公区倒数第二间的面积不足2m2,活动范围不足1m2的小铁笼,以及在铁笼内距离墙角50cm×50cm处,本人用钮扣刻下的“刑讯逼供、诱供、李建峰、4.11”字样。

    该证据本人早在从小铁笼子内转到省看守所关押的第二天,即2002年4月12日,即致省检法纪处,宁德市检法纪处、上官秀新处长等书面要求对该证据进行保全,此后到福鼎看守所以后又致函省检举报中心、宁德市检高良斌、牛剑波检察长以及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张建国检察长等对此提出控告,并再次申请对该证据进行保全,并且于 律师林文庆、李剑锋介入本案以后向其申请取证。对此,请贵院一并向上述单位和个人核实。

    该证据证明了本人在长达11天的时间内被非法关押实施肉刑、变相肉刑的地点和工具。

    2. 武警宁德防暴中队士兵8人的证词,这8人中有福鼎藉的排长1人、广东藉2人 、泉州、福州藉各1人、湛江藉1人等。

    该证据申请贵院到宁德武警部队,查阅从4月1日至4月11日,武警出外勤协助国保支队工作的记录,核实名单并向上述人等取证。

    上述证据可证实本人被关押在小铁笼期间,上述武警接受被控告人阮 细章、黄忠钦的唆使,在讯问时间以外,不让本人睡觉以及限制本人吃喝,拒绝本人就医请求,被电击耳尖的事实。

    3. 从2002年3月31日晚至2002年4月7日前本人所做的笔录以及自书材料共七份。

    该组证据因宁德公安为掩盖其犯罪行为而不向公诉机关移交审查起诉,但从开庭时控方出示我的4月7日的笔录上记载:“前几次的供述不是事实”,可以证实此前确有笔录存在。况且从常理 推断,公安办案人员不可能在关押我长达七天的时间内,不对我做一份笔录,故该组证据请求贵院令警方依法提交。

    上述证据可以显示我在上述每一份笔录上均实事求是地陈述并且均在签笔录时写明当时警方刑讯逼供、诱供、肉刑与变相肉刑的真实情况以及要求会见律师,让律师对刑讯逼供等情况进行见证受到公安非法拒绝的情况。

    4、CT诊断报告、关押在福鼎看守所期间的同号证明、心脏彩超的诊断报告。

    上述前两项证据均由本人辩护律师当庭提交给法庭,心脏彩超诊断报告现存于三明市看守所陈副所长处。

    这组证据证明本人受到肉刑、变相肉刑以后,被送到福鼎市看守所关押期间,出现严重的脑部受伤症状:头晕、头痛、耳鸣、失忆、失衡、迟钝等。一次当场昏厥以后由福鼎市看守所将本人送往福鼎市医院进行CT诊断为:脑委缩、脑囊肿。2003年4月22日,在三明市看守所出现严重的心肌梗死症状后抢救恢复,此后症状濒发。2003年6月4日,在三明看守的监督下到三明市第一医院行彩超诊断为:左心室舒张功能减弱。而在2002年3月31日以前本人没有上述病症,每年体检均正常。

    5.开庭期间公诉人当庭陈述本人在审查起诉讯问时向公诉人提及受到警方刑讯逼供、诱供一事:审查起诉讯问笔录;2002年4月20日的物证相片辩笔录;关押期间60多次的控告信;逮捕证;福鼎市看守所2002年5月16日、6月19日两次的提审登记。

    审查起诉期间的讯问笔录以及控方的当庭陈述证明了本人在此期间向检察官控诉自己受到刑讯逼供、诱供的情况以及对此提供证据线索要求对该证据申请保全。物证相片的辩认笔录系黄忠钦、余根瑞两人于4月20日到省看守所让我进行无实物核对的物证相片辩认,我在该份笔录上签注:“4月11日以后的笔录属实”。以此方式来否定那些受到违法侵害时所形成 的由警方肆意炮制的笔录。黄恼要我重新签字被我严词拒绝。此后黄忠钦、余根瑞两个人便伪造了另一份辩认笔录,以我拒签的形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破绽之处被律师当庭诘问而控方无法对此做出任何的解释。六十余次的控告信是我在交付审判之前以及在开庭后期被关押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福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检举报中心法纪处、控申处及该院周丕建、唐义忠同志;福建省委办公 厅、政法委、省人大主任、省人大法制委、内司委、游劝荣、包志荣、陈元春等同志、全国人大内司委、宁德市人民检察院高良斌、牛剑波副检察长、省看守所及驻检、福鼎市看守所及驻检、三明市看守所、永安市看守所及驻检、宁德市检法纪处、上官秀新处长、举报中心、福鼎市人民检察院张建国检察长、宁德市人大钟雷兴主任、三明市检举报中心、公诉处王远华同志、三明市政法委、三明市人民检察院刘邦树院长、陈颖、郑永忠法官、福建省委卢展工同志、省检倪英达、省法院陈旭同志等。这些控告信本人通过看守所,驻检等每15天左右就发一封,至今计算已达六、七十封,请贵院向上述单位和个人 核实和调阅。

    上述证据证明本人受到刑讯逼供、诱供、肉刑、变相肉刑以后 即从小铁笼内关押11天后转到省看守所以后一具备控告条件的第一天便开始了顽强的控告,在辩认笔录上否认了公安以非法手段炮制的非法证据。在签逮捕证时签注:“冤枉,相煎何急”试图引起检察机关的重视,被控告人得知我对他们的控告以后,2002年5月16日、6月19日阮细章、黄忠钦、简诗明两次到福鼎看守所威胁本人不要对他们控告,并要求本人再次在其炮制好的 否认本人的控告内容的笔录上签字,四个半天的软硬兼施没有结果,遂空手怏怏而归的事实。福鼎市看守所的提审登记可以证实他们来连续提审的时间。

    二、关于警方在侦查期间对本人的诱供。

    事实:

    2002年4月2日,阮细章、陈文捷以按他们的要求进行交待制作笔录,他们便有权决定不要对我处理等引诱本人作有罪的供 述。4月3日省公安厅薛某以我家已被搜查,因没有找到猎枪便认为是我妻子帮助藏枪等,欲对她进行双规等,利用我对妻、女的亲情,威胁、利诱我作有 罪的供述。而事实上我打猎使用的猎枪、汽枪等两杆废枪早于2002年3月中旬委托李东康上交给蕉北警区了。4月6日晚9时许,阮细章以透露市委否决我妻子转为正职问题并决定对其双规,今晚是最后期限胁迫我做有 罪供述。我 悲痛欲绝,为使无辜的妻子免遭迫害,向阮细章要求与市公安局缪局长直接阐明真相。阮细章在 拨通缪局长的手机以后,拐到另一间办公室通话,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他已与缪局长联系过,缪局长说他正在开会,让阮代缪局长与我谈话。阮支走在场的薛某,薛某经再三犹豫最后还是站在门外一米远处。阮 便用福安话告诉我说:他(指薛某)是闽南人,听不懂福安话 ,你有什么不便当场说的话可用福安话讲。我于是只好将真实情况告诉他,并告知我的主要顾虑便是怕李东康到时说不清楚而害了他。阮沉思了一会儿便提出我如果肯在笔录上签字,他便可以设计替我 摆平两杆废枪的事情以及陈情免除对妻子的双规的事情。在此无 奈的情况下,为避免正在抚育两岁幼女的妻子遭限制人身自由,我只好按阮细章的设计写条子,并在此后的几天内被迫(以肉刑以及妻子的自由相胁迫)在其炮制好的笔录上签字,以换取本来就是清白无辜的妻子的自由。没想到阮细章反而以此字条以及我的笔录来讹诈陈旺玉、李东康等。内心的愤怒使我用钮 扣在关 押我的小铁笼旁刻上:“刑讯逼供、诱供、李建峰、4.11”字痕,并在逮捕证上签上“冤枉,相煎何急”等。(事实详见另一份专门材料)。

    证据:

    ⑴证人黄象伟开庭后,递交给法院的证词。⑵案卷中公安在李东康处提取汽枪的笔录。⑶案卷中本人致妻子的字条。⑷证人林顺安2003年8月22日开庭后递交给法庭的证词及当庭陈述。⑸案卷中的逮捕证。

    上述证据:⑴⑷证明本人的一杆汽枪 、猎枪均系废枪,并且已经委托李东康上交给蕉北警区,而李东康曾将猎枪带回古田松洋欲作简易维修后便于上缴,该证据可与证据⑵相印证。而证据⑶得不到任何的证据印证,系孤证,但可以证明系警方有意设计和杜撰并以此讹诈陈旺玉、李东康等。证据⑸证明了我对他们的逼、诱供行为的否定。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在审判阶段方见到证据⑵,而本人对诱供事实的控告却早在此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其中有一份致三明市检公诉处王远华的控告信以及诱供事实说明即可证实。故不存在依提取笔录编造的可能。上述证据足以认定警方意图诱供、诬陷他人的事实。

    三、警方对本人进行栽赃陷害的事实。

    本人与所谓的“劳动同盟”一案没有任何的关联。如果说与涉案的证据存在唯一的联系,便是在业余时间利用过211房的电脑撰写专著《企业破产与职工安置》等法律实用专著。但宁德警方出于报复“1.15事件”,阻挠索赔的目的,故意违反刑诉法的规定办案程序而肆意地对本人进行栽赃陷害,欲置本人于死地。

    证据:

    1.211电脑硬盘被扣押时用于封存的物证袋,林顺安对2.11房电脑系从黄亨网吧搬到公司使用的当庭供述,211房电脑硬盘的提取笔录,林顺安对刻录光盘经过的当庭陈述,控方当庭提供的211房电脑部分数据的打印材料、211房物品的扣押清单。上述证据均见本案案卷。

    该组证据证明控方提供给法庭的211房电脑硬盘的型号与同批机子的购置型号不符,且网吧现存的机子中均未配置20G的 硬盘,故211房所扣押的电脑及硬盘已不是机主林顺安以及其他被告人所一致陈述的从网吧搬到公司使用的电脑,控方当庭所出示硬盘来历不明或被人调换。控方所主张的该硬盘的来历得不到扣 押清单等所有证据的印证。应当主动回避的扣押人员冯作忠在211房内对电脑的扣押过程中,未让电脑持有人以及见证人辩认电脑硬盘上所显示的具体材料的内容,只含糊地以“有许多材料”进行模糊地概括,同时故意未按规定用封存硬盘的 物证袋,而对所扣押的硬盘进行虚封,即不在物证袋上贴封条,也不让见证人签名或盖章,以便扣押以后进一步任意栽赃非法数据。同时虚构室内无电缆、机内无网卡和调制解调器 、刻录机的211房电脑可以上网下载文件、发邮件烧录的荒唐的事实。

    2. 家用电脑的扣押清单、提取笔录、电脑硬盘、拷贝电脑硬盘的物证袋、“数据恢复情况”、“关于不能恢复李建峰家用电脑被删除数据的理由说明”、“现场记录”等等。上述证据见本案案卷。

    上述证据证明:没有证据可资证明在扣押现场中该电脑有控方当庭出示的非法数据存在。家用电脑在没有被封存的情况下,被警方违反程序搬离现场,另置他处在没有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监督在场情况下,由他人对该电脑硬盘上的数据进行操作,杜撰该硬盘有“经过恢复起来的数据”等等,然后进行没有持有人和见证人在场见证的“封存”。此后,组织一批不明 真相的人员在场对该硬盘当场拆封,并进行所谓的“数据恢复”,将在违法“封存”期间或在搬离现场以后已完成栽赃的电脑硬盘进行所谓的 “恢复”,并让在场人在 “现场记录”上签字,伪造成貌似公见的样子。最后将另行拷贝的一份硬盘也当场“封存”,但为了今后随意更改数据的需要,故意在封装后撕破封存袋,通过对接硬盘线肆意地对硬盘上的数据进行修改和伪造,满意以后,再由该盘打印出所谓能够起诉我的罪行的有关材料。

    3、汽枪铅弹的扣押清单,汽枪铅弹的相片、枪枝的相片 、枪枝杀伤力的鉴定结论、林顺成的供述以及当庭陈述、证人熊胜忠的陈述、宁德公安对汽枪铅弹数量的清点报告以及当庭变更数量的陈述、黄象伟的证言。上述证据可参见本案案卷。

    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本人实际上未持有违法数量的汽枪铅弹。而警方在 扣押现场明知这一事实,却故意不当场开拆包装物对汽枪铅弹进行数量上的清点以及品质特征上的检查。将所谓的“汽枪铅弹”违反刑诉法的规定不作封存的情况下强行搬离现场以后,在没有持有人和 任何见证人监督的情况下,虚构清点本人持有4050发铅弹的事实,而在开庭露出栽赃的破绽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更改陈述为每盒有160发,37盒计有5920发铅弹的前后矛盾,无法说清楚的事实。证人熊胜忠关于其所出售的汽枪铅弹的品质、规格、型号、包装的陈述既与林顺成的供述以及当庭陈述不一致,也与物证相片所显示的品牌、数量产生无法解释的矛盾。上述证据暴露了宁德警方故意栽赃的事实。相反,证人黄象伟恰能证明本人根本没有持有违法数量的汽枪铅弹的事实。

    此外,宁德警方在对猎枪、汽枪的扣押过程中,违反法律的规定故意不对枪械的缺损状况进行记录,也故意不将涉案的枪械交给任何一个被告人辩人,拍摄与本案无关的枪枝照片在法庭上出示,受到当事人以及律师的质疑。在违反法定送检程序的情况下,由黄忠钦单人向身份不明的鉴定人送检,杜撰根本不能发谢子弹的废枪具有杀伤力的事实。

    3. 对部分笔录上的指模是否系本人真实指模的 技术鉴定结论。该结论有待法庭公开。

    该项证据可以彻底提示宁备警方欲行陷害本人 、伪造本人有罪供述以及伪造本人指模进行加害的骇人听闻的“司法黑暗”内幕。

    四、被控告人等故意违反刑诉法规定的程序侦办本案。

    事实:

    被控告人等为了打击报复,阻挠索赔的目的,故意违反《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刑事诉讼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本人施行刑讯逼供、诱供、肉刑、变相肉刑等等,并限制本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用违法办案而形成的机会对本人有关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栽赃,意图使本人 受到刑事追究。

    证据:

    1. 李建峰的拘留证(见案卷),福建省看守所的入所记录(请求贵院向省看守所取证),福建省看守所新收押犯罪嫌疑人所开具的收款收据(本人已于2003年5月14日当庭提呈法庭)。

    这组证据证明了被控告人等故意违反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即应当对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往看守所羁押,而相反地故意在将本人刑拘以后 非法关押在其私设的替代看守所的小铁笼内长达11天之久,以便其对本人肆意施加肉刑、变相肉刑等。

    2. 从2002年3月31日晚至 2002年4月7日以前本人所做的笔录以及自书材料共七份。

    该证据的存在性前已详述。该证据证明我在被非法关押并受到肉刑、变相肉刑的11天内,以书面的要求以及在每份笔录上注明本人受到刑讯逼供并要求会见律师的情况,宁德警方因担心有律师的介入而使其刑讯逼供、诱供的情况被暴露故以本案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本人会见律师的请求,而事实上本案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点点的国家秘密。本案的公开开庭审理便是证明。

    3. 宁德警方扣押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有关文件,该证据见本案的案卷。

    该组证据证明了被控告人等故意违反刑事诉讼的法律法规的 规定,在扣押、提取证据的过程中故意不向证据持有人、见证人出示证据的内容。并故意不在相关材料上记录证据的缺损状况、特征、数量等能够反映证据全面情况的内容。为扣押以后对相关证据的伪造和变造创造条件。

    4. 从本案的案卷中以及控方所提交给法庭的证据目录中可以看出,宁德警方既未按照刑事诉讼法律法规的规定将涉案的实物交由本人辩认,也未将其所拍摄的书、物证照片由本人辩认以及与实物核对,也不让物证持有人依法在相片或所附的说明上签字或盖章的事实。警方此举的目的在于为避免因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就对书、物证、视听资料提出质疑而无法通过审查起诉使本人受到追究。

    五、打击报复、阻挠索赔是宁德警方虚报案情栽赃侦办此案的真实目的。

    事实:

    在 2002年1月15日以前,本人应社会弱势群体的请求,帮助他们运用法律的武器与公安违法腐败现象作斗争,仅就与本安有关连的事件就有:

    1997年间,依法解救林顺安因宁德蕉城区漳湾派出所错定其故意伤害案,而被关押在派出所养狗的“狗棚”中达三天之久。

    2001年间,林顺成家遭持枪(发令枪改制)歹街徒威胁,敲诈林顺成,林顺成遂与歹徒搏斗,扭断歹徒的枪管并将其上缴给蕉城区公安局值日侦缉队报案,而接案警员陈某某故意将报案的枪管销毁替犯罪嫌疑人开脱,后经林顺成的请求,本人指导其提取现场散落的弹头,提请 公安立案,但遗憾的是仍被公安某些人推诿。

    2001年初,林顺汗的亲属为宁德市公安局某中层领导之妻欧打致伤,应林顺汗的请求遂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最终以调解结案。

    九十年代,詹功振的儿子为一伙流氓无故打死,而宁德警方故意私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致罪犯在逃至今未能归案,老人对此四处上访,应其请求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2001年底,黄 象伟的女友遭流氓调戏,流氓持器伤害前来救助的人员,第二天歹徒为其捉住以后送公安部门,却为公安私放。为此,应黄象伟的请求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督促警方履行法定义务。

    上述事实尚不包括与本案无关的,其他与宁德警方违法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由我提供法律帮助的大量案例。这些“事迹”早已引起宁德公安的妒恨,而“1.15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宁德公安打击报复,阻挠索赔而对本人痛下毒手。

    2002年1月15日晚,宁德市公安局三位民警来到郑晓华与林顺安合资开办的网吧内,要郑晓华打开一台电脑供其上网玩。郑晓华走开以后,他们故意浏览黄色网站,点击黄色图片,而以此栽赃网吧有浏览黄色网页的行为,欲敲诈网吧5000元人民币,这些丑恶行为围观的群众所目击,因此受到群众的遣责。这几个警员恼羞成怒,调来不明真相的110对前来评理的詹功振、黄象伟、林顺成、林顺安、林顺汗大打出手,致詹功振、黄象伟两人受伤住院20余日。对此事件我得知以后十分愤慨,依法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以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方式,最终使宁德公安撤销错误的行政决定,并指导他们依法提起索赔。上述行为使得公安决心对我报复 、栽赃陷害以 阻挠索赔。

    证据:

    1. 2002年1月15日以前上述涉案的判决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等法律文书,由黄象伟、林顺安提供,也请贵院向黄象伟调查取证并请贵院向相关受害人调查核实。

    这组证据证明了在“1.15事件”以前我等与宁德公安少数违法势力作斗争的事实。

    2. 书证《誓死捍卫做人的权利》传单、控告书,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詹功振、黄象伟两人的伤情鉴定,伤情照片、黄亨网吧门、物被砸的照片、索赔请求、蕉城区医院对詹功振的血尿诊断报告。上述证据除最后一项由詹功振举证以外,其他皆由林顺安举证。

    这些证据证明“1.15事件”的起因、发生经过、公安栽赃敲诈的事实,黄象伟、詹功振被伤害欲行索赔以及林顺安、林顺汗、林顺成被非法拘禁25小时的事实。

    3. 书证:由被告人郑祖耕亲手制作并送达的“网吧停业整顿通知书”公证书文本,以及数日以后的另一份通知书。上述证据由林顺安提供。

    这组证据证明了郑祖耕、冯作忠欲图包庇犯案民警魏必栋不成以后,便利用手中职权对网吧进行报复,下发“网吧停业整顿通知书”企图无限期地关闭网吧的事实以及本案提起行政复议和控告以后在上级领导的重视下,宁德市公安局被依法责令撤销错误决定予以重新开业,为此被控告人郑祖耕要求收回原通知书,欲图销灭证据,但此阴谋被识破,我等将该无限期关闭网吧的通知书经公证以后留存公证文本,用原件从郑祖耕处换回了后面一份经郑祖耕重新制作的予以定期开业的通知书。

    4. 证人证言:被控告人阮细章在法院院长办公室以及在宁德军分区招待所内两次对本人说:“今天的事都由网吧事件你们要搞我们引起的“当时在场的有国保总队的汤某在场;林顺安、林顺成、林顺汗在庭审中供述“1.15事件”发生以后,郑祖耕在宁德市公安局计监科办公室内对他们说:“你们蚂蚁斗不过大象”,“你们想整死我,我会找个机会整死你,今后走着瞧”。林顺安在庭审中供述被控告人阮细章、郑祖耕在侦查讯问时对其说道:“你们就是因为网吧事件被李建峰害惨了,如果他当时肯出来说一句话,那一切便没有这样的后果了 。”

    这组证据证明了郑祖耕、冯作忠、阮细章等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 真实思想的客观流露,印证了其在侦查期间采取非法手段栽赃陷害的行为。

    5. 詹功振、林顺成的刑事拘留书(见案卷)。该证据证明了在2002年4月1日,宁德市公安便是以在 “1.15事件”中詹功振、林顺成妨碍公务,这一报复“1.15事件”而立的罪名而对他俩刑拘的。由该证据印证了宁德公安立此案的目的系对“1.15事件”进行打击报复,阻挠索赔的真面目。

    6. 宁德市蕉城区公安局3月中旬的会议记录,宁德报社记者(林顺安、林顺汗、林顺成知道其 姓名的)的接待过程。这部分证据申请贵院出面调查核实。

    该部分证据证实被控告人郑祖耕等因1.15事件于200年3月中旬到蕉城区公安局开会布置对我等的打击报复、阻挠索赔事宜。林顺安、林顺成、林顺汗知道以后,恐其打击报复得逞而找到报社记者投诉的事。

    7. 本案相关的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证明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被控告人郑祖耕、冯作忠、阮细章、魏必栋等未能依法主动回避而积极介入本案对主要证据调查、扣押、提取的事实。

    六、对本控告中一些非主要证据不能全部举证的理由。

    1. 对于刑讯逼供问题的举证,由于被控告的主体特殊性,该主体的侦查手段因有法律保证其不公开的特征,且被害人多数已被限制人身自由,故由被害人举证的难度较一般的刑事案件要困难的多,甚至连律师也无法提取有关证据。此外,对于本人委托律师对一些取证难度较大的证据取证,因律师担心本案系特殊案件,也担心被警方指控为串供、诱供以及其他对其不利的政治影响而婉拒本人的请求,而本人在一年前便依法申请证据保全的书面申请,也由于相关部门的不作为而搁置。如小铁笼旁刻记痕迹等,现许多证据无法固定处于”真空“状态。但一些涉案的主要证据均存在,不影响贵院的立案。

    2. 被指控的主体系国家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被害人的加害系其职务行为,依照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要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在被指控方、对于被害人这个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言,仅需要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对人身权益的侵害结果即可,其他证据应由被指控方举证。

    综上所述,宁德公安以被控告人为首的少数人为达到打击报复、阻挠索赔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虚报案情,骗取党政领导的信任,伪造证据亲自或唆使他人七次以上对本人施以刑讯逼供、诱供、肉刑、变相肉刑的行为已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以及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被控告人的行为已触犯《刑法》并已达到立案标准,今特向贵院提起控告,望能予以立案为盼!

     此上

    李建峰

    

    2003年 6 月 28 日

    

    


最后的陈述

    

    尊敬的法庭、尊敬的审判 长、审判员:

    由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刑事诉讼,我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感觉。

    记得2002年4月初,我被宁德公安违法地关押在宁德公安局国保支队私设的替代看守所的小铁笼的时候,当时负责对我讯问的侦查人员阮细章、黄忠钦等告诉我:市委领导对我这起案件十分重视,要求我们快侦、快诉、快审、快结案。我当时听了以年感到十分高兴,以为我的冤案很快将会搞清楚,也即将很快地恢复自由。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宁德公安无法做到这一点。相反,案件在侦查阶段拖了三个月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以后,却被三明市人民检察院两次地退回宁德公安补充侦查。因此,仅仅在侦查期间就拖达九个月之久,而据控方在法庭称,宁德公安于2002年3月26日对此案开始侦查立案,到将我们“一网打尽”,也仅仅花了四天时间。——何其如此仓促地抓人!是公安的办案水平不行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如果本案的相关事实确实存在,那也对于已有五十余年办案历史的公安机关来说,九个多月应是不短了。然而,对本案而言,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 ,也许在今后,控方还要申请补充侦查,但我现在可以预言,宁德公安的侦查最终仍然是没有结果!——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对一个本来就系子虚乌有的事实用法定的证据形式予以证明。

    ——这是 哲学的断言,并非是我李建峰的狂妄!

    一年多来,我已然被押了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宁德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私设的用直径太约20厘米的钢筋焊制的,用于“替代看守所”的活动范围不足1平方米的小铁笼内。在关押的11天期间,我充分领略了宁德公安所谓的办案“绝活”,领略了什么叫刑讯逼供、肉刑、变相肉刑、诱供等等;更重要的是领略了五十多年以来,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缓慢的原因。11天以后,我又被押到第二个关押地点:福建省看守所。在这里我渡过了11天以后,又再次被送到第三个地点:即福鼎市看守所。在福鼎的关押期间是从2002年4月22日至2003年3月21日,共计11个月。此后,我被送到第四个地点:三明市看守所以接受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

    四百多个寒暑,春夏秋冬,看守所的日日夜夜给我留下了永久不磨灭的烙印:

    首先,便是我经历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家庭和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

    我祖籍江苏,解放初期,时年19岁的父亲,接受组织的指派来到闽东寿宁山区工作,他在那里成了家,后来便有我了。我从小生活在山区,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然后调入司法行政部门工作,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个人的成长过程始终没有得到来自父母或其他方面的格外关照,原因就是他们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而且我也不屑于这些关照。我爷爷在解放前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南京以饭店服务员为掩护,为我党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父亲也算是一位老革命,在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时是副处级的干部,但却两袖清风,至今也没有像其他有本事的家长一样,给他自己或子女留下一笔财产或精心为子女的前途发展编织好一张关系网。母亲是天主教徒,退休在家,晨钟暮鼓单调的生活表明了她的追求。岳父是个勤劳的打铁匠,年近七旬,尚在以打铁谋生与在家操持家务的岳母一起维持着最拮据的生活;我也与他们一样,靠微薄的工薪生活,从来也没有利用国家赋予的审判权力为自己谋取过任何私利。从1997年开始至今我的双脚从未踏入过任何歌舞厅 、卡啦OK等娱乐场所一步,即便是在因公务应酬的酒席上,在第三道菜上来之前,我便会找个借口离席,留下其他同事应酬。关于这些事实,我的经济庭的同事可以作证,但证词不一定是对我的赞美,相反,可能更多的是责怪我的不近人情,不懂事故。还有我那一迭迭的奖状、奖章、立功证书等等也可以作证,证明我曾经走过的光辉岁月。这些年以来,我不只是用眼睛、耳朵去感知世界,更主要的是用我丰富的历史知识,用深遂的大脑去研判世界,经过苦苦的思索后给自己确定人生准则,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失去了有些人所孜孜追求一生的物质生活,却换取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取得了无线电中专、数学大专、法律本科文凭,已出一本专著,另还有一本专著《企业破产与职工安置》第一稿已脱稿。我就是靠这些精神财富去为社会做贡献、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力,从而换取对家庭的构建。我的妻子和我一样,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世的准则,那就是决不利用手中的职权和社会影响为自己谋私利,办私事,我们的事业与家庭建设全部依靠我们夫妻的双手通过干干净净的劳动换取的。我被捕以后,纪检反贪部门也积极介入试图发现我和妻子是否另外还有什么样的经济问题,然而,他们挖地三尺的调查却更加证实了我们俩的表里如一的清白无瑕——便就是这样一个靠自己一甩八瓣的汗水辛勤劳动掏筑的家庭,却由于一批人因我对其违法行为的揭露和抵制,而利用手中的职权对我污陷打击和报复!由于一些人极端的好大喜功的思想以及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国民劣性,使我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

    我无分文收入已一年有余,在看守所每月必须支付的约四、五百元的伙食费、生活费、药品费,这些全部依靠我那可怜的老父现时每月五百多元的退休金支撑。不能想象在他老人家“贡献”出所有的退休金以后还能有什么样的钱财来维持退休生活。妻子先是失去自由,然后被限制自由至今,如今只依靠不足千元的工薪苦苦支撑着一家的生活和承担起抚养教育刚满三周岁幼儿的全部责任。这些年来,我与妻子感情不合极少沟通,甚至立下了离婚书面的约定,但是却由于这场灾变,使她受到牵连,使她痛失了转为正处级的机会,失去了工作和自由,也失去了报效党和社会的机会,由此承受着灵与肉的双重创伤,但她顽强地 挺着,并辛勤地养老抚幼。从这一点上看,我又不得不对她表示深深的敬意!

    此外,因这场变故致我的驾驶证失效,保险费因无法交纳而提前中断,债权被逃废等等,损失不计其数,经我粗粗计算,我辛辛苦苦工作十七年来的全部积蓄已荡然无存,在开庭的前一天我不得不在通过律师提交的变卖仅剩的唯一财产——一单元的房改房的出卖委托书上签字,用于支付妻儿另寻住处的开支和支付这场官司的费用,从此,我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

    通过这件事情,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祸官司猛于 虎,也深深地体验到陶渊明落笔 “桃花源记”时的心境,这就是我要陈述的第一个内容。

    我要陈述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想联系本案谈谈我对国家法制建设的紧迫感受。

    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已经取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每年9%以上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否认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客观的。同样,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到目前为止,已建立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司法制度也从废墟上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今天的庭审上看无论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还是律师,其整体素质是令人满意的。基本有序的开庭程序基本上能够体现司法建设成果的一个侧面,也基本上能够保证被告人在法庭上的合法权益。我想这也是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的体现。然而就目前的法制建设的状况而言,却是不能够让百姓足够满意的。从某个侧面上反映了政治文明建设已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令人担忧的状况。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奇谈怪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而且做为报告的重点,提到了党对这些问题的担忧,并且破天荒地重新祭出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提出的“民主政治”概念,并在十六大报告中重点提出要大力加强和发展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可见这是我党在当前新的历史阶段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为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创新的一个实事求是的举措。从十六大报告的理解上看,所强调进一步发展政治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就是要发展民主政治,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保证让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这就是现今民主政治的主要内涵。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高会长指出,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保障,以人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以上官方的权威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将“人民”这个主体、法制建设、民主建设摆到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为什么要将其摆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无法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这些工作抓得还不够,导致干群、党群关系紧张,人民主人翁的位置无法体现;法制建设中的执法必严、有法必依这两个环节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依靠民主这个法宝,推进法制的进程,监督法制的实施。

    三十八年的人生历程使我对此感受尤深。党政部门的买官卖官、任人唯亲、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的现象已然不是秘密,即使是审判机关也不能幸 免,具体表现在对一些案件处理的随意性、不负责任性、社会危害性,往往使人不寒而栗,不公开、不透明的操作方式即暗箱操作成为司法腐败的滋生温床!在这里我仅仅是宠统地例举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非正常的现象,目的在于提醒在座的各位不必违心地对此类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果违心地否认这一点,那是非客观的,那是非马列主义的,这些现象不仅在我们的旁边存在,在其他地方、其他权力部门也不能够幸免,只不过形式不同、程度不一而已,因为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着的。

    我知道有这这么一个老人,19岁那年便受组织委派到山区工作,在为党和人民工作了 40余年,就在他57岁那一年,因某县级检察机关偏听偏信某个别有用心的诬告,竞以某个下属的错误行为而认定这个一生清白的老人贪污未遂,并径行按照免予起诉处理。灾难从此降临到这个家庭,老人先是被逐出企业的集体宿舍,被迫搬到荒野外的一个简易搭盖中居住,然后以组织的名义逼其提前办理退休手续,每月只给当时(1987年)的180元的退休金打发残生。接着老妻忧郁过度身患癌症,三次大手术耗尽了他一生当中从嘴边抠下来的所有一点积蓄,并因此负债累累。冤屈,贫穷和困顿得这对老人很难有尊严地在社会中生活。直到2000年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在复查这个案件时,才彻底澄清了这个罕见的冤、假、错案,老人得到彻底的平反了。为了这一纸薄薄的决定,他苦苦地等待了十三年的时间。整整十三年啊,人生有多少个十三年!鉴于案发当年我国并未颁布实行《国家赔偿法》,平反以后无法适用该法,原工作单位只能按照当时强迫其办理退休手续时的工资政策,恢复级别,因此,平反以后,每月仅多补贴他3.8元,当时共计退休金为403.80元,这便算是落实了受冤十三年的政策了!他常常对我说:“命苦不能怪政府”,我十分理解他,这是无奈心情的流露,但我十分难以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内涵:如果没有这场人祸,何至于发生此后的那些一连串的灾难吗?他承受了这些灾难,然而,那些有意错案错办的人员依然逍遥自在地享受每月一千三百余元的退休金,而被害人蒙冤十三年以后却只能得到每月3.8元的安慰,这算公平吗 ?——这便是我国法制的悲哀!

    这位老人便是我的父亲。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我深深地 感到了我国尽管走过了五十多年的新历程,但法制建设的目标尚十分遥远,任务依然繁重,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日臻完善,而作为我这样的司法工作人员能为此干些什么呢 ?只有尽自己的绵薄力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多地为那些 像我的老父那样遭遇的弱势群体 提供法律帮助。——这也许是我对待执法与司法过程中执法者、司法者的草菅人命的行为系取偏执、偏激态度的心理根源。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站在我身旁的这一群被告人吧,他们哪一 位不是饱尝了那些违法的执法者额外施予的“洪恩”呢?

    ——林顺安,这个早年以卖2分钱一把小葱为生的小贩,不知被粗暴的执法者拗断多少杆称杆,那个并不漂亮的 鼻子又不知让粗暴执法者甩来的称钩洞穿了几次,一起并不构成伤害的案件居然让漳湾派出所关押在养狗的棚子中达三天之久,而其胞弟林顺成却因此被关押在看守所内达三个月之久。在他的事业取得成就以后,一起纯属原告欺诈的经济纠纷却让我省某法院的法官曲解司法解释判为败诉。

    ——詹功 振,这位老人含辛如苦地将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却不幸为一伙流氓杀害,公安机关居然将已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私放,致使四个犯罪嫌疑人在逃十多年至今未归案,每年清明节老人都要挑着一担,为那死去的儿子最喜欢吃的食品,到高山上儿子的坟前,老泪纵横地抚慰那已长眠的儿子,仅仅是那么小小的心愿,今年居然都无法实现。

    ——黄象伟,这个来自贫困渔家的子弟,在警方故意栽赃的“1•15”事件中无非就是说了几句公道话,却与在场的詹功振一道被宁德公安二话不说地打得口吐白沫,肾出血;见义勇为的他逮住持刀伤害他人的凶手并扭送到公安部门以后,凶手却为公安私放……。

    ——林顺成,在持枪歹徒手持由发令枪改制的手枪,到他家敲诈威胁的时候,勇敢地与歹徒展开肉搏,避开了发射过来的子弹,扭断了枪管,当他将枪管送到公安部门报案时,公安人员陈 某为包庇黑社会的朋友,却将枪管销毁不予立案;当林顺成再次将从家中收集到的弹头送往公安部门要求立案,公安部门的一些人却又百般阻扰。

    ……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不想在此一一例举了。此类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远离中央监控的地方是数不胜数的,说得太多了无形当中又要给我们威武的宁德公安抹黑了。我便是在他们遇到这些法律问题,向我寻助时和他们结识的。我 始终都是指导他们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事实均有他们的证言、书证、法律文书等可以得到印证,除此之外,我 指导学生黄象伟依法为阮赛莺,这个与男友谈恋爱,却被古田县公安局以卖淫而非法收教三年的女子提供法律帮助,终使其得以解救;依法为谌某,这个依法前往七都派出所开证明,却为其刁难的普通百姓,以行政不作为案向政府提出复议,终使其问题得到解决等等十余起案件,提供法律帮助均可以证明,我指导他们依靠合法的手段为弱势群体申张正义之举。

    我与所谓的这些同案人一起干的事仅此而已,哪一件涉嫌违法犯罪?我对那些弱势群体援 助也是没有附带任何的物质条件的,其精神动力就是来自父亲十三年的蒙冤,来自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痛苦思索以后积极的行为!

    然而事实证明我设想的一切都错了,我的善良愿望仅仅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而已,威武而强大的宁德公安某些人为了逃避对“1.15”事件的赔偿,居然捏造了轰动一时的“劳动同盟案”并认定我就是元凶,将我等“一网打尽”。他们的思维逻辑十分简单,那就是把你们这些刁民找个理由全部抓起来,谁还能来追究我的赔偿责任,你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了,还能为法庭的原告吗?

    这种推测并不是空穴来风,也并非主观臆断。2002年3月中旬宁德市公安局计算机科科长郑祖根在蕉城区公安局布置对我等的打击报复的会议内容,路人皆知,但我得知以后却泰然处之,我以为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人正不怕影斜。但现在我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我确实低估了在现实的民主与法制条件下,完全有人可以肆意不受监督地操纵手中的执法大权,借刀杀人,打击报复,而我便是这样的行为的牺牲品。于是便有了我与阮细章的一场对话。我说:“你不能对我这样一个尚未免去的法官滥施肉刑,变相肉刑。”而他却居然说:“你以为你是谁,什么法官不法官,到了我这里整你就像整一只狗一样,你以为你们法官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也就有了我四百余天的监狱生涯。所以我绝对不会相信这个案件是公安部,安全部侦办的案件,我可以肯定这无非是宁德公安为自己办错案找一条退路,找一个借口而已。作为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我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决不可能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地冤枉一个好人!即使果然引起了中央一级重视,那也绝对是宁德公安数人谎报军情,是一部份人哗众取宠,好大喜功的人为炒作;也是另一部份人借以达到打击报复逃避赔偿的目的。在案件的事实真相逐步显现的时候,他们便又放出另一种版本,即我是为了个人的泄愤,也许今后可能还会有根据需要而杜撰的新的版本出现。这个预测肯定能够兑现,一切皆由于我被限制了自由,无法和流言制造者对质并予以澄清的缘故罢了。——此时,我很理解张自新烈士,她是强者,拥有真理的强者,但她却无法呐喊!

    对于权力机关某些人的所做所为,以及因此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我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即这些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暂现象,并不代表社会的主流,更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而抹杀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针对这种社会现象,中央早就有清醒的认识。江泽民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一些人逐渐产生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们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想要去维护和扩大,这些所谓的既得利益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我们所以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无非便是我们的合法行为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已,他们不得不挺而走险而已。

    事实上那些对我打击报复,栽赃陷害最狂热的办案人员,如郑祖根,阮细章,冯作忠等就是我们所触犯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有了这种既得利益,便成为众所周知的宁德歌舞厅,卡拉OK、桑拿、酒家的常客。那位将林顺安关押在狗棚中的派出所所长对待他人的异议,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法律。”看来他的既得利益除了名誉、地位、职务、物质以外尚包括了国家制定的法律,而且排除了别人适用法律的机会;那个替黑社会销毁枪管的警员是个在单位中屡屡犯规,甚至被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花花公子,而那些到网吧敲诈的几个警员据说都是某公安局长的“红人”……,就是这些“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居然也有模有样地参加到本案侦查的全过程,充当急先锋。他们无一不是江泽民同志所称的“既得利益者”,是这种“既得利益”受到我们的动摇与威胁,因而拼死维护其利益的一伙。

    我不禁要问,像这样的一群满身污点的混进执法机关的败类,到底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施淫威,肆意地栽赃陷害?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上的清浊之分向来是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浊世中葆有一身清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这种代价是极其昂贵的,它要用清白者的生命去换取。清白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浊世的嘲讽和指责、抗争,从而使污者像照相一样看出自己的丑恶。他们采取的手段、态度往往是恼羞成怒对清白者无不除之而后快。(领导文章2001.12)——我深深地理解这一点,理解即使是匡扶正义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理解实践“三个代表”的艰巨性。

    我要陈述的第三个观点,便是法制的建设和完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光凭喊口号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有悠久的封建文化历史的大国国民必须努力克服国民的劣根性,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促进派,要身体力行,勇于实践,敢于失败。

    首先,我认为在目前我们的法制环境中尚有许多令人遗憾之处!我所以会发出如此的感叹,完全是基于我对社会发展复杂性的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中的体验,尤其是我在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后的种种遭遇: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能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肉刑、变相肉刑等等,而事实上又是怎么样?讯问过程中黄总队长、阮细章对我说:“我不打你,打你让你招供,那是我们没有本事。”他们认为只有“打人”那才叫刑讯、肉刑,所以对于我这个法官应该有别于其他不懂法的平民,只要不打人便算不上是刑讯了。于是就发生了我当庭向法庭提交的控告书上所指控的事实。然而遗憾的是一年多来我顽强不息的四十余次的控告却如泥牛入海,而那些施暴者据说仍享有其位,立了功,听说还要提拔和重用。

    四十余次的有理有据的控告,居然无法打动尊敬的检察机关依法办案的执法理念。在今天的开庭中,居然声称审查起诉中未发现有刑讯逼供的证据,居然用那些刑讯逼供收集来的证据用以作为起诉的证据!是不是实在无法收集到除口供以外的更能证明我犯罪的证据呢?事实往往被不幸言中,本案除非法收集的口供以外,已然没有能够证明我犯罪的其他有效的、合法的、客观的证据了,今后肯定也不会有。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犯罪!我最难以理解的是三明市人民检察院又何必要充当那些打击报复者的打手呢?我想保持一身正气的价值应当远远高于对违法施暴者包庇和迁就的价值。既然收到了我多次附带大量证据的控告,也发现了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指控我的任何一项罪名,并因此两次将案件退回宁德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从人民法院撤回起诉书以后,又何必硬着头皮硬将我推向审判席呢?难道司法公正的价值便就是如此地微不足道吗?

    尽管如此,我仍然还要感谢三明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至少这种行为也让宁德公安感到不自在,尽管也因此让我由此增加了关押在牢狱中的时间。

    上述的“待遇”不仅仅是我方能有幸独享,如果是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从五天的庭审过程看,这种待遇其他被告人也一并享有,只不过是形式的变换,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而已,这也许是哲学的思想在施暴者身上的灵活应用——因人施刑!

    四百多天地狱一般的生涯,我发现自己还不算是最不幸的,那些比我更不幸的人大有人在,有的被打缺了耳朵,有的被吊肿了双手,腹背红肿,甚至因此而丧命的也有。这些都是那些头顶国徽口上声声地表白要将人民利益放在头顶的公安人员的杰作,据我在狱中统计,宁德的刑讯逼供率达50%以上(三明地区要好些,同号中只发现一例),但因此能够提起控告的却并不多,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的被告人难以取得受到刑讯逼供的相关的证据;或者受刑者本身的污点就很多,担心因此惹怒公安可能对其进行深究,所以不愿或不敢控告而已。事实上即便是控告了,检察机关就一定会立案吗?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受刑对象对刑讯逼供、肉刑、诱供、变相肉刑的调查与立案是无条件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方才我提供给法庭的“立功证明”便是一位福安籍的受刑人在我的动员下才提起控告的典型的一例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唯见此案受到了重视,其他的呢?依在押人员的口吻说便是:说了也没有用,说了也白说。对此,我曾持有异议,我认为像我这样的,第一,具备了无任何犯罪行为却蒙受了刑迅逼供、肉刑、诱供的事实;第二,好不容易地获取了部份主要的证据;第三,同时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并勇于控告。同时具备这三种条件的在 押人实在是太少了,或者说是凤毛麟角。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检察机关仍然是对此充耳不闻!——告状无门。可叹的是我过去不知接受了他人多少的案子,办过多少案子,解过多少冤屈,但如今自己的唯一 控告却无人理睬。

    这种现状又如何能够唤起民众的自尊和自爱,又如何能唤起民众对法制的 信心呢!?

    然而,我的遭遇不仅仅是这些,我不得不在滴水成冰的严冬用刺骨的冰水洗澡、洗脸;不得不在酷热难当的盛夏为避免躺在水泥炕上得风湿病,加重关节炎症而不得不铺着厚 厚的棉被睡觉。400多天中有360天左右未见过广播、电视,仅有的一份了解外界信息的《闽东报》也是隔三岔五地断档,每月不足60元的生活费和伙食费是我所有待遇。因此,每天午、晚就只有得到用最廉价的青菜、紫菜和着清水煮成的菜汤就着那生硬的、带着霉味的糙米维持最廉价的生命。但是却又是这些最廉价的生命承担了最繁重的劳动。在这400多天当中,我做过打火机、电子点火器、汽球托架、出口标识、彩灯、竹凉席、饭菜罩等等。从早上6时开工,到下午4时左右收工,任务紧张时半夜10时、12时歇工并非鲜见。然而400多天过去了,我却得不到《看守所条例》中所规定的一分钱的报酬,不仅如此,每月家中寄来的三、五百元的伙食费我又能吃到多少?《看守所条例》规定:在押人员有必要的通信权,然而我寄给人民检察院的材料以及原始书证却被干部撕毁,揭下邮票送给他的关系户。《看守所条例》还规定:对于有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向其提供必要的诊治条件,然而,我的牙瘘管长年累月地折磨我,导致胃肠炎症濒发 ;刑讯逼供而致的脑萎缩、脑囊肿致使我成天头痛、头晕、耳鸣、失忆、失衡、呕吐、生活不能自理;胆石症让我常常发烧;萎缩性胃炎使我常年消化不良,食量极少,浑身疲软;已经彩超确诊的心肌梗死,使我无法从事任何一项轻微的体力 劳动,却被有些干部指责为装病。对于这些病症,我曾多次向看守所申请就诊,却得不到三明市公安局的依法批准,至今我整天被疾病折磨而得不到可靠的诊治,这便是外界所不知悉的现实!(注2003年6月4日已得到公安局的批准到三明市第一医院就部分病症进行检查)。也就是在法律面前,权力机关的权力和义务往往是不对等的,他可以决定你的强制劳动量,而我却不能依法享有法定的治疗权。

    在这里我所引用自己的经 历,没有别的用意,只不过是让在座的 各位感到更有说服力而已,否则引用他人的经历,还要有一个对事实的待证实的过程,这些事实也许仅就是社会的一个局部现象,然而,管中窥豹,我们应当感受到我们的民主急待加强,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第二,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对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光靠“痛感”或是“呐喊”就够了吗 ?回答是否定的!

    我认为要实践这样一个目标,必须要有 两个条件:一是要求每一个执法者,每一个公民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地履行法定的义务,依法办事;二是每一个公民应当善于运用法律这样一个合法的武器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最坚决的斗争。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相辅相承,尤其是后者,尤为重要。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却决定了大部份的中国国民,不愿意采取这种相对于他们的生活而言显得偏激的办法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更多地是情愿的一个“忍”字打发自己,实则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那些勇于站出来为那些弱热群体助威或站出来说话的人往往是先觉者,但也是孤独者。鲁迅先生说过“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民主战斗,却往往为这些‘所为’而灭亡。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以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诈。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面对于这些孤独的猛士的结局,鲁讯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大概有若干的人痛惜,若干人的快意,若干人当作酒后的谈助罢了。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这便是先觉者的悲哀,对于我这样一个长在红旗下,生在新社会的人而言,较一般的人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还是有值得人们羡慕的一部份的。我大学毕业那年刚满20岁,是学生骨干,当年入党,接着被省委组织部做为选调对象,然后就是留校工作,担任学校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接下来步入司法界,担任法学教育的教师;再后来进入法院工作,任正科级审判员并考任审判长。在我的身上也笼罩着数不清的光环:有1985年的宁德地区“青年标兵”称号;有1989年宁德市委授予的“宁德地区学雷锋先进个人”的称号;有全国“律函先进个人称号”;2000年面对发生在104国道上的抢劫客车事件,我临危不惧,赤手空拳追赶五公里,擒获持刀歹徒。同时勇于承办大案,要案成为当地政府和法院系统为有口皆碑的“破产专家”,荣立二等功,被省法院、省检、省公安厅等十三个部门授予“福建省优秀青年卫士”称与。我的妻子可以说是事业上一帆风顺,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已经破裂,互相不管各自的事情,甚至婚内分居已达两年之久,但总的而言,我们比上不足比下却是绰绰有余。我也完全可以步入中上层社会,享受“小资”的情调,安享快乐人生。然而对社会的责任感,民主法制建设的使命感,使我迈出“象牙塔”去接触最广泛的弱势群体,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出谋划策,指导他们运用合法的诉讼手段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两年多来,我指导我的学生黄象伟等免费、义务地为各类弱势群体打赢了近16起官司,其中一半是针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如阮赛莺被非法收教案,谌春梅诉宁德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其胜诉率几乎达100%。同时我尚教导我的朋友、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要不为名不为利,比如在104国道上救助夜里被车辆撞伤横躺路上随时可能被滚滚车流辗死的受害者。还建议他们适应社会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建议他们有机会要读法律大专课程。然而就是这样,如今却全被捕风捉影地描绘成我的罪证,试问:运用诉讼手段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何罪之有?读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业大又何罪之有?本案的一切指控都是如此荒唐不经,这也是我一再申请要求公开开庭,让公众评议的目的之一。

    在法庭系统像我这样的人,目前我不敢说有很多,就算我是先行者吧!然而,所有的事实表明我的行为没有一丝为自己谋私利的愿望和具体事实存在。常言道“人不为已,天株地灭”,我果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所领导和制定的法律所灭吗?我想不至于如此!我相信法律,我相信人民法院中自然还有会主持公道的领导和法官。即使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先行一步,但我相信你们和我都一样,公平和正义是你和我的生命,你和我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我相信你们尊敬的法官。

    在美国波士顿,一座犹太人被屠杀的纪念碑上刻着一个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的一首悔恨诗:“初起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再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位悔恨的神父,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就是为了党的最根本利益,为了我们子孙后代不再经历我们曾经 历过的委屈和磨难,悲观和失望,也为了在座的各位你们不会成为违法和腐败所侵害的下一个目标,我已经先站出来了,并且说话了。我是无罪的,但我却受到了如此的打击和报复,我请求你们,我尊敬的法庭以及尊敬的审判 长、审判员,还有我们的检察官,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民主和法制建设,为了民主政治的建设,你们应当保护我,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 保护你们自己。请法庭、审判委员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宣判我无罪。

    这就是我最后的陈述,谢谢法庭!

    

    李建峰

    2003年8月22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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