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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官的耻辱——评重庆高院第57号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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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9月15日)
    中国法官的耻辱——评重庆高院(2002)渝高法民终字第57号裁定书

     2002年6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股权纠纷案作出了终审裁定。为了推翻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在重庆市人大亲自派人监督下作出的一审判决,主审法官撕下了一切面具和伪装,肆无忌惮地捏造法律事实和法律文件、践踏基本的法律程序和法律准则。在我们党和国家一再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一现象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法制建设的人们深思,值得每一个象我们一样希望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善良人们深思。 (博讯boxun.com)

    一、案件概况:发生在直辖市首府的公开抢劫

    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是年收入2000多万元的西南地区最大会计师事务所。2000年7月,事务所股东会以95%的绝对优势通过了陈术明、刘志平(以下简称“原告”)等22名专业技术人员股东提出的将事务所改制为合伙制事务所的决议。接着,原告作为事务所专业技术人员的代表,与原所长付思福、副所长石义杰(以下简称“两被告”,注1)根据股东会决议和四人签署的协议,受让了其余股东出让的全部股份并经市公证处公证、按协议如期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相关协议生效不到一个月,付就要求原告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两被告,遭拒绝后,两被告即推翻了股东会决议,撕毁了四人签订的〈股份受让人协议〉和四人与其余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多次在所内暴力行凶,其中一次当着百余名员工将重庆市第一个考试注册的注册会计师、重庆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唯一的市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陈术明打得多日不能下床(注2)。随后,他们以招聘“保安”为名公开招聘打手,强行占据了事务所,将原告“撤职”、“除名”,迫使60%以上的业务骨干离开了事务所。

    为了给他们的抢劫行径披上一件貌似“合法”的伪装,两被告以金钱收买(自称为给“好处费”三十多万元)和代其承担违约责任为诱饵,让多数原股东又与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将已经出让给原告的股份再次“出让”给两被告(以上内容的民事部分见附件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的“查明”事实部分)。原告被迫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及其余原股东签署的协议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被告与部分原股东再次签署的“协议”无效。2001年11月,在重庆市人大的直接监督下,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判决原告全面胜诉。2002年6月,重庆市高级法院在两被告没有上诉立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强行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以一段连两被告都不敢承认的“事实”为“依据”,将这起纯粹的民事案件认定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裁定撤消了一审判决。

    二、二审裁定书公然捏造法律事实

    本案最大的特点是,两审法院裁判结果截然相反,但在法律事实认定上却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二审《裁定书》增加了以下一段内容:

    “天健所股东于2000年9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将新公司章程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报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市注协)审批。市注协于2000年10月13日复函,以其不符合财政部关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办法》中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应有5名以上发起人的规定为由驳回天健所改制的申请”。

    这段“事实”是二审法庭推翻一审判决的唯一“依据”。历史将会作证,这个所谓的“事实”必将成为二审法官们的耻辱柱。请看真正的事实:

    1、所谓市注协“复函”的真实内容:

    复函

    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你所送审《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改稿)》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收悉。经审核发现不符合财政部关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办法》中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即设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有五名以上符合规定条件的发起人出资和事务所实行主任会计师负责制、主任会计师为事务所法定代表人的有关规定,故不予批复。请你所按上述规定整改至符合条件后再报批。此复

    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公章)

    二000年十月十三日

    2、《裁定书》中所谓市注协“复函”的由来。

    事实是,所谓市注协“复函”是两被告为了阻止股东会决议和相关协议的实施采用非法手段骗取来的。天健所股东从未讨论或制定过所谓的“新公司章程”,由于两被告迫不及待地毁约,也未及讨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问题,更没有将所谓“新公司章程”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报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批”。所谓的“新公司章程”和“变更登记申请”完全是两被告非法伪造的,而所谓“报市注协审批” 也是两被告背着股东会非法进行的。正因为此,两被告始终不敢将这份骗来的“复函”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3、《裁定书》增加的这一“事实”既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首先,由于两被告伪造“新公司章程”和“变更登记申请”以及“报市注协审批”都是背着股东会进行的违法行为,因此根本不是《裁定书》所说的是“天健所股东”的行为;其次,上述“复函”清楚地表明市注协并没有“驳回天健所改制的申请”。《裁定书》在“查明”事实中已认定公司股东会决议和四位新股东所签署的协议都是要将事务所改制为“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而市注协在“复函”中并没有对这一改制决定表示意见。所以,《裁定书》的这一“事实”是完全违背事实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两被告没敢把所谓市注协“复函”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尽管该“复函”确实存在),法庭也从未对该“复函”进行质证。按《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这一由两被告通过伪造文件骗取的“复函”,法庭既没查证,也未进行质证,根本不能成为法律证据。因此,《裁定书》增加的这段唯一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因而不是法律事实,也即是二审裁定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作依据。

    4、所谓市注协“复函”不支持二审裁定结论。

    为了支持关于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的结论,《裁定书》列举了以下理由:“但市注协并未批准以上协议”(指原告与两被告及其余原股东之间签署的相关协议);“市注协批准了该协议”(即两被告与其余原股东签署的所谓“第二次协议”);本案的纠纷是因市注协的“审批行为”“产生”的。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所谓市注协“复函”可以看到,该“复函”既没有“批准”或“不批准”任何协议,也未提及股东之间有任何纠纷以及纠纷是如何产生的,二审法官们炮制的这些“理由”的依据又在哪里呢?

    恰恰相反,正是两被告背着股东会伪造所谓“新公司章程”和“变更登记申请”骗取的市注协“复函”本身,铁一般地证明了两被告蓄意撕毁相关协议、推翻股东会决议才是本案纠纷的“产生”根源。将一份两被告蓄意毁约导致本案纠纷的铁证拿来证明本案纠纷“不是”两被告挑起的,除了重庆市高院的主审法官,谁能有如此广大的神通?谁又还有如此的厚颜?

    三、二审裁定结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二审裁定结论所依据的唯一“法律事实”不能成立,因此其裁定结论自然也不能成立。从适用法律来看,该结论更是荒谬绝伦。

    首先,本案无可争辩的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原告的诉讼请求只是要求确认其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确认被告之间再次签订的协议无效,属于自然人这一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不论是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双方争议的内容,都不涉及任何行政主体或行政行为,属于纯粹的民事法律诉讼,这是二审法官捏造再多的“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都改变不了的。《裁定书》关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的结论完全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其次,法庭没有任何理由不对相关协议是否有效作出判决。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股东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需经注协或其他任何部门批准或经批准后才能生效。退一万步讲,即使会计师事务所的股份转让协议需经市注协批准后才能生效,法庭理应判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而不能拒绝作出判决。

    最后,《裁定书》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的“股份转让”“需经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工商局方进行登记”是十足的谎言和卑鄙的捏造。不仅《裁定书》所引用的两份财政部文件《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及审批试行办法》、《关于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审批权限的通知》中根本无此规定,其他法律法规中也无类似规定。

    四、二审裁定严重违反法律程序

    本案另一荒唐之处是,二审法庭的审理是在案件没有上诉立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最后一位被告领取判决书一月后,我方律师到一审法庭查询,法院未收到被告的上诉状。经向高院立案庭了解,也没有立案记录。重庆高院主审法官在回答原告的质疑时,宣称是高院的工作人员误将被告的上诉“登记到来访记录上了”。《民事诉讼法》第147条和第141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重庆高院不顾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强行启动二审程序的做法直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此外,《裁定书》将二审上诉人的理由进行了逐一罗列,而对原告的答辩则一语带过(文字比例为268字比75字),也是耐人寻味的。

    五、二审裁定书逻辑混乱、自相矛盾

    《裁定书》在结论部分引用的法律依据是财政部关于审批设立“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条件的规定,而他们用来支持其裁定结论的唯一“法律事实”却是前述两被告骗取的关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条件的所谓“市注协复函”。在裁定结论中,前面引用的财政部文件明明规定事务所的“设立”和“改制”要经注协审核,随后却毫无根据地加上一个“股份转让”等“亦需经注协批准”;前面规定注协的职能只是“审核”,在后面却变成了“批准”。张冠李戴,鱼目混珠,《裁定书》的炮制者确实是煞费苦心。

    六、《裁定书》炮制者包藏祸心

    非常奇怪,《裁定书》在费尽心机捏造了一段“但市注协并未批准以上协议”的“事实”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股份转让”“需经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的“法律依据”之后,居然没有“顺理成章”地判决这个“以上协议”无效,却偏偏选择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这样一个荒唐而愚蠢的借口。

    其中的奥妙是,两被告清楚他们的行为最终根本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这也是他们在一审判决后丧失了上诉信心的原因)。但他们知道原告最大的弱项是资金困难,当初购买其他股东股份所支付的近200万资金,除部分是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主动筹集的外,其余都是借来的。如果法庭判决这个“以上协议”无效,由于高院的判决是生效的终审判决,原告就可依法收回所支付的这200万元资金,而没有了资金压力的原告会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来收回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两被告需要法庭既不判协议有效,也不判协议无效,使原告既不能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又不能收回已支付的资金。与此同时,两被告则通过将原告“除名”、扣发工资等手段,断绝原告的经济来源。相互配合,从经济上迫使原告自动放弃其合法权利,这就是《裁定书》炮制者为虎作伥的险恶用心。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渝高法民终字第57号民事裁定书是一份裁定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裁定;是一份逻辑混乱、黑白颠倒、极其拙劣的法律文件。什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什么法律的神圣和尊严,什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二审法官们全都顾不得了,他们用自己的拙劣表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推翻一审判决。

    任何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案显然不是一般的误判、漏判,而是一起精心策划、明目张胆的枉法裁判。

    附记:原告曾就该裁定当面质问二审法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披露了部分内幕,包括重庆市财政局向法院施加的巨大压力及部分施压细节,并希望原告理解他们的处境。

    注1:原告起诉书中最初的被告仅为付思福、石义杰两人。后在申请冻结事务所股份时,法庭要求将29名出让股东也追加为被告,因当时工商登记里事务所的股份还分散在这些人头上。

    注2:陈术明卧床不起发生在被毒打的数天之后。根据重庆市第八人民医院医生的解释,“胸腔壁软组织损伤”的特征之一就是疼痛逐步加重。

    附件: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一审判决书等部分材料汇集在以下网页中:http://b174278.xici.net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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