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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泪的世界里──在京上访农民调查报告

【博讯2003年2月03日消息】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学生)

     有一群人,以他乡为故乡,长期与疾病和饥饿相伴,常年奔波在国家机关与新闻媒体的大门口,在失望与希望的交替中度过一年又一年。 (博讯boxun.com)

     这就是在北京城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他们中有令人敬佩的部分,有令人可怜的部分,也有可悲的影子深深的埋藏其中。在这群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据说是百分之八十。他们有着不同的不堪回首的昨天,却有着同样心酸的今天,和渺茫的明天。

     原本上访制度只是我国目前司法制度不太完善的一种补充,却喧宾夺主的成了救命稻草,让一群又一群的农民无助的抓住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今抓住它的农民在背着一身冤屈的同时,却遭受着各种不解、各种白眼、各种驱逐。他们的特殊的生活也使得很多人对他们的不理解,我在与他们的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对他们算是有了一点了解,希望对想帮助他们的人和不了解他们的好心人有一定的帮助,也算我对上访者的一点小小的帮助。


  上访状况的各种分析

     我从接触的近百上访者和大量的上访者案卷中,仔细分析后,找出可信的,保留可疑的,对他们的情况在从不同角度看,归纳了一些共同点。但很多时候,由于上访者本身的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多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使我也很迷茫,因此有些分法可能比较勉强。

     首先从根本原因上来说,我认为有两种,一是历史上的"青天情结"和"告御状"的思维遗留,使他们将希望寄托在高层某个人的批示上或重视上。比如一个河北来京上访三年的农民,因为他的问题在目前还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因此我劝他放弃这条路,但他却断然拒绝,他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出现一位青天来解决他的问题,而那时他已三年和家里全无音信了。而另一位山东的农民则和另几人一起在短短几天了六闯中南海,以至于连卫兵都认识他了,而他闯中南海的理由更简单:没有办法呢。于是重复了古人的"告御状"和"拦御架"。基于这样的目的上访,他们的问题假如真得到了解决,倒是社会的悲哀,是法治向人治的倒退,只会引出更多的上访大军。而另一种人倒是相信法治,但由于目前有些基层的管理比较混乱,导致他们对基层毫不信任,而将希望寄托在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央上,但分工又使得高层不可能过多的去处理繁杂的基层的事,因此案件往往又被往下转,从而,这一部分人的问题就永远成了问题。但不幸的是,在这个循环中,上访者与基层的关系不断恶化,互相憎恨,小问题变大,大问题恶化,最终导致处于弱势的农民不得不滞留北京。

     而造成上访大军的直接原因,我归纳为三种。第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是由于基层干部的违法行径(含不作为)。比如大量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首先是基层撕毁合同而不补偿,相应权力机关则不做出相应处理,甚至于错误处理,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得已的踏上了这条路,到市、到省,一级一级直到中央。而基层在收税费时,基层干部的简单粗暴的作风、无视农民权利的行为、和更多基层干部的不作为将大批的农民直接推向上访。在这一部分人中,部分上访者本身当然也有一定的问题,但我分这一类主要是基于基层的行为是造成上访的主要原因。在第二类中,基层也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是由于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淡漠,或诉讼时无力请好律师,在很多关键问题的处理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重大事实不清,重要证据毁损失去证明力,或诉讼对象根本错误,使诉讼失败。比如四川一养鸡户买了假饲料,他们当时没有保全证据,饲料鉴定报告竟是由饲料厂方做出的,官司自然输了。而现在已是两年以后,关键证据早已灭失,想翻案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在当时,饲料厂方本是外县企业,假如证据能有力一些,在做一些法律技术上的处理,至少不至于败的一败涂地,(在材料中法院的舞弊行为还没有在关键地方表现出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可惜的败给了法律。第三类主要是自创法律和疑为精神病者。有一个青年,将好心人赠与他的治病款项私自挪为它用,好心人得知后收回赠与,青年人不服,认为这笔钱既已捐出,就属于他了,从而告上法院,两审败诉后也加入了上访大军。法院的判决并无错误,但青年以自己理解的法律为标准而上访,自然有不妥之处。至于精神病我只怀疑过一例,是一四十余岁的妇女,未婚,言谈举止不是很正常,有精神病鉴定书,有监护人,她上访是因小学时被无顾开除。当然第三类只是极个别的案例,罕见。

     从上访反映的问题来看,也有三类。一类是可敬的为他人上访者,有举报当地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的,有为当地百姓利益受侵害而挺身而出的孤胆英雄,他们大多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而毫不畏缩,心中揣着一团火向着黎明奔去。第二类则是大多数被侵害的农民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上访的人,他们有惊天血案,也有家庭琐事。第三类人也是很少的,他们的目的不纯,很难以判明动机。比如浙江的一个妇女因几棵树被本村一人砍掉,而当地无人处理,但她提出的要求是将砍树人处以刑事处罚,在材料中多次引用刑法的总论部分,据她称砍树人是当地的一个恶霸,但恶霸也无法因砍树而被处以刑罚,而她说她的目的就是要那人坐牢,即使只坐一天。因此我觉得她的问题在弄清楚前很难判断出她的心态。

     在上访后,便出现了两类人,即常驻者和流动人口。常驻的大多为老访,已将上访作为一种职业,他们的观念已很难转变,让他们放弃上访几乎不太可能。他们又有两种,一是完全留京的,即已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睡在露天或小窝棚里,以拾垃圾或乞讨为生的占多数,也有小部分有一定技术的能打工的,生活稍微好一些;二是一部分每年或每月定期来北京的上访者,他们大多有一定的收入,经济状况稍微好一些,因此生存环境还是强一点。流动人口者一般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他们大部分却不知找哪里儿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只是听别的人说或凭自己的猜测去找某机关,他们有的在失望后,能回去的大都回家了,有的不死心或回不了家了,则变成了常驻的访民。


  对上访者的分类当然有很多途径,我的几个分法也不甚严密,多有重合之处,但大体还是能说明问题,以求能让更多人了解他们。     上访者的心理特征

     上访者所要面对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困境和冤案的痛苦,还有城市居民不满的目光和收容队的随时到来。他们是不幸的,但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呢?除了人的冷漠之外,他们自身也有不少缺点。这种缺点当然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上访者都有,表现程度也因人而异,但和他们交往时提前留意这一点也可使我们多一分理解。

     我觉得他们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由于他们大部分迷信人治,因此依赖心理极重,往往将问题的解决视为他人的义务,当听说哪里儿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是,便蜂拥而至,而且希望立竿见影,这样他们的语气可能让帮访者大吃一惊,甚至于一定的不满。比如一日有上访者找杂志社一位编辑,而编辑当时来晚了一点,不料上访者竟然大为不满的说:"我们大老远跑来容易吗,他能不接待吗?还让我们等了这么久!"有些第二次来杂志社的人甚至会说:"都几天了,我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幸好杂志社的人经常与他们接触,非常了解他们,换了其它人,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其二,大部分的上访者多是从平静的生活中突然跌入了另一个极端的世界,因此心态很难调整过来。在现实与梦想的巨大差距间,很多人的心理不平衡,在自己的材料中不少人都注明:中国第一大冤案。他们极力的期望自己的是件大事,这样便会有高层人来重视这件事。这种想法左右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也被这种思想所左右,认为没人重视他的事情是很错误的,因此他们提及自己的事时有时会有过多的主观渲染,使他们的诉说也变得支离破碎。而在这种思想的暗示下有时会上一些重要部门乱闯,因而常常引起事。

     第三,他们非常的执着,但想法过于简单。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上访能解决问题,即使有时候他承认上访是没有一点用的。关键在于他只认识到了这一条路。我经常劝他们换一个想法,在空闲时间想想还有什么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但在他们的眼中,不上访的对立面只有一个----同归于尽。我在向他们介绍一些别人成功的通过其它方式解决问题的经验时,他们大都边摇头边一口一个不可能。

     第四,也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即轻重不一的焦虑证。他们在哪里儿都找不到安全感,几乎对社会丧失了信心,经常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其它人。当我走进上访人聚居的地方时,那种冷漠的、怀疑的眼光让我恐惧,让我心酸。他们怕一切,即使我是想尽我一点微薄的力去帮助他们。他们有的知道谁也不能真正帮他们,却忘了单靠他们自己也是无济于事,而拒绝一切外来事务也就将他们与世隔绝了,没有人知道在今天还有这样一群人这样活着,只将他们视为盲流,视为城市的垃圾。

     他们作为边缘人而活着,谁能将他们带回主流呢?他们自己是不能了,只有靠我们,而我们只有先放下自己的价值观后才能更好理解他们,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我希望我或多或少的放下了一些,我的理解或多或少对他们能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转自国内某网)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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