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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则鸣

非法留城的自然死亡(户口问题)

【博讯11月20日消息】 九哥 于 [博讯论坛] 评: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我们只能暂住?

《大冒哥》

(非法留城的自然死亡)

2001年4月

我的文章《我见到了国王》一出笼,日本报社记者山本就找上了门。

“九哥我,从世界的中国湖南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世界最底端的澳洲墨尔本、又从墨尔本到了世界最上面的挪威奥斯陆、即而又到了斯达汪尔、贝尔根、又从贝尔根到了中国隔壁日本名古屋。”听着我的自我介绍,山本先生皱起副滑稽的面孔。

“只听说中国人移动一步都如何之难,你小子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山本先生的表情告诉了我他想说的话,但比一般的记者高明,他只问了我下一站准备去哪里。美国?不。台湾?、、、反正现在还没准备去哪里。Gone with the wind(随风飘游)

“有没想过回老家湖南呢?”山本先生问了个很意外的问题。

“有没想过回老家湖南是一回事,回不回得了老家湖南又是一回事。”我说。

“什么的意思?”他问。

“我没有湖南户口啊。对了,有没听说中国有关户口的事?”

“户口?什么干活的东西?”

“简单地说,就有点像日本,或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的地区人口登记。”

“你去登记一下,不就行了。”

……接下去是十几分钟的“中国户口常识讨论”,但他不是中国通,我也不高明,搞了半天还是没讲清。

事后,“湖南户口”闹鬼似地缠着我,于是又想起老家湖南为了户口而丢了命的大冒哥来。

大冒哥是臧阿姨的大儿子。

我同臧阿姨的关系,当然是因为她的女儿小瑛。认识了臧阿姨,才知道还有与妈妈不同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瑛又只能算是个“介绍人”。

大约是1970年,我刚读完初中,还不满十六岁,身体还没长成形,就被祖国需要到了一家房屋修建公司做付工。(就是为砌工送砖、送灰、搭架子,总之是最革命最锻炼人的体力工)

一次、我回周南母校看了文艺演出“白毛女”;看到扮演“喜儿” 的小瑛,便立即找到了“大春”的感觉;于是,很快和小瑛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友情。”(“喜儿”和“大春”最好懂的解释,就是中国的“罗蜜欧”与“朱丽耶”)

也正巧,我做事的工地离小瑛家很近。于是,一有空就往小瑛家躲。尤其是与小瑛妈妈臧阿姨见面后,更是没空都要抽空,挤空。在她们家里,有我感情和身体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营养:母爱、子妹爱、少男少女只敢牵手模头发的爱;当然、还有饭菜。(吃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要交一点伙食费)大约只有半年的工夫,我对小瑛家的剪刀、扇子、味精酱油放在哪里,比母亲家还顺手。

找到小瑛家,我是如鱼得水。而小瑛家,却并不缺儿子。因为她有个大姐夫,又高大又英俊。每次碰到和他一起吃饺子,我那一份就不用放醋。当然,小瑛还有两个哥哥:大冒和小冒。

70年代初,像全中国百万知青一样,大冒和小冒也光荣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所以我很少碰到他们。

那天,我照常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照常把手伸到老地方,却没找到钥匙。(一般这个时候,小瑛家是没人的)我试着把门推开,只见有人蒙着头在床上打滚。我把被子一揭,是大冒哥。他满头大汗喊胸口疼。我问他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我便除了帮他一起出汗,就是出自己的汗。

小瑛回来后告诉我,她大哥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发起来就这样。一阵一阵的,查了好多次,也不知是什么毛病。(不过,她再三说明此病不传染)也因此、大冒哥下乡时,医院没给开“有病留城”的证明。大冒哥下去后,多次发病,给当地农民添了不少麻烦,被多次退货。但回家去医院再查,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上次,我陪哥哥一起去了医院,找到那位从小为哥哥看病的老医生,可有位姓左的年轻医生,对着正在给哥哥作检查的老医生说:‘查了这么多年都查不出什么病,那就是装病。治这种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开证明。’”(怪不得我问大冒哥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

臧阿姨决定把大儿子留在家里,养起来。所以那一段,我常见到大冒哥。真的,没事的时候,他像普通人一样:做家务、刷房子、打牌;时而还帮帮邻居李爹爹买买煤什么的;甚至、偶尔还出去做个吧小时临时工搞包烟钱。发病时,我也开始习以为常,甚至学着小瑛安慰不知内情的人:“老毛病,不会传染的,不必惊慌。”

如果大家听了我的劝告,都不“惊慌”的话,也许,大冒哥还残有一条命,大家也用不着为我这篇文章而伤心。问题是,没过多久,地区知青办就“惊慌”起来。三番五次做家访,十分耐心地说服教育臧阿姨:“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儿子有病,只是上头有政策,没有证明就算非法留城。你一个人可以非法留城,那别的知青也可以非法留城。这样一来,走出门,不就满街都是非法留城的知青!一查起来,谁带的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革命呀!一家出个反革命,全家都要受牵连啊。我们邻里邻居十几年,总不能看着你老臧走到那一步。”

对于臧阿姨,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再把儿子送下乡,就可能是把儿子送上天;而想把儿子留在身边多活几天,那就是反革命,也是死路一条。

这时大冒哥有个朋友也在,他很天才地说:“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不就是张病退证明吗?” 说得那么轻巧。如果是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只要肯出钱,办法总还是有的?可那是什么年代,人人都讲觉悟啊!“病退证明”,谈何容易。

大冒哥的朋友又解释说:“大冒又不是装病,他确实有病。这个医院医生查不出,可以换一个医院,找一个能看得出病的医生看。”当然、这么英明的主意、在当时也只是愚蠢。那是什么年头,能看得出病的医生都在改造思想,要喂猪种菜养活一帮看不出病的医生。

、、、、、、

那天,我又像往常一样,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才进大院,就撞到小瑛家的邻居李爹爹:“大冒崽发病了,小瑛一家人都去红旗医院了。”

我赶紧跑到红旗医院。

急诊室挤满了小瑛家的朋友、邻居。在门口,大冒哥的那个天才朋友把我叫住。他告诉我大冒肯怕不行了,让我暂时不要进去。我只好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臧阿姨的脸,一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脸、、、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小瑛的背,颤抖着,一定是在哭。我觉得她此时一定很需要我的肩膀,于是没顾劝告,走了进去。不知为什么,小瑛没用我的肩膀,只向我借了条满是汗臭的脏手巾。

这时,一位很帅的年轻医生从手术室走了出来。(听小瑛介绍,他就是左医生)大家一涌而上:“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不有希望???”他很镇静,很有风度地:“有直系家属在吗?”(回忆起来,他好像是在演戏)大家把目光转向臧阿姨,臧阿姨示意小瑛,小瑛看了看我。于是我牵着小瑛向前走了几步。脑子里浮现出什么作文中的句子“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

左医生看着我们:“你们是死者、、”他猛咳嗽了一下,“病人的什么人。”

我抢着回答:“这是他妹妹。”

“那你呢?”左医生看了我一眼,又很后悔地把眼光转向了小瑛。“我、、我是、、”

这时臧阿姨不耐烦地像左医生挥了下手,那意思可以是:“他也是我家的。”也可以是:“问那么多有什么用。”究竟是什么,我也没搞清,但好像左医生清楚了。他把我们带进另一间房间。

左医生先卖了一通关子,讲了一大通我们听不懂的术语,眼睛却一直研究着小瑛高高顶起的胸。终于,他讲到大冒哥心脏好像是有什么先天异常。

“可以开病退证明吗?”我很急切地问。

“当然可以,如果抢救得过来的话。” 左医生说着,突然、抓住小瑛的胳膊,建议给她听听心脏,说怕万一她也有什么先天异常,并提出为了保险,立即给她开有病证明。(小瑛正好中学毕业,也面临着下乡的光荣)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觉得在这种时候,加这么些玩意儿,很是无聊。只可惜,事实就是这样残酷,那左医生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无聊的。具体的就不讲了,反正小瑛不肯让左医生碰她的胸,只好叫左医生转过背去,让我帮她从后面解开、、、左医生看着我要吃人的样子,才没有坚持进一步对小瑛作更全面的免费检查。

之后,左医生像熟背的书一样:“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救病治人,但科学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请家属要作好两手准备。”

我正要问“两手要作什么准备?”被小瑛推出左医生的门。

、、、、、、

出门口,正巧小瑛的姐夫赶到。不等我去跟臧阿姨汇报,他把我拉到一边:“医生说了什么,你告诉我就行了,不必再惊动岳母。”(我很喜欢他用了“岳母”这个称谓,这让我觉得我们很有点连襟的意思)

然后,就只见小瑛姐夫里里外外地奔,找这个说几句,找那个交代点什么。终于,再找到我时,才问:“你除了西乐小提琴,还会不会别的什么中乐,比如、锣鼓琐拉什么的。”

、、、、、、

大冒哥的尸体就放在小瑛家后面的小坪里。头一天,放鞭炮,请吃饭,送小礼,到了晚上再点些蜡烛,很有那么点意思。第二天,开始清闲起来,我便和小瑛,还有一帮小朋友守在旁边。最后那天,风吹灭了蜡烛,天再下点小雨,显得更是冷清。

我一直自愧自己不会中乐的锁拉锣鼓,借此机会,用小提琴吟了一首如哭似泣的《叙事曲》,算是为大冒哥送了终。

后记:

毕业后,小瑛虽没病,但拿着左医生的证明,免了下农村。

后来了解到,其实大冒哥还没到医院就断气了。什么解剖、抢救,还有左医生的查看小瑛的胸、“救病治人”云云,纯属狗屁。

而发病的原因,谣传是大冒哥叫了一个哥们,好像还是个什么光脚医生,要他朝自己的静脉里注射一种什么药,据说这样可以使病状更明显,就如意算盘地可以开到病退证明。还听说这种方法既成功率高又保险。只可惜大冒哥不走运,在注射的同时心脏发病,才冤送了条命。“一针下去,几秒钟,你大冒哥就像根电杠一样倒了下来,连吭都没来得及吭一声。”

当时,我很仇恨那个把针头插进大冒哥血管里的家伙,“是他杀死了大冒哥。”甚至要去揍他一顿。但有人劝住我:“你不要帮倒忙好不好。大冒是为了非法留城,才遭此不幸。不追求家里人的责任,还弄了个“自然死亡”,已经很便宜了、、、”

“留城”当然是“非法”,因为是在中国!

也不对,根据我母亲的自传,3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她曾跟着外公,反复多次自由地从湖南逃到湖北,又从湖北逃到湖南。

那就只怪大冒哥生不逢时,生活在“留城”就是“非法”的年代。这么一来,那个外国反动文人的名说:“在新中国的笼子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飞翔”也被证明是一派胡言。

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会做一些错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错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个土生土长的土城里。

不是说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国家吗?如果真的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城乡差别,没有了国家,人不就可以像动物,或远古的猿猴一样,自由自在地到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了吗!

其实不要到共产主义,中国种的我,就因为换了张带蓝十字架的红户口,也可以自由地到挪威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生活。欧联盟以后的现在,我还可以自由地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生活。将来,国际联盟了,我应该还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生活。而最近这一阵子,我选择了在日本生活。

本来,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和什么人一起生活,应该是做人最最可怜的权利。

好在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改革开放,加速大步地搞现代化。这样,我们炎黄的子孙们,总有一天,也会有希望活得有尊严和自由,比如、等实现了共产主义,或回到猴子的远古。到那时、“非法留城”也该“自然死亡”了吧!

九哥于日本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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